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之所以優于義學，僅在于“頓開”、“直出”，而不是拖泥帶水；在于“一言”而“了萬法”，沒有那么多的繁瑣注疏。至于語言，仍然是垂示、了法和參玄投機的鑰匙。

　　善昭的這些主張，代表了中國禪宗演變的一個方向，從“說似一物即不中”，經過五代十國對語錄公案的自發討論，轉成了“了萬法于一言”的理論自覺。有了這樣的認識轉變，參禪就可以變成名副其實的“參玄”，追求對禪境的直觀體驗，就可以變成追求含“玄”的語錄公案。

　　禪宗史上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就是從北宋末直到明清的一些反對以文字為禪的僧人，往往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倡代別創頌古的善昭，指向把頌古之風推向高潮的重顯，指向開評唱之作先河的克勤，對于慧洪與文字禪的關系，則很少有人提及。實際上，繼善昭之后，進一步從理論上為文字禪合理性尋找根據的禪師，應該首推慧洪，這是一般人所沒有意識到的。

　　慧洪（1071～1128）字覺范，號寂音，江西筠州（高安）人。作為北宋時期一位最具眼光的禪史學家之一，他的《禪林僧寶傳》、《林間錄》等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其中的史學評論，在當時和后代都具權威性；作為一名臨濟宗禪師，他先后住持過臨川北禪寺、金陵清涼寺等多處寺院，精通禪學，與當時有影響的著名禪師關系密切，享譽于江南叢林；作為一名飽學僧侶，他博聞強記，精通佛典，才華出眾并有政治頭腦，知名于京城及江南士大夫階層；作為一名文字禪的倡導者，他把輯錄自己詩、偈、書、序等的書定名為《石門文字禪》，并在許多著作中論述文字禪的歷史及其合理性。慧洪個性突出，任性不羈，屢觸當道，因此一生坎坷，三度入獄。這些性格特點反映在學術上，表現為其著作馳騁縱橫有余，嚴謹周密不足，某些偏激的觀點或失實的記述，常為史學家所譏。

　　慧洪反對把禪與語言文字割裂開來，他指出：“禪宗學者，自元豐（1078～1085）以來，師法大壞，諸方以撥去文字為禪，以口耳受授為妙。”【《石門文字禪》卷二六。】對此他很不以為然。他特別推崇汾陽善昭，認為“淳化（990～994）以后宗師，無出汾陽禪師之右者”。因為善昭重視臨濟義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并通過對它的新解釋，追求玄言，提高文字語言在明心見性過程中的功能。慧洪就是聯系講解善昭關于三玄三要的頌文，實現以文解禪的。他說：“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指薦福承古禪師）謂之句中玄。”【[宋]慧洪 ：《臨濟宗旨》。】以“言”來溝通“大道”，成為慧洪所倡文字禪的基本特色，并且在許多著作中有反復論證。

　　慧洪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為得道淺深之侯。”【《石門文字禪》卷二五。】這里的“心”就是“大道”。心的神妙不可用語言傳遞，即語言不可能完全代替以心傳心的修證，但是心又可以用語言表現。心表現為語言，語言就成了大道的外在標幟；標幟明悉了，心即契會了。所以，“得道”與否，就可以從其所使用的語言上來衡量。據此，禪宗的修持自然也要歸結到運用語言的技巧上來。

　　慧洪很注意禪師在應機接物過程中的語言運用，他曾借曹洞宗僧人之口，批評某些公案記錄的語言，謂：“古人純素任真，有所問詰，木頭、碌磚，隨意答之，實無巧妙。”所謂“實無巧妙”，本質上是指那種不事雕琢、缺乏文采的斷流語。他認為：“借言以顯無言，然言中無言之趣，妙至幽玄。”【《石門文字禪》卷二五。】用語必須蘊涵“無言之趣”，使人能體會到“幽玄”之旨，那才是值得肯定的。顯然，要使用這樣的巧妙語言，參禪者必須具有足夠的文化修養。北宋以文字為禪的禪師，大都具備這樣的條件。

　　文字禪特別能為士大夫所接受，蘇東坡是其中的突出一位。慧洪評論說：“東坡居士，游戲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飾萬象。”【《石門文字禪》卷十九。】肯定、運用文字禪的禪師和士大夫，既使文學走進佛事達到了自覺，也使文學步入禪境達到了自覺。北宋文字禪的興盛，把有文化的禪師與士大夫聯系得更緊密了，也把禪與文學聯系得更緊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