佛教自傳入中國后，素有別稱為“象教”（形象教化）的佛教，以其生動形象化的散（散文敘述或議論）韻（偈頌）結合的佛經文學語體，以及其中的傳記、譬喻、寓言、神話等，對中國文學注入了新的血液；造像功德說和佛像的傳入，開拓了中國石窟藝術的興起和繁榮局面。佛教的某些概念，也為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理論帶來了新的轉折。以下僅就禪宗與中國文學藝術的關系略說一二。

　　禪宗自中唐至宋代日漸興盛，廣泛地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睞，居士禪應運而生，如宋代周必大在《寒巖什禪師塔銘》中所說：“自唐以來，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當時大多數的文學家、藝術家都好談禪，或引禪入文，或援禪入詩，或以禪論書、以禪論畫，等等，可說是蔚然成風。

　　“意境”（或稱境界）是中國歷代文學和藝術借以衡量作品高下、優劣、成敗的最重要的范疇。“境界”，在唐代玄類譯的《成唯識論》中講得很多，姑且不引證。僅就禪宗來說，“境”（或境界）在禪宗看來有三個層次：（1）一切境（或境界）都是虛幻不實的，如《中峰和尚行錄》中說：“說時似悟，對境還迷。”又如《元賢廣錄》中說：“則此境界，直如龜毛兔角，但以妄念分別，故虛妄有生耳。”（2）認識所達到的境地，如《五燈會元》卷二十“凈慈彥充禪師”條：“……忽有個衲僧出來道：既是善知識，為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3）修行覺悟者對于事物真實相的認識體驗，如《五燈會元》卷二十“云居法如禪師”條：“一法若有，毗盧（佛）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里有無俱遣，得失兩亡，直得十方諸佛不見。”凡此種種，不一舉凡。

　　唐代王昌齡在《詩格》引入宗門的“境界”說，并明確提出“意境”概念，他說：意境“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劉禹錫進一步發揮，認為“意境”即是以少總多，并提出“境生于象外”之說。宋代李涂在《文章精義》中說：“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明代王士禎說：“氣從意暢，神與境合。”畫家董其昌將畫室自命“畫禪室”，并說：“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清代布顏圖在《畫學心法問答》中說：“曰：山水不出筆墨情景，情景者境界也。古云‘境能奪人’，又云‘筆能奪境’，終不如筆境兼奪為上。”近代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了“造境”、“寫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之說，他認為“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他又在《元劇之文章》中指出：“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間，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

　　在古代文論中，李贄的“童心”說，袁宏道的“性靈”說，王士禎的“神韻”說等，都與禪宗的“明心見性”主張有關。

　　禪宗的“頓悟”禪法，對于中國文學和藝術創作中突發靈感的悟性有很大的啟迪。有人說創作靈感是長期積累，偶然得之，不無一定道理，也可以看作是由漸修到頓悟的過程。

　　歷代宗門中涌現出了不少杰出的詩僧、畫僧、書（法）僧，他們將禪融入于文學和藝術實踐中，同時也將文藝作為參究禪道的一種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