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側記 作者： 劉雨虹
           
　　南懷瑾先生側記(六)

     
　　彼得圣吉造訪
     
　　一九九五年的四月，臺北舉辦了一場講演，邀請的講者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博士。
     
　　這位圣吉博士，著有《第五項修練》一書，被美國《商業(yè)雜志》譽為新一代最杰出的管理學大師之一。
     
　　這本書被高雄中山大學楊碩英教授協(xié)助譯成中文，由“天下文化”出版，在臺灣也造成轟動，所以才有邀其來臺講演之舉。
     
　　那天我打電話給老師，說明天就來香港。老師說，彼得圣吉也是明天來看他，我這才知道圣吉博士要來拜訪老師的事。
     
　　圣吉博士是由楊碩英教授陪同前來的，我剛好躬逢其盛，下午約四點鐘，他們下了飛機就趕到老師這邊來了，我是早一步到的。因為他們當晚九時還要搭機回美，所以在老師處只能停留四、五個小時。
     
　　他們到了以后，為了爭取時間立刻進入正題，在寫了《第五項修練》之后，應該如何再提升?應向哪方面努力?
    
　　老師則建議他讀中國的三本書《大學》《中庸》及《管子》。前兩本書不但是個人內(nèi)在修養(yǎng)及立身處世的實典，并且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學和政治哲學。
    
　　至于《管子》，則記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學思想，以及形而下的用世及治國理念和實際措施。
       　
　　圣吉博士覺得人們已體認到科學發(fā)展的極限性，人們看到的世界只是人們所能夠看到的，但并不完全是確實存在的世界。
      　
　　老師說，人類走向機械文明的趨勢是不容易挽回的，這一切不是只靠宗教或現(xiàn)代管理就能解決。時代的根本問題，還必須靠自然科學和人文哲學結合，才能打開一條出路。但這個哲學不是普通所謂的哲學，而是東方涉及生命實證的佛家及道家的學問。
       　
　　老師與彼得圣吉博士對談了將近三小時，彭嘉恒將手記交給楊教授參考，整理發(fā)表于七月十五日出刊的《遠見雜志》。
       　
　　兩年后(一九九七)的六月中旬，圣吉博士又來到了香港。這次來訪的計劃，是短期學習中華文化。與他同來的一行共有五人，多是美國管理學術的工作者。另外前來參加的，還有美國國務院的艾德，楊定一醫(yī)師及夫人王瑞華，葛元宏(Griffin)醫(yī)師，以及巴黎大學東方學系主任戴思博等。
      　
　　從臺灣前往參加的，有楊碩英教授及夫人馬黛博士、《西藏生死書》譯者鄭振煌教授，企業(yè)界有孫靜源先生及鐘正光董事長(長谷建設)，另有大陸學人七、八位參加，以及香港黃昌發(fā)醫(yī)師等多人。
    
　　由于參與人士多屬學術界及企業(yè)管理階層，老師就從唯識論的五十一心所開始講起。這是一門涉及人類意識活動狀態(tài)及分類的學問，與管理學關系極為密切。
    
　　當老師分析到唯識學中“見思惑”的問題時，這些管理學者們頓覺豁然開朗。據(jù)他們告訴譯者紀雅云說，在他們的工作過程中，遭遇的困擾正在這個方面，原來唯識學中早已講到了。
    
　　在這次的講述中，也說到了生死問題，儒家是“未知生，焉知死”，把不了解的問題擱在一邊。
     
　　道家則不然，其對生死不但有哲學的觀念，更有向死亡挑戰(zhàn)的修仙不老的實踐派。
     
　　但較有完整體系的，則屬佛家的生死學說，尤以佛學最為詳盡。近年密宗在世界上流行較廣，西藏的生死之說也頗受世人關注，但也有問題。老師一一加以闡釋，解開眾人的迷思。
    
　　彼得圣吉一行的學者們說，在老師多層次涵蓋頗廣的講述中，他們找到了許多契合管理學發(fā)展的重點，收獲極大。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圣吉博士說，他多次被老師的話所感動，只有在座位上頻頻施禮，以表達他內(nèi)心的感激之情。
    
　　最妙的是那位美國葛醫(yī)生的話。他對我說，自己一向?qū)Φ兰覍W術有興趣，下過不少功夫，但對道家的精神層面，總感覺“語焉不詳”；此次聽了南老師的講解，頓覺云開霧散，這個感覺太棒了，太偉大了!
     
　　南著譯介西方
    
　　包卓立在香港的這些年，除了參與金溫鐵路一些事務，像進行貸款安排等等之外，他花時間最多的，是從事安排老師著作的英譯，由美國公司出版發(fā)行的事。
    
　　大約是一九九一年，我到了香港。包卓立告訴我《如何修證佛法》這本書，正由美國的杰西克里瑞(J．G．Cleary)譯成英文，而校訂的工作是由他擔任的。
    
　　他這個工作很繁重，是一個溝通的工作，要幫助譯者去解疑釋惑，所以每逢我到香港，都看到他校訂的譯文。有一次，他很不解的問我，為什么我整理《如何修證佛法》這本書時，不把小標題放在段落中?如果那樣排列，會使這本書更有次序而章節(jié)分明。
     
　　我說那是順應自然啊!當初也想那樣做，把標題排入段落中，不錯，標題是我加的，但是再三看內(nèi)容，無法照應分段，只得依照原先老師所講的形式，把內(nèi)容提示出來，使讀者閱讀方便。后來包卓立仔細再看，發(fā)現(xiàn)的確如此。
     
　　整理老師的講記，確有相當?shù)睦щy。因為老師講課的時候，如天馬行空，越說越遠，繞出去半天，最后自會落歸主題。在聽講的時候，因為現(xiàn)場氣氛，還有老師的神態(tài)表情等，了解自然沒有問題；但在轉變成為文字時，就使人有缺乏邏輯次序的感覺。整理老師講記的人，都曾有這種困擾，但是最后的結果，就采用了順勢的方式，順著老師的口氣與講法，不去加以硬性的整編，以保持老師講課的本來精神和風貌。
     
　　說到這里又想起一樁事，與老師講課記錄有關。有一次，好像是一九九四年，有人將老師在香港講的經(jīng)文記錄，交給王雷泉教授整理。我到香港時，大家就交給我，希望在“老古”出版。我雖負責“老古”編務，但是與老師有關的文字，我決不敢擅自作主，一定要先得到老師的許可。而當我問老師是否看過了王雷泉整理的記錄時，老師即刻說：
    
　　“已經(jīng)看過了，整理得很好，但是不要出版。”
    
　　老師這句話像是一個悶葫蘆，又像是一個話頭，我不由自主的參起來了，一路把話頭參到了北京。
    
　　這時王雷泉正好從上海到北京去開會，他已經(jīng)知道了“老古”不擬出版的事，起初還懷疑是我從中作梗。那次我住在新僑飯店，他特別來找我，問我對于他整理那篇文字的意見。
    
　　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當然希望知道讀者或出版者的真實反映或想法，這時我忽然對老師的話頭有了破解，就很坦誠的對他說：
       　
　　“你的西洋哲學背景，使得文章也講究邏輯性。但老師講課是即興發(fā)揮的，常常東說一句，西說一句，又湊攏來歸回主題，那是毫不符合西洋邏輯的。但亂中有序，自然而流暢。這正是他講課的風格。”
    
　　“我相信你一定費了大事，把老師的話加以排列組合，以成為條理分明的文章。不錯，你盡心盡力辦到了，但已經(jīng)不是南老師的東西了，變成了你王雷泉的作品了。換言之，失掉了原味。”
    
　　王雷泉大表同意，因為他自己也有這樣的疑慮。辛苦了一暑假，把文章邏輯化，真是白費事啊!
    
　　提起這件事的原因，也是因為感到整理老師講課的困難。做過這個工作的人，都有過內(nèi)心的掙扎。后來雖說是順勢而為，但整理出來的文字，總覺無法表達出老師講課時的味道，那是飄逸自在和智慧涌瀉的風采。
   
　　這是信、達、雅以外的韻味，也是最不容易傳達的。
     
　　言歸正傳，把《如何修證佛法》譯為英文的這位美國人杰西克里瑞先生，先是寫過一封信給包卓立，他說曾在一九八0年開始看南先生的著作，認為南先生的學述寬廣博大，融通各家，既有理論，更有實證，為這個時代所罕見。他認為，這本書英譯出版后，會對西方造成震撼，因為不但內(nèi)容是以往西方所未見，而南先生的表達方式，也是前無古人的。
    
　　說起譯者杰西克里瑞，他與湯瑪士克里瑞(Thomas Cleary)是兩兄弟，都畢業(yè)自哈佛大學，并立志從事東方文化譯介的工作。三十年來，成就非凡，湯瑪士已將三、四十種中文古籍譯成英文，如《周易》、《孫子兵法》、《老子》、《孫不二女丹》、《悟真篇》，以及八十卷的《華嚴經(jīng)》等，成效驚人，兩弟兄正陸續(xù)英譯老師的著述，在美國出版。
     
　　印度在釋迦牟尼滅度后九百年間，也有一對兄弟，就是世親、無著二人。他們著有《俱舍論》等，對佛法影響至巨。有人戲稱，克里瑞兩弟兄，是印度的世親、無著兄弟轉世，到美國從事宏介東方文化的工作。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兩兄弟之故，才會有這種比喻。
    
　　杰西克里瑞將《如何修證佛法》英譯本分為上下兩部，而且書名也不同，前半部名為Working Toward Enlightenment-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e，后半部書名為To Realize Enlightenment-Practice Of  Cultivation path，分別在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四年在美國SamuelWeiser公司出版。
    
　　他后來又英譯了《中國佛教發(fā)展史略述》(Basic Buddhism：Exp-loring Buddhism and Zen)是一九九七出版。
     
　　至于湯瑪士克里瑞，他翻譯了南著《禪與道概論》中禪的部分，一九九五年由美國Charles E.Tuttle Co.INC出版。
   
　　《如何修證佛法》上冊，一九九八年譯成法文由巴黎LE Seuil公司出版，這是從英譯本轉譯成法文的。
     
　　另有一本《道家密宗與東方神秘學》，在一九九四年譯成法文出版，出版公司為巴黎Guy Tredaniel  Editeur。這本書是直接由中文譯成法文的。
    
　　記得一九九五年，老古公司在臺北忽然接到韓國華僑辛源俸由漢城來信，希望許可他將《易經(jīng)系傳別講》譯成韓文在漢城出版。我無法分辨韓文，但由這位辛先生來信看得出，他中文造詣很不錯，字也寫得好，就欣然同意他的請求。這本書于一年多后出版了，當時約定版稅交老古公司三分之一。當他拿到版稅要寄來時，正逢亞洲金融風暴，一夕之間，韓幣狂跌，那個版稅已變成微乎其微了。這也算是韓譯本的一樁題外趣事。
    
　　后來，辛源俸又譯了《易經(jīng)雜說》，也在一九九八年底出版問世。
     
　　在這幾年中，以前所出版的《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也陸續(xù)由英文譯本譯成了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德文，而《習禪錄影》也出了西班牙文版。

　　兒童讀誦經(jīng)典詩詞
     
　　牟宗三先生的關門弟子王財貴博士，為了文化教育，倡導兒童讀經(jīng)，已經(jīng)在臺灣奮斗了不少年。他到處奔走講演，推動這個計劃。
     
　　這是古代傳統(tǒng)兒童讀書學習的方法，不論懂不懂，先把四書五經(jīng)詩詞等背會了，將來孩子長大成人，自然會懂，那時就受益無窮了。
    
　　近代的教育，經(jīng)過檢討，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老辦法仍是好方法。因為科學已經(jīng)證明，人在十三歲以前，是記憶最佳時期，也是腦力開發(fā)的重要時期。兒童學習力強，過目不忘，并且喜愛學習摹仿，如果不給他們好文好詩去讀誦，他們就會背誦電視廣告，以及其他無用的話語。
    
　　李素美得知王博士倡導兒童讀經(jīng)的事，就在一九九七年秋天，邀他到香港公開講演介紹。海南航空公司的總裁陳峰，也是一個熱心文化的企業(yè)界人士；他隨即安排王財貴博士到海南島，在他的公司講演，以推行兒童教育。他們公司員工有千人以上。
    
　　這時我與周勛男，正要從香港到廣州去，老師交代我們，從廣州直飛海南島，也參加他們的活動。
    
　　與王財貴博士一同到海口去的，還有香港佛教圖書館的何澤霖館長，孫靜源父子、首愚法師等。
   
　　我們參觀了海南航空公司。這雖是一個成立不久的航空公司，但是領導人的見解與風格，以及他強勢的領袖魅力，已使該公司頗有規(guī)模了。
    
　　王博士的講演受到熱烈歡迎。我們又到了三亞，島的南端。那里正在建造一個“南山寺”，是傳統(tǒng)文化象征，也有旅游上的意義，首愚法師也贊助了這個計劃。
    
　　老師常說，現(xiàn)代人不了解傳統(tǒng)教育法多么輕松愉快，兒童們在歌唱舞蹈的氣氛中，不知不覺就學會了。
     
　　由于古書濃縮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多方面的知識結晶，受到后世的人尊敬，并被稱之為“經(jīng)典”。
     
　　現(xiàn)在，東方及西方研究教育的人士，都普遍認為，幼年讀誦經(jīng)典，可加強腦力開發(fā)，同時也學到了道德學問。
     
　　老師接著即交代郭姮妟專責推廣兒童讀經(jīng)教育，并將編印的新課本，除臺港外，推廣到大陸、美國、歐洲及南洋等華僑聚集的地方。
     
　　所編課本，除了中國的經(jīng)典、詩詞、文章，還另編有英文的佳文。這些英文讀本，已開始在臺灣先行推動試辦，因為臺灣許多小學都已開始教英文了。
    
　　兒童讀經(jīng)的事，老師極為重視，希望從兒童開始，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
    
　　其實兒童讀經(jīng)的方法是很輕松的，只在每天下課前用十分鐘。由老師帶領大家誦讀，孩子們同聲齊唱，只要一兩次就會背了。這不但不是苦事，反而是孩子們唱歌一般的快樂事。
    
　　臺灣推行這個實驗已有多年，逐漸擴大，也漸見成效。有一次臺南區(qū)舉辦了兒童狀元會考，參加的孩子們比賽背誦經(jīng)典，連四歲的孩子都會背《老子》呢。
    
　　可是，成績最驚人的是大陸的兒童。
    
　　一九九八年的四月，郭姮妟正式辭掉她在香港里昂銀行的高薪工作，投身到這個兒童讀經(jīng)計劃，到大陸許多地方。所以到了十月，天津就舉辦了一個兒童讀經(jīng)比賽(包括兩岸及港澳)，臺灣前往參加的，有十個小朋友，而成績驚人的，是大陸的兒童。
    
　　說起大陸推行這個計劃，是由希望工程的徐永光先生開始的。他到香港時，老師先向他提出這個活動，他立即去舉辦，受到了歡迎。后來許多學校跟進，逐漸推廣，故而才有比賽時的好成績。
     
　　臺北的薇閣小學，近年也推行不遺余力。一九九八年十月，北京的十個中學校長訪問團來臺，也曾前往參觀，聽了孩子們讀經(jīng)，大家都印象深刻。
     
　　美國僑界熱心推廣的，是新澤西州臺塑公司的王瑞華女士。許多關心兒童潛能開發(fā)的團體，也紛紛加入推行的行列，希望人類的下一代，能夠在正常的文化軌道上健康成長。
    
　　早在修筑金溫鐵路的時代，許老爹(鳴真)就曾對老師說過，希望快些把這條鐵路完成，以便開始老師另一條文化教育的大道。
    
　　最了解老師胸懷的是許老爹，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老師在給許老爹的信中，寫了一首詩：
    
　　百年世事未能平　造化無端苦弄人
    
　　抵掌細談天下事　相知唯子許鳴真
     
　　羽毛
    
　　有一天，記得是一九九六之秋，老師提早來到會客室，進門就囑親證師鋪設筆硯紙張，原來要寫字了。
     
　　我站在一旁觀看，第一幅老師寫出幾個大字：
    
　　照人依舊披肝膽
     
　　入世翻愁損羽毛
    
　　再看下去，原來題款是寫給我的，一時不禁吃了一驚。
    
　　我并未向老師求字啊!現(xiàn)在為什么先寫一幅給我的呢?大概是因為我站在旁邊，算是順水人情吧。
     
　　老師繼續(xù)寫下去，寫了不少幅，字也越寫越好。我站在旁邊不自覺的喊起來。
    
　　老師的字自成一派，但每幅都似有敗筆。奇怪的是，這并無損于整體的自在逍遙的氣勢。就像鑒賞詩的人所說：“無好句有好篇”，每句詩雖很平凡，但整篇讀下來卻引人入勝，毫不平凡。
    
　　另有些詩是“有好句無好篇”，每句都是金句，但通篇讀下來，卻不知所云。
   
　　老師的字是“有好篇”之類的，別人想學也學不來，雖有敗筆，整幅看起來風格獨特，有仙風道骨之感。
    
　　寫到最后一幅，也是給我的，可是能回應我說“越寫越好”的那句話，這一幅敗筆少，是古人的詩句。
    
　　但使我越想越納悶的，還是那句“入世翻愁損羽毛”的話，總覺得有些玄機。
    
　　當天夜晚似乎半睡半醒，腦海中總在若隱若現(xiàn)的飄浮著這句話。
    
　　愛惜羽毛是做人的基本常情，正人君子都會愛惜羽毛，但在老師的口氣里，愛惜羽毛似乎成了一種障礙。
    
　　在胡思亂想理不出頭緒時，忽然想到不久前與老師的一段對話，那天在說到《人文世界》復刊的事(一九九六初)，我好像說了一句“不能丟人”之類的話，老師卻說：“我不怕丟人”。我又說：
    
　　“老師不怕丟人，但是我怕丟人啊!”
    
　　這也是愛惜羽毛的意思，做事不能丟人現(xiàn)眼，不能被人笑話……
    
　　又想到有一次，說到任事不易，被人批評，老師立刻說：
     
　　“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評。因為只要做事就會遭人批評，做得不好有人罵，做得好也有人罵，怕人罵就不能做事。”
    
　　對啊!仔細回想一下，老師是不管別人的批評或背后謾罵的，他一概置之不理。前面我也提到過，對他人的閑言閑語，他會說“人家要吃飯嘛!我們也要吃飯嘛!”
    
　　第二天又見到老師時，我說：
     
　　“昨晚參了一夜的話頭，今天悟到了，愛惜羽毛是我的習慣，有時為了自己的羽毛，不肯去做該做的事……”
    
　　老師沒有任何答復。
    
　　前不久，張尚德從苗栗到臺北老古公司來，他在苗栗辦了一個“達摩書院”，有不少學生。他告訴我一件事，頗有意思。
     
　　他說，有一天他的好朋友到書院去看他，這個好朋友是大學教授，張尚德就請他到課堂講演。在整整兩小時的講演中，這位教授只說了一件事，就是罵南懷瑾，一直罵了兩小時。
    
　　我頗奇怪，就問張尚德，此人是否與南老師有過節(jié)，故而如此?
    
　　張尚德說：“毫無過節(jié)。”
    
　　“那是為了什么?”我奇怪的問。
     
　　“只能說是人性如此!”
     
　　真高明的一句評語，我心中想，張尚德憑這句話，就夠資格辦“達摩書院”了。
    
　　我又追問一句：
    
　　“那么你如何反應呢?他在你的課堂罵你的老師?”
   
　　他說，講演完畢，他就對這位好友說：
    
　　“我現(xiàn)在才知道，你的學問比南老師高啊!”
    
　　就憑這句話，張尚德應該算是不簡單的人物了。這種現(xiàn)象就是老師說的，做得不好有人罵，做得好也有人罵，反正總有人罵。
    
　　又過了不久，臺北電視播映“雍正王朝”，老師在香港也看了。有一次在電話里說到雍正的政績和行事作風，老師說：
     
　　“雍正這類的人，努力去做該做的事，別人罵不罵，他根本不管，別人是否了解他也不在乎，更不計較什么名呀利呀之類的。”
    
　　猜想這也是對愛惜羽毛的另一種注解。真要做事就不能考慮愛惜羽毛的問題，要做大事更要置羽毛于不顧。
    
　　問題是，動機必須是公而無私，那才可以置羽毛于不顧。

　　凌峰和賀順順
     
　　前兩年凌峰到香港去拜訪老師，因為他看了老師的《論語別裁》，而且很認真仔細的看過了。那次我不在場，聽人告訴我，他滔滔不絕，還不時引述老師書中的話。真是有備而來。不像有些人聽南老師有名，千方百計托人介紹來相見，等到見面的時候，還請教老師有沒有著作可以給他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曾碰見過好幾次這種人，當時老師笑笑，幽默的回答：“我糊里糊涂，自己也是不清楚。”
     
　　一九九八年的十月中，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李素美從辦公室打電話給我，約我中午去銅鑼灣一家餐廳吃午餐。她告訴我還有凌峰、賀順順夫婦，另有包卓立等，并且飯后要與老師及大陸的來新國先生，一起討論合作拍片的事。
    
　　餐館相會，發(fā)現(xiàn)賀順順本人比照片更美麗有韻味。更難得的，她可不是繡花枕頭，而是頭腦很有些深度的人。本來她在聯(lián)合報寫的小文章，我就是經(jīng)常的讀者。
    
　　看到賀順順，會使人覺得上帝太不公平，她又美麗，又有頭腦，又努力，又可親，好像是完美的化身；而有些上帝所造的人，卻是那么的不完美，不可愛，或者是笨。誰能說上帝是公平的呢!
     
　　很快餐廳就有人發(fā)現(xiàn)了凌峰，過來請他簽名，因為“八千里路云和月”早是兩岸三地家喻戶曉的電視節(jié)目了。
     
　　等我們餐罷，老板也來了，向凌峰致意，并要求他能在節(jié)目中報道他們這家的廚藝。凌峰立刻就答應了。
    
　　這個餐廳的老板可是很有名氣的，不久前臺灣媒體報道一則消息，說李登輝總統(tǒng)吃“三頭鮑”，聽說李吃的三頭鮑，就是這家老板到臺灣來烹調(diào)的宴席。
     
　　所謂三頭鮑，是指一斤干鮑魚只有三個的意思，以此證明是大號極品鮑魚。
   
　　后來媒體報道討論得太多，大眾認為李登輝太奢侈，李就說話了：
    
　　“人家請我吃飯，我就去了，我也不知道幾頭鮑!”
    
　　言下之意，客隨主便，也不能怪他云云。
     
　　我們從餐館到了老師辦公室，大約是三點鐘，老板與來新國先生已經(jīng)先到了。原來是來新國想拍一部電影，是有關西藏達賴六世的一生。
    
　　達賴六世是有名的詩人，他的佛法成就很高，據(jù)說六世及以前幾世的達賴，都經(jīng)過確認是達賴轉世；但從第七世開始，就不太確定了。
    
　　傳說，因為達賴六世不想再來西藏了，所以六世以后并非真的達賴轉世；雖非真達賴，想必也是有成就的活佛轉世，反正這些都是無法證實的話，姑妄聽之也罷。
     
　　達賴六世的詩，是很有名的，普通人聽起來，感覺都是艷詩情歌；懂佛法的人讀起來，感覺是借男女之情，寫出佛法修證的要旨。
     
　　總之，達賴的詩很有味道，“老古”公司也曾出版過《達賴六世情歌》。
     
　　大家討論了一陣，凌峰認為，拍電影太難，難在找不到飾演達賴六世的演員，修養(yǎng)不夠的演員，反而會毀了達賴六世的形象。
     
　　老師認為有道理。
    
　　過了兩天我到北京去了，再回香港已是十一月初。
    
　　這天下午三點，電話鈴響，我順手接了電話，對方說找歐陽哲，我告訴他，歐陽哲外出未回，對方就問我：
     
　　“請問你是那一位?”
    
　　我回答說：“我姓劉?”
     
　　“啊!劉大姐，你好，我是凌峰。”
     
　　我大吃一驚，這個凌峰好厲害，我就對他說：
     
　　“你的記性真好呀……我們才見過一次面，竟然就記住了……”
    
　　他更加機智的說：
     
　　“我印象深刻的人，一次就牢記不忘；如果印象不好的人，見多少次，也記不住。”
    
　　古人說：“天下好話佛說盡”，這個凌峰真夠得上有超人的口才，靈活的頭腦。當年他和張帝、張魁兄弟在電視臺合作“神仙老虎狗”的節(jié)目時，大家都感覺他不簡單，將來定非池中物。難怪后來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制作，確有創(chuàng)意，有貢獻，這個人的確有天才。
     
　　那時老師正開始積極推動“兒童讀經(jīng)”活動，并且還制作了一個錄影帶。
    
　　晚飯后放錄影帶給凌峰看，請他提出些意見。老師對這件錄影帶并不滿意，所以希望能由凌峰重新制作。
     
　　王教授和王先生
    
　　中國人姓王的很多，同名或者同音的更多。因為老師的口音不是標準的國音，聽音也有些落差，所以常常有些妙事趣事，甚至有誤解的事發(fā)生。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樁事，就是與甲骨文權威學者董作賓氏的對談。
    
　　董氏那時仍任教臺灣大學，晚年夜眠不佳。有一天，朋友陪同來訪南老師，他說到睡眠不佳之苦。
     
　　南老師聽了，就半開玩笑似的說：
     
　　“董先生，您老要多學學下愚啊!”
     
　　董老聽了，不發(fā)一語，面色凝重，后來就起身告辭，拄著拐杖走了。
     
　　董老回去后，有人問他，南先生對你的睡眠不佳建議了什么法門?
    
　　董老不悅的說：
     
　　“豈有此理，他叫我學下女!”
    
　　臺灣沿用日本習俗，稱家中的女傭人為“下女”。老師的浙江國語，聽進董老這位北方人的耳朵里，“下愚”就成了“下女”了。這是口音上鬧的笑話。
     
　　有一次，大約是一九九四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王震義教授，正在翻譯馮友蘭氏的《新知言》一書。王教授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博士，在美任教十載，學術研究極為深入，且頗有著作。
     
　　在他所譯《新知言》第九章中，馮氏引用了曹洞宗的“五位君臣旨訣”，臨濟宗的“四科簡”、“四賓主”等。王教授自覺譯得不盡滿意，那年經(jīng)過臺灣，就請程兆態(tài)先生介紹，向南老師請益。
     
　　程老電話得悉南老師不在臺灣，故而未能會面。后來以通信方式，得到老師口述錄音帶，解釋這個問題，時在一九九五年三月。
    
　　其實程兆態(tài)先生對禪宗的研究是頗負盛名的，他對文化的努力和奉獻也是眾所周知的事。程氏的著作《完人的生活與風姿》一書，絕對不是口頭禪，這本書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更超出了書生之見，它對讀者的啟示，是不容忽視的。
       　
　　再說王震義教授，因與老師的這段因緣，他在一九九六年秋冬之際途經(jīng)香港時，就特別前往與老師晤面。
     
　　這次真的見面了，而我剛好也在香港。
     
　　這是他們的初次見面，后來才知道，王教授王啟宗，原是舊識，曾在高中同學。
    
　　老師在飯桌上說出了一則故事，是與王教授有關的。
    
　　由于前次未能與王教授當面討論禪宗“五位君臣”、“四科簡”等問題，老師對他印象深刻。當把錄音帶寄去之后不久，某日，有客來訪，自稱是“王震義”，老師還以為他又從美國來了。
     
　　因為老師與王教授從未謀面，彼此并不認識，寒喧后，老師就問他學校情形如何等等的話。
    
　　奇怪的是，來客所答皆不相干，兩人越說越不對勁，南轅北轍。
    
　　大概客人也感覺到了，就對老師說：感謝老師，幸虧看了老師的書，在患難多年的歲月，才能身心平安，度過了苦難(大意如此)。
    
　　老師聽了更加不解，連忙再請教來客的大名，原來是“王正誼”先生。
     
　　把王正誼聽成了王震義，鬧出了一則奇妙相會的事。
    
　　聽了老師說了這段趣聞，大家都笑了，所謂此“正誼”并非彼“震義”，因口音或聽音的差別，發(fā)生在老師周圍這類的事，還真是不少。
    
　　這位王正誼先生，是蔣母王太夫人的內(nèi)侄，即蔣經(jīng)國的表哥。他從前曾任政府高職，作官不易，后來受了苦難多年。那次因為老師的著述而與老師結緣，又因老師聽錯了名字而與老師晤面。說起來，也是有緣相會的趣事。
    
　　王震義教授除了學術著作外，還是一個詩人，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聯(lián)合報副刊發(fā)表了他的七節(jié)詩“第四杯”，最后一節(jié)如下：
    
　　是上天的賜福?
    
　　是人工的開物?
     
　　已讓沙漠變成綠洲，
    
　　更讓生命在太空登陸。
     
　　“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
    
　　這五百年的火，更不可辜負。
     
　　我是中華流浪子，
    
　　感于古圣先賢的垂教，
    
　　和億萬位拓荒者的胼手胝足，
    
　　感謝吧，祝福吧，今宵
     
　　正是燈紅酒綠。

　　《大學》《中庸》《佛律與國法》
    
　　老師于一九八八年移居香港后，頭幾年忙于金溫鐵路的事，又忙于其他投資的事，在香港成立了聯(lián)盈公司，總經(jīng)理是李素美，所以許多實際工作的執(zhí)行，也就落到李素美肩上了。她經(jīng)常奔波各地，十分辛勞，本來她是身體較弱的一個人，后來竟變成了一個女強人。
    
　　但老師心中所系，仍是中華民族的根，也就是文化。在我的印象中，老師有時是隨緣做事，不太強求的，但是就在王震義先生走后，老師忽然談起有關《大學》的事。
     
　　老師慨嘆的說，對佛學的講解，已經(jīng)夠多了，對于道家的學術也講了不少，但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儒家四書，只出版了《論語別裁》及《孟子旁通》。而最重要的《大學》及《中庸》，還沒有著述。另外道家重要著作《老子》，也只出版了上半部。所以老師說，希望快些把《大學》講完出版，《中庸》也講完出版，再把《老子》下半部整理好出版，然后把《孟子》全部講完出版，這樣就完成了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時代使命，責任已了，以后就可以無所牽掛了。
    
　　聽到老師如此嚴肅的敘述使命感，既喜且憂。喜的是老師決心要做這些事，都是大家極企盼的；憂的是，老師已經(jīng)是忙得不可開交，各地訪客如云，讀者來信堆積如山，外加鐵路的事，數(shù)不清的各種事，如何抽得出時間來講呢?
     
　　說到這里就想到《老子他說》一書所引起的事。這本書出版后，受到極大的歡迎，許多讀者，就急于看到下冊。老古公司常常接到詢問的電話，有時還有激烈熱情的讀者，打電話來罵，說：“你們騙人，只出上冊不出下冊，拖了這么多年，再不出版下冊，我們就把上冊退還給你們，以示抗議”云云。
    
　　老師心中最急于出版的，是講《大學》的稿子。事實上，已講過不少次了，每次都由不同的人記錄，但整理出來又不甚理想，總感覺講得不太滿意。
     
　　這是因為環(huán)境的關系，在香港講課是小班聽眾，人數(shù)不多，所以講來講去，難以充分發(fā)揮。
    
　　老師講課有個特點，聽眾越多，講得越有精神，也越是精彩；后來我建議老師還是親自動筆寫罷。
     
　　老師真的自己動筆了。第二年(九七年)三月，當我又到香港時，老師已經(jīng)寫了不少，都是夜深人靜時動筆寫的，每夜兩千字，第二天由宏忍師打字輸入電腦。
     
　　老師親手撰寫的工作，一共進行了一年，除了宏忍師打字外，謝錦揚及歐陽哲，也忙著從書堆中翻找老師要的資料。這兩人也因此學了不少。
     
　　到了秋天，我與周勛男從海口回到香港時，老師就把稿子交給周勛男，要他從事核校及編輯的工作。因為全文寫得時間太長，可能有前后重復或疏漏之處，一切都由周勛男負責了。
     
　　周勛男帶著稿子回臺灣，認真工作起來，又花了半年功夫才校訂完畢，終于在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版了，書名為《原本大學微言》。
     
　　在大陸同步印行簡體字出版的，是中國國際戰(zhàn)略基金會。說起來也是因為戰(zhàn)略基金會同仁們的再三催請，才積極推動老師，完成了這項工作。
     
　　當我寫此文時，《原本大學微言》已出版了一年，而老師的另一著作《中庸》講述，也已完成了初稿。依樣畫葫蘆，希望年底可以問世。
    
　　在老師致力這些工作時，同時也推動了一本佛教戒律探討的書籍的誕生。因為佛教的戒律，自從唐代道宣創(chuàng)立“南山律宗”后，只有北宋元照法師著力過，此后千多年來，就未有人作深入而全面的探討了。有人說，佛門對戒律，不是糊里糊涂，便是照本宣科。其實，戒律是佛教的根本和生命所系，所以佛說：“毗尼長在，佛法長住”。毗尼即是戒律的梵語音譯，意思是戒律存在，佛法自然存在；所以佛滅時告誡弟子，今后必須“以戒為師”。
      　
　　但戒律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與人類文化生活息息相關的。除了一些基本戒條，許多規(guī)定可能因時代而變更，因方便而修正，同時也要與國家的法律相呼應。
      　
　　在這方面天主教主就比較合理。例如以往的修女穿戴十分嚴密，二十多年前，羅馬教廷就研究修改，修女可以穿普通人的服裝，簡單莊重，不要花俏即可。反觀佛門的服裝，歷千年而不變，就是因為沒有人研究戒律，故爾不能使有關規(guī)定符合時代所需之故。
      　
　　二十多年前，南老師在《民族晚報》上看到一個連載的專欄，名為“古今法律談”，認為它把古今中外的法律融為一體的寫法很好。不久專欄的作者來見南老師，他原是畢業(yè)于政治大學法律碩士班的勞政武，是個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自此勞先生便常到南老師處請教。老師希望他用現(xiàn)代法學及西洋倫理學的眼光，去研究佛律。但勞政武多年來一直困在政治的是是非非中，又辦了一個政論刊物，十多年來脫身不得。
      　
　　一九九三年，他聽從南老師的話，回臺北迅速把刊物停掉了，到香港去長住，一邊在廣東開平故鄉(xiāng)辦一個“鳳儀實驗觀光農(nóng)場”，一邊在南老師任過院長的“能仁書院”念博士班，目的就是要專心研究佛門戒律。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五年，終于完成一部四十萬字的博士論文《戒律學原理》。老師對他的認真努力十分感動，因為這個時代，人人追求近利，誰肯下功夫在這種學術上呢?但是這種研討，對佛教的關系實在太大，也實在太重要了。
      　
　　這本書重要之處還在于：它不只是就戒律而言戒律，而是把佛教大小乘戒律作一全面的研討，形成了中國“佛教法理學”(Buddhist
Jurisprudence  China)，而且與歷代中國朝廷的法規(guī)關系作了融通性的比較。這本書已于一九九九年三月由臺北“老古”公司出版，書名則稍作變動為《佛律與國法——戒律學原理》。
      　
　　勞先生對戒律的研究并未停止，以后還要繼續(xù)作更深入及細節(jié)的研討。他打算仿效《羅馬法大全》(Corpus Iursi  CiviliS)，研究出一套《中國佛教戒律學大全》來。南老師很高興，并希望更多佛教界的人士，參與研究。因此，老師特別為《戒律學原理》寫了一篇序文(摭言)，也表達了老師的佛教戒律思想。
      　
　　可嘆之人
      　
　　自從一九九0年起，老師的著術在大陸陸續(xù)出版已有二十多種，反應熱烈的也有，善意批評的也有，吹毛求疵的也有。但最令人傷腦筋的，是佛學書籍引發(fā)的反應。
      　
　　忽然大量涌進來給老師的信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要拜師求道，希望快點大徹大悟的人所為。這可能反映了兩個社會現(xiàn)象：
      　
　　其一是大陸改革開放之后，忽然看到此類的書籍，倍感新奇，造成了一種文化沖擊。
      　
　　文化沖擊是美國人喜歡說的。一些留學臺灣的美國青年，一兩年后回到美國，就感覺社會有了變遷，對自己是一個文化沖擊，可見世界上的事變化得太快。
      　
　　所以臺灣的書籍，對大陸讀者造成了某種沖擊，也是很自然的。而大陸的文學作品引進臺灣時，同樣也有此現(xiàn)象。
      　
　　其二是人們對現(xiàn)實的不滿，盼望自己成佛可以為所欲為，基本上，這是屬于不健康的想法。也有些人是誠心學佛，但是求好之心太切，想拜個老師，立刻點石成金才好。
      　
　　總之，五花八門，各種想法都有。所以老師感嘆不已，有一天竟然說：
      　
　　“真不該講那么多佛法，反而使許多人沉迷，而忽略了做人的根本。”
      　
　　老師希望人人先重視儒家的道理，不但能知道，也能做到，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既不損人利己，也不假公濟私，社會上多了公而無私的人，社會自然安定祥和。
      　
　　無奈，許多熱愛學佛學道的人們，卻往往假公濟私而不自知。
      　
　　有一次，一個青年從大陸打電話到老古公司，一定要拜南先生為師。我再三解釋，南先生并不收什么徒弟，南先生要講的，在書中都有了。
      　
　　這個青年仍不甘心，糾纏不休。不得已，我就問他用的是什么電話?他說是單位的電話。我立刻坦白的對他說：
      　
　　“打長途電話是很貴的，你私人的事，要單位替你付電話費，似乎不大合理吧!這是學佛的第一條戒，戒貪。”
      　
　　后來對許多公家電話打過來的人們，我都是這樣不客氣的提醒他們。可見人們一般都忽略了這些修德的基本。劉備有句話：“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就是針對這些微末細節(jié)的小惡而提醒眾人的。

　　吃的趣事
      　
　　從前老師在臺灣的時候，我只是偶而在老師處與大家一同吃飯。那時是江嫂做菜，做什么吃什么。只是老師睡得晚，到了十點多，下了課，多半要吃一些點心。
      　
　　老師愛吃附近永康街的上海“蟹殼黃”。后來老師由美國到了香港，許多從臺灣去看老師的人，都帶了蟹殼黃去。有一次蟹殼黃太多了，一時沒有吃完，竟然長了霉點，從此再也沒有人帶了。
      　
　　 老師到了香港以后，我來往比較頻繁，與老師一起吃飯的機會也多了起來。
      　
　　為了避免耗時的應酬，老師原則是不接受邀請出外用餐的。來訪的賓客們，多是約在老師這里晚餐晤談，所以餐桌上常遇見各路來客。他們之中有大學校長、黨政要員、企業(yè)界大亨、專家教授、青年學子、出家人等等，籍貫更是臺、港、大陸，海內(nèi)海外，還有很多外國人士。
      　
　　所以準備晚餐是一個大工程，必須有極大的彈性，因為原以為只有一桌人吃飯，臨時又來了很多人，突然要準備兩桌，甚至更多。
      　
　　會應付這個局面的，有阿如(余正如)及歐陽哲，他們都是高手。
      　
　　但是阿如學了針灸，要到處去義診，時常不在香港；歐陽哲也忙著辦公室的外勤工作。現(xiàn)在雖有固定的廚娘，但一周規(guī)定休息兩天，這兩天就要人客串大師傅了。
      　
　　廣東廚娘的烹任不去多談，好多次我遇上做菜的人，是阿如及歐陽。
      　
　　老師吃飯很隨緣，給備餐的人絕對自由。
      　
　　飯好了，老師坐下來，看一看菜肴，過了一會就說：
      　
　　“有沒有豆腐乳啊?”
      　
　　老師要豆腐乳配稀飯了，好像滿桌的菜不合口味。
      　
　　其實，老師并不是挑三撿四，因為全部假牙之故，有些食物不容易嚼，有時是腸胃不空，不適合吃，所以就改為豆腐乳配稀飯了。
      　
　　老師對飯食注重調(diào)節(jié)，他習慣吃花生米，且是自家廚房用鹽炒的，保持花生的自然原味。一般來說，老師飯食少，適可而止。
      　
　　行廉姐曾告訴我，當老師從前每周六在楊委員家給眾人講經(jīng)，晚餐是楊府上準備的精美上席，行廉姐也是聽講中的一個。她說，那么好的一桌菜，老師只淺嘗即止。面對美食當前而能如此，她覺得不可思議，因為知“止”很難。
      　
　　有一次在香港與老師一同用晚餐，在座的有馬有慧、彭嘉恒夫婦，趙海英博士，還有朱守正先生，他是飯后前來的。
      　
　　說到朱先生，他是一家外國銀行的經(jīng)理，也是多才多藝的一個人。他在經(jīng)歷時代苦難時，除了磨練，還讀過不少古書，更學了不少雜學。他的文章好，還曾長期為報刊撰文。
      　
　　他相人的才能(麻衣相法)更是一流，每當他來，大家就熱鬧起來了。三年多前，當《人文世界》要復刊時，我即向他邀稿，但他說封筆已久，只送了我一本江味濃的《金剛經(jīng)講義》，就算交差了。
      　
　　回頭再說那天晚飯剛過，老師突然問我：
      　
　　“你會不會做熏魚呵?”
      　
　　“會呀!當然會呀!”我立刻回答，接著又加了一句：“我明天就做熏魚給大家吃。”
      　
　　大話說出去了，心中卻毫無把握，因為已經(jīng)多年不做這些東西了。
      　
　　當晚趕快打電話到臺北朋友處問個清楚，第二天我動口，歐陽動手，總算做出來一盤馬馬虎虎的熏魚。
      　
　　老師贊美了一番，但我懷疑那只是鼓勵之辭而已。
      　
　　又有一次，是阿如做菜，我建議她做一個糖醋魚，她說：“老師不吃糖醋味的菜。”我說：“老師不吃，我們大家可以吃呀，一桌總有十多個人嘛。”
      　
　　糖醋魚端上桌，老師也吃了不少，可見老師吃東西是沒有禁忌的。
      　
　　最令人發(fā)噱的一件事，發(fā)生在兩位北京客人到香港的時候，這兩位是曹越先生及華聲報的資深記者王學信。那次我并不在香港，后來我到了北京，聽到王先生說起在香港那幾天的種種。
      　
　　他說著說著，忽然話鋒一轉，說起在老師那里吃飯的情形，他說：
      　
　　“老師那里的菜，一切材料都很高貴，鮑魚啦，龍蝦啦!雞鴨更不用提了，只不過，吃起來總不大對勁……”
      　
　　他接著又說：
      　
　　“我看老師只吃豆腐乳配稀飯，所以臨走的前一天，我就親自動手，給老師做一頓好吃的。”
      　
　　我頗為吃驚，心想你這個客人，難道還能做一桌精致的盛宴不成嗎?不免好奇的問他：
      　
　　“你做什么好吃的給老師呢?”
      　
　　“包餃子呀!”他理所當然的回答：“那是個星期天，我和李淑君、趙海英幾個人一齊動手。”
      　
　　我聽到他的回答，差一點笑倒。但我略想了一下，他的話太有理了，有時吃一桌酒菜，還不如一頓餃子可口呢!據(jù)他和承德來的王玉祥說，餃子源自北宋首都汴梁(開封)，是為除夕夜平安度歲，合家團聚，于交子時的時候守夜，所做的食物，故稱為“交子”。后來“交”字加了“食”字邊，就成了“餃子”。
      　
　　我就是開封人，對餃子情有獨鐘。餃子的學問可大啦，絕非南方人或者泛泛之輩可以了解的。那天的餃子，老師吃得很香，后來還常常提起。
      　
　　王學信的話，使我回憶起壽公的一件事。
      　
　　劉安祺將軍(壽公)，字壽如，黃埔軍校二期畢業(yè)，從北伐開始軍旅生涯，立下很多功勛，長到終身四星上將的高階。他作風仁厚，在老師的特別班里，是很認真的一員，又是老師教太極拳時的學員。
      　
　　后來老師赴美了，他下午依舊前來(“十方”十二樓)與我們一同打太極拳。當時基本人員有王啟宗、閆修篆、王鳳嶠、蔡微和我。前三人都曾服務軍旅，與壽公有淵源，所以，除了打拳還可以聊聊。
      　
　　尤以王鳳嶠老師，是書法名家，與壽公同鄉(xiāng)，都是山東人，他在“十方”教書法，也為“老古”的書籍封面題字，壽公也常請他代筆。
      　
　　由于我常來香港，壽公與老師偶有相互問候的書信，我也就順便充當信使。
      　
　　有一天，打完了拳，正要離去，“十方”已擺出了晚餐，一個比丘尼客氣的邀我們一同用餐。壽公說：“你們今天吃什么啊!”
      　
　　“只有一鍋素面!”比丘尼回應著。豈知壽公卻說：
      　
　　“好，我就吃一碗吧!”
      　
　　這句話使我頗為意外，他是四星上將，出入有參謀司機隨侍，雖說他不擺架子，但是臨時動議就吃人家一碗面，似乎有點那個。
      　
　　我們在一旁等著，他吃完了面，擦擦嘴，站起來對我們笑笑說：
      　
　　“今天有人請我吃飯，是五萬元的排翅席，菜太好了，我的胃消受不了，所以先吃一碗面，在胃里打個底。”
      　
　　原來如此。標準的北方鄉(xiāng)土習性，餃子和面條，有時真會勝過一桌酒菜呢!
      　
　　由王學信給老師包餃子的事，使我想到壽公的面。人類各地區(qū)各人種習性的確不同，難怪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也是針對不同習性的人的方便教化。
      　
　　我回到香港后，就建議歐陽，以后來客如是上海、浙江來的，就多準備鮮；如果是北方來的，就請他們吃餃子炸醬面；如果是四川來的，千萬少些海味，多些辣椒；如果臺灣來的，當然是臺菜，“甜不辣”、“三杯雞”之類的。
      　
　　歐陽哲是福建人，他做菜喜歡把小魚干炒入青菜。沿海的人所說的“鮮”，北方人、四川人、及內(nèi)陸的人，都認為是“腥”，多奇怪呀!

　　外丹
      　
　　說到吃，除了吃飯之外，還有吃藥，也算老師這里的大事。
      　
　　老師少年讀古書的時代，也涉獵過中醫(yī)，背過《本草綱目》，通曉《黃帝內(nèi)經(jīng)》、《難經(jīng)》、《傷寒論》及《溫病條辦》等，老師也背過《湯頭歌訣》，會開處方。
      　
　　《黃帝內(nèi)經(jīng)》中有句話，“上醫(yī)治未病”，這句話據(jù)說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沒有病象時就要醫(yī)治，意思是病已在身體中潛伏了。
      　
　　另一種說法是，五臟六腑分屬金木水火土，如果病在腎(屬水)，可能要從肺(屬金)或肝(屬木)治起，因為金生水，水生木的原故，肺和肝雖未病，但它影響了腎水。這種治法叫做“治未病”，意思是兼顧各個部位的相克相生，標本兼治。
      　
　　吃藥治病是道家的學術，道家的修煉講究“內(nèi)丹”與“外丹”。
      　
　　自身體內(nèi)所煉成“精氣神”之類，稱為“內(nèi)丹”，服用藥物就是“外丹”。
      　
　　舉凡治病的藥，養(yǎng)生的藥，連維他命丸也算，統(tǒng)統(tǒng)應稱為“外丹”。
      　
　　嚴格說來，連吃飯都應該算是“外丹”，因為不吃飯就會死，人餓了就是“餓病”，吃了飯就把餓病治好了，所以也叫“療饑”。
      　
　　道家煉到“辟谷”，可以不吃飯了，才算沒有餓病，才可以不服用“飯”這味藥。
      　
　　前面談到的廣欽老和尚，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修行者，所以他已沒有饑餓這個病了，只是每天還要吃些水果。
      　
　　老師不論住在何處，總有滿柜子的藥跟著他。那些藥并不是只為自己吃的，而是為了方便他人。
      　
　　大約是學過中醫(yī)的原故，老師擅長觀察人的健康狀況，常常一眼望去就道出你的病。因此也就常常包了藥給人服用，使小病及早治好，不致成為大病。
      　
　　為方便計，老師多用臺灣的科學中藥粉，每次謝錦揚到香港去，都帶了許多。
      　
　　有一次，一個學者老遠從北京到香港來，他有計劃提出，請教老師的意見。老師沒說什么，只對他說：“你的身體有問題，要小心調(diào)治。”
      　
　　記得廈門南普陀的妙老，最后一次到香港來，對老師說到自己的計劃，并邀老師再去廈門講演。
      　
　　但老師勸他，快點交棒吧，自己年紀大了，專心修行才是。過了不到一個月，妙老就過世了。可能老師那時已看到妙老的病不輕了。
      　
　　有人開玩笑對老師說：“老師真有些像扁鵲呢!”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老師如果叫誰吃藥，還真沒有人敢說不吃。大家心中在想，可以吃藥總算不是太糟的病，如果聽見老師說：“快點放下，專心修行吧!”那還真使人有些毛骨聳然呢。
      　
　　好在，老師也說過：修行可以轉變命運。記得蔣經(jīng)國先生經(jīng)由老師指點修養(yǎng)之道，本來說可延壽兩年，結果多活了四年。
      　
　　社會責任
      　
　　有人說，生活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負有社會責任；這是說，每人除了個人的、家庭的責任外，所做的事情，實際上與社會上大眾和生活環(huán)境，都有關聯(lián)，稱為社會責任。
      　
　　舉例說吧：亂丟垃圾，車子亂放黑煙，以及浪費資源，如水、電、紙張等等小事，都影響了社會上的他人。
      　
　　愛惜資源的人，常會被人誤會為小器，以為是為了省錢之故。殊不知，斷電缺水，大氣臭氧層破洞擴大等等，受罪的是大家。
      　
　　從前讀到《永嘉禪宗集》中的一句話，大意是說，愿生生世生不生在邊區(qū)。當時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還請教過老師。
      　
　　老師說：“邊區(qū)生活困難，文化落后，連求生都難，受教育更難，更聽不到佛法。所以佛門從前規(guī)定，一百里以內(nèi)有人講經(jīng)說法，都要去聽，不去聽就算是犯戒。”
      　
　　現(xiàn)在看看非洲落后地區(qū)的苦難人民，過著半人半動物似的生活，如果生活在文明社會的我們，不知珍惜資源，將來的果報是很可怕的。
      　
　　所以地球需要大家愛護，社會國家也要大家愛護，這就是社會責任。
      　
　　但是許多人不了解社會責任，故爾不加重視，所以發(fā)揮社會教育功能，使大家了解自己的社會責任，也成了有識之士的社會責任。
      　
　　今年二月，剛過了農(nóng)歷新年，統(tǒng)一公司的林蒼生總經(jīng)理，從臺南打了一個電話給我，約定二月二十三日到老古公司來，一同研究把老師的《原本大學微言》制作成錄音帶的事。
      　
　　林蒼生先生認識老師也有二十多年了，對老師的文化教育推展工作，一直非常支持。還記得好幾年前，他說要買一批老師的著述，帶到大陸去送人，因為他要去天津參加一個民辦性食用油會議。
      　
　　我告訴他，復旦大學已出版了不少簡體字的老師著作，不必由臺灣帶了。我又立刻傳真給上海的王偉國，請他代為準備一批書籍，待林先生到上海時交給他。我還告訴王偉國說：“如果林先生付給你書款，你就收下，如果不付給你，你也不要向他要。”
      　
　　林先生當然付了款。他除了支持有意義的文化活動外，本身也是極重修養(yǎng)的人，因為他們行事篤實，作風誠懇，也就成為統(tǒng)一公司在社會上的部分形象了。臺灣的企業(yè)界，領導人的風格和品德，影響了人們對他們公司的信心，因為制度固然重要，制訂制度及施行的，到底仍是人。
      　
　　再說《原本大學微言》這本書，出版不久就有了回響，那是美國的王震義教授，他來信說：“南老師之《大學》，又是一部奇書，為了解釋一部書，卻說出了一部中國文化史，而又是學院派的學者們無法說出者。”
      　
　　有這樣看法的，接著就是林蒼生先生和陳定國博士。他倆見面時就討論了如何推廣這部書，使它成為方便讀、又方便聽的形式。因為許多人沒有時間“看”書，卻有時間坐在車子里“聽”書，如能制成錄音帶或CD，就方便了。
      　
　　二月二十三日，林蒼生先生一行三人，準時來到老古，我事先也約好了周勛男及吳瓊恩教授。那天李素美剛好來臺灣，外加郭沙彌及詹曜嘉，大家就一面喝咖啡，一面熱烈的發(fā)言討論。
      　
　　吳瓊恩是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的教授兼主任，他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后，深感行政管理這門學問，除了西方的學術外，一定要兼融中國傳統(tǒng)的管理哲學。因為中國儒家、法家、道家和佛家，都包涵有管理哲學。吳氏著作很多，而《行政學》(臺灣三民書局出版)一書，被認為是研究深入，見解超越的管理學著作。
      　
　　吳教授常在講演時，建議學子先讀《論語別裁》，才易進入中西管理學術的領域。學生中也有人反問吳氏：“論語與管理何干?”但讀后始信服吳教授的話。
      　
　　閆修篆先生幼讀古籍甚多。他常說，社會上多一個明白人，社會就多一分光明，南老師的著述啟發(fā)人的智慧和光明面，所以老古的回頭書，多數(shù)被他買去送了人。他說這是盡一份社會責任。
      　
　　說到閆修篆先生，他那時擔負“老古”公司的管理責任已有八年之久了，等待老師安排接手人。一九九七年七月，周勛男從正中書局提早退休，意在學術及著作方面多些時間。
      　
　　經(jīng)過我再三游說，他終于接下了“老古”的工作，十二月開始上班了。這時《原本大學微言》正在緊鑼密鼓的出版階段，到了五月，這本書印好了，再到九月，他卻請辭“老古”的負責工作，因為身體健康的原因。實際上，他認為自己不適合管理工作，事倍而功半，希望回到學術的領域中。
      　
　　怎么辦呢?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千方百計請到了郭姮妟小姐，她在美國的大學主修商業(yè)，碩士研究是教育，能文能武。年輕的郭姮妟帶給“老古”革新和朝氣，“老古”有了新的門市，裝了網(wǎng)路，辦公室也煥然一新。進了門市部，空中還飄送著柔美的音樂呢!
      　
　　 老師永遠不肯以商業(yè)方式推廣自己的書，他常說：
      　
　　“不要去求人家買書，要買書就到‘老古’來買好了。”
      　
　　其實，過去的許多年也就是這樣經(jīng)營的，既無廣告，也沒有業(yè)務推廣工作，只采取“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的辦法。
      　
　　老師連金鼎獎都不要，還在乎推銷嗎?可能老師早已知道，社會上終究是有“所見略同”的人，所以口耳相傳就可以了，反正書出版了，已經(jīng)盡到了社會責任。
      　
　　“老古”公司在這種不經(jīng)營的經(jīng)營原則下，卻屹立不搖，在臺灣生存了二十多年，所依憑的，是貨真價實的文化精神，以及口耳相傳的社會支持。
      　
　　許多人說，“老古”的存在是個異數(shù)。
      　
　　但是老師的說法是：動機純正，果報必是正面的，這是宇宙間千古不移的因果律。
      　
　　接棒之謎
      　
　　有一天聽到人說，南老師的接棒人又出現(xiàn)了一個，在臺北附近某處說法。說到這個人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
      　
　　一個人出了名，自然而然的有許多自稱是接棒人的人出現(xiàn)，所以常常有人向老師恭喜：
      　
　　“老師，你又有一個接棒人了。”
      　
　　老師離開臺灣十四年了，許多自稱為接棒的人，漸漸浮現(xiàn)，到處都有。不僅是臺灣有，大陸也有。
      　
　　有一次，大陸有人打電話給老師，說你的王姓接班人到北京大學舉辦禪七活動，請老師確認一下。
      　
　　老師立刻寫了一封信，立字為憑，全文如下：
      　
　　敬啟者：
      　
　　近來傳聞，有人在北京以及大陸各地，自稱是我門生弟子，宣揚禪宗，傳授禪學，而且還背上我本人照片，自稱是代師傳道，顯系從事學術詐騙及毀謗名譽行為。
      　
　　本人一生，除在各大學學府正式授課以外，從來不以師道自居，私自收授門徒，傳授禪學及道法，如有此舉，等于以此招搖捏怪，蒙騙世俗，誣蔑先圣先賢正法眼藏。如有少數(shù)不良分子，以耳食唾余，旁聽戲論，借此而謀衣食生活，誠為可恥可鄙。
      　
　　自古以來正統(tǒng)禪宗之徒，皆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為指歸，從來皆超然物外，逃名逐世猶恐不及，何至自我宣傳而欺世盜名為事。
      　
　　特此馳函先行聲明。
      　
　　敬請
      　
　　鑒察
      　
　　南懷瑾啟
      　
　　一九九四、十一、二
      　
　　從前有一個梅子和尚(大梅山法常禪師)，只為師父馬祖道一一句話而悟入，就自己去修行了。后來他師父不放心，派人去測驗他，對他說：從前師父說“即心是佛”，現(xiàn)在說法不同，而是“非心非佛”。
      　
　　梅子和尚聽了，就說：這個老頭子一天到晚惑亂人，我不管他怎么說，我只認定了“即心是佛”。
      　
　　師父聽到了梅子的反應，很高興的說，“梅子熟了”，表示他行了。
      　
　　至于說是不是接班人，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梅子和尚自己肯定自己，師父也肯定了他，能自信自肯才是重點，不干接班的事。
      　
　　當然，如果心中猶疑，不能自肯，不免要把老師這個招牌頂在頭上，或把照片背在背上，以昭告世人：請相信我!我是有來頭的，間或涉及名利，則另當別論。
      　
　　當六祖慧能受到五祖的傳法及肯定，正式成為接班人，他連夜跑掉，那里敢說自己是接班人呢。所以許多明眼人說，老師真正的接班人，一定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古代有一個禪師，門下許多學生，大家相互猜忌，到底誰是接班人。有一天，禪師說：“我的接班人出生了。”
      　
　　又過了幾年，這位禪師說：“我的接班人正在放牛。”
      　
　　終于有一天，他說：“打開山門，我的接班人來了。”
      　
　　出門打開，看見一個衣衫破舊的年輕和尚，他是來掛褡的。
      　
　　后來，這個掛褡的和尚，真的成為接班人了。
      　
　　老師的接班人，也許正在放羊，也許正在上學，總之，他早晚會出現(xiàn)的。
      　
　　當然，這也只是我的揣測罷了，誰知道呢!
      　
　　但老師的看法又如何呢?多年來，他雖然帶領大家“打禪七”，并且印行了這方面的書，但他認為，那只是教大家初步的靜坐和禪定而已，實際上并未講述或傳授過真正的禪宗。
      　
　　老師還曾說過：“如果我講禪宗，門前草深三尺。”
      　
　　老師認為，真講禪宗的話，沒有人來聽，所以門前的草會長三尺高，就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的狀況。
      　
　　現(xiàn)在及以往，老師門前總是車水馬龍，證明他沒有講禪宗。
      　
　　老師認為，如果學了禪定的同學們，得少為足，淺嘗輒止，但卻自以為是，自稱悟道，又妄為人師，變成狂禪，這是老師所擔心的，也是極痛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