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榮珦 著

（洛陽市第一高中高級教師，洛陽老莊研究院院務委員）

　　在中國佛學史上，慧遠以一僧人身份，卻移易了一代風俗。

　　慧遠堪稱高行大德。淳厚敦讓，凜然不同人群。卜居廬山三十余年，沒出山境，卻招來了國家重臣的殷仲堪，威震朝廷的桓玄，恃才傲物的謝靈運，強正無懼的慧義，“潯陽三隱”的陶淵明等均傾倒在他的袈裟之下。這正因為他的精神卓絕，至德感人的結果。

　　慧遠在佛教的發展與王朝發生矛盾時，高瞻遠矚，依時據勢，據理力爭，為護法，做出了卓越貢獻，保持了匡廬一片凈土。

　　提婆的毗曇，覺賢的禪法，羅什三論，這三者成就了東晉佛學大業，能夠在江南弘傳，全賴慧遠全力宣揚。一代匡廬玄風，震蕩江南僧俗。

　　一 學成洛陽 弘法廬山

　　釋慧遠，本姓賈，后趙石弘延熙二年（東晉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生于雁門郡樓煩縣（今山西原平縣），儒學世家。幼年時，愛好儒書，就出類拔萃。十三歲時，隨舅父令狐氏游學許昌、洛陽。當時，后趙石虎當政，力量強盛，大修洛陽宮殿，南北沒有發生戰爭，中原平定。慧遠少年時，就成為洛陽太學的學生，博覽六經，尤其是精研《莊子》和《老子》兩部道家典籍。

　　慧遠性格開朗，豁達大度，作風明快朗利，太學中的老儒師和高材生沒有誰不佩服他的學識和德行。慧遠二十一歲那年，打算離開洛陽，渡江南下，與江南名士范宣子共同商量良好的隱遁辦法，不愿入世謀事。

　　范宣子滿腹經論，名聞當世，但他從小就羨慕隱居生活，學業成就后，沒有進入過公門，就隱居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山中，平時最愛好經術。

　　慧遠在洛陽求學期間，雖立志學習儒家經典，但由于同時接觸并精通道家經典，于是就產生了隱居不仕的愿望。這種想法，因時局的劇烈變化，更進一步有所加強了。

　　慧遠二十一歲那年（公元354年），他的故國后趙己被鮮卑族的前燕國滅后二年，洛陽屬于前秦國統轄。就在此時，東晉大將桓溫率軍北征前秦，中原大亂，南路阻塞不通，渡江南行的愿望無法實現，只好北上。后洛陽為東晉收復。

　　當時，原為后趙時的名僧佛圖洽澄的弟子道安，在太行山恒山立寺弘法，僧眾數百，遠近聞名。于是慧遠就帶著弟弟慧持進恒山去拜晤道安，十分敬尊道安，說道："真吾師呵！"住下來后，有一次聽道安給僧眾講《般若經》，豁然啟悟，感嘆道："儒道九流，都像秕糠一樣的膚淺啊！"隨后就和弟弟一起落發為僧，拜道安為師。

　　慧遠在恒山入佛后，常常以統領佛教事務、弘揚大法為己任。精研佛經，日夜勤勉，誦持精進，才思起群，深得道安賞識。道安曾多次對僧眾們說：“佛教能在中國弘揚下去的，只有靠慧遠了。”慧遠二十四歲時，道安允準為經師，開始單獨給僧眾上課講經了。

　　有一次，慧遠開講《般若經》，有僧眾對經中的"實相"義，提出疑問，慧遠立即想到當年在洛陽求學時，自讀《莊子》的情景，針對"實相"概念，就用《莊子》的意義來解釋，聽者洞然釋疑。道安知道后特別高興，還特地允許慧遠用"俗書來解釋佛經，這是佛經史上的一大進步，因為道安此前極力反對。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格義"之爭。

　　此后，北方動亂不己，

　　道安在恒山所領僧眾己無法安居弘法，于是，輾轉王屋山，稍事停留，便率眾渡河，進住洛陽之陸渾山中。慧遠兄弟隨師數遷，生活極歷艱難，但弘法立志依然如故。陸渾山高林密，清流洞邃，自古為高人隱遁之處。西晉文人郭文、胡昭，都是著名佛學家，先后都隱居陸渾山。

　　慧遠隨僧眾到陸渾山后，尋蹤探跡，想求得二位高士的遺跡，以此來鼓舞僧志，盡管眾僧穴居深山，饑食木果，渴飲清流，如此，生活達數年之久，而數百人之僧團，凝聚力之不減，弘佛揚法，著書立說之功不輟。這一切，都是有賴于慧遠等人，宣傳團結的協助才能。

　　東晉興寧三年，（公元365年），前燕的大將慕容恪，南下掠奪洛陽，東晉守將陳佑放棄洛城率眾奔退于陸渾。道安們的山窮水盡的佛教生涯被逼無奈，只好率四百僧眾離洛陽南奔襄陽，慧遠兄弟跟隨僧團一道南下。

　　到新野，為減少僧團負擔，便于弘教，道安提出分張徒眾，讓釋法汰率部分僧眾渡江到揚州傳教。慧遠兄弟隨師道安繼續南下襄陽。

　　慧遠隨師到襄陽。竺法汰南行到荊州突然患病，時荊州鎮守桓豁久聞法汰名，特派人問疾，送藥。在住下來治病時，聽說沙門道恒荊州弘揚佛教般若學的"心無"說，純屬"邪說"，命弟子曇一前去駁斥。辯論中，雙方各執一詞，不分勝負。恰在這時，慧遠奉道安之命前往探望竺法汰疾病，聽到辯論一事，表示愿意參加辯論。

　　辯論會于第二天開始，慧遠首先發言，一一駁斥了道恒"心無"說的要害。批得道恒理屈辭窮，啞口無言。眾僧見慧遠思維敏捷，言詞鋒利，洞徹經典，能擊中要害，都十分佩服。"心無"之說，在荊州也就消聲匿跡了。

　　慧遠陪師道安在襄陽弘法傳道十五年。

　　東晉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苻堅派其子大將苻丕率十七萬眾直攻襄陽。道安打算撤離此地，以保安全。可是荊州東晉守將朱序堅決挽留道安。道安只好再次分張徒眾，解苦僧團，各以其力去傳教。臨散前，道安一一囑咐其弟子應如何以時行事。只有慧遠只字未提。慧遠見此情景，心生疑慮，急行前，跪拜道安面前說："今將于恩師久別，只有弟子未蒙師訓，內心甚為不安呵！"道安扶起慧遠說："你和別人不同，對于你，我有什么不放心的而須要吩咐呢？"慧遠深知師意，就這樣戀戀不舍的告別了恩師，離開了襄陽。

　　慧遠同弟弟慧持帶了數千名弟子南下，在荊州上明寺暫時安頓下來。打算同先行廬山的慧永一起再南下到廣東羅浮山（今博羅縣）久住傳教。于是，慧遠又率領這個小小的僧團繼續南行。路過潯陽（今江西九江）時，久住廬山西林寺的慧永，邀他同住。慧遠見此山清水秀，清靜幽美，亦便住了下來。慧遠后在西林寺之旁建龍泉精舍，居住修行。

　　晉太元九年（公元384年），慧永對江州刺史桓伊說："遠公正在弘法，現今徒眾己多，而來訪的更多，貧僧棲息之處，偏狹不能再容人了，你看如何？"桓伊接受慧永建議，便為慧遠另建寺院。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寺成，因在西林寺之東，所以，取名為東林寺。寺的四面環山，南對于香爐峰，門前臨虎溪，天下林壑之美盡在此處。

　　慧遠從此駐足東林寺，傳教、修行和著述，影不出山，足不涉俗。率眾弘法，早晚不絕，釋迦教化，于此復興。世間謹律息心的高士，絕塵傾佛的佛友，都不期而至，望風遙集。慧遠熱情迎賓送友，送客時，常以寺門前的虎溪為界，在東林寺，長住達三十八年之久，未曾離廬山寸步。

　　慧遠在廬山凝聚成一個以自己為首的僧團，在這個僧團周圍，還有來此經常聽法修行的居士群，有號稱"潯陽三隱"的彭城劉遺民、雁門周續之，柴桑的陶淵明，還有新蔡的畢穎之，南陽的宗炳和張萊民、張季碩等。

　　慧遠聽說天竺月支國那竭呵城南石室中有"佛影"，就于東晉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五月命人背山臨流，開筑龕室，繪佛"光相"，第二年九月作《佛影銘》開于石上，并使弟子道秉到建康（今南京）請謝靈運撰寫銘文《佛影銘》并行刊刻。還有江州刺史孟懷玉，別駕王喬之，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以及劉遺民、張野、宗炳等這些名人為之撰寫銘贊。

　　二 情無取舍 高尚其事

　　慧遠隱遁東林，影不出山，似乎高踞匡廬，絕離塵世。而他結交的達官貴顯，文人學士為歷代諸高僧之冠。實際上，他時刻沒有忘記他的恩師道安的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教內外人事的往來，正說明慧遠在當時極其復雜的社會狀態下，以及超人的智慧和能力來弘法傳教。

　　江州刺史桓伊，是西林寺慧永的好友，資助慧遠創建東林寺，也是廬山僧團直接的保護人。

　　桓伊死后，王凝之，（王羲之子）接任江州刺史。他出身天師道世家，為天師道徒，但于慧遠有交往，于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與佛教居士，西陽太守任因之等為"檀越"（施主）贊助僧伽提婆在廬山為慧遠翻譯《阿毗曇心論》。

　　慧遠與江州刺史桓玄及其以后的歷任者桓偉、桓石生、郭永之、劉敬宣直到何無忌都有密切的關系，與桓玄的過從更為密切。

　　慧遠還與東晉王朝其它人也有交往；荊州刺史殷仲堪、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甚至連晉安帝也致書信問侯。

　　慧遠在廬山的揚佛聲譽遙震江北，后秦王姚興對慧遠更加欽敬，也曾經常致書請教于慧遠。

　　慧遠所交的達官貴顯，都是有高深的文化修養的，在玄學盛行的東晉時代，各種文化人都打上深刻的烙印，佛徒當然也不例外。晉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受任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兼荊州刺史的天師道徒殷仲堪，走馬上任，路經潯陽時，因久慕慧遠，便親自登上廬山會見慧遠，與慧遠共臨北澗，討論《易》之本質內涵。

　　殷問："《易》的本質內涵是什么？"

　　慧遠答："《易》的本質內涵是感應。"

　　一語道出了天機。殷仲堪深深佩服，當面贊嘆說："遠公識見高明，深不可測。"二人談機十分契合。

　　慧遠與晉朝權臣、野心家桓玄的過從也很密切。就在桓主任江州刺史時，想擴大勢力，攻打荊州史殷仲堪。在他途經廬山之時，派人邀慧遠出虎溪相見，慧遠稱疾不出，桓玄只好親自入山相見，其部下告訴他，殷仲堪曾入山禮敬慧遠，請他不要禮敬慧遠。桓玄說："那有這種道理，殷仲堪本是死人呵！"

　　桓玄見到慧遠后，不自覺地禮敬慧遠；慧遠出對他彬彬有禮。談話中間，桓玄有意識地問："《孝經》上講，身體發膚，受之于父母，不能毀傷，沙門為什么要削發呢？"

　　慧遠答："《孝經》上講，立身行道，揚名于后，孝之終呵，沙門削發為立身行道！"

　　桓玄立即表示贊同，二人談話就投機了。

　　桓玄又問到打仗的事，請慧遠發表意見，慧遠答："愿檀越（施主）安隱，那么對方也就沒有安隱了。"這話回答得兩全其美。

　　桓玄對左右說："這是我此生沒見過的人呵！"

　　慧遠在桓玄掃蕩對手、具有"震主之感"后，有一天接到桓玄的書信，好言相勸還俗為官，信中說："未知生，怎能知死，而使用權自己一生，形體精神困苦不堪，正竭力去追求死后的幸福，都可以說是淺見，不符合社會人生教化。迷途知返，離人生大道就不遠了，可不三思？"

　　慧遠立即寫了《答桓南郡書》一封信，堅決回絕，信中說："一輩子榮耀，就像電光一樣一閃一閃即逝，聚斂的結果就會走向分離的反面，怎么值得貪求呢！鼠目淺見的人，他們會迷惑呵。正是《道德經》上所說'下土聞道，大而笑之'，真可稱得上是迷而不知返呵！"桓玄接函后，即收回成命，不再動此念頭了。

　　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桓玄乘朝廷出兵鎮壓孫恩、盧循起義軍時，占領了東晉三分之二的地方。元興元年（公元402年），皇帝下詔伐桓玄，桓玄立即帶兵攻入都城，殺死司馬元顯，自稱太尉，專斷朝政，并以《與行屬沙汰僧眾教》詔令天下，進行清理整頓天下僧尼。但詔文中特稱"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桓玄在詔令中，提到天下僧尼激增，寺廟竟相奢侈，出家僧尼有逃避徭役的，有犯罪出逃的，有游手好閑的，真是傷治害政，玷辱佛教，急待整治。

　　慧遠同意桓玄的整治辦法，在所寫《與桓太尉論科簡沙門書》中并提出三種人--如法修持禪定的、能讀經學法的、修建寺塔、造像、祭舍樹的，應予以保護。桓玄采納了慧遠的建議，保護了佛教一定的利益。

　　同年，桓玄的專政愈演愈烈之時，又提出了沙門應禮敬王者的問題，對此，特致書慧遠，請慧遠發表高見。慧遠寫了《答桓太尉書》一函，表明在家佛徒理應禮敬王侯，但沙門是脫離世俗的"方外之賓"，不應禮敬王侯。桓玄又一次接受了慧遠的建議，保持了僧俗的不同出世態度。

　　元興二年（公元403年）十二月三日，桓玄廢晉安帝，遷他到潯陽，自立為帝，國號楚，年號永始。他為了爭取僧俗信眾的支持，特下詔準允沙門不禮敬王者。

　　元興三年（404年）春，晉大將劉裕、劉毅起兵討伐桓玄。此后不久，慧遠依照《答桓太尉書》中的觀點，洋洋灑灑寫了一篇題為《沙門不敬王者論》一篇文章，由序言和五章內容組成，系統的論述了沙門不理敬王者的理論和主張。

　　元興四年（公元405 年）何無忌從江陵護駕晉安帝回建康復位，途經潯陽，特派人上廬山問候慧遠，慧遠復信答謝，安帝又詔答致意，其中說："愿望與法師謀面，法師主意足不涉外，又患疾未愈，只恨無緣了。"

　　慧遠不能與勢不兩立的政敵保持平衡關系。東晉末年農民大起義的首領之一的盧循，出身土族，范陽涿縣人。慧遠少年時與循父盧瑕同學，后與循也相互往來。盧循少時雙眼有神，視人異常，且善書法和圍棋。慧遠曾開玩笑說："你外雖瀟灑，而內有不規之心"。孫恩死后，他曾一度投降朝廷，受命廣州刺史。義熙六年（公元410年）乘劉裕北伐南燕，便起兵北上，殺死江州刺史何無忌，攻點豫章、潯陽。因慕慧遠，特登山拜會，二人見面，高興的暢述舊情，并且一早一晚還派人互致問候。僧徒對慧遠說："盧循是國之寇賊，與他交往這么深厚，能不值得人懷疑嗎？"慧遠答："我佛法中，情無取舍，難道說不為高明者所認識？"他們的交往不是一年半載的友情。盧循任廣州刺史時，曾派人給劉裕送贈益智（龍眼）粽，同時，也給慧遠送糧送米和益智等。慧遠特書致謝，說："捐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僧人也都分享了。"

　　這年底，劉裕派兵追討盧循，盧循敗退南撤。劉裕占領潯陽，駐軍桑尾，其部下說山上僧人慧遠與盧循交誼深厚，劉裕說："遠公方外之人，一定對世俗間不分彼此。"并派人給慧遠送去糧米。

　　慧遠與江東望族，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的關系，也非同一般。

　　王謐，東晉大將王導之孫。因祖上有功，政治上享有特權，他曾為桓玄稱帝出過力，桓玄失敗后，受劉裕保護。由于王謐篤信佛教，在桓玄提出沙門應敬王者的問題上，曾幾次上書表示反對。他對于佛經也頗有研究，曾多次給遠在長安的高僧鳩摩羅什致函問法。對慧遠也十分欽佩。與帝王默幾次致書稱師致敬。王謐曾致函慧遠詢問關于健康問題："我年才四十七歲，而身體衰老跟六十歲的人一樣。"慧遠特回函安慰說："古人不愛惜一尺大的璧玉，卻重視一寸小的光陰，察看一下古人的情況，似乎不在年令長短。檀越（施主）既然順從自然而把握性情，因佛理而駕馭心思，因此而推，又何必羨慕高壽呢？想此理你久己得到了，今特回復來訊。"慧遠十分親切地安慰王謐的感嘆情緒。情深義長，躍然紙上。而王謐在第二年四十八歲就死去了。

　　慧遠與江東著名文學家，臨州太守謝靈運友誼也至為密切。謝靈運，東晉大將軍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以文章名聞江東。他負才傲俗，少有推崇，一見到慧遠，便肅然起敬，心悅誠服。慧遠為弘揚佛事，特在東林寺設佛影堂，詳問外籍僧師所見佛像形象，便立臺畫像，并刻銘于石上。特命弟子道秉遠至江東，囑謝靈運作《佛像銘》以充刻石。

　　慧遠還與鄰國國主友善并往來函贈，相當友好。北方的后秦王姚興，十分欽佩慧遠的德才，不斷書函往來問候，并饋贈糧餉。又贈送龜茲國細縷雜變像，又讓左將軍姚嵩獻其珠制佛像。天竺高僧鳩摩羅什在后秦剛剛譯出《大智度論》，姚興送給慧遠一部抄本，并請作序。慧遠據此書改作《大智論抄》二十卷，并作了序。

　　慧遠抱守"情無取舍"的處事哲學，不分華夷南北，朝野順逆也不分貴賤士庶，儒釋玄道，皆與其交往，從不厚此薄彼，這就是"方外之人"的處事態度。因此不但保存了僧團的弘法實力，也是他的聲望永傳后世。

　　慧遠佛學博大精深，常給人以深刻教誨，而向來不自滿足，利用一切機會向學有專常的人、尤其外籍僧人探學求教。

　　慧遠與鳩摩羅什二人從未晤過面，都是因弘飲譽天下而彼此欽敬的。他們之間的書函往來，對開拓慧遠的佛學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鳩摩羅什，西域龜茲國高僧，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東渡到長安。后秦左將軍姚嵩將此事函告慧遠，第二年慧遠派弟子曇邕致函鳩摩羅什，表示敬意，并贈以袈裟和漉水囊（一種法物）。鳩摩羅什即致函答謝。

　　后來，慧遠聽說鳩摩羅什要回國了，慧遠致書敬意，并深表遺憾，還提出十幾條佛學問題，請予以回答，又報偈詩一章，其中有：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

　　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以示挽留。后人把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關于佛學問答十八章編為《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答》（或作《大乘大義章》）。

　　慧遠對鳩摩羅什的弘佛事業尤其是對譯經活動給予以全力幫助。羅什在長安譯出了《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大乘經典，最初，只流行于關中地區。后來，慧遠千方百計地將這些經典傳到江南。為佛教事業作出了貢獻。

　　慧遠對長安的譯經事業十分關心。西域僧人弗若多羅在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誦出《十誦律》，與鳩摩羅什譯為漢文。但譯到全律三分之二時去世，只好擱置。第二年西域僧人曇摩流支到長安，慧遠聽說他善律學，并攜有此本，就立即致函，懇請他把《十誦律》譯完。后來，曇摩流支與鳩摩羅什合作譯完此律。此律亦流傳到江南。

　　慧遠為了豐富佛經，特請己經到洛陽譯經的著名律學大師僧伽提婆到廬山譯經。提婆在廬山譯出禪學經典《阿毗曇心論》四卷和《三法度論》二卷。后與僧伽羅叉譯出《中阿含經》、《僧一阿含經》等。

　　慧遠還請西域僧人佛陀跋陀羅大師譯出《達磨多羅禪經》二卷。

　　慧遠把僧伽提婆的《毗曇》學論和佛陀跋陀羅的禪律學介紹到江東，這些佛經對后世的影響很大。慧遠奉大乘，從不奉禪學和小乘學，但他沒有門戶之見，而為了完整地宣傳佛教思想，所以才弘揚禪學和小乘學。

　　三 身體力踐 弘經揚典

　　慧遠久住廬山宣揚佛教的法門，就是給佛徒們灌輸經典內容，只有這樣，佛教才能繼往開來得以發展。

　　在廬山，慧遠特設講經臺，親自登臺講經，不遺余力。他講的經典教本，主要大乘派的《般若經》、《法華經》和《涅盤經》等。

　　慧遠在講經時，盡量注意到僧員的文化層次和接受能力，盡量滿足僧員的求職欲望。盡管如此，總是有少數個僧人聽不進去或注意力不集中。有一次，慧遠講經時，有僧員打盹，他發現后，自歉地對僧員們說："我以桑榆之光，來照大家，但希望大家以春日朝陽，共放光明！"勉勵之后，仍繼續高聲誦講。全體僧員無不深深感動，無不肅然起敬。此后，再沒有發現講經時打瞌睡了。

　　慧遠還把與方外之人，或佛教居士的接觸交談，看作是弘佛的最好機會，這本身也是傳道授業的最好過程。彭城的劉遺民是居士，自幼讀百家書，也喜歡研究佛理，曾任宜昌、柴桑二縣縣令，后隱居廬山，與慧遠有深交。他從僧人道生得到僧肇作的《般若無知論》，立即送給慧遠，二人并深入討論。劉遺民還寫過《釋心無義》一書，即受慧遠的影響。

　　慧遠還指導過儒學大家雷次宗、宗炳和周續之。雷次宗是豫章南昌人，少入廬山，拜師慧遠，立志好學，尤其是精研《三禮》、《毛詩》。宗炳，南陽涅陽（今南陽鎮平）人，精通儒學，終身不作官。慧遠曾為他們二人講《喪服經》。后來，雷次宗寫了一部《略注喪服經傳》和《毛詩序義》二卷，都得益于慧遠的幫助。雷次宗后在建康（今南京）開館授徒講學，并為皇太子講《喪服經》。宗炳受教后著《明佛論》，講三教合一的神不滅論。周續之，雁門郡人，與劉遺民、陶淵明并稱為"潯陽三隱"，以通《禮》、《毛詩》、《公羊傳》聞名，又通《老子》、《周易》，后入廬山拜師慧遠。儒者戴逵著《釋疑論》呈慧遠，慧遠把此書交給周續之，周續之作《難釋疑論》來答辯，慧遠最后作《三報論》，使這一辯難得到了圓滿的結果。

　　慧遠的佛學與品行還打動了"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辭去縣令的陶淵明。陶淵明，"潯陽三隱"之一，柴桑人。與慧遠為方外交，二人感情相當深厚，他不像劉遺民住廬山拜師慧遠，又不像周續之隱廬山與慧遠有往來。陶淵明只是登廬山會慧遠。慧遠曾鄭重招淵明，淵明明確表態，不愿住廬山加入其僧團。有一次，淵明登廬山去會慧遠，到了寺外，一聽見鐘聲就返回山下。又有一次，慧遠送淵明下山，一路談興正濃，不知不覺越過了虎溪，被慧遠所豢養的一只大老虎喝住，賓主相視大笑。后世有人據此畫了一幅《三笑圖》，傳為佳話。陶淵明雖與慧遠深交，二人也能談得來，但在哲學觀點上，陶淵明曾作《形影神》詩來回答慧遠的《形盡而神不滅論》的看法，表示不予茍同。

　　慧遠在佛學方面之所以有高深的造詣，主要來自他豐滿的學問。慧遠游學洛陽，博綜六經，尤通《老》《莊》，隨道安出家后，又研究般若學，在廬山從僧伽提婆學毗曇，從佛陀跋陀羅學禪法，又與遠在長安的鳩摩羅什書信往來，研討佛學，還讀到羅什的譯作《大智度論》。慧遠兼學佛教大小乘，更善儒道群書，尤精《毛詩》、《三禮》和《喪服經》。可以說，慧遠的學問，是從儒家出發，中經道家，最后歸依佛教，他仍然認為佛教可以廣泛吸取百家學說，他的著作就融會貫通著儒釋道三教的思想內容。

　　慧遠的著作很多，有論、序、銘、贊、詩、書等，總集為十卷，共五十余篇。這些著作，豐富了佛學內容，對后世影響很大。

　　慧遠博大精深的學識和獨立嚴謹的學風，對受學的弟子們和方外的居士影響很大。在他的治學精神鼓舞和指導下，三千多弟子大多學有專長，多才多藝，對佛教的弘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慧持，慧遠胞弟，同師道安，同住廬山，曾校訂《中阿含經》譯稿，曾給豫章太守范寧講《法華》、《毗曇》二經，后入蜀傳教，蜀郡佛學界皆望風欽敬。

　　僧濟，是大小乘佛經和世俗典籍，都熟讀在胸，并能融會貫通，三十歲后，即到城鎮宣講佛經。法安，既擅長戒行，又能講說眾經，還兼習禪業。道祖，學業特別精進，撰成《魏世經錄目》、《吳世經錄目》、〈晉世雜錄〉、〈河西經錄目〉等。對佛學目錄學貢獻，后來到建康講經，權臣桓玄常住觀聽講，稱他為后來居上。

　　慧要，精通經、律，而且善創造發明，曾在泉水池中立十二葉荷花，靠水流轉動，表示十二個時辰，相當準確，解決了山中計時問題，又曾制作木鳥，能飛行幾百步遠。

　　僧徹，博覽眾經，尤通〈般若〉，還善于賦詩。

　　曇詵，注〈維摩詰經〉，并著〈窮通論〉等，總之，慧遠的弟子中，有的義解深明，有的匡拯眾事，有的戒行清高，有的禪思深入，并聞名當世，傳業于后。

　　四 調協三教 創新體系

　　慧遠是中國佛教史上內通經理，外善群書的一位佛學大師，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

　　佛教自東漢傳入洛陽起，就于中國的思想文化結合起來。開始與方土道術結合，以達祠祀求福的目的，繼而與玄學清談相結合，也是佛教發展過程中的需要。而慧遠使佛教全面地同中國傳統文化緊密地融熔在一起，從而開拓了佛教發展的新時代新局面，給后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儒教，是中國王權政治學說和論理道德的理論基礎，也是精神支柱。而佛教與儒教的思想內容，原本不能相容，佛教在中國的存在，就是調和的結果。而到了慧遠，這種調和達到了成熟的地步。

　　道教，是與佛教東來前后而產生的本土宗教，源遠流長。佛教初傳，依附于道教，得以存在。繼而逐漸分離，后雖相容調和，但不斷在相斗中求法展。而慧遠高瞻遠矚，借道教經典內容，來充實豐富了佛教的理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

　　慧遠在廬山傳教修行，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協調政教關系。

　　晉成帝成康六年（公元340年），輔政大臣庾冰下詔沙門應敬王者，主張沙門見皇帝應行跪拜禮。但遭到了以尚書令何充為首的信佛的朝臣的反對，經過朝中禮官，博士的評論和辯論，意見不一，只好擱置不論。

　　元興元年（公元402年），為慧遠住居廬山的第二十四年，桓玄控制住朝政大權后，又提出了這個問題，明文〈與僚屬沙汰僧眾教〉，并給六部尚書和尚書令，仆射（合稱"八座"）寫了〈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限定八日內議定下來，雖然吏部尚書、中書令王謐反復上書反對，但八座最后被迫同意，桓玄派專人將這些文件送到廬山慧遠處，敬請慧遠提出一些意見。

　　桓玄提出沙門應敬王者的理由，是據〈老子〉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這就是說，王侯比擬于天地二儀，具有同天地一樣的品德，，能夠孳生，資助萬物的生存和成長，沙門為萬物之一，當然亦蒙受王侯的恩惠，因此沙門按情，理應禮敬王侯。

　　慧遠面對此情此景，依然 牢記恩師的"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訓示，桓玄雖不是國主，但是以國主的口氣下令的，并且依據情勢，遲早要成為國主。為此，不能明目張膽的違抗，但也不能就此妥協罷休，依從了事。為了佛教的生存和發展，為了應付當前的形勢，在悲憤中冷靜下來，閉門謝絕，罷教下壇，一連幾個晝夜寫下了《答桓太尉書》的五組短文，發表了自己維護佛教的態度與沙門不敬王者的理由根據。

　　慧遠急中生智地表示了高見：佛徒可分為在家居士和出家修行兩種人，在家居士應與世俗協調相處，應尊君敬親，講究忠孝，并強調說服經中也有規定這樣做。就這樣，慧遠便巧妙地把佛教與中國傳統禮法觀念揉合在一起了。

　　但是，出家僧人與在家居士有根本的區別，那就是僧人信奉的教義是"身"為"苦"的來源，人的一切"苦累"都是來自"有身"，所以，僧人們不把"存身"作為消除"苦患"的條件。說明白一點，人的"身"，來自"生"，"生"來自陰陽二氣。既然僧人們不是把重生，順化作為目的來追求，當然也就無須對"天、地、君、親"的恩德，以禮敬作為報答了。慧遠作了圓滿的回答。

　　桓玄接到慧遠的答書后，完全同意慧遠的意見。一年后，桓玄篡位，為了取得佛徒的支持，立即致書慧遠，不再讓沙門禮敬王者。桓玄稱帝失敗被殺后，慧遠將《答桓太尉書》等文，整理成《沙門王敬論》一書。

　　慧遠這次佛教與王權的關系辯論，以勝利告終。佛教自西晉后趙西僧佛圖洽洽澄起就直截干預王朝政治，其徒道安，就力圖這樣做，讓佛教作王權的工具，其徒孫慧遠則把佛教的這一職能向前推進了。魏晉時期，名教與自然的大辯論，也反映在佛教與名教的關系上。慧遠的觀點來自儒道，但由于斗爭的需要，慧遠結束了從東漢以來，佛教教義主要同《老》《莊》的結合，轉向同儒教的結合。儒教的許多基本思想被系統地組織到佛教的教義中。最顯著的是把儒教的"禮"的觀念引進到佛教的教義中。

　　晉義熙五年（公元409年），江州刺史，鎮南將軍何無忌撰寫了一篇《難袒服論》，對沙門袒服（穿袈裟，袒右肩）表示疑義。佛教沙門袒服原與天竺天氣有關，是外來僧人治習天竺風俗。佛教傳入后，漢僧也如此穿袈裟，成為出家人的標志。然而按中國的禮制，表示吉慶以左邊為上，表示兇喪以右邊為上，所以，何無忌才有此疑議，來責怪沙門，如此袒露右肩，象征兇喪，實不可取，應從屬于中國傳統禮制才對。

　　慧遠對此責難，立即寫了《沙門袒服論》和《答何鎮南書》，說明了沙門袒服的理由。但慧遠的解釋內容。從佛教的經傳中都查不出來。慧遠說，袒服是天竺的"國法"，是對尊者敬重，對天神虔誠的表現。儒教圣人制定左吉右兇的禮制，是根據世人愛生怕死，好進惡退的本性，而沙門出家修道，本身就是拋棄榮辱，違反世俗生活禮制的，所以，佛教與世俗以左為貴的禮制不同，因此右袒。

　　慧遠從容不迫地用儒教的禮制思想來論證沙門的右袒 道理，維護了沙門這一不成文的僧人服式。慧遠就是這樣，順從形勢，依據需要，把儒教思想補充到佛教論說之中，調和了佛儒矛盾，發展了佛經理論。此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孔、釋"殊途同歸"，儒、釋、道"三教一源"之說都來自慧遠。

　　慧遠在廬山傳教揚法的過程中，融匯中外傳統文化和宗教文化，創建了一套新的佛教宗教觀念和體系。

　　慧遠的"神不滅論"。慧遠認為"出家"者以"方外之賓"自居，"以弘方外之道"為自任。在這個天地之外，一定有一個"方外"世界，這個"方外"世界就是神世界。神世界可以說是悠幽空遠，神道精靈微妙，人們可以依理推尋，但難以尋個究竟。《莊子》說得好，天地之外，不是不可說，但越說越錯；天地之內，不是不可辯，但越辯越疑，〈春秋〉之作，不是不可議，但越議越亂。這就是人們的身、耳、目的認識有限的原因。這個認識有限以外的世界就是"神國"，通過"念佛三昧"就可到達。慧遠認為這是消除一切世俗認識活動的首要條件，能形成見佛的特殊認識活動，現觀氣象萬千的佛國，聞見到正常耳目所不能觸及的境界。鑒于這種認識，東晉元興元年（公元402年）七月，慧遠率弟子一百二十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建齋立誓，發愿修習佛教，超脫輪回，以達"神界"。這個神界就是西方的凈土，到了這里就可達到涅盤境界。佛教涅盤的基本念含義，就是指息滅了一切煩惱所達到的神秘精神境界。慧遠所稱的涅盤為"神界"，則不見所有外來經典。

　　慧遠的"神界"（涅盤）之說來自道家。他說"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化盡"指己擺脫生死輪回的束縛，"生死"是"神"的累贅，一旦生從死中解脫，"神"即處于神秘直觀狀態，不再被周圍環境所纏擾，那就是涅盤。慧遠直接引用道家著作〈莊子〉和〈文子〉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把道家的"形有靡而神不化"改稱為"形盡神不滅"，而"形盡神不滅"有神論，是慧遠全部宗教觀念的奠基石。

　　慧遠的因果報應論。因果報應之說，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有，外來的佛教中也講，但經過慧遠的提倡和解釋，賦予了新的含義。《老子》中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傳》中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是佛教因果報應論引進中國的思想基礎。這種觀點認為"慶"、"殃"只傳子孫不傳個人。慧遠認為罪惡、福氣的應驗，只在自己的感受，感受如此，就叫自然，這個自然，就是"我"。這就開創了佛教的自感自應，自作自受，罪福全從自己思想行為中來，并且有經過輪回可以增減罪福。后來，社會上流傳一副對聯，就是對慧遠這種觀點思想的最好注解：

　　為善必昌，為善必昌，先人必有余殃，殃盡則昌；

　　為惡必滅，為惡必滅，先人必有余德，德盡則滅。

　　慧遠的因果報應論，在此后的中華大地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對教內教外的不法狂徒，起到了收斂約束作用和震懾作用，對社會的安定，起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至今還沒有哪一種說教能夠代替得了的。

　　東晉義熙十六年（公元416年）秋天，慧遠在廬山獨立宣教弘法三十八年，無憾無悔，心地暢然地圓寂在松濤溪聲中，去到了他認為可以達到的彼岸世界--凈土，住世八十三歲。

　　慧遠為一代高僧大德，奠定了中國佛教儒、釋、道三教融通合流的基礎。他由儒、道進入釋教，縱橫捭闔，游刃有余，一拓再擴，使這一外來宗教，無衣無縫地具有中國特色，只有這位僧人學者所能左右的。

　　慧遠為一世僧品楷模，凝聚了南方佛教人才的才能和智慧，使用權佛教健康地向前發展。他是一個佛學家，更是一個虔誠的佛徒，在弘佛揚法的過程中，以身作則，以行自律，出言謹慎，舉足輕重，使這一來去有序的千人僧團的每個成員，都得到了無聲的教誨有力的鞭策，都能生氣蓬勃地去完成自己份內的弘揚工作，將佛教的社會作用繼續有力的向前推進。

　　慧遠為空前的政治僧人，在各色政治人物間，能夠左右逢源，高尚其事。他有精湛的學識，敏銳的眼光，靈活的態度，賦予在天生的英俊瀟灑，談吐清雅，氣宇軒昂的形象上，既能獲得上層達官貴顯的好感和敬重，又能影響中層政治要員的依附和佑助，使用權這位中國和尚，竟然成為無與倫比的"東土護法菩薩"。使南方佛教在一次次的政治漩渦中不失時機的得以順利地向前邁進。

　　慧遠為中國佛教堅信"神"的首倡者，肯定了"神"的存在，開拓了凈化佛徒精神世界的光明通途，使此后的中國佛徒，乃至世界佛徒終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標西方極樂世界，這就是開一代佛學宗派的凈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