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是禪宗處理禪與言的歷史過程中所突現(xiàn)出的一對邏輯悖謬，是禪哲學(xué)研究中一個重要分支--禪語言學(xué)探討的對象。

　　１．禪與言：歷史過程

　　禪與言的關(guān)系在中國禪宗史上經(jīng)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就是，從藉教悟宗到教外別傳，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從文字禪到看話禪與默照禪。

　　（１）從“藉教悟宗”到“教外別傳”

　　在禪宗形成的前期，即通常所稱的禪宗前史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重在梵文經(jīng)典的翻譯，因此十分重視語言文字的作用。著名翻譯家鳩摩羅什有“舌不焦爛”之讖。“愿凡所宣譯，傳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眾前發(fā)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爛。”【 《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大正藏》卷五十，330a。】此外，道安、彥琮、羅什、玄奘、窺基等佛經(jīng)翻譯家也都對語言極為重視。認為文字能生起般若。佛典中更有所謂增益謗（增一字）、損減謗（減一字）、戲論謗（紊一字）、相違謗（背一字）。可見，虔誠的佛教徒對于佛經(jīng)的文字，是多么尊重、多么審慎。禪宗所傳自初祖達摩到五祖弘忍，一直以《楞伽》印心。直至五祖時，仍在寺廟的影壁上畫《楞伽》變相，都是明證。可見，慧能以前的禪宗十分注重經(jīng)典和語言文字的功用。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云：“達磨西來，唯傳心法，故自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此心是一切眾生清凈本覺，亦名佛性，或云靈覺。……欲求佛道，須悟此心，故歷代祖宗唯傳此也。”【《續(xù)藏》第110冊，870a。】這里所說的這種情況是南宗禪出現(xiàn)并盛行以后的傾向。自慧能《壇經(jīng)》“不立文字”始，借“釋尊拈花，迦葉微笑”的公案，禪門五家七宗便在“不立文字”上做足文章，視語言為障道之本，視讀經(jīng)為磨磚成鏡，大機大用層出不窮，語勢兼用花樣翻新。各家的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接引方式即門庭施設(shè)上，而所謂的門庭施設(shè)，實即言語傳釋方式之別。大致來說，云門宗有“涵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的“云門三句”；法眼宗有“法眼六相”；臨濟宗有“四料簡”、“四賓主”、“四照用”、“三玄三要”；曹洞宗有“寶鏡三昧”、“五位君臣”；溈仰宗有“三種生”、“九十七圓相”；黃龍派有“黃龍三關(guān)”；楊岐派有“頌古”、“看話”等等。

　　（2）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

　　從“不立文字”的無字禪到“不離文字”的文字禪的轉(zhuǎn)變，始于五代北宋之際。自北宋起，禪風(fēng)為之一變，由唐五代的無字禪即自慧能始的不立文字之禪變?yōu)椴浑x文字之禪。入宋，由于禪宗燈錄的大量刊行，參究公案之風(fēng)日盛，文字禪由之而起。文字禪的興起與鼎盛，有一個發(fā)展的過程。隨著《燈錄》的刊行，古德嘉言懿行的公案的廣泛流布，文字禪由之而起。首由汾陽善昭的《頌古》，到圓悟克勤的評唱，到覺范惠洪的《石門文字禪》將文字禪理論化、系統(tǒng)化，“借言以顯無言”，文字禪之風(fēng)愈來愈盛。

　　（3）從文字禪到看話禪與默照禪

　　禪是大道，而不是技藝。執(zhí)指為月地在文字中討禪，無疑是將大道墮降為技藝。看話禪與默照禪的出現(xiàn)，是對文字禪的一種再否定。臨濟宗人大慧宗杲創(chuàng)看話禪，曹洞宗人宏智正覺創(chuàng)默照禪，是禪宗傳釋方式走向神秘化的標志。看話禪矯文字禪之病，取公案作話頭，作內(nèi)省式的參究，意在摧破思量，掃蕩知解，在語言文字、邏輯推理之外，達到超越境界。利在激發(fā)創(chuàng)造性思維，弊在導(dǎo)致妄想卜度。默照禪主無言無說，忘情默照。默是為了照，默坐是形式，內(nèi)照是內(nèi)容。默坐、觀照以明心見性，而至絕對超越境界。是向初傳之達摩心如壁立、慧可了了常知禪法的復(fù)歸，近則也可說是向曹洞宗法寂照虛靈、偏正回護之宗風(fēng)的復(fù)歸。

　　禪宗強調(diào)以心傳心，薪火相傳。它的興盛在于“不立文字”，因為文字在禪宗看來是第二峰頭，是言筌；但從唐宋之際開始，“不立文字”的禪宗一變而為不離文字，禪完全流于文字，變成了文字游戲與“口頭禪”，喪失了對自我生命的體驗而流于衰歇。

　　綜觀禪宗歷史，在語默關(guān)系上，明顯地呈顯著這樣的輪廓：藉教悟宗--無字禪--（公案）--文字禪--看話禪--默照禪。

　　2．禪與言：邏輯悖謬

　　（1）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的涵義

　　在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所謂十六字心傳中，“不立文字”是重要特色。不立文字，就是不憑借語言文字來解釋、傳授教義。傳教的人不立文字，學(xué)佛的人不依文字；禪宗認為語言在傳遞意義的同時又遮蔽了意義，因此，佛學(xué)、佛教最精微最深刻的義理，在佛經(jīng)的文字以外，在語言以外，“第一義”不可說。禪宗語言作為一種宗教語言，總是試圖將信仰者引向?qū)^對、超越對象的思考，這種性質(zhì)決定了禪宗語言“不立文字”的必然性，故有離相、離境，無念、無心，超四句、絕百非之說。禪不可說是基于禪自身的若干特質(zhì)。一是禪重自悟，即親證自得，不可從他人得知；二是禪主張頓悟。漸悟只是頓悟的準備，展現(xiàn)為一個過程；頓悟則是瞬間的開悟，展現(xiàn)為過程的中斷。這里毫無輕視漸悟之意，從關(guān)鍵處著眼，頓悟終歸是究竟的，且不可能展現(xiàn)為一個過程。三是禪為超理性（“無心”）、超邏輯性（“無知”）。如馮友蘭指出，禪宗乃“無知之知，無修之修，無悟之悟，無得之得”。四是真如本體（實相）與禪悟境界是無可言說的。禪世界觀是基于萬法即我（心、性）即佛即空（無）之上的。這個本體是無法分割、無法限量，從而也是無法言說的。因為默即語，語即默，語默不二。世界萬法無時無處不在不斷地說著，“青青翠竹，無非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因此，禪作為絕對本體，在知解、差別、對待之外，是對知解、對立的超越。

　　然而，懷疑乃至否定文字功用的禪師們并不能離開文字。因為畢竟語言文字對于記載、宣說教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又有不離文字之說。釋迦牟尼本人也是重視語言文字，重視運用語言文字宣說教義的。三藏十二部汗牛充棟的典籍即是明證；玄奘不顧惜身體性命耗十七年之心力到西天取經(jīng)，又用十九年之心力進行翻譯，當然是為了求取佛經(jīng)原本，使佛教真義不被歪曲，這在當時關(guān)系到佛教興衰乃至存亡，也充分說明文字的作用。

　　（2）不立文字與不離文字的悖謬

　　既然名言、知解都無法揭示禪道的真諦。那末，豈非禪道根本不可傳了嗎？雖說“第一義”不可說，但還是說了；雖說“釋迦四十九年說，未曾說著一字”【劉澤亮：《宛陵錄校釋》，《黃檗禪哲學(xué)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3頁。】，然而四次結(jié)集，畢竟留下了汗牛充棟的佛說經(jīng)典；自達摩始的歷代祖師，或持傳《楞伽》，或奉持《般若》，或尊崇《金剛》，而且各有語錄文字見世。

　　慧能在黃梅請“解書人”將其偈題西間壁上，“呈自本心”。《壇經(jīng)》上雖有“不立文字”“不合語言”，此經(jīng)先即語言，后又成文字。更何況契嵩本、宗寶本作“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既言不立文字，早已立了文字。

　　事實上，主張不立文字的曹溪門下大師多有法語傳世，后世禪門語錄層出不窮。既言“說似一物即不中”【《景德傳燈錄》卷五，《大正藏》卷五一，240c。】，業(yè)已說了一物且已中。所謂不立文字，僅禪宗五燈，總計150卷，數(shù)百萬言，亦可謂不離文字耳。

　　“不立文字”，是“說不得”；“不離文字”，是“說不得的東西如何去說”，這正是禪宗所要擺脫的悖論，也是哲學(xué)所真正要解決的認識機制。事實上，正如蕭萐父教授所指出的，佛法主張“第一義”不可說，這本身是一個自語相違的悖論，因為對于不可說的東西已作了“不可說”這種說明。為擺脫這種邏輯矛盾，禪宗主張“繞路說禪”，即認為不可說的東西并非不可說，問題在于如何說，如何運用禪語言的特殊功能。后期禪學(xué)的詩化，似表明禪境與詩心一脈相通，這只是禪語言藝術(shù)的一端，至于禪語言中還有各種機鋒、反詰、突急、截斷、擒縱等等，各有其特定的表達功能【參見蕭萐父：《吹沙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162～165頁。】。禪宗不僅立了文字，而且講得還很系統(tǒng)，這是“不可說之說”，其中蘊含著“不可說的東西如何說”的機制，這正是禪學(xué)研究要闡釋清楚的。如何超克這一矛盾，在不可說中說，通過說不可說之說傳釋自己的禪體驗，喚起他人的禪體驗，這是禪宗的主題，也是哲學(xué)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