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陸續發現了幾種不同的《壇經》版本，遂引起學術界對《壇經》的關注和研究。《壇經》到底有多少種版本，日本著名佛教學者柳田圣山主編的《六祖壇經諸本集成》例舉了11種，即敦煌本、興圣寺本、金山天寧寺本、大乘寺本、高麗傳本、明版南藏本、明版正統本、清代真樸重梓本、曹溪原本、流布本、金陵刻經處本。但據學者考證，如印順著《中國禪宗史》，郭朋著《壇經對勘》等均認為這十余種不同名目的《壇經》版本基本上是四種，即敦煌本；宋本，又稱惠昕本；曹溪古本，又稱契嵩本；以及宗寶本【以上四種版本均載錄于筆者參加編輯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其他的本子大體是這四種版本的翻刻本或傳抄本。

　　顧名思義，敦煌本就是本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一種《壇經》的版本。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敦煌本是兩種抄本，一種是英國人斯坦因最早從敦煌遺書中發現的，現收藏于大英博物館；后來由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從大英博物館翻拍成照片公布于世，并被日本編刊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另一種是1935年敦煌人任子宜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發現的。已故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向達1943年在考察敦煌古文書時所撰寫的《西征小記》中已論及此本，但后來下落不明。近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周紹良先生等在敦煌縣博物館發現了這個抄本，并拍成了照片，現影印收錄在由筆者等編輯的、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中。通過校對經文，可以確認這兩種抄本是同一種版本，只是敦煌縣博物館藏本比大英博物館藏本抄錄得更工整、更清秀，錯訛較少，可稱得上是敦煌發現的古寫本中的精品。

　　研究表明，敦煌本是經過惠能弟子神會一派加工后的一種版本，經文提供了這種結論的證據，即經文如下的內容：

　　吾滅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35～36頁。】。

　　這段經文暗示了惠能去世二十多年后，神會在滑臺大云寺樹南宗宗旨事，顯然是神會一派增加的內容。這一事實還指出，敦煌本成書的年代最早也在唐開元廿年（732年）以后，它并不是《壇經》的原本。然而從敦煌本中《壇經》傳宗的內容分析，它又是最接近原本的一種版本。經文記云：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曹溪法興寺，現今傳授此法【《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38頁。】。

　　這段經文指出，惠能去世后，法海所集的《壇經》，在曹溪法海一派中流傳，到敦煌本成書的這個年代正傳到悟真一代。這個本子最接近原本，但也經過法海一派的修改，印順法師稱這種版本為“南方宗旨本”。神會一派就是以“南方宗旨本”為底本，再經進一步的補充和修定而成了今天所見的敦煌本，這種本子被印順稱為“壇經傳宗本”。“南方宗旨本”今已不存，說敦煌本最接近《壇經》的原本也就是有根據的。敦煌本因為被神會一派視作是南宗傳宗的信物，因此在內容中作了特意的加工，連經名也進行了一番精細的修飾，這就是《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第二種版本稱惠昕本，又稱宋本，是日本學者在日本京都的興盛寺發現的，故又有興盛寺本之稱。此本經名曰《六祖壇經》，改編者是“宋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故有“惠昕本”之稱。此本前有惠昕“述”的《六祖壇經序》一文，并附載了晁子健的刊記。其序云：

　　故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后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后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后來，同見佛性者【《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49頁。】。

　　這里所說的“古本”指什么，有的研究者認為是敦煌本，似不妥。因為現存的敦煌本一萬二千余字，而惠昕本則有一萬四千余字，這無論如何也無法反映“古本文繁”這一情況。“文繁”者，多而繁雜也，改編者的任務是簡化之，條理之，表現在文字上是少了，而絕不是越整理越多了。有些研究者之所以說惠昕本來源于敦煌本，主要根據是這兩種版本在內容上有許多相近的地方，這其中惠昕本也記載了如“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的《壇經》傳授世系，只是這個世系中，在悟真之后多了一代圓會；而法海之后是志道而不是道[氵+祭]。這說明了一種什么情況呢，這只能說明惠昕本的整理問世要大大晚于敦煌本；同時也說明，惠昕本所據的“古本”與敦煌本一樣，也是如同印順法師所說的“南方宗旨本”，但這個“南方宗旨本”比敦煌本所據的底本又有了修改，是比較晚出的一種抄本，但可以斷定，不論是敦煌本，還是惠昕本，他們所據以整理的“南方宗旨本”，是一種文字比較多的最接近《壇經》原本的較原始的抄本。

　　又據惠昕序后所附晁子健的刊記，惠昕本問世后，先以抄本流行，后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由晁子健在湖北蘄春“鏤版刊行”。這就是今日所見的在日本發現的興盛寺本。這種版本還在日本真福寺發現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在瀧西刊印的本子。

　　第三種版本稱契嵩本，又稱曹溪原本。這種版本見載明《嘉興藏》，書名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資料表明，這種版本的最早印本是北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刊行的。宋吏部侍郎郎簡所撰《六祖法寶記敘》一文稱：

　　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燦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盛事【《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1冊，369～370頁。】。

　　然而這種據“曹溪古本”勒成三卷的契嵩本今已難得一見。之后在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由僧人德異在“吳中休休禪庵”刊印了一種本子，史稱“德異本”【《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117～118頁。】。這種版本現在發現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刊印的“高麗傳本”。高麗傳本有高麗僧萬恒寫的序言，指明了與“吳中休休蒙山異老”，即德異本的關系，即此本完全是德異本的重刊。據學者研究德異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但經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門。這種本子在明憲宗成化七年（1471）命“廷臣趙玉芝重加編錄，鋟梓以傳”，這就是刻于曹溪的成化刊本，這種刊本在萬歷元年（1573）、萬歷四十四年（1616）及清順治九年（1652）又幾次重刻。此本收錄于明嘉興大藏經中。當然，從契嵩改編本到德異本，再到明成化所刊的“曹溪原本”，其間的發展脈絡還不十分清楚，有待作進一步研究。

　　第四種本子稱宗寶本，又稱流布本，是明朝以來流傳最廣的版本。宗寶本者即元朝僧人宗寶的改編本，收錄于明版諸本大藏經中。此本經文后有宗寶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其言近指遠，詞坦義明，誦者各有所獲。明教嵩公常贊云：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誠哉言也。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云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顓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152～153頁。】。

　　宗寶本據以改編的“三本”指誰，沒有說明，從經文前錄有德異的序、契嵩的贊文以及十分相近的內容看，三種版本中肯定有契嵩本；從經文編排的章節看，可能還有惠昕本；另外一本如果從地域說，因為宗寶本改編于廣州“風幡報恩光孝寺”，即法性寺，也可能是“南方宗旨本”，即法海一派所傳的古本，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

　　宗寶本自稱是“得《壇經》之大全”，即集諸本之大成。這個本子較敦煌本文字幾乎增加了一倍，因此遭到的非議也最大，如明成化七年所刊《曹溪原本》的校對者王起隆在《重鋟曹溪原本法寶壇經緣起》一文中說：“則竄易顛倒，增減刪改，大背謬于原本，未有如是極者，蓋至元辛卯元僧宗寶改本”，并指出“宗寶之自用自專，大舛大錯，當以佛法四謗定之”【《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91～98頁。】。這里王起隆不僅認為宗寶本對《壇經》原本的竄改已到了不可容忍的極點，還認為應該以誹謗佛法定宗寶的罪。誠然，早在宗寶本問世之前，甚至在唐代，在惠能去世不久，在宗門中就有《壇經》宗旨被“改換”的議論。如惠能的弟子南陽慧忠（？～775年），他活動的年代離惠能去世只有四五十年，離《壇經》最初記錄的年代（惠能大梵寺說法的后幾年）也就是七十年左右。他曾指責一些自稱是堅持“南方宗旨”，即惠能南宗宗旨的人，“把它《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圣意，惑亂后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景德傳燈錄》卷二八，《大正藏》卷五一，438a。】但從全文細加分析，慧忠的指責并不是指《壇經》經文本身被改換，而是指責那些自稱是宣講“南方宗旨”的人，歪曲《壇經》的宗旨。再后，如北宋郎簡的《六祖法寶記敘》，只是說最初記述的《六祖法寶記》，也就是較原始的一種本子“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而惠昕序也只講“古本文繁”，均沒有提出“改換”內容的指責。王起隆指責宗寶本“竄易顛倒，增減刪改，大背謬于原本”，我個人認為這并不是公正的。從目前流行的四種不同的《壇經》版本的基本內容看，可以說是一致的，我們在下面還要具體分析；它們的區別在于每一種版本在基本內容一致的前題下又各自增補了一些內容，其中敦煌本增加的最少，而宗寶本增補的最多。就增補的內容說，除個別的如敦煌本的二十余年后的懸記；宗寶本的“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的懸記等外，主要是惠能與其弟子的答問。這部分內容四種版本的《壇經》都有，如敦煌本中就有惠能與志誠、法達、智常、神會的問答，而宗寶本除上述內容外又增補了智通、志道、行思、懷讓、玄覺、智隍、志徹七位弟子與惠能的問答。這些內容散見于禪史中這些弟子本人的傳記，就史實說是可靠的，增入《壇經》可以集中反映惠能的禪學思想，也是惠能生平行履的一部分，對全面認識和理解南宗禪只有好處。這也是宗寶本整理者的苦心所在，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觀點，我不太同意如同明人王起隆那樣全面否定宗寶本的態度。《壇經》的整理從最初“文繁”的古本，到敦煌本、惠昕本作了一定的刪繁和加工，再到宗寶本集諸本之大成，給后人留下了一部較為完整的禪宗的“宗經”，這應該是一個進步，也是明代以后為什么宗寶本廣泛流行的一個原因；同時，幾種古本《壇經》的發現和同時有四種版本存世，也為后人研究惠能和中國禪宗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參照資料，這是我們今天的研究者值得慶幸的事。我不主張輕易地否定某一種版本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