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從一開始，就向知識精英和大眾佛教兩個方向發展，并建立了相應的組織形式。南北方社邑的組織和活動內容并不盡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是以僧人為精神導師，由地方士紳豪富領銜，而由廣大信徒集資并定期活動的佛教組織【龍泉：《漢地教團的建立及早期組織形式》，《法音》，1996年第8期。】。

　　“大金沃州柏林禪院三千邑眾碑”，為我們提供了距今830年前的佛教社會運動的一份珍貴史料【此碑現豎于河北省趙縣柏林禪寺普光明殿后，筆者1996年8月應邀為由中國佛教協會和河北省佛教協會共同舉辦的“第四屆生活禪夏令營”授課時，獲贈錄自《趙州石刻全錄》的《大金沃州柏林禪院三千邑眾碑記》影印件。】。此碑由柏林禪院住持，“都功德主當院傳法沙門”清昭和“副功德主優婆塞”田進、賈德、李和共同領銜，率三千邑徒，立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原置于柏林寺天王殿下，高一丈四寸，寬三尺七寸八分，趺沒入土中。碑文由本郡離塵院住持行滿撰，共三十六行，字長八分，寬六分，額字長二寸，寬二寸五分。碑陰題名凡三十五排，末寺僧題名一排。

　　在清昭之前，前任住持亦“攝三千邑眾”。他“利生接物，方便頗多，道化緣厚，攝三千邑眾，同會修因，慈悲利樂，普濟無邊，愿心弘廣，孰能可比？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諸佛，令一切瞻禮”。尚未完工，即掩化別世。清昭為其門人，“承先師預垂之愿，待本師和尚之緣，再率三千邑徒，書名上碑。遂有優婆塞田進、賈德、李和，同結妙因，塑像妝飾”。這兩批邑眾都以柏林寺的住持作為精神導師。

　　在遼、金時代，盛行著所謂“千人邑社”的組織。這是地方信徒為協助寺院舉辦各種佛事而結成的宗教社團，隸屬于寺院，由寺內有德望的長老領導，下設都維那、維那以及邑長、邑證、邑錄等職【參游俠：《遼代佛教》、《金代佛教》，《中國佛教》第1冊，知識出版社，1980年。】。

　　碑文所稱“三千邑眾”是一個約數，據筆者用電腦統計，實際為2048人，分布在沃州城鄉（372）及平棘縣（433）、寧晉縣（359）、贊皇縣（337）、柏鄉縣（329）、臨城縣（317）、高邑縣（50）、元氏縣（10）方圓數百里的廣闊地區內。若以“氏”（632）、“婆”（2）、“姑”（15）判為女性，則女性人數為649人，約為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碑文中除10個無法辯認的姓之外，有212個姓氏，其中人數在50人以上的有七個：李（198）、張（163）、王（138）、劉（101）、范（59）、耿（58）。作為“副功德主”的田進、賈德和李和三人，顯然是出資最多的地方豪富。在這三人中，田進住沃州州城崇教坊中，在崇教坊25名僧俗男女中，姓田的唯此一人。而所有田姓邑子，不過29人。賈德，高邑縣城趙村人氏，縣中邑子唯此一人姓賈。在所有邑子中，姓賈的不過18人。李和，沃州婁家寨人，雖然李姓占“三千邑眾”中的第一位，但婁家寨中亦僅他一人姓李。

　　按法國學者謝和耐的說法：“邑”一名指同一地區或同一小鎮的全體居民；“社”一名又使人聯想到了上古時代在土地神祭壇召開的村社會議。而“義”這一詞，如同“義父”、“義子”、“義肢”等術語所顯示的一樣，超越了通常的法律和親屬關系，成為一種宗教范疇內的關系【謝和耐著、耿升譯：《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323～325、352頁。】。 從人員構成和地域分布來看，這個佛教社團顯然不是地方社區的共同體組織，也不是以宗族村社為紐帶的組織，而是一個以“塑像妝飾”的建福活動為主要任務，為募集資金而聚集起來的一個比較松散性的跨州縣組織。在這“三千邑眾”中，有從屬于17個寺院的僧俗大眾參加，發起寺院柏林寺亦非人數最多的單位。見下表：

　　沃　洲
　　龍興寺　67
　　感興寺　37
　　柏林寺　16
　　禪定院　13
　　開元寺　8
　　興法院　2
　　明因院　1
　　讀上院　2
　
　　贊皇縣
　　嘉應寺　64
　　嚴華寺　40
　　龍堂院　20
　　治平寺　4
　　法會院　1

　　柏鄉縣
　　神應寺　11
　　宋圣寺　4

　　平棘縣
　　濟道寺　10

　　臨城縣
　　妙因院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