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展示自己力量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提供社會道德的源頭之一。直至十九世紀后期，佛教成了近二千年中華歷史上唯一能在中國站住腳跟的外來文化。自東漢起，佛教就成了中國社會影響最廣泛的宗教，并且逐漸與儒家和道教相融合，成為中國主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當然與它在社會上發(fā)揮了道德功能分不開。然而佛教道德倫理思想的內容實質如何？其來龍去脈又如何？它是怎樣在中國社會里發(fā)揮作用的？雖然在討論到佛教社會作用的很多著作里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提及，但全面地、深入地、系統地對此進行探索的，當推業(yè)露華先生的《中國佛教倫理思想》一書。

　　說起中國佛教的倫理思想，一般的論著往往多著眼于佛教的倫理道德觀念是如何同中國社會結合和如何應用于中國社會的，這些當然要談，恰如該書一些章節(jié)所概述的。但對一種完整的意識形態(tài)來說，這些僅是“目”，促動這些結果產生的根因，可稱之為“綱”，即郭象所謂“理根”者，卻是問題的關鍵。《中國佛教倫理思想》首先是抓住了這個關鍵，即把善惡之分作為佛教倫理的最基本原則。指出“佛教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思想，集中體現在佛教的善惡觀中。佛教的善惡觀是佛教道德的價值取向，是以佛教的宗教教義為準則作為價值衡量的標準”（第3頁）。這樣，綱舉目張，佛教倫理思想的源流本末就看得一清二楚了。然而善、惡二字雖然簡單，但要把佛教的善惡觀說得明白卻并非容易。該書第2章里首先對巴利文佛典詞語進行剖析后，得出原始佛教中“善是能得到好的果報的事物”，“惡是得不到好的果報的事物”的結論。其次又分析了它們的許多衍生義，如二善、三善、四種善、七種善等等。再次討論了佛教善惡觀在中國的發(fā)展，包括語言上和思想上兩個方面。后者又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順益為善，以違損為惡”；第二類為“以順理為善，違背佛教所說之理為惡”；第三類系“以體順為善，體違為惡”，這里的“體”指的是佛教的“真如之體”。值得注意的是，此僅是該書中所列舉的佛教諸種善惡分類法里的一種。其它的善惡分類也一一予以介紹，讀者可以在比較中體會這些差別所反映出來的意義。從第3章起，該書進一步探討佛教對善惡的心理活動分析和如何對善惡的超越，并聯系佛教的輪回思想與佛性論將其善惡觀念的理論實踐主干枝葉都說得清清楚楚。如提到后者時說：“佛性論問題討論的實際上是關于人能否實現佛教的道德理想和能否達到佛教道德的至善境界問題。有沒有佛性，關系到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實現佛教的道德理想以及佛教的道德規(guī)范，道德說教有沒有依據等一系列問題”（117頁）。然后又將筆鋒一轉，從比較印度佛教中的善惡觀與中土傳統的善惡觀，到二者如何在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下互相影響融匯，形成了新的中土善惡觀，以及它們的宗教意義和社會意義。

　　在敘述通過佛教結合中、印兩種文化的善惡觀互相影響時，單單是對現象進行羅列，還是對融合的機理進行深入的剖析，給讀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前者即使是完整無誤，也僅是給予一種知識，而后者需要分析、歸納、推理、演繹，并通過這一系列的過程給人以智慧，因此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中國佛教倫理思想》就做到這一點。如在佛教受到儒家忠孝思想影響問題上，一般論著往往舉例說明了之，而該書所論則比較全面，除論述 “佛教之孝乃出世間之孝，以救渡父母出離生死為要，并視此為孝之大者，為孝道之根本”（252頁）等基本觀念外，很有些獨到精微之處。如指出《盂蘭盆經》是“將佛教的孝道觀與祖先崇拜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更加適應中國社會廣大民眾生活的需要”（166頁）；再如提出是明僧契嵩“把孝這一中國傳統道德范圍的核心納入佛教戒律的范疇”（183頁）；又如認為“佛教的孝是與報恩思想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行孝是為了報恩，這是佛教孝道觀的基本思想之一”（188頁）；以及“佛教的孝道觀還建立在平等觀的基礎上。……在這種平等觀基礎上建立的佛教孝道觀，在孝的實踐上，并不僅僅是由下而上的侍奉和順服的關系，而是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的結合。這是佛教孝道觀的一大特點”等等。其中有些觀點雖前人已有所提及，但系統地加以比較分析，引人思考，最后予以歸納總結，則是該書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還以專門一節(jié)的篇幅談及佛教的經濟倫理思想。作者在概述了佛教對經濟觀念的變化后，指出佛教為了適應在中國社會里存在的新情況，強調了從事經濟活動的六種“非道”，即禁止佛教徒使用六種謀取財物的不正當手段，從而確立了佛教信徒的經濟活動倫理規(guī)范。這是以往學者所罕有論及的，可見作者視野之周到。這也是該書的另一個特色。《中國佛教倫理思想》雖然以佛教倫理觀為主題，但由于這問題實際上涉及到佛教全部人生觀與世界觀。因為作者“注意佛教倫理思想與整個佛教教義學說之關系”（6頁），所以為了把問題講深講透，作者結合行文，有機地把有關的佛教基本概念予以簡要適當的介紹，并和中國傳統思想進行對照。因此讀者閱完此書之后不僅對佛教的倫理觀有了深入全面的認識，對整個佛教哲學乃至中國文化要義也會有初步的了解。這是該書能被雅俗共賞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任何一本書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中國佛教倫理思想》中也有些地方可待改進。如對佛教倫理觀在中國的發(fā)展過程，在總的時間次序上不夠鮮明。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也比較概念化，沒有充分注意到自漢魏到明清，中國社會也有著很大的變化和差別，以及這些變化和差別對佛教倫理觀的發(fā)展所帶來的影響。而且既然以“中國佛教”為題，就理應包括藏傳佛教中的倫理思想，甚至應該包括特殊的云南地方佛教中的有關部分。當然這或許是因為被書的篇幅所限，或許是遵循前人使用“中國”概念的習慣，但不管怎樣，我們期待著在該書再版時，拾遺補闕，于內容上更有所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