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相傳永明延壽作有“禪凈四料簡”，使禪凈雙修成了延壽《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唯心訣》的唯一主旨，而倡“唯心凈土”則成了延壽一生最大功績。但考察延壽《宗鏡錄》的主旨，乃是“以心為本”，絕對是站在禪宗的立場上，認禪宗為不二法門，以禪宗之“心”去融會全體佛法。延壽不是單一提倡狹窄的“禪凈合一”，而是更大范圍地提倡“教禪合一”；不是單一提倡“唯心凈土”，而是更廣泛地號召“萬善同歸”。這才是延壽著作的主題和核心，也是延壽一生的功績所在。

　　“四料簡”之立論，絕不止于禪凈合一。對其出處，大多數人避而不談。其濫觴應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獨庵道衍（即姚廣孝）編《凈土簡要錄》并賦《諸上善人詠》：“（延壽）有《宗鏡錄》一百卷行世，有四偈勸禪人兼修凈土。”行文含糊其事，但二者前后相連，頗會令人視為一事。至清僧濟能，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撰《角虎集》，則直言：“（延壽）為《宗鏡錄》一百卷，中有四料簡。”

　　延壽的佛教立場，是教禪合一、萬善同歸，還沒有到單獨的禪凈合一階段，更不用說如“四料簡”中那凈高于禪的思想了。在《宗鏡錄》中，延壽將凈土置于禪宗及圓教之下。直言之，凈土尚不夠圓教之資格，何能想像同一書中會出現“有禪無凈土，十人九蹉路”的話？較早的佛教典籍如《宋高僧傳》本傳、《景德傳燈錄》本傳中都沒有“四料簡”。凈土中人，如四明知禮、慈云遵式、元照、居士楊杰等人宣揚凈土，不遺余力，但他們的著作中，沒有一處提及過“四料簡”。這種情況至飛山戒珠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撰凈土《往生傳》時，尚未改變。然而，到宋神宗元豐六年（1084），王古撰《新修往生傳》中，收入了唯一的一位禪宗中人，即是永明延壽，且在其背景中安放了凈土行的主題。但即便如此，也未見“四料簡”。當時距延壽逝世正好110年。從此之后，禪凈兩家，各持己見。凈土宗方面，直至南宋慶元六年（1200），石芝宗明（1151～1214）編《樂邦文類》，增添了延壽抓閹決定修習凈土的故事，但仍無“四料簡”。志磐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撰《佛祖統紀》，也還只有抓閹故事，而無“四料簡”。延壽之后350年，元僧天如惟則撰《凈土或問》，對“四料簡”一首一尾著意闡發，使延壽儼然有凈土宗祖架勢。這是最早的關于“四料簡”的文字。明洪武十四年（1381），獨庵道衍撰《諸上善人詠》，洪武二十六年（1393）大祐編《凈土指歸集》，洪武二十八年（1395）妙葉撰《寶王三昧念佛直指》，都把“四料簡”掛在永明延壽的名下，放在極為突出的地位，一句一句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明。從此以后，率成定論。

　　可見，“四料簡”的問世，最早是在元末明初，其出現與當時的凈土宗興盛有很大的關系。（明奘摘自《禪學研究》第4期，153～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