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側記 作者： 劉雨虹
           
　　南懷瑾先生側記(五)

　　華府歲月
　　
　　老師到了美國后，輾轉在華府定了下來。朱文光是先一步到美國的。老師本來喜歡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對那個城市的名字很有好感。但在美國較久的人們說，那是個南方地區，人文觀念并不寬宏，還可能有些偏見。相形之下，華盛頓是政府所在，人文彈性較大，所以老師后來還是到華府去了。
　　
　　原本邀請老師的那個基金會，很熱切的歡迎，經過多次商討交換意見，最后雙方商定保持彈性合作，不作長期的計劃。這也是老師的基本原則，不希望合作帶給自己局限，更不希望合作造成別人的不便或困擾．
　　
　　于是老師在一九八六年就單獨成立了“東西學院”，朱文光任秘書長，另一位包維廉博士(William Brown)，主持編輯及翻譯的工作。
　　　　
　　這位包維廉博士，中文造詣頗高，還演講翻譯《論語別裁》這本書。
　　
　　華府的中國人不少，知道老師到了這里，陸繼來訪的有美國人士、大陸在美國求學的學生、以及大陸到美國訪問交流的官方人士，當然更多的是從臺灣到美國的中國人。有些原已在美的老師的學生，也從各地搭機前來看望。所以老師的住所，仍然高朋滿座，所居住的地方也一再擴充。
　　
　　這時另有兩三個年輕學生是先已到美國去的：殷曰序、黃恩悌以及劉宗民，他們都來到老師這里幫忙，有人開車，有人辦雜事、搬書，甚至還在院中搭建了一個亭子。在籌備“東西學院”的時候，每晚人來得多了，老師也就隨興講課。
　　　
　　就在稍事安定后，老師與大陸家鄉朋友們聯系上了。一九八七年秋天，溫州市方副市長率團訪問紐約及華府地區，并來拜訪了老師。
　　　
　　就是在這次的會面上，談到向大陸投資的事，也就是修建金溫鐵路的初步構想。
　　 　　　　　 　　
　　這時常來老師處的一位美國人艾德(Addair)，服務于美國的外交界，他的中文底子不錯，太太是臺灣小姐。現在老師到了華府，他們夫妻就常常前來，逢到老師講佛學課時，艾德就持咒，練習精神專一，一心不亂。
　　　　　　　　　
　　西洋人的學習作風有其專注的精神，不像中國人喜歡取巧。艾德專注的練習，使他的定力增強，修養獲益。
　　 　　　　　 　　
　　老師除了與家鄉聯系外，又寫信到成都，想找到抗戰時的故舊。最要緊的，是袁煥仙老先生及維摩精舍的朋友們。雖然許多人都順利聯絡到了，但可惜的是袁太老師及師母已過世，二師母與他們的女兒尚在。南老師即對二師母的晚年生活設法照應，她逝世后也安排喪葬等事。
　　 　　　　　 　　
　　老師在華府安頓下來，李素美和她的先生，也把他們的一兒一女及李傳洪的兒子接到美國念書了，這三個孩子那時都是初中及小學的學生，當時大家分住在附近三個地方，“平安居”、“天松閣”、“蘭溪行館”。老師就住在“蘭溪”。
　　　　　　　　　
　　老師在美國這兩年多的時光，我并未去過美國，有些事情只與老師書信連絡，急事則電話連絡。那時朱博士責任最多，內外都在忙著，大概是太忙了，有時也會疏忽。
　　　　
　　有一次收到老師的來信，信封上日期為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拆開信先看到朱博士附加的小紙條上，上面寫著：
　　
　　“雨虹道長：
　　
　　此信因故遲投，幸勿向老師提也。
　　　　
　　文光”
　　
　　再展閱老師的信，是四月八日寫的，大概交給朱博士投郵，而他卻忘了一個月。他怕老師知道了會責備他粗心大意，所以叫我不要告訴老師。
　　　
　　這是朱博士的天真有趣處，幸虧老師信中沒有什么太緊要的事，不需要立刻回信。
　　　　
　　一張古董床
　　　
　　那年的九月底，我有事到香港去，當時李文夫婦一家也在香港。這位從學過南老師的比利時學人李文，在一九八0年被他們駐北京大使網羅到大使館工作，四年后又調到香港的比利時使館，任職文化參事。
　　
　　聽到我來香港，他們邀我到他們山頂的房子去住兩天。他們在暑假的時候曾帶著兩個兒子到美國去看望老師，剛回來就逢到古家俱拍賣，他們花了不少的錢，去買了一張紅木的炕床，十分古色古香。
　　　
　　在全部西式的房子及家俱中，放了一張中國古老的炕床，好像忽然身價不凡，又好像中西的協調。就像他們夫婦一樣，李文是純粹的白種人，他太太祁立曼，則是標準的中國女性。
　　　
　　他們在山頂白加道所住的房子，是從前嫁給中國人的比利時女作家韓素英所住過的。這個地方風景很美，韓素英的小說拍成好萊塢電影，也曾在這個房子取景。
　　　
　　為什么要買這么一張床呢?
　　　
　　這夫婦倆的說法很使我意外。他們說，老師曾問香港的情況，表示要來香港看看。他們夫婦認為，沒什么好招待老師的，就買一張古老名貴的床給老師用，略盡他們的心意。
　　
　　老師還沒有來，那幾天我就先睡這張古董床了，感覺十分穩定與堅固，不禁使我想起童年，也曾睡過這樣的床，上面還罩有床帳，睡在里面感覺安全可靠。李文家的這個床，雖少了一個床帳，但也夠舒適可人了。
　　　
　　老師是一年多后才來到香港的，就睡在這張炕床上，待另外安置好地方，才搬走的。
　　　　
　　我在香港的時候，大女兒玲玲從美國到北京去了，她邀我到北京會面。當時我有些猶疑不決，因為臺灣并沒有開放到大陸探親，如果有從第三地到大陸去，回來被發現，就要管制兩年不許出境。
　　
　　內心交戰了一些時候，我得了結論，如果這次不去故鄉看看，萬一我死了，豈不后悔!所以情愿被管制兩年不許出境，決定冒險去北京一趟。
　　　
　　祁立曼好心，一定要陪我一塊去，她說有在北京住四年的經驗，知道外來人一時不能適應。
　　 　　　　　 　　
　　那時的北京，全城只有友誼商店有一個簡單的霓紅燈，到了天黑以后，全城昏昏暗暗，也沒有出租車，只有“北京飯店”為住客房方便設有幾輛接送客人的出租車。公共汽車十一時停止，除了騎腳踏車以外，別無他法。
　　　
　　最妙的是，有一次在商店看見梨子不錯，就開始挑撿起來，預備買一些。忽然聽見站在里面的售貨員大聲說：“不許挑!你把好的挑去，壞的賣給誰?”
　　　
　　我大吃一驚。正要說話。祁立曼用腳踢了我一下，我就不敢出聲了。
　　
　　我十月底回到臺灣，因為自己粗心大意，在長城的照片被海關查到了，只好承認去過北京。他們把我帶到辦公室問話，讓我回答印在紙上的問題，記得那些問題有：
　　　
　　米多少錢一斤?
　　　
　　人民衣著如何?
　　　
　　公車車票價錢多少等等。
　　　
　　這是十二年前的事，回想起來還真有意思。
　　　　
　　回到臺灣兩個月，在美國老師那邊，忽然發生了一樁大事。

　　晴天霹靂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老師在美國的第二個圣誕節。二十四日是圣誕夜，在美國是一個大節日，就像中國人的除夕一樣。
　　　
　　那天約好到老師處過節的人很多，傍晚時分，雨勢不小，客人快要陸續到達時，發現屋前小河的水位上漲，快淹到橋面了。
　　　
　　朱博士立刻采取行動，要開車過橋到小河對面，等待客人來臨，以免客人因路面不熟，過橋時發生危險。
　　　　
　　這條門前的小河，平日幾乎是干涸的，既淺又窄，像是一條水溝。古橋兩邊沒有欄桿，只是一長塊石板而已。
　　
　　朱博士動作很快，洪醫師跟在他后面，穿鞋時少了一只。待找到那只鞋子穿上，朱博士已開車走了，沒有等他。
　　
　　就在一剎那間，朱博士已將車子開到了橋上，突然河水暴漲數尺，轉眼間把朱博士的車子沖進了河中。
　　　
　　老師出來查看一下，就說：“救不回來了!”警察迅速到達，展開緊急救援。三天假期中，警察不停的進行打撈，車子撈上來了，有朱博士的眼鏡和夾克，但卻找不到人。
　　　
　　這條水溝似的小河，通往另一條大河，河水則流入大海。七十二小時的打撈時間已到，警局就停止了打撈的工作。
　　　
　　我二天后接到老師打來的電話，語氣很平緩，他只說：
　　　
　　“文光走了，是被水沖走的……”
　　　
　　晴天霹靂，老師失掉了右臂。我忽然覺得老師在美國的緣份已盡，大概會再回到東方吧!
　　
　　洪醫師從美國回來后，我仔細詢問他當時的一切經過和細節。
      　
　　說起來真奇怪，在朱博士遇難之前不久，他的作風和性情，曾忽然有了變化。
      　
　　他本來是一個極溫和的人，不管老師如何責備，他都坦然接受，對待朋友也永遠是和靄的。
　　
　　那一天，老師正在嘮叨他事情沒有辦好，說他真是笨啊。他突然從房間里沖出來，對老師吼著說：
　　　
　　“就算我什么都辦不好，至少曾有一樁辦得好吧?為什么老是罵我?”
　　　
　　 老師看他一反平常，也楞住了，就連忙說：
　　　
　　“對啊!對啊!以后再也不罵你了!”
　　
　　真的!以后老師再也不能罵他了。
　　　
　　更不可思議的還在后頭。
　　　
　　按照美國的法律，在尸體未找到前，只能算是失蹤，不能宣布死亡。于是善后的處理就產生許多困擾；銀行的問題，版稅的問題，保險的問題等等，一時都不知如何理出頭緒。還記得李慈雄在得到博士學位后，正在華府地區工作，他為了協助處理善后事宜，為了朱博士在美國出版的書籍事，還幾次給我打越洋電話詢問。
　　
　　朱博士的高堂老母，不相信兒子已死，因為尸體沒有找到。老母內心一定在祝禱著，企盼兒子是漂到了遠處，還活著，但暫時失掉了記憶，無法回家；或者正躺在醫院床上，接受緊急搶救……
　　　
　　其實，誰又不是這樣巴望著呢!
　　　
　　就這樣，四個月過去了，第二年四月復活節的時候，從大河的入海口，卻漂上來朱博士的尸體。他身體仍然完好整齊，一雙腿盤卷著，像他平常睡覺的姿勢一樣。
　　
　　李傳洪這時正好也在美國，他帶著殷曰序等一行，前往相認，辦理后事。火化后，李素美說，骨灰中有不少寶藍色的塊塊。那時紐約莊嚴寺的住持是顯明老和尚，朱博士的骨灰就安息在莊嚴寺的靈骨塔了。
　　　
　　朱博士真的走了。留下數不盡的哀傷，說不完的惋惜，為了照應別人而犧牲了自己!大家不愿接受這個事實，仍感覺他活在我們中間。我曾問洪醫師，朱博士死后有沒有什么感應?他竟然說，有一次在禪堂靜坐時，睜開眼看到朱博士坐在前面……洪醫師與朱博士交情很深，不知這是真是幻?
　　
　　終于有一天，老師說話了，在禪房里，老師像是自言自語：
　　　　
　　“去吧!到你該去的地方，完成自己的事，不要再擔心我們……”
　　
　　聽到這里，我的淚流下來了。
　　　
　　悼朱生文光
　　　
　　他方羈旅愁千疊　家國情懷感萬重
　　　　
　　我亦藏身無住處　如何淺水走蛟龍
　　
　　再說朱博士
　　　
　　朱博士確定真的走了，丁卯年(一九八七)老師有一首悼念他的述懷詩：
　　　
　　悼朱生文光
　　
　　他方羈旅愁千疊　家國情懷感萬重
　　　
　　我亦藏身無住處　如何淺水走蛟龍
      　
　　蘭溪行館門口的小河，那么淺的水，如何竟沖走了一條蛟龍!這個感嘆，一語雙關，何嘗不也是老師自己的寫照，好比淺水龍一樣，一切似乎無能為力……
　　　
　　可是太陽還是照舊從東方出來，金剛經上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任何事都不會停留，都會成為過去，包括自己的心念情感。并不能改變既成的事實。人們應該效法儒家的精神，“日日新又日新”，積極迎向未來，迎向東方日出。
　　　
　　佛家教人們放下，不要執著，儒家教人們積極面對人生。日新又新的努力進取，這也就是老師苦口婆心的教化。
　　
　　朱博士去世前一年，大家正忙著《懷師》那本書的集稿，朱博士也是幫忙收集稿件的人。在香港的李文，曾把寫好的英文稿和譯文，于十月一日寄給朱博士，請他先看，并加以文字修正。后來朱博士把李文的稿件給我，同時附來李文給他的信。
　　　
　　在這封信中，李文提到要借用老師的一些話，以發揮東西方宗教性、政治性及科學性的文化相互融通之處。老師的這些話，寫在李文翻譯的《馬祖語錄》的序言中，篇名為“荷蘭文初譯馬祖語錄記言譯作的經過”(收集在《中國文化泛言》一書中)。李文也構想與朱博士合作寫這本計劃中的書。
　　　
　　李文是十月一日寫給朱博士這封信，兩個多月后，朱博士卻發生了意外。在清理遺物時，發現朱博士為《懷師》所定的未完稿。
　　　
　　當我收到朱博士的未完稿時，打開信封，先看見老師附來的一封短信：
　　　
　　“雨虹道友：
　　　
　　文光稿是同學們在其稿件中找到的，真是未完的遺稿，由你加按語說明可也。并附上他出事資料的中英文剪報。原稿附語，是洪文亮當時在現場時所記。似有言未盡意之嫌。文光走了，我真難辦事啊!
　　　
　　老拙”
　　
　　一九八六、十二、二十九　　老師的這封短信，是朱博士出事后第五天所寫。
　　　
　　蘭溪行館
　　
　　“文光走了，我真難辦事啊!”這是老師的感嘆，但是老師是不執著任何事的，他依然日新又新的向前走去。
　　　
　　到美東留學的大陸留學生不少，老師常為他們剖析中國未來的前途。那時海外及臺灣，已有人開始投資大陸的行動。
　　
　　老師認為，一般人的思想，都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商機無限，但是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就是大陸的制度與外界不同，意識形態也不同，對于這種情況，必須先要了解，如欲向大陸投資，更必須具備四項理念，那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經營，中國文化的精神。
　　　
　　說起共產主義的理想，那真是偉大的理想，與中國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一樣。記得吳稚暉先生曾說過，一個人在三十歲以前，如果不向往共產主義，那就是沒有理想，所以向往共產主義是很自然的。
　　　
　　可惜人類的心中，還存在著私念，再偉大的理想，遇見私欲就難辦了。
　　　
　　理想雖不易實現，但作為努力的目標總是好事。中國人更不能背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脫離了文化，就不知道是為什么奮斗了。
　　
　　朱博士出事不久，到三月的時候，正值老師七十壽誕。人生七十也是一件大事，老師故鄉的幼年好友朱筱戡先生，寄來一首賀壽的詩，老師后來在六月上旬某夜，工作完畢把朱氏的祝壽詩再看一遍，不覺“舊習復發”，喜愛賦詩的毛病來了，一口氣和了四首。老師在詩后還自記如下：
　　　
　　“筱戡兄乃先師味淵公之長公子，亦其入室之詩弟子也，放翁所謂父兼師者是矣。余不韻，且疏狂成性，一氣呵成俚句四律，豈敢言詩，但抒棖觸情懷已耳。”
　　　
　　言壽方知奈老何　一生歲月盡蹉跎
　　　
　　飄蓬原似屠羊說　浮海何須歡鳳歌
　　　
　　人誤布衣干國計　自憐帶發苦頭陀
　　
　　深情多謝童年友　萬里飛章敢不和
　　
　　說到祝壽，便知道自己老了，感慨一生白白度過，像屠羊說(《莊子·讓王第廿八》)一樣，跟著失國的楚昭王飄泊在外。四海流浪何須歡唱楚生接輿的鳳歌(《論語·微子第十八》)，何必談什么教化!
　　　
　　自己也不過是講講歷史哲學的課而已，卻被人誤會為干涉國事，其實不過是一個帶發的行僧而已。
　　　
　　感謝童年老友的深情，萬里之樂寄詩來說祝壽，一定要唱和才是。
　　　
　　王啟宗及陳世志二人，夏末也一前一后來探望老師，這時《懷師》已經出版了。
　　　　
　　老師見到王啟宗，就建議他辦手續移民美國，希望他能佐理一些事務。王啟宗的三個兒女都在美國學成就業多年，但他夫婦二人并不愿移居美國，因為在臺灣生活方便，朋友又多。現在既然是老師的囑咐，他也就辦理申請赴美了。萬萬沒有想到，老師后來反而住在香港，而他卻到舊金山去住了。
　　　
　　那次蘭溪住了幾天，老師就囑殷曰序開車，送他們兩人到加拿大多倫多去，路經尼加拉瓜瀑布游玩，再過橋到了加國。這時的李淑君已在加國好幾年了，她又協助十方書院的三個比丘尼圓觀、永會、宏忍到了加拿大、后來禪定師(賴芳如)也去了。
　　
　　在此之前，華府地區德國鎮有一個美以美教會的教堂出售，老師就把它買下，準備將來用作書院講堂。
　　　
　　這年的暑假，李文一家四口，先回到比利時去控望父母家人，然后又轉赴美國去看老師。
　　　
　　李文對老師說，已經買了一個古老高級的紅木炕床，為老師到港下榻之用。
　　　
　　老師又說，一定要到香港去看看。
　　
　　到了年底的時候，我的小女兒保云到美國新澤西姐姐家過圣誕。后來她姐妹二人開車四小小時到華府去看一個畫展，是美國著名的女畫家Georgia  Okeffe的展覽。她們看過畫展后就順道去拜望了南老師。
　　　
　　到了蘭溪行館，老師正為人寫字，看到了保云，也就寫了一個條幅給她。當晚她們就留宿在“天松閣”。
　　　
　　“天松閣”是朱博士生前所住的地方，那時劉宗民、黃恩悌及殷曰序等仍住在那里。
　　　
　　由于聽到朱博士去世后的一些奇怪的事情，保云一走進天松閣就說：
　　　
　　“朱博士啊!我知道你對我很好，但是我求求你，千萬不要讓我看見你，我會受不了的，拜托拜托!千萬拜托!”
　　　
　　朱博士天上有知，一定會笑她如此幼稚。
　　　
　　朱博士去世已整整一年了，幾天后，陳世志又從臺北來到了蘭溪。

　　經國先生之死
　　
　　陳世志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又到了蘭溪行館，長途飛行又加上時差之故，正睡得糊里糊涂。忽然老師把他喚醒，告訴他一個驚人的大消息：蔣經國去世了。
　　　　
　　這使我回憶起他去世前四年(一九八四)的一件事。
　　　　
　　那天消息傳來，蔣經國先生進了醫院，這似乎象征了有大事要發生，因為平時都是請醫生到家中診病的。
　　　
　　蔣經國先生本患有多年的糖尿病，視力很差，兩腿早已無法隨意行動。
　　　
　　到了老師辦公室，我就提到蔣經國先生入院的消息，老師沉吟了一下，喃喃的說道：“不可能啊!按照我教他的方法，至少還可以再活兩年啊!”
　　　
　　我立刻明白老師這話的含義了。
      　
　　頗有一段時間，有關人士曾三番五次請老師去與蔣經國先生見面，老師始終不肯。猜想蔣經國先生的問題大概是壽元及健康，老師一定是請中間的有關人士，轉告了一些法門，以控制身體的障礙，延續生命的時間，以便他完成計劃中的任務。
　　
　　聽到老師的話，我并未再問什么。過了兩天，蔣經國先生又出院了，到他去世的時候，實際上又活了四年，超過老師所說的“至少兩年”。
　　
　　 蔣經國先生去世的消息出來，我立刻想到老師四年前的那幾句話。老師所教的方法并不是什么神通，而是現在科學界所研討的生命科學。
　　
　　這門所謂生命科學的學問，早存在于多種學說之中。道家的學術中有，佛家的學說中有，甚至儒家也有，但在研究的時候，人們往往只偏重在思維意識，以致于這些學術都僅僅成了哲學思想。如果重視實證，就進入了生命科學的領域。
　　　　
　　孟子所說“養吾浩然之氣”，莊子所說“真人之息以踵”，都超越了思維意識，而是生命具體的能力呈現。佛家理論以心的力量轉變物質的色身，顯示唯心與唯物的相互作用，更為生命科學的實踐所證明。
　　　
　　但這個唯心，基本上仍建筑在自己這個唯物的軀體上，沒有這個軀體，唯心意識無處依附，所以說又是唯心，又是唯物，又不是唯心又不是唯物，謂之中道。
　　　
　　老師為什么有這些方法呢?他一生都以自身做生命科學的實證，不像一般學者那樣，只研究思想觀念。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了方法還要去實踐，否則只停留在理論階段，就成為口頭禪了。
　　　　
　　生命科學是以生命去實踐的事，真是非同小可。記得有一次開會前，人尚未到齊，老師說去睡二十分鐘，我們問他要不要撥個鬧鐘提醒，老師說：
　　　　
　　“連這個小事都作不了主，還叫什么功夫!”
　　　
　　老人在睡夢中都可自己作主，醒夢一如，不論是睡是醒，都是清清明明的，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吧!
　　
　　如果能對自身作主，不論是意識，或色身，也許才算得上莊子所謂的“真人”，佛家所謂的“證悟”，儒家所說的“圣賢”。
　　
　　初到香港
　　　
　　蔣經國先生過世兩周之后，元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在臺北收到老師的傳真：
　　　
　　“雨虹道友如見：
　　　
　　我約于三日后赴港，可能在彼度過舊歷新春，如你能早日成行，或可在港一晤，得以暢敘。臨時或將約包卓立在港會面，但今未作決定耳。專此祝
　　
　　平安
　　　
　　老拙”
　　　　
　　一九八八、元、二十六
　　
　　老師是元月二十九日從美國啟程的，因為兩地時差，到香港已是三十一日了。照老師傳真所寫，到香港并未計劃久留，但是舊年過后，老師卻計劃暫時留在香港了，從此，再也沒有回到美國。
      　
　　后來有美方人士又來邀約赴美，但老師總是回答他們說，自己是中國人，在臺灣三十多年，儒釋道三家學術都講過許多次了，對得起臺灣了。美國的朋友當然也是朋友，但總會想到還有十三億自己的同胞，希望能先對他們盡些綿薄之力……
　　
　　老師傳真中所提到的包卓立(Willam  Bodri)那時正在臺灣，他在康乃爾大學得到碩士學位后，在紐約華爾街任高薪工作，也是那一行中優秀頂尖的人物。但他自來喜愛中華文化，涉獵很多。一個偶然的機緣，聽到了老師的名字，就在周末專程從紐約趕到蘭溪行館，拜訪老師。
　　　　
　　當他與老師交談時，是李素美居中充當翻譯。后來包卓立告訴我，當他初次與老師會面時，問老師一些問題，可是李素美剛翻譯了幾句，老師就開始回答了；而李素美才翻譯了幾句老師的回答，他已完全明白了。他與老師彼此不通對方的言語，但卻能互通此的心意。包卓立說，這個感覺很奇妙，于是就立刻辭掉高收入的工作，收拾行囊到臺灣來學中文了。
　　　
　　老師到香港后，包卓立也就到香港相會，后來就在香港工作，一方面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他極擅長收集資料，研究的范圍也很廣，領悟力極強，可能與他在大學研究所時所受的專業訓練有關。
　　　
　　老師初到香港時，下榻于李文家，這時風聞而來的舊識和學生，愈來愈多。舊年過后不久，老師開始尋找新住處，那時香港房屋價錢尚未大漲，李素美先買了麥當勞道一層四臥室供老師使用。這時孫靜源的太太林美年，也到了香港，在同樓買了二十八層一戶，一度也由老師分配暫用。不久，王啟宗到港，記得就是住在二十八層。后來大約過了一年，又都賣掉另遷，孫太太則遷至銅鑼灣。
　　
　　孫靜源先生，大家都稱他孫老板，原是臺灣國豐實業的董事長。孫家上一代即從事木材業，但到了孫老板經營“國豐”(原名國豐木業)，才開創了企業的管理。
　　　
　　記得是一九七0年，孫老板夫婦從日本留學回來，那時孫老板才三十歲出頭，他的叔父孫海先生，買了一個倒閉拍賣的工廠，交給他去動腦筋。那年我們去高雄時，曾到他那里參觀，發現他們夫婦住在工廠的門房，含辛茹苦的在為這個工廠奮斗，準備從事制造夾板外銷。
　　　
　　過了幾年，“國豐”成功了，而且也成為全臺灣外銷第一的工廠，賺了不少外匯。孫老板采用新的經營觀念，接受專家的建議，陳定國博士就是被孫老板羅致的企管專家。
　　　
　　老師在臺灣時，孫老板亦常來聽課，他作事認真，聽課也認真寫筆記。多年后，他讓出國豐，轉向國際投資，加拿大、墨西哥、上海，都有他的事業。
　　　
　　孫老板很重倫理。記得有一次，我們到南投縣水里鄉去拜訪他的叔父孫海先生；那時國豐股票剛上市不久，孫海先生看見我就拉著我去看他的新汽車，他說：“這是靜源買來送我的。國豐辦成功了，他先買了這部進口車給我，后來他自己也買了一部，比送我的這一部稍微差一點。”
　　　
　　這件事雖小，但說明了孫老板是一個恪守分際不僭越的人。事實上，孫家是遵守傳統文化習俗的家庭，孫海先生幼失父母，是由年長二十歲的兄長(孫老板的父親)撫養長大的。后來孫海先生事業雖已發達，但對這個長兄始終尊如父輩，吃飯的時候，一定要等這個兄長坐下，大家才會落座。
　　　　
　　孫海自己有五子二女，他對兄長的兒女(孫靜源姐弟)也像自己兒女一樣，他們姐弟與堂兄弟姊妹間，也都相親相愛，在現在的社會中，實不可多得。
　　　
　　另一頁開始
　　　
　　我在一九八六年從大陸回臺，本應該受管制兩年不許出境，但第二年蔣經國就宣布開放回大陸探親了。一時許多老兵都紛紛辦手續出臺，先到香港再轉回大陸，社會上也出現了許多新鮮事。
　　 　　　　　 　　
　　清明節前，我按照回大陸故鄉的行程，先到香港與老師見了面，將近三年未見，老師依然故我。似乎老師從來沒有情緒不對的時候，就是再大的事情發生，老師仍是安安穩穩的、冷靜和悅的處理。
　　　
　　這使我想起多年前有一次，一鵬(老師在臺灣長子)仍在讀高中的時候，因為年紀輕，有時會發一下脾氣，那天聽見老師對他說：
　　
　　“一鵬，當你想發脾氣的時候，你就先深呼吸一下，可能氣就消了。”
　　　
　　我猜一鵬聽了這句話，大概氣也消了。
　　　
　　我從大陸回來，又在香港停留幾天，那時老師正在忙著安置新住處，我則住在曉園大姐在九龍塘的房子。晚上要回去，老師還派人送我。有一次是衛夢楷小姐和她的弟弟開車相送，因為走錯了路，還被警察攔下來，開了罰單。
　　　
　　這年九月，我又要有返鄉之旅了，這時林中治跟我聯絡，要與我同行。
　　　
　　我和林中治一同搭機到了香港，李文、祁立曼夫婦來接。林中治住到專為返鄉人居住的小客棧。由于過境赴大陸的人太多，應時而生的是許多家庭型小客棧，因為當時還沒有當天轉機飛大陸的安排。
　　
　　那時正時興三大件五小件，探親回鄉的人可買幾件，又辦了臺胞證，第二天他直飛老家福清(近福州)，我則到北京去。
　　
　　走前那天晚上，我又去看了老師。碰見南國熙也從美國來了。
　　　　
　　這時，老師的家鄉溫州，也接連不斷的來人，除了自己家中親人故舊外，還有沾親帶故，以及八桿子打不著的熱情鄉誼人士。這其中最親的是次子小舜，與老師一別已經四十余年了。他的相貌也頗似老師，是個中醫師。
　　　　
　　另外一個是從上海來的王偉國，他的父親是老師的姨表兄，他的姑母就是老師的原配夫人，所以他稱老師為姑父，也可稱表叔。
　　　
　　王偉國是化學工程師，老師開始對上海的化工投資，也因這個晚輩是化學工程師的原故。后來他所負責的聯盈塑料化工廠，經營成功，被列入上海十家民營科技優秀企業之一，受到獎勵。此是后話。
　　
　　再說到香港老師處眾多的來客中，最積極的是溫州市的一些官員們。李景山處長是陪同小舜一起來港的，同時傳達了溫州劉市長、董書記等，對修建金溫鐵路的期望。
　　
　　一時之間，吃飯時的餐桌上，也擺出了溫州的魚干，以及道不出名字的海腥味食物。
　　
　　我三番五次回大陸，是希望將先母的骨灰送回故鄉，與先父一同歸葬祖墳。雖然跑了幾趟，卻因先父是在變局中遭難，堂弟兄親友們都說要先平反才行。但因年代久遠，費了不少事也未辦妥。
　　　
　　過了不久，我從鄭州回到香港，發現老師雖然到香港半年多了，但是美國的事，香港的事，仍陸續在處理。例如老師赴美時，帶去藏書數萬冊，現在又須運到香港。諸如此類的事，外加新增添的大陸的事，不知有多少。
     
　　這天孫老板夫婦也來到香港，因為正值持蟹賞菊的深秋，孫老板請大家去吃大閘蟹。老師的故鄉瀕海，習慣海味魚蟹之類。那天是在香港有名的一家潮州餐廳，我也吃了一只大閘蟹。
　　
　　豈知半夜就鬧肚子，泄瀉不止，以為是食物不潔。次晨電話詢問各人，都平安無恙，證明是自己腸胃不習慣之故，趕緊匆匆回臺北了。

　　老古　蘭溪　華僑們
　　　
　　回到臺北不久，陳世志就帶了一包資料來找我，說是老師囑咐他交給我的。
　　　
　　原來是老師十年前所講“顯密圓通修證次第”的一些資料，因為他(陳)想出版，老師就要他交給我整理，同時老師還附了一封信給我。后來這些資料整理出版，就是《如何修證佛法》這本書。
　　　
　　過了沒多久，陳世志就離開了老古公司，一切業務暫時移交給王啟宗先生。這時“老古”面臨了頗大的轉變局面，因為老師不可能即時回臺灣領導，后來幾經研商，就請古國治回來負責，那時他正在保險公司任職。
　　　
　　由于以往的老古公司，在老師主持的時代，延續到陳世志時代，都是以個人為主軸的領導方式，現在這個方式不再適合，便趁機另作人事安排，會計、書庫、業務等，都另聘新人、分工合作，開始建立制度。
　　
　　我即時聯絡了林中治，請他來負責書庫方面的整頓工作。另請胡傳宗先生，負責會計制度的建立，胡先生原在大企業任會計，因病辭職休養，恰好身體剛剛復元，也算巧合。
　　　
　　我則積極忙著《如何修證佛法》的整理工作，到了八九年五月，終于完工了。
　　　
　　這時老師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要我到華府禪學講堂走一趟。
　　　
　　原來從前所購置的那個教堂，掛起了“禪學講堂”的牌子，在加拿大的三位比丘尼宏忍、永會、圓觀，已來到這里安頓下來。他們也常邀人前來與華僑朋友們結緣。顯明老和尚曾從紐約前來講經，頗為轟動，洪文亮醫師也曾前往講演。
　　　
　　老師在華府時，我始終未曾前往，現在老師回到了遠東，我卻于八九年的九月底，來到了華府地區。
　　　
　　到后第二天，永會師開車陪我到老師曾居住的蘭溪行館，那時有一對云南來的學人胡君夫婦，正借住于此。看到門前的小河小橋，不禁想起來朱博士的種種，更感世事之無常。
　　　
　　在禪學講堂兩個月，適逢洛杉磯大地震，從電視上看得一清二楚，十分驚人。當然也看到了美國處理緊急事件的組織能力，確實是訓練有素，是一個比較有秩序的國家。
　　　
　　但是生活在這里的中國人，總有二等公民的感覺，不管有錢沒錢，你不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孔祥熙這個早期中國的大財主，太太又是宋藹齡，他們長期住在美國時，聽說孤獨極了。既富且貴的身段，中國人無人比得上，不能來往；美國的上層又看他們是落魄政客，也不來往，孤獨就在所難免了。
　　　
　　其他的中國人又分為許多種，只有最早期的學人趙元任等的時代，融入美國的學術界高層。而作為華工赴美的廣東華僑及他們的后代，則另成一種團體。二次大戰后赴美的移民及學人，主要是一些知識分子，臺灣發財的企業人士及子女又是一種，加上大陸近年開放赴美的大陸知識分子，也是一種，這些都是中國人的不同群體或類別，是附屬于美國社會的群體，極少能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
　　　
　　記得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磯時，夏先生告訴我，每逢周末，到中國寺廟中吃素齋的年輕人，都有百人以上。
　　　
　　當時我頗為驚奇，為什么信佛教的中國年輕人這么多?豈知并非如此。夏先生說，這些年輕中國留學生，無錢去玩，又思鄉心重，無處可以宣泄情緒，只好到中國寺廟中碰碰中國人，說說中國話，解解他們的寂寞和鄉愁。
　　　　
　　這又使我想起，多年前一個美國朋友名叫Palmer的，也曾問我：
　　　
　　“為什么你們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論從英國、法國、北歐、俄國，乃至于南美各國人，一旦到了美國，很快變成美國人，下一代就分不出來了。只有你們中國人，不管到了美國多少代，仍然自成團體，永遠是中國人。”
　　　　
　　他這個問題很不容易回答，可能種族是一個問題，歐洲人是高加索人種的白人，而中國人是蒙古種的黃種人，混在一起有非我族類的感覺。但最有關系的還是文化的傳承問題，是人文歷史的因素。
　　　
　　記得牟宗三先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大意是人住在美國，聽到說起美國開國大總統華盛頓，或者歷史名人杰弗遜、林肯等，我們只覺得那只是幾個名字，不會有太大的感覺。但是如果提到了姜太公、項羽、諸葛亮，甚至孫悟空，我們馬上感覺到真人真事活在心中。所以，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十二月初，我回到了臺北，《如何修證佛法》已經印好了。
　　　
　　復旦　商務　北大
　　　　　　　　　　　　　
　　到了年底，林中治辭職離開了老古，因為有人請他去講佛法。這時胡先生已離去，后來又找另外會計來接替他的工作。此時，書庫已經整理有了眉目，會計也大致建立了制度。
　　　　　　　　　　　　　
　　這時在香港，來了一個大陸復旦大學哲學系副系主任王雷泉，拜望了老師。具體情況不得而知，只知道由他介紹，復旦大學出版社想出版南老師的《論語別裁》。后來李素美及李傳洪姐弟到了上海，共同協調確定這件事。
　　　　　　　　　　　　　
　　當我知道這事的時候，已是春天三、四月了。那天老師打電話給我，要我去上海處理有關《論語別裁》的一些文字瑣事。
　　　　　　　　　　　　　
　　因為復旦出版社要改成簡體字出版，書中的一些文字，也要轉變成大陸書籍的習慣用語，如“民國”改成“公元”，“水準”改成“水平”以及一些想不到的意識表達等，都可能須略加修改。
　　　　　　　　　　　　　
　　復旦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是陳士強，他是哲學碩士，他將擬改的地方傳真到香港給老師審查，這樣作法原已進行了一段時間。后來老師為了省時省事，囑我前往，一次性解決，有問題時立刻相互討論，則比較方便。
　　　　　　　　　　　　　
　　于是我收拾行囊去了上海。
　　　　　　　　　　　　　
　　我與陳士強一同工作了一天，就解決了文字的問題，記得接著要出版的，還有《禪與道概論》，這本書“復旦”出版時，改名為《禪宗與道家》。
　　　　　　　　　　　　　
　　這次在上海，也認識了北京來的一個青年史平(現改名為史原朋)，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那時老師的著作尚未在大陸流行，史平卻獨具信心。
　　　　　　　　　　　　　
　　這年的秋天，我到了北京，順便談到《孟子旁通》、《老子他說》這兩本書的出版。我曾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部門談過，記得是史平陪我同去，“商務印書館”表示有興趣，但要看完全書再定。
　　　　　　　　　　　　　
　　過了幾天，我得到了婉拒的消息。因為那時南老師的書尚未在大陸流傳，我猜想商務印書館是怕銷路有問題，故而不敢嘗試。
　　　　　　　　　　　　　
　　不久我從另外渠道得知，商務印書館把這兩本書送到某大學哲學系一個教授處征詢意見，這位熟悉臺灣的教授加以反對，理由不詳，以致造成商務的婉拒。
　　　　　　　　　　　　　
　　后來我到了香港，曾問老師是否曾與這位教授結怨。老師說他不知道，至于別人為何怨他，則更不知道了。總之，老師并不以為意，一切順其自然而已。后來這兩本書是由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現已改交復旦出版。
　　　　　　　　　　　　　
　　閆修篆與《易經》
　　　　　　　　　　　　　
　　在我準備去美國的時候，想起了老師講《易經系傳》的錄音記錄，應該找人加以整理出版了，我在所能想到的人士之中，感覺只有閆修篆最為合適。
　　　　　　　　　　　　　
　　閆先生對《易經》很下過功夫，他的著作，是由“五洲”出版的《易經的圖與卦》。他也是河南籍，更是程顥、程頤兩兄弟的小同鄉。又幼讀古書，擅長文字。但他也是一個忙人，因為他是英泰廣告公司董事長，又另有其他工廠企業等，大家都稱他閆董。
　　　　　　　　　　　　　
　　我把講課的錄音帶交給他，請他務必花些時間做這件工作。我當時這樣對他說：
　　　　　　　　　　　　　
　　“你每天上下班從北投家中來回臺北，要在車上兩個多小時，何不利用你在車上的時間，邊聽錄音帶邊記錄下來呢!”
　　　　　　　　　　　　　
　　閆董對老師的事一向熱心，當時也爽快答應了，說“試試看吧！”
　　　　　　　　　　　　　
　　卻不料，才過了幾天，他忽然打電話告訴我，他做不了這個工作，原因是：耳朵上戴著耳機聽錄音帶，眼睛上戴了老花鏡，手上拿著筆，腿上放著筆記本，弄得手忙腳亂，實在不能妥善勝任。所以他說干不了這個差事，并且一定要把錄音帶還給我。
　　　　　　　　　　　　　
　　我當時感覺很泄氣，只好對他說：
　　　　　　　　　　　　　
　　“錄音帶暫時不要還我，因為反正沒有人能接這個工作，也許你可以先聽一段時間再說。”
　　　　　　　　　　　　　
　　既然他并未再堅持退還錄音帶，我又進一步試著說服他，我說：
　　　　　　　　　　　　　
　　“有個電影明星說，她翻譯一本書的時候，困難重重，幾乎做不下去了。后來她忽然想起文殊菩薩是智慧第一，于是就念文殊的咒子，漸漸的心緒定下來，很順利的翻譯好了那本書。”
　　　　　　　　　　　　　
　　閆董在電話那端沉默了一會，問道：
　　　　　　　　　　　　　
　　“文殊菩薩的咒子怎么念?”
　　　　　　　　　　　　　
　　我回答說：
　　　　　　　　　　　　　
　　“我也不知道!不過，也許你可以念一個其他你會的咒子，反正是精神集中就行。”
　　　　　　　　　　　　　
　　閆董沒有再堅持，后來他有沒有念咒子，念的什么咒子，我都不知道，只是他工作順利，大約半年多完成了初稿，我又在編輯工作上用了幾個月，一九九一年四月，終于出版了，書名為《易經系傳別講》。
　　　　　　　　　　　　　
　　除了這本書外，閆董在《易經雜說》這本書上，也花了不少功夫。因為這本書是陳世志離開“老古”前所印，當時因時間匆促，校審工作不太完整，所以后來一版、二版，一直到六版，修訂再三，都是閆董獨自擔綱完成的。
　　　　　　　　　　　　　
　　在閆董剛整理好《易經系傳別講》時，古國治又無法繼續負責“老古”了，因為他在保險公司的工作不能辭掉，不能專職在老古。
　　　　　　　　　　　　　
　　這時王啟宗和我想了一個主意，請閆董負責老古的管理工作，因為他當過政治部主任、金門縣長等職務，管理經驗豐富。他自己事業多，雖不能專職，但他可以找合作過的管理人才來負責，他只擔任督導即可。
　　　　　　　　　　　　　
　　此事得到老師的首肯，老師并與他簽約一年，委托他代為管理，就這樣，他的故舊史鶴先生來到了“老古”，擔任經理之職，管理得井井有條，建立了更縝密的制度。一年一年下來，一直維持了八年之久。
　　　　　　　　　　　　　
　　這時我仍負責編務，與閆董每隔一日到“老古”上班協調。王主任因為辦了赴美移民的手續，時常要到美國去，當他在臺灣的時候，也和我們每天下午會面，在“十方”樓頂打太極拳。

　　兩個女菩薩
　　　　　　　　　　　　　
　　一九九0年二月十四日，是農歷的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這一晚，溫州發生了一樁大事，老師的百歲高堂老母，吃完了年夜飯后，忽然撤手西歸了。
　　　　　　　　　　　　　
　　這個突然的消息，對老師有多大的沖擊，不得而知，但我們在臺灣的人，卻個個震驚。
　　　　　　　　　　　　　
　　在這個變動的大時代中，母子一別四十余載，老師雖已到港兩三年，也始終并未回鄉探親。現在，母子就此人天永隔，在我們些凡夫俗子看來，真是情何以堪!
　　　　　　　　　　　　　
　　難道老師都不想回去拜見自己的慈母嗎?必定是客觀環境和種種不足向外人道的原因，在困阻著老師的歸鄉路。那絕不是他人所能了解的一種內心煎熬，并且還要承受著種種不孝的呵責。
　　　　　　　　　　　　　
　　還記得十幾年前老師在臺灣的時候，有一天收到家信，說老太太身體欠安，視力也不行了，那時臺灣還沒有開放回大陸探親。
　　　　　　　　　　　　　
　　老師一手拿著信，神情很沉重的說：“恐怕等不到與母親見面了!”
　　　　　　　　　　　　　
　　一個離鄉別井數十載的人，看了家書說出這句話，是何等的悲痛啊!至少我這個旁觀者的心，已陷入了悲痛。我忽然對老師說：
　　　　　　　　　　　　　
　　“老師，您發個愿吧!愿將來有母子團聚的一天。”
　　　　　　　　　　　　　
　　老師淡淡的自言自語道：
　　　　　　　　　　　　　
　　“是啊!發個愿吧!”
　　　　　　　　　　　　　
　　老師到香港后，聽說老太太很盼望兒女能回鄉相聚，但孫子們到香港見過父親后，老太太了解了情況，也就不再巴望著兒女是否回來了。
　　　　　　　　　　　　　
　　密宗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師有一個故事：大師在修道時，他遙遠的故鄉，常有人帶口信來，說他的母親想念他這個出家的兒子，希望他能回家見個面。
　　　　　　　　　　　　　
　　一次，又有鄉人帶來口信，說母親希望他回去見面，要他務必設法回家鄉一趟。
　　　　　　　　　　　　　
　　古時候交通不便，往來費時，這位大師就對來人說：
　　　　　　　　　　　　　
　　“這樣吧!我一時無法回去，待我畫一張我自己的像，請你帶回去交給母親，她老人家看到我的畫像，也就像看到我一樣。”
　　　　　　　　　　　　　
　　這個鄉人無奈，只好把大師的畫像帶回去了。當老人家打開畫像后，畫中的大師竟叫了一聲“媽!”
　　　　　　　　　　　　　
　　老太太高興極了，立刻說：
　　　　　　　　　　　　　
　　“我的兒子成功了，回來不回來都不要緊了。”
　　　　　　　　　　　　　
　　這不過是一則故事，也許他的母親只是想知道兒子的修行究竟如何，故而總托人叫他回家見面。但我卻偶爾會想，為什么老師的母親后來并不再要老師回家見面呢?是老師帶回過一張自己的像，叫過一聲“媽”嗎?抑或是老太太曾神游香港，已與愛子見過了呢?
　　　　　　　　　　　　　
　　老太太仙逝，老師也沒有回鄉，國熙從香港回去奔喪，另外李素美、李傳洪、尹衍梁等好幾批冒著寒冷前往溫州協辦喪事。
　　　　　　　　　　　　　
　　記得衛夢楷也去參加了喪禮。事情過了不久，衛夢楷從香港到臺北來了。人家知道她曾去參加喪禮，就邀請她在十方講堂，向大家報告經過。
　　　　　　　　　　　　　
　　她說得很感人，但最使人感動的部分，是對師母(王翠鳳)的贊美和敬佩。她說：
　　　　　　　　　　　　　
　　“師母是那樣的安詳、守禮、按部就班，看到她的一切，自己真覺得慚愧萬分，我們天天說學佛，連一點師母的坦然無爭的氣度都沒有，真慚愧啊!應該先向師母學做人之道才是啊!”
　　　　　　　　　　　　　
　　衛小姐的這番話，不久，就得到了證實，那是師母到香港的時候。老太太過世時，師母王翠鳳女士已是七十六歲高齡了。在這以前的很多年，她一直都是親自照應婆婆，夜里更是同榻而眠，隨時照顧瑣事。放眼天下，不但這樣的媳婦少見，恐怕這樣的女兒也不多。這個日夜照料婆婆的媳婦，自己也早就是一個老人了啊!
　　　　　　　　　　　　　
　　老太太走了，當年的秋冬之際，老師就辦了手續，邀師母到香港來會面。師母抵達香港的前幾天，我剛好從北京回到香港。記得王啟宗，孫老板的太太林美年等，許多人也正好都到香港來了，大家都企盼著師母的到來。
　　　　　　　　　　　　　
　　師母到港的前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對老師說，我想明天就回臺北，不等著見師母了。老師問我為什么，我說：
　　　　　　　　　　　　　
　　“師母千里迢迢是來與老師相會的，至于是否多看到一個老師的學生，并不重要；況且，師母與老師分別四十多年后相聚。一定有說不完的話，外人越少在場越好。”
　　　　　　　　　　　　　
　　老師首肯了我的意見，所以我就在師母到的那天走了，與師母未曾見面。
　　　　　　　　　　　　　
　　王啟宗辦完了事，不久也回到臺北，向我們仔細述說了師母到港的情況，還照了不少相。師母與老師重逢，老師對她說：
　　　　　　　　　　　　　
　　“過去幾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過，讓你受了許多委曲折磨。”
　　　　　　　　　　　　　
　　老師這樣說，可能是希望她一吐胸中郁積幾十年的苦難，但師母卻回答說：
　　　　　　　　　　　　　
　　“過去的事說它干什么，只管未來吧!”
　　　　　　　　　　　　　
　　這是何等的心胸和度量!一個女人，對于幾十年的苦熬，毫無怨尤，竟然一語帶過，天下有幾個女人能做得到呢!
　　　　　　　　　　　　　
　　老師的學生們熱情的帶著師母去買東西，看電影，甚至到美容院燙了頭發。林美年還要買高跟鞋送給師母，后來老師說師母年紀大了，恐怕不習慣穿高跟鞋，扭了腳反而不好，孫太太這才作罷。
　　　　　　　　　　　　　
　　對于大家的熱情，師母愉快而自然的一一接受，但聽王啟宗說來說去，總使人產生一種感覺，師母是要使大家高興，使事情圓滿。她，永遠扮演著服務別人的角色，一個慈悲喜舍的活菩薩；而周圍的我們，反而成為“本欲度師母，反被師母度”了。
　　　　　　　　　　　　　
　　師母沒有留戀香港，她只住了半個月，就提前又返回故鄉了。五十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兩年，再相逢只有兩周。
　　　　　　　　　　　　　
　　但是她，平靜自在的回去了。她和老師在家鄉的直系子孫，已是四代同堂，她更舍不得長時間離開這些兒孫們。

　　金溫鐵路
　　　　　　　　　　　　　
　　由于老師在香港，我又為了出版的事常去大陸，所以我在香港停留的次數就相當頻繁了。漸漸發現，老師對金溫鐵路的修筑的事，已涉入很深。
　　　　　　　　　　　　　
　　自從老師來到了香港，浙江省方面不斷來人磋商金溫鐵路的事，幾乎我每次到港，都會碰見浙江省來的代表，由王偉國陪同。
　　　　　　　　　　　　　
　　我曾遇見過的，前前后后計有浙江副省長柴松岳(現在的省長)、有溫州市長劉錫榮(現在的副省長)、副市長馬云博，主任級的有章華表、陳敬之等，還有許多其他的人，無法一一記住他們的名字。
　　　　　　　　　　　　　
　　而老師這里，也不斷派人前往浙江省，去實地考察具體情況。代表老師去浙江調查或開會的，有彭嘉恒和馬有慧夫婦。馬有慧是澳門的名門小姐，熟悉大陸事務，她與彭嘉恒，都是加拿大學成歸來的會計師。
　　　　　　　　　　　　　
　　另外參加籌劃的，還有一位蔡世亮蔡老板，他是香港實業家，旗下多角經營，在老師那里所吃的水果，多是蔡老板日常供應的。蔡老板更熱心公益，在福建他的故鄉，辦有養老院、孤兒院等。
　　　　　　　　　　　　　
　　另一個就是聯盈公司的總經理李素美以及包卓立，李素美投入的時間精力更多，他們都多次前往浙江，辛勞備嘗。
　　　　　　　　　　　　　
　　在臺灣方面參與籌備策劃的，主要有李傅洪、尹衍梁、陳定國夫婦等，他們也都是企業界及管理組織等方面的有力人士，且個人事業遍及多地。陳定國博士實際上是當時正大集團的執行副總裁。
　　　　　　　　　　　　　
　　這些臺、港雙方的專才，都三番五次的以專業立場，帶領著律師銀行界等，去調查、評估、協商，在老師的領導下，將這個修筑鐵路的計劃努力推動。
　　　　　　　　　　　　　
　　一九九0年二月二十五日，尹衍梁代表老師的聯盈興業公司，到上海與浙江省地方鐵路公司的代表陳同海，簽定了中外合資建設金溫鐵路的協議書，見證人是賈亦斌及丁世祥。賈亦斌是政協委員，民革主席，他和老師是抗戰時期成都中央軍校的舊識，那時老師是政治教官，他們“同在軍官教育隊工作，彼此很談得來……”(賈著《半生風雨錄》)。
　　　　　　　　　　　　　
　　接著是彭嘉恒及馬有慧二位會計師，深入研究評估具體的問題，即資本額、貸款問題、經營權、外匯平衡等等，并向老師提出書面具體報告。
　　　　　　　　　　　　　
　　但是這個合資修筑金溫鐵路的計劃，經過復雜的作業程序，耗費了將近兩年的時光，直到一九九一年底才得到國務院的批準。而在這兩年之間，浙江省的領導已經更換，原來的溫州市長劉錫榮已調離溫州市，繼任的市長為陳文憲，市委書記為孔祥有。
　　　　　　　　　　　　　
　　新的溫州領導，對鐵路的修建，亦極有熱忱，上任后曾致函老師：
　　　　　　　　　　　　　
　　尊敬的南懷瑾先生：
　　　　　　　　　　　　　
　　為了不辜負浙西南人民的期望，不辜負先生愛國愛鄉的赤誠之心，我們將建設金溫鐵路作為自己上任以來的頭等大事，全力以赴的做好金溫鐵路建設的一切準備工作，不遺余力地推進鐵路建設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努力促使金溫鐵路的宏偉藍圖在“八五”前期獲得實現。
　　　　　　　　　　　　　
　　我們殷切期望南老先生方便的時候，撥冗蒞溫考察、指導我市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我等將竭誠歡迎!
　　　　　　　　　　　　　
　　溫州市委書記　孔祥有
　　　　　　　　　　　　　
　　溫州市長　陳文憲
　　　　　　　　　　　　　
　　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
　　　　　　　　　　　　　
　　合約的正式簽定，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浙江省地方鐵路公司是由楊國章經理簽字，確認見證人為省長柴松岳。香港聯盈公司則由李素美總經理簽字，確認見證人為南懷瑾。
　　　　　　　　　　　　　
　　在雙方會商討論的時候，老師曾說了一段話，其中有一段是：
　　　　　　　　　　　　　
　　我一生說出的話，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只問它應不應該做，該做的，我一定去做。這條鐵路大家企望了八十年，修了七次都沒有成功，今天我就決定一定要修，不是為我，是為了要開啟一個大例子，中國政府的公共建設可以和外資合作。因為不如此，不能加速國內的公共建設。所以我們不去打開這個關閉的大門，那么幾十年都不會有人打開這個大門的。但是如果我們打開了這個大門，以后的人就好走了，政府也就會更改法律，就不會這么批來批去了。創造一個新境界，領導這個時代在變的人，永遠是辛勞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我的目的，不是在投資，我是在做一個笨人而已。你們說什么臺商，就是不懂得宣傳，我明明是外資、港資，總要加上一點政治色彩。你們知道，修這條鐵路，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經濟目的，只是開啟一個例子。你們看，送錢去，都得等三年來來往往的批文，這個大門，我們不去打開，誰愿意去做呢?
　　　　　　　　　　　　　
　　簽字后不久，我剛好到了香港，晚飯后與包卓立聊天，他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據他所說，金溫鐵路經過評估，從商業角度上說，絕對不能投資，但老師卻決心要做這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老師對做成一件事的看法與胸懷，顯然與眾不同。當有經驗的人提醒老師，如將資金一旦匯入，大陸辦事的習慣，都會又買汽車，又買裝備，先花一大堆錢給個人方便……
　　　　　　　　　　　　　
　　老師卻說：
　　　　　　　　　　　　　
　　“譬如我匯進去一百萬，他們就算浪費了八十萬，總會用二十萬修鐵路吧!一旦開始修鐵路，就不能停止，就會修下去了……”
　　　　　　　　　　　　　
　　老師這個大膽的做法確實非比尋常。當我走筆至此的時候，謝天謝地鐵路已經修好通車了。但是其中的苦太難描述，從九二年正式開工，到九七年四月全線通車，老師所寫給有關各方的信函，竟有一百多萬字之多。這不是金錢的問題，一件事的成功，靠各方力量的配合。中國人本位主義濃厚，要把這些本位主義都捏合一起，往往是最困難的一項工程。
　　　　　　　　　　　　　
　　候承業博士是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參與金溫鐵路部分工作的，常常往來于美國、香港、浙江省之間。
　　　　　　　　　　　　　
　　記得老師說過，對大陸投資，必須具備四項理念和認識：“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經營，中國文化的精神”。照金溫鐵路修筑的艱困過程來說，恐怕還要另加第五項，那就是超人的無私奉獻和無限廣闊的胸懷。
　　　　　　　　　　　　　
　　這件長達十年的事，需要驚人的耐力和絕對冷靜客觀的頭腦。兩岸三地以及美國，常聽到有關老師與金溫鐵路的閑言閑語，但老師一概置之不理。甚至老師還說，一個人要做事，背后一定會有人批評，只有忍辱，就是俗語所說做事要“忍辱負重”。一般人都能負重，但不容易忍辱，不能忍辱就會功虧一潰。
　　　　　　　　　　　　　
　　鐵路修好了，老師還路于民，鐵路沿線的一切利益都不染指，干凈利落的寫下句點。

　　廈門之行
　　　　　　　　　　　　　
　　福建省廈門有一個南普陀，是一座寺院。因為浙江省有個普陀山，廈門在浙江之南，故名南普陀。
　　　　　　　　　　　　　
　　浙江的普陀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傳說為觀音菩薩的道場，有許多傳奇的事跡。
　　　　　　　　　　　　　
　　南普陀座落廈門，也是頗有名氣的道場，還辦有閩南佛學院。改革開放之后，由于歷史因素及地利之便，與臺灣民間往來密切，香火也較內地為盛。故爾內地許多出家人，多向這里流動，一時之間，這個只能容納兩百人的寺院，出家眾竟達四百人之多。
　　　　　　　　　　　　　
　　大約是一九九一年的時候，郭姮妟(沙彌)和母親李素美女士到廈門時，曾到南普陀參觀，與住持妙湛老和尚見了面。
　　　　　　　　　　　　　
　　這位老和尚已經八十多歲了，東北籍，是一個修行嚴謹的出家人。他對來客說，此生有兩大愿望，其一是修建一個禪堂，其二是想舉辦一次“禪七”。
　　　　　　　　　　　　　
　　郭姮妟被和尚的真情所動，當時就承擔了這樁事，向母親、舅舅及老師化募，終于促成了這座禪堂的興建。
　　　　　　　　　　　　　
　　老和尚后來數度前往香港與老師會面，相聚有緣，我也曾兩次在香港遇見老和尚。
　　　　　　　　　　　　　
　　老師接著陸續有些計劃，支持寺院與廈門大學合作，培植僧侶的學養，提升他們的水平，以利宏法及修持。
　　　　　　　　　　　　　
　　老師常對出家人說，現在的社會，在家修行的人很多，你們出家人會的(包括唱念敲打)，在家人都會。但是在家人會的，你們出家人不一定會。這樣一比，出家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說法?如何度人呢?所以要趕快迎頭趕上。老師在上海也曾支持這樣一個計劃，是與復旦大學合作，由王雷泉教授主持，培訓各地選的僧眾。
　　　　　　　　　　　　　
　　妙湛老和尚與老師很投契，老師的高堂慈母之喪，老和尚也曾派人前往主持誦經法會。
　　　　　　　　　　　　　
　　廈門大學與南普陀制定了合作計劃，后來又延伸到更多項的計劃。廈大成立了海外中醫科及針灸科，中醫是學習兩年，針灸是三個月。老師鼓勵許多臺港的青年前往受訓。臺灣的出家人去學習的更多，如宏忍、法光、親證、圓觀、禪定等，還有美國小姐紀雅云(P．Gia50mmasi)，另外李淑君、吳美珍(陳定國夫人)、謝錦揚、陳照鳳、吳振鵬、林世光、曾湘如等都曾前去學習。其中香港的林世光，又多次再進修，后來便一直在香港開業。
　　　　　　　　　　　　　
　　曾湘如女士原為勞政武先生的《龍旗》雜志編輯，一九九三年南老師囑勞君停辦雜志，后在廣東開平辟建“鳳儀實驗觀光農場”，由曾湘如主持，老師頗為鼓勵，答應擔任名譽董事長。曾女士隨即又前往廈大學習中醫及針灸，成績很好，九六年底又回廈大實習，辛勞引發舊疾，回臺不久就去世了，實在可惜。
　　　　　　　　　　　　　
　　最有意思的是，臺灣長庚醫院腦神經內科主任朱乃欣醫師，也曾前往學習。朱醫師在美國密西根醫學院時，與陳定國博士比鄰而居，成為好友。他本來在美國醫院當醫師，在這一行十分杰出，常代表美國到各國參加醫學會議。后來被王永慶堅邀回臺，負責長庚醫院腦神經內科。有一次他與陳定國博士一同來港，老師就勸他再學一些中醫的知識，可補助醫療，他果然安排時間也到廈大去上中醫課了。他虛心好學，精神可佩。
　　　　　　　　　　　　　
　　朱醫師更擅長散文，隨手寫來，溫馨感人。他經常為報紙雜志寫文章，有醫學知識的，有抒情的，極受讀者歡迎。他也曾為《人文世界》寫過文章，并出版有《認識腦保護腦開發腦》等書。
　　　　　　　　　　　　　
　　話題再轉回南普陀，郭姮妟所首倡建造的禪堂，蓋了兩三年，終于完工了，聽說過程也頗曲折困難。一九九三年冬將完工時，妙老又來到了香港。
　　　　　　　　　　　　　
　　這次老和尚前來，是專程邀請老師以貴賓身份，參加這個新禪堂落成典禮。并請老師主持新禪堂第一次禪七。
　　　　　　　　　　　　　
　　妙老認為，新建禪堂當然要舉辦禪七，由老師主七才是最圓滿的。
　　　　　　　　　　　　　
　　但老師辭謝不去，要他另請高明。妙老在來港之前，已經幾次在電話中邀請老師了，因為老師不答應，他只好親自前來，表達誠意。就這樣，來來往往，很折騰了一段時間，最后抵擋不住老和尚為大眾求法的愿力和誠意，老師終于答應了。
　　　　　　　　　　　　　
　　這時宏忍、法光、親證、德修、日鴻等幾位比丘尼，仍在廈大學習，她們從前都是“十方書院”的學生，現在就近都參與了準備和協調的工作。時間仍按照老師的老習慣，定在農歷正月初二開始。
　　　　　　　　　　　　　
　　當我們在臺灣知道的時候，已大致籌備好了，因為要去的人很多，又逢過年長假期，故爾機票難訂，要等候補機位，老師在電話中對我說：
　　　　　　　　　　　　　
　　“你可以先到北京，再由北京搭機去廈門。”
　　　　　　　　　　　　　
　　我很奇怪，為什么要繞那么遠呢?老師說因為從香港去廈門的機位都沒有了，但從北京去廈門仍有。幸好我有一個親戚在華航，所以就由他幫忙，經由香港陳勛偉先生，解決了機位，于除夕前一日先到香港。
　　　　　　　　　　　　　
　　老師則在除夕當天，由吳振鵬陪同，先到廈門去了。老師囑咐國熙代他作主人，陪大家吃年夜飯，飯后還要遵循老傳統，擲骰子玩賭錢游戲。
　　　　　　　　　　　　　
　　當晚與陳定國夫婦、勞政武一家五口、謝錦揚、歐陽哲、曾湘如還有國熙的準新娘何碧媚等一同吃年夜飯，擲骰子。押注只有一元、五元等小數目，結果我是大贏家，只可惜不在美國的賭城，否則就贏得多了。
　　　　　　　　　　　　　
　　我本來不想去廈門占位子的，因為以往老師在臺灣的時候，跟著打禪七也有不少次了，我對老師說：“打死也悟不了啦，不如把位子讓給年輕人。”但聽說這次人數太多，老師的題目是“生命科學的研究與實踐”，由于科學的進步，科學界也涉入生命多邊的研究。
　　　　　　　　　　　　　
　　記得三十年前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已有夢境研究室，其他如進入禪定時的腦部及生命現象的變化，也都在科學界展開研究。近年來全世界更對死亡的研究不遺余力，美國有些大學還開設了死亡學研究的課程。
　　　　　　　　　　　　　
　　禪堂和妙老
　　　　　　　　　　　　　
　　到了廈門才知道規模之龐大，竟有七百人之多，臨時趕來旁聽的，也有不少。禪堂只能容下半數，其余的一半，只能坐在樓上講堂，借著閉路電視，聽老師說話，并觀看禪堂的活動。
　　　　　　　　　　　　　
　　寺院里的出家眾，只選出了部分人參加，多數的都在后勤崗位擔任支援的工作，如做飯，準備茶水，清潔工作等，他們十分辛勞。如按照佛門的說法，這些服務的人，都是護法，功德無量。
　　　　　　　　　　　　　
　　參加的人，從美國、法國、香港、加拿大、臺灣分道而來，但最多的仍屬大陸同胞。小舜和幾位溫州的人士一起來到，也有從各地寺院來的老修行，及不少老居士。
　　　　　　　　　　　　　
　　最難得的是四川來的幾位，其中有維摩精舍從學過袁煥仙太老師的門人們。另有秦敏初女士，她的母親是張懷恕，一九四五年時，老師曾在五通橋張懷恕家中閉關。
　　　　　　　　　　　　　
　　另外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和尚，是峨嵋山的通永法師。他是老師在峨嵋山閉關時的護關兄弟，與老師的情誼非比尋常。他們與老師分手整整半個世紀，此次再相逢，在這種場合，更別具意義。
　　　　　　　　　　　　　
　　通永老和尚極富幽默感，也可以說是禪機。有一天在晚會心得討論時，他發言了，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對老師說：
　　　　　　　　　　　　　
　　“我很想看到你抓幾條魚出來，給我們大家看看才痛快。”意思是說想看到幾個當下開悟的人。
　　　　　　　　　　　　　
　　老師笑了，回答他說：
　　　　　　　　　　　　　
　　“我也想啊!可是這些魚都很滑，抓不住啊!”
　　　　　　　　　　　　　
　　這次共有三名醫生參加：香港的黃昌發醫師、臺灣洪文亮醫生，及朱乃欣醫師，他們都從生理學和醫學的角度，解答了不少疑問，這些問題多數都與修持引起的身心變化有關。
　　　　　　　　　　　　　
　　七日之中，仍由李淑君及古國治寫黑板。
　　　　　　　　　　　　　
　　廈門是個好地方，我們這些人，被安排在廈大為海外僑生住宿的公寓中，那時公寓剛落成不久。從臥室窗子往外看去，就是大海了，每晨起來看到海面上漁船點點，令人心曠神怡。
　　　　　　　　　　　　　
　　七天結束后，許多人紛紛安排回程，臨行的前一天，飯后回宿舍時，在電梯中遇見小舜，他與另一個溫州記者朋友過來談天。小舜說，他曾與母親、哥哥到過臺灣，那時老師住在基隆，所以他在基隆的戶政事務所還有戶籍呢。說起來又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廈門七日的盛會是一九九四年的二月，后來這一年及第二年(一九九五)，妙老也到香港來過，因為南普陀不斷舉辦社會福利事業、救孤、賑災、義診、發揮大乘的濟世精神。
　　　　　　　　　　　　　
　　九五年十一月七日，妙老又來到香港，這次是要再度邀請老師到廈門講演。
　　　　　　　　　　　　　
　　但是，老師沒有說去或是不去，只轉移了話題，勸妙老把寺務移交，一切放下。
　　　　　　　　　　　　　
　　那天大陸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正好來訪，老師介紹他們相識，希望大陸政府善用宗教的力量，輔導宗教界走入社會，致力社會福利工作，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因為閻明復主持的民政部門，正是負責社會福利救苦扶孤等項工作的。
　　　　　　　　　　　　　
　　一周后，妙老返回廈門，再過一周，卻傳來他得病的消息。
　　　　　　　　　　　　　
　　十二月初妙老住進了北京醫院，診斷結果證實是癌癥。但妙老拒絕開刀，也拒絕化學治療，他堅持要回到南普陀，順應自然，迎接一切。
　　　　　　　　　　　　　
　　閻明復在十二月中旬到醫院探望妙老，但妙老只寫了幾個字給他：
　　　　　　　　　　　　　
　　“毋忘世上苦人多。”
　　　　　　　　　　　　　
　　妙老十七日回到了南普陀他的方丈室，次日晚上，弟子打電話給南老師，請和老和尚說幾句話，這是最后的話別。翌日中午，妙老右脅吉祥臥，安祥的，尊嚴的，平靜的去了。
　　　　　　　　　　　　　
　　南老師的挽聯，評價了妙老此生的行持：
　　　　　　　　　　　　　
　　處變不驚　數十載密行止觀
　　　　　　　　　　　　　
　　悲愿主普陀　誰說蜀流無大德
　　　　　　　　　　　　　
　　臨危不亂　三星期隨時通話
　　　　　　　　　　　　　
　　堅持歸丈室　果知定慧有高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