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自祖師禪出現以來，以“不立文字”為其重要的宗旨。禪師們更加強調，禪不可言說，禪與文字無關。他們認為佛教經典只是開導眾生、醫治眾生“疾病”的一種工具，人們對禪與佛理的知解和言說，都只是一種“方便”，甚至是客塵（妄念）煩惱。但是禪師們又認為，佛理不可言說又需言說，禪不可言傳又需言傳，這種言說、言傳既不能落入世俗的文字、語言的窠臼，又需要通過文字語言來表述、傳達。于是在不立文字走向極端以后就轉向于立文字。此外，入宋以來禪宗的外部環境，即與政治界、文化界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臨濟、云門和曹洞幾個流派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賴于當地的統治者和地方勢力的支持、維護。一些著名而有文化的禪師經常與政界官僚、上層人士、文人學士交往周旋，逐漸適應了統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形成了符合中國主流文化精神的新禪風，而日漸喪失原來居住于山林，經常與山民、農夫聯系所形成的樸素平實作風。這種新禪風的特點，就是在文字上對禪作出了進一步的解說，也就是是出現了由不立文字到文字禪的轉變。

　　文字禪是一個特殊的概念，它有獨特的表現方法和固定的體裁。文字禪的禪師們在解說禪時，都是以不點破為原則，不是直截了當，而是輾轉地說明，極力避免說破語中意趣，這種說禪法叫做“繞路說禪”。繞路說的文字繳繞，所云不知東西，猶如葛藤相互糾纏，牽扯不斷，故也稱文字禪為葛藤禪。文字禪主要是采用偈頌、詩歌等形式表達禪理，而非一般的語錄文字作品。為了突出這種說禪的方法，禪師們都絞盡腦汁地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從而走上了刻意追求文字，在文字上追求禪意的道路。

　　中國的禪宗史，一般是把臨濟宗的汾陽善昭（947～1024）推為文字禪新風的開創者。善昭所作的《頌古百則》和《公案代別》（《頌古代別》），匯集了古代若干的公案，分別用偈頌和“代別”加以陳述。“公案”本指公府內的案牘，此指古代禪師的言行記錄，其中蘊含著開導弟子覺悟的經驗，可以作為禪修者的范式，學習和修行的準則，是禪門的“古則”。用偈頌解說公案就稱為“頌古”。善昭講的“代別”是“代語”和“別語”的復合詞。“代語”指公案中只有問話沒有答語，或所答不合旨趣，而代為作答。“別語”指公案中已有答語，作者又另作別有含義的答語。比起偈頌來，“代別”是解說、發揮古代祖師禪法的重要文體。稍晚于善昭的另一文字禪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云門宗的雪竇重顯（981～1053）。雪竇重顯仿照善昭的作法，也作了《頌古百則》。自此后，凡有文化的禪僧紛紛研習頌古，從古則和頌文中體悟、發明禪意。雪竇重顯去世后不久，臨濟宗楊岐派禪師圓悟克勤（1089～1163）又編著了《碧巖集》一書。該書是采用雪竇重顯的《頌古百則》加以補充而成。全書內容分為五項，依次是“垂示”（總綱）、公案“本則”、重顯“頌文”、“著語”（夾注）和“評唱”。“評唱”闡說、評議古人機語的禪學思想，是全書的主體部分。此書的問世，把頌古之風推向了高潮，使禪風進一步發生重大變化。后來，曹洞宗人投子義青、丹霞子淳以及宏智正覺等人也都有“頌古”之作，文字優美，思想清新，影響頗大。

　　這里，略舉“俱胝一指”一則公案為例，以見文字禪之一斑。俱胝是唐代的禪師，奉持一指頭禪的禪法，他常以豎起一個手指的動作，來啟導弟子開悟，故而禪門有“俱胝豎指”或“俱胝一指”的公案。汾陽善昭的頌文是：“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說，直教今古勿針錐。【《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四七，609a。】雪竇重顯的頌文是：“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十九，《大正藏》卷四八，159c。】前一頌文的意思是，俱胝從天龍禪師學得一指頭禪法，從豎一指的動作，悟得萬物的真相。眾生當下一念無私無我，萬物就沒有不齊一的，無私則齊物。體悟無私齊物的禪意，也就不分別事物的差異，不作針錐之別了。后一頌文的“盲龜浮木”是《雜阿含經》中的一個譬喻【《雜阿含經》卷十五，《大正藏》卷二，108c。】。意謂人生于此世，值佛聞法，如盲眼的海龜幸遇海中的浮木一樣，機緣殊勝，彌足珍貴。頌文的大意是說，在對學人進行應對舉揚禪宗宗旨方面，俱胝禪師深為可敬可愛，他用一指頭禪法開導眾生，猶如在夜幕籠罩下的波濤洶涌的大海中，投下浮木救度盲龜一樣，那么及時、那么重要。這是贊譽俱胝的一指頭禪法，是救度苦難眾生的重要法門。從這個例子來看，頌文不僅有助于對公案的理解，也富有新意。

　　在中國禪宗史和文化史上，文字禪一方面重語言文字的作用，增添了闡發禪意的新形式，加強了禪宗與文人學士的交往與思想交流，從而推動了禪的發展，擴大了禪的影響；另一方面又使禪宗走上了一味追逐華詞麗句的道路，減弱了對禪意的領悟，縮小了禪在下層平民間的影響。圓悟克勤的門下大慧宗杲認為文字禪有負面影響，就將所藏的《碧巖錄》刻板銷毀，并另創看話禪，文字禪又面臨著內部的挑戰與弘傳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