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桂明先生著《中國居士佛教史》的出版，可謂近年來中國佛教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就以“居士佛教”作為系統研究的契入點來說，潘著不失為開創性著作，令人耳目一新，亦為佛史研究拓展了充分的想像空間。最年幾年，僧俗兩界圍繞居士在佛教未來發展中的定位和作用這一問題，進行了積極思考。潘先生立足社會文化史和佛教史這一大背景，對中國居士佛教的結構，發生、發展過程及其一般規律，進行了客觀如實的考索，同時為澄清某些有爭議性的問題提供了史證。

　　居士佛教作為一個獨立問題被提出，大約是在明朝時期。一方面因為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轉型和定位，以及僧侶義解佛教的沉默，客觀上刺激了居士主體意識地覺醒。另一方面，僧俗兩界已經充分認識到國王大臣對佛教的外護之功。思想史上，居士佛教的突顯還取決于儒、釋、道三教之間的論爭和交融，尤其是知識階層站在主流思潮的立場對佛教所進行的考量。中村元等著《中國佛教發展史》指出，居士佛教在社會上開始盛行起來，是在明末云棲袾宏等的布教活動之后。晚清及民國時期，諸多義學居士為保護和振興佛教搖旗吶喊，同時在佛典整理、佛法詮釋等方面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居士在近代佛教義學復興運動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致使歐陽竟無等人，對長期固定下來的“僧主俗從”模式提出質疑，甚而發出居士亦是僧類，居士亦是福田等驚世語，引發一場民國佛教史上的大討論，這場爭論至今仍未停止。

　　潘著似乎并未糾纏于上述爭論，只在察證史實的基礎上，用史料來說話。首先，潘先生界定的居士概念指佛教的全部世俗信徒，而居士佛教，意指居士的佛教信仰、佛教思想和各類修行、護法活動。佛教居士層群的社會角色，有帝王及王室成員、宰官顯貴、文人學士以及廣泛的民間群眾，與此相應，居士佛教也呈現出三個層次：帝王的佛教活動，是對帝王及王室成員的佛教生活內容的概括；士大夫佛教，走的是一條義解體證之路，他們通常是在對佛教與儒、道等諸種社會思潮的比較中，來理解并認同佛教；民間佛教，基本成形于兩宋時期，體現了佛教在民間的生存實態，也是佛教廣泛深入中國社會的標志。清紀曉嵐總結佛教有兩個社會信仰層次，一為“檀施供養之佛也，為愚夫婦言之也”，一為“明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紀曉嵐文集》第2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476頁），即所謂的精英佛教和民俗佛教，前者落實于智慧解脫；后者表現為供施拜禱以求興福祛禍。潘著涵攝三支居士佛教，但將士大夫群體規定為“佛教居士的主體”，敘述的重心也集中在士大夫的佛學素養和三教爭論中的思想調諧作用。同帝王佛教和士大夫佛教相對應的是民俗佛教形態。民俗佛教在宋代的興起，標明佛教經歷一千余年的弘傳已經廣泛深入人群社會，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同時也因其民間性及對其他宗教形式的雜揉，模糊了佛法重心靈覺悟的真義。

　　就佛教本位的視角看，居士佛教作為佛教系統的構成要素之一，有其特殊的發生與發展理路，居士與僧侶，作為佛教事業的兩大支柱，雖具有共同信仰，但各別之身份和生存環境，決定他們在佛法踐履、弘揚及護持層面，必表現出不同的作用和意義。就社會層面看，居士佛教體現了傳統的主流思潮和民俗心理對佛教價值取向的認同。居士佛教的“三支”，分別對應政治、思想和民俗，表現為中國社會三大階層的佛教生活特征。因此，居士佛教研究，不僅為解讀佛教文化拓展了充分的想像空間，而且是從佛教角度來分析傳統人文心理和世俗文化生活特征的重要契入點之一。

　　其次，潘著結合中國中古歷史的發展，描述了中國居士佛教的動態過程，即發端于東漢三國，滋長于兩晉，壯大于南北朝，繁榮于隋唐，全盛于兩宋，遼金元時期表現為演進的態勢，明代為反省時期，清代為維系階段，近代則反映出改革的動向，每一階段都表現出自身的特點。通過對居士佛教信仰、修證、解義及護持等活動的敘述，集中闡釋了居士佛教各階段的基本形態，并分析了居士佛教特色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潘先生認為，中國佛教的興衰是與中古歷史的興衰相呼應的，居士的參與，雖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佛教的衰頹之勢，卻難以徹底扭轉敗局，因此，“近代佛教復興”的提法尚值得商榷。

　　第三，對于居士，社會生活才是根本，只是在尋求現實超越的路徑時，歸心于佛教，并由此展開實際的修行、護法與護教活動。把握居士佛教，應從其與僧伽與社會的關系中，從其對宗教修行生活和社會生活之間關系的諧調中，辨析其個性，理解居士生存的一般特點。居士的佛教修行活動，基本凝聚在僧團尤其是高僧的周圍。歷史上，居士與僧侶不僅不存在根本對立，而且水乳交融。潘先生根據史實，確認了僧俗關系的歷史定位，他說：“以道安教團的居士佛教團體形成為發端，中國歷代居士及其居士佛教活動都與該時代的高僧及僧團相聯系，互為表里，相互影響，共同發揮，乃至俱榮俱衰。這也是中國居士佛教史的一大特色。”潘著基本以當代高僧為中樞，著重敘述居士的外圍活動。

　　第四，就佛教史學來說，關于僧侶活動的記載，若僧傳、宗門史以及通史類著述，蔚為可觀，且已形成一定的規模體系和史學方法，有關居士佛教的記載，則散見于各類典籍之中。明代方出現有關居士的專門著述，但僅局限于人物傳記及宗門范圍。晚清居士彭際清有鑒于此，始有撰集《居士傳》之舉。潘先生立足現代學術方法，對居士佛教史料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僅據書末所列各類內、外典參考文獻，就達三百五十余種，文中具體引證的資料更是不計其數。歷史主義的敘述方法，保證了著述的客觀性與公正性。

　　居士佛教史作為專門史研究，其根本任務是理清居士佛教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其深層意義則在于明晰居士與僧侶、居士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并由此對居士佛教理念獲得認識，并明確居士佛教的獨立品格。《中國居士佛教史》選取佛教居士群體作為研究視角，為佛史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思維向度，且有助于解讀傳統社會文化和人文心理，因此，這一研究課題具有理解佛教史和文化史的雙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