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期的廬山蓮社，是以慧遠的佛學素養和高僧典范為基礎，以寺院為中心，凝聚起一批僧俗知識分子，這在當時佛教界畢竟屬少數，以至今天很少能見到這類法社的資料。而自南北朝以來，在廣闊的農村和市鎮中活躍著的“社”或“邑”這類佛教組織，通過組織講經說法、寫經誦經、供養僧眾、雕刻或鑄佛像、整理布置石窟、建筑佛剎、組織節慶等活動，把佛教推廣為整個社會的群眾運動。游俠在《金代佛教》中指出：“一般社會對于寺院佛事的支持，也仍沿遼代遺風，以邑社的組織形式，集資為寺院補充道糧或建置藏經，以及舉行種種法會。如興中府三學寺的千人邑會，就是專為維持寺眾的生活而組織的，規定會員于每年十月向寺院納錢二百，米一斗，這不僅以維持寺院經濟為目的，還兼有推廣佛教信仰的作用。”【《中國佛教》第1冊，知識出版社，1980年，97頁。】

　　唐代趙州從諗禪師在柏林寺有如下一段對話：

　　這種為眾生解放而甘下地獄的菩薩精神，恐怕無法為大多數邑眾所接受。從“書名上碑”者中高三公、范七哥、段四郎一類稱呼來看，邑眾多為文化水平不高的下層民眾。因此，他們的需求和愿望，往往在事實上制約著中國佛教的發展方向。玄妙圓融的形而上之理，必須落實到形而下之凡人俗事，所謂“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舍”。形成“三千邑眾”的直接原因，是為了“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諸佛，令一切瞻禮”：

　　“空有雙拂，二諦無我”的最高境界，只有通過六度萬行的修行才能達到，對廣大民眾來說，就是“藉相生善，稱名修因”。“三世諸佛”是指過去莊嚴劫之千佛、現在賢劫之千佛以及未來星宿劫之千佛，合三劫為三千佛。據《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等記載，三劫三千佛于因位時，聞持五十三位佛之名號，即得超越無數億數生死之罪。故眾生欲除滅四重禁罪、懺悔五逆十惡等，應勤禮敬五十三佛名號。社邑中的重要活動佛名會，即指據此經之說而行之法會。稱念佛名，念念與實相契應。“夫聲為眾義之府，言皆解脫之門。一切趣聲，聲為法界。”

　　碑文引《法華經》“若人散亂心，入于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指出：“一聲尚爾，盡成佛道，況于多稱、塑佛像者哉！”更引《造像功德經》，說明不論或畫或塑，或繡或鑄，或大或小，制造佛像，即可常劫不墮惡道，求生善處，恒遇諸佛，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智惠福德，人相具足，世所稀有，離諸疾苦，一切病痛，皆悉不受，乃至無上佛果菩提，亦可得證。

　　佛法的理想是神圣的，但神圣的理想是通過世俗的群眾和世俗的手段實現的。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僧俗共同實行普度眾生的原則，社邑這種組織提供了實現這種原則的場所。不論貧富貴賤，俗人通過加入社邑這種媒介，為自己積累獲得解脫的功德。可以說，為求自己及家族的現世和來世利益而作功德的愿望，構成了維持社邑經濟及佛教藝術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