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之稱，見于《壇經》自身的記載。《壇經》敦煌本有多處提到《壇經》這個名稱，如開始一段載：“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流行后代與學道者，承此宗旨，遞相傳授，有所依約，以為稟承，說此《壇經》。”卷尾又記云：“不得妄付《壇經》，告諸同道者，令知密意。”【敦煌本《壇經》，載《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第1冊，7～62頁。】 《壇經》宗寶本在卷尾亦有“流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一段話。此外，《壇經》原本的記錄和整理者法海撰有《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略序》，這都說明《壇經》這一書名自《壇經》正式問世后就已有之。當然，起這樣的名字絕不是出自惠能之口，而是他的弟子們，主要是法海及其傳人在整理惠能的說法記錄時后加的。“經”是表明惠能所說的法門與佛所說的經沒有差別，是應當如同佛教的“三寶”中的“法”寶一樣受到弟子們的尊奉，故《壇經》的全稱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這里值得提出的問題不是“經”字，而是“壇”字。為什么稱《壇經》？關于這個問題，整理者和當時的人沒有留下說明。“壇”，在中國古代指土筑的高臺，用于祭祀或重大的典禮如會盟之事；而佛教所講的壇，一般指佛教法事活動中特別建造的安置佛、菩薩像的場所，有土壘的，也有用木構造的，最盛于密教，稱曼荼羅；在漢傳佛教中僧人受具足戒的地方稱戒壇。《壇經》的壇字有兩種解釋，一說此壇指劉宋時代北天竺僧求那跋陀羅（359～429）在法性寺建造的戒壇，并預言后當有肉身菩薩于此寺受戒。一百多年后惠能來到廣州法性寺，在印宗等主持下在此戒壇上受戒，并于此壇旁的菩提樹下首開“東山法門”。因此緣故，弟子們為紀念這一盛事，把惠能說法的記錄目之曰《壇經》（參見丁福保《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箋注》【上海醫學書局《佛教叢書》本，民國八年（1919）。】）；一說見契嵩著《輔教編》卷六《壇經贊》題注，其云：

　　始，其眾人欲請宗門第六祖大鑒禪師開演東山法門于韶陽大梵寺，尊敬大鑒之道，乃封土為壇，以資其說法。其后其弟子集大鑒之說，因而目曰《壇經》也。

　　這些不同的解釋都是后人的說法，是否真實地反映了起名者的本意尚難作肯定的判斷。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新唐書·藝文志》（卷五九）著錄有僧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這里的《六祖法寶記》肯定不是六祖惠能還另有一部語錄體著作，它就是指《壇經》，但為什么不稱《壇經》？《新唐書·藝文志》的記載說明，在唐代，《壇經》還公開流傳著一種抄本稱《六祖法寶記》，這里的問題是這種抄本與稱作《壇經》的本子是什么關系。我個人的看法是，由法海記錄整理的《壇經》的最早的抄本可能就叫《六祖法寶記》，這個本子在惠能在世時就已傳開，而后隨著南宗禪的風行和在全國范圍內正宗地位的確立，弟子們在進一步進行整理的時候最終確定了《壇經》這個名稱。還有一個原因，即如同《壇經》所述，《壇經》是宗門內傳法的信物，“不得妄付”，因此并沒有在宗門之外廣為散發，而社會上流傳的只是《六祖法寶記》，這樣，在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時，收集釋氏經籍只得《六祖法寶記》，而不見有稱作《壇經》的本子。

　　還有一個問題，即《壇經》這樣一部中國佛教的根本經典，為什么只是到了明朝才逐漸被收錄于佛教典籍的總集大藏經中，宋、遼、金、元四代刊行的近十種大藏經版本均不收錄《壇經》；同時，今人所見的幾種較古的《壇經》版本，不是在近代才從敦煌的遺書中發現，就是來自海外。這其中的原因沒有人說過，估計也難以說清楚，但有兩種可能可提出來討論，一是《壇經》的密傳，即只在宗門內流傳，社會上流傳的只是弟子們的發揮之作；一是在佛教史上作為“教外別傳”的惠能禪，“散傳”于四方，多與民間百姓結緣，在與官方結緣的一部分上層佛教貴族看來，惠能的南宗禪是不符合經教的“異端”，由“欽定”的大藏經，南宗禪的要典自然地要在排斥之例。這里舉一典型事例。《佛祖統記》卷十四“僧統義天”條云：

　　近者，遼國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與焚棄。而比世，中國禪宗章句多涉異端【《大正藏》卷四九，223c。】。

　　從《壇經》問世，到元朝滅亡的六百年間，《壇經》沒有被大藏經收錄，或者流落邊地、海外，這兩個方面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