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側記 作者： 劉雨虹
南懷瑾先生側記(三)
美國大學的禪風
鐘先生來過不久，“東西精華協會”又搬家了。這次是臨著大馬路的新建四層的樓房，在信義路三段二十一號。
這個屋主原希望出售，因老師沒有經濟能力，最后只租用了二、三、四層。這時老師的家屬多數都去美國了，只有三公子一鵬和老師，就住在二樓，三樓為辦公室，四樓為講堂。
由于課室較小，只能容下三十多人，故而課程選擇了《黃帝內徑》、《難經》以及“古琴”、“古箏”、“書法”、“易筋經”、“彈腿”等。聽眾多的課，則在外面另租場地舉行。一九七四年二月所講的“中華文化與佛學”，一共講了十二次，就是租用中華文化大樓舉辦的。記得是請楊政河教授接洽租到的，大廳容納三百人，每次都是座無虛席。
這時老師在大陸工作會所講《論語》的課已經結束了，不久又開始講“歷史的經驗”，仍由蔡策記錄，曾在《人文世界》連載，一九八五年再整理出版。
在鐘先生來訪的同時，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所，也有一個要向南老師求教的人，她名叫陶蕾。此人與禪宗本是毫無瓜葛的。她研究的是藝術史，當研究到了東方藝術史的時候，發覺處處不離禪宗及佛教。這一下可麻煩了，生為一個炎黃子孫，竟然要向美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不免心有不平；又覺得有些羞愧，羞愧自己對祖先文化的無知。
此時的美國，也正流行著禪宗熱。前面已經提到，這個熱浪是日本的鈴木大拙掀起的，所以美國流行的，自然就是日本式的禪宗。
最奇怪的是，美國大學有些東方哲學或藝術的教授，覺得如果沒有參加過禪七訓練的話，難以得到學生們的崇敬，因為缺了一項親身體驗。
陶蕾說，有一次上課的時候，那位美國教授剛去參加了一個禪七回來，是由日本禪師主持的。日本禪師有一種訓練的方法，用香板在學員的背上真打，常常打出傷痕，甚至血跡斑斑的。但不是每個人都打，所以，挨了香板的人，還會很驕傲。
這個教授一面述說著參加禪七的事，一面解開襯衣，露出被香板打過的背部。一條一條的板痕，歷歷在目。學生們看得心驚，那教授則面露得意之色，表示他是有境界的人。
但是，被日本與西方人心儀的禪宗，正被中國人隨便丟棄。為此之故，陶蕾再三托我，如果南老師主持禪七的話，一定要早通知她。
事有湊巧，十月下旬，高雄佛光山的東方佛學院，邀請南老師前往講授中國禪宗的“叢林制度”，因為在多年前，南老師曾寫過一本《禪宗叢林制度》的小冊子。
南老師是十月二十六日前往的，李淑君同去，擔任寫黑板的工作。那時的佛光山，剛建好大悲殿，其他建設都尚在進行中。
佛光山的七日
南老師從高雄回到臺北后，我聽說大悲殿是個好地方，又得知星云大師是從南京棲霞山寺廟來的。我雖與他從不相識，卻貿然打了一個電話給他：
我說：“師父，我們從前見過的……”
他說：“哦?在哪里啊?”
我說：“來臺灣之前，你在南京棲霞山，我在南京鼓樓金陵大學上學，周末我常去棲霞山游玩……”
他說：“是啊!我也常到鼓樓去……”
我們倆人就這樣彼此說著半真半假的話，作了開場白，他心中有數，接著就問我：“居士，請問有何指教啊?”
我立刻開誠布公的說明，有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想參加禪七，是否可借用大悲殿，作為禪七的場地?
星云大師聽到是南老師主七，立刻滿口答應，并且熱情的說，一切食宿及費用，全部由佛光山負責。
大師慈悲的胸懷，令人感動。費用方面，當然不能真的麻煩他了，此是后話。
糟糕的是，當我打電話給星云大師之前，并未先得到南老師的首肯。換言之，南老師尚不知道要請他去主持禪七的事。現在佛光山已經表示歡迎了，我怎么去向南老師說呢?心中不免嘀咕起來。
于是我先與李淑君通了電話，計議了一番，然后就趕到了老師辦公室去。那時大約下午五點鐘的光景，我知道老師也愛吃牛肉面，桃源街有一家牛肉面館很有名，許多人常常專程去吃。我說要請李淑君及其他這里的人去桃源街吃牛肉面，并請老師作陪。
南老師不疑有他，也就答應了。那時辦公室只有另外一位小姐，于是我們四人就乘了一輛計程車，到桃源街那家牛肉面館。
大家坐定，叫了要吃的面后，我就對李淑君說：“今年我們能不能找個什么地方打禪七……”話還沒有說完，老師就立刻說：
“不來，不來，我是不干的!”沒等老師說完，我也馬上接了一句：
“請別人來主持總可以吧!”
聽了這句話，老師無法反對了，只得說：“那可以，那可以!”
我和李淑君心中暗喜，老師既不能反對，也還得加入我們研究何處是較合適的地方，結論當然是佛光山大悲殿較好了。
只不過，如何去向星云大師商量借用呢?我于是自告奮勇擔任商洽借用的工作，其實早就同星云大師說好了。
為什么事情會變成這個樣子呢?原因是老師并不愿意打禪七，而不愿意打禪七則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很少遇到青出于藍的后學，以激發老師的教育火花，試想對著一群智慧平平，只會點頭稱是的學生，當老師的才能學養怎么施展呢?尤其是禪宗的老師，教化天機活潑的禪宗，更加如此。南老師喜歡別人向他挑戰，才有迸出大智慧火花的機會。
其二是老師常說的，徹悟并不是非經禪七鍛煉不可；抱本參禪一樣有人悟道。現在的社會大眾，多數連做人做事的基本還沒有達到，何能期待他們超凡入圣?不如腳踏實地的先從修身齊家、培養人格道德開始磨練。
因為老師不愿意打禪七，所以希望參加禪七訓練的人，不免千方百計想些法門，以便把老師拖進來。雖然我們都是些智慧平平的普通禪宗向往者，但經過了禪七訓練，都自覺智慧提升，定力略強，故而每逢年底到來，大家都在期期盼望著能有機會參加。
后來事情發展下去，仍然要請求老師拿起香板。所以說，這次是用了些小計謀，與李淑君一吹一打，外加利用了老師的慈悲心，才促成了佛光山的禪七。
打嘴巴公案
這次禪七的行動真夠龐大的，臺北參加的人們坐了八小時的火車才到高雄，再乘汽車半小時到佛光山。陸續前往共有五十多人。另外是佛光山的出家人約五十人，合起來一共一百人。
佛光山的弟子學生們，展現了十二萬分的熱忱，協助來辦這件事。
陶蕾特地從美國趕來參加。這次的經驗，使她回到美國的大學揚眉吐氣了。只不過，她并沒有挨著香板，她知道了香板真用來打人，只是日本禪師的花樣。
學密宗的鐘先生也來參加了。猜想為了他的原故，老師在七天之中談到了許多密宗的學理、修持法門及密宗的特點。許多對藏密有興趣的，那次也收獲頗豐。可惜的是，后來在整理出版《習禪錄影》時，后半部的錄音帶毀損了，無法記錄下來。
在這七天之中，負責禪堂秩序并喊口令的，仍是林中治，寫黑板的仍是李淑君。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參加禪七，其中有個年輕的男生。特別要提一下。
這個人坐在右邊第一排，右半邊全部坐的是男性，左半邊全部是女性，我坐在左邊，也是第一排。
老師則坐在對面中間的座位上。
第三天的時候，那一堂老師正在講話，看見林中治走到老師面前，輕聲的說，那個第一排坐著的男生，全身緊繃，兩眼發直，好像出了問題。因為我也坐在第一排，所以聽見了這些話。
老師聽了，就向那人看了一眼，仍繼續說下去。這時大家都注意到了，紛紛望眼過去。老師又說了一兩分鐘的話，才告一段落，就起身走到那人旁邊。
大家都以為老師會搖搖他，與他說話，或叫他放松等等。
豈知老師走過去，二話不說，就左右開弓，打了他兩個嘴巴，然后說：“起來活動活動!”
林中治把他拉起來，他好像已被打醒了。
老師若無其事的又回到座位上，繼續對大家講話。可是那驚心動魄的一剎那，卻在大家心中震蕩不已……這也許就是禪宗棒喝法門的一種吧!
怪不得古人說“大唐國內無禪師”，唐代禪宗大德輩出，是禪宗最盛的時代，可是卻說沒有禪師，可見一個夠格的禪師多么難找。那不是只通學理就行的，是要能應對各種情況才算。故而不是真正徹悟的人，如何能擔當禪宗的大師呢?
新書出版
這時期的東西精華協會在忙什么呢?
自從搬到這個地方以來，經常來幫忙的年輕人增多了，古國治大學畢業后，服了兩年的兵役，七五年下半年就回來了。另有陸健齡、賴芳如及陳美齡，李蔚亮等，也經常在辦公室幫忙。
賴芳如畢業于文化大學，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下班回來，住在三樓辦公室后面的一間小房子中。記得還有一位馮道元先生，從左營來臺北，也幫忙了一段時間。經常坐鎮的仍是李淑君。
《論語別裁》在前一年(七五)四月一日，于“青年戰士報”連載，那時還是以“論語新義”的標題刊登的。《論語》講了幾千年，但這次是用時代的角度，白話的表達，加以經史合參的空前方式，所以受到很大的歡迎，報紙的訂戶因而大增。許多人剪貼成冊，并轉告親友，閆修篆至今還保留著完整的剪報。
當時所刊載的，是蔡策先生記錄的初稿。由于受到廣泛歡迎，造成了非出版不可的形勢，也是料所未及的。
到了九月，南老師所講“歷史的經驗”暫告一段落，即開始整理編輯“論語新義”，經過了八個月的時間，才以《論語別裁》的書名出版。
與此同時，也開始整理《習禪錄影》，這本書中兩篇“古記”的記錄，是古國治根據錄音帶整理的。“芳記”是巫文芳的記錄，“長記”則是韓長沂所整理，其余“談記”“遨記”及“集記”，因時間較早，當時系以油印手抄所記錄，已不能確知是何人手筆了。
這兩本書都在一九七六年春季出版。同年再版的書籍尚有《禪宗叢林制度》、《楞伽大義今釋》及第三版的《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在這個期間，南老師仍經常應邀到各處講演或教學。記得一九七五年秋季，曾到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多次講授“隋唐五代文化思想史”。又在國民黨中央大陸工作會講“革命哲學”。一九七六年七月，開始在“青年戰士報”講《孟子》，一直講到十二月，才把孟子見梁惠王講完。《孟子旁通》一書就是根據那次所講，由蔡策先生記錄，后來再整理出版的。
另外要特別一提的有兩件事，其一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國廣播公司邀請老師講《易經》；其二是四月開始，假“青年戰士報”大廳，開了一門“唯識研究”的課。
不見面的吐絲人
先說“中國廣播公司”邀請南老師前往，每周一次，為他們的員工講授《易經》的事。
到了六月二十四日，已經講了十幾次，尚未講完。那天南老師到了中廣，聽到一個剛發布的消息，“中廣”董事長換人了。新任董事長是蔣孝武，也就是蔣經國先生的次子。
這個消息對別人來說沒有什么關系，但南老師心中卻有了特別的反應。在講演結束時，老師立刻對聽眾宣布，因有事要出遠門，暫時請假，待回來再來繼續講課。
那段時間，因為我自己工作很忙，未能經常到南老師辦公室去，對“中廣”《易經》課叫停，并不知悉。直到有一天，一位在“中廣”工作的親戚，打電話來提到這件事，說發現南老師仍在臺灣，不知何時能再來“中廣”繼續給他們講《易經》。
豈知南老師說：“這事不便明講，暫時不會再去講課了。內幕就是因為新董事長換了蔣經國的兒子。”老師后來告訴我其中的道理。他說：
“假如有一天，這位新來的蔣董事長，也來聽《易經》的課，下了課又客氣的打招呼。再有那么一天，說是經國先生邀請茶敘，請問能拒絕嗎?如果拒絕了，使人家難堪，還說我們不識抬舉；如果接受了邀請，見了面，人家拜托你為他或為政府說些什么話，寫一篇什么文章，你能拒絕嗎?真拒絕了，人家有辦法對付你，不拒絕的話，從此變成“御用”文人，學術自由沒有了，不如躲著他們比較好。”
說到這里，連帶要提一件類似的事。有一個在美國的華裔科學家，常受邀來臺指導科學計劃的推動。那個年代，臺灣科技很落后，這些科學家們只能短期前來協助，如果長期在臺，就與國外先進科技脫節了，所以大都不肯長期留在臺灣工作。
但是蔣經國先生對科技發展是有先見之明的。他急需一位在臺領導科技發展的專家，在臺推動這項工作。
那一次，這位科學家又應邀暑假來臺，說明是短期協助。但當他步出飛機時，忽然看到蔣經國先生在下面恭候。這位科學家心中一驚，知道自己走不成了。他真的留下來了，他對科技發展實有貢獻，只是犧牲了個人的選擇。
其實，對科學家來說，除了犧牲個人的選擇外，不會犧牲科學，所以沒有太大的區別。
甚至，對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也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他們工作的對象多半是曲籍、文章。就以錢穆先生來說吧，他走著學術的路線，蔣介石及蔣經國先生對他始終甚為恭敬，并沒有要求他說什么，做什么。
但是南老師卻不同，他自己曾說并非學者，他只是讀了各式各樣的書，又學了不少雜家的學術，希望把自己的所知所學，在社會上使人們落實于生活，達到知行合一。每個人如都能修養自己。社會的個體分子優秀了，才可能使品格提升。人的品格高了，才會有較理想的社會，人們才能有比較美滿的生活。
這種想法與教化，是不能因人而喪失其客觀性的，所以，在“東西精華協會”的宗旨中，早已說明不涉入任何政治；換言之，也不可被政治所左右。
南老師常開玩笑似的說，自己辦了一個“東西精華協會”，是好玩的，不與任何人合作，以免因意見不合或方式不同而造成不愉快。人與人合作是很困難的，如果是做生意，合作不成頂多是賠錢了事。但文化卻完全不同，決不能輕率馬虎，更不能成為工具，喪失原則。
南老師不但自認不是學者，許多學者也覺得如此。雖然許多學者承認南老師讀過的書比他們還多。說南老師不是學者的原因，是他不太計較學術上的微末細節。
舉例來說吧，他常引用錯誤，在講演的時候，引用《紅樓夢》里的一首詩，他會說成《西廂記》，還不止一次的錯引。這對學院派的人來說，是頗為嚴重的，但南老師注重的是詩本身的意義，至于究竟出在《紅樓夢》或《西廂記》，并不是重點。
有人說，以蠶吐絲比喻南老師最為恰當。蠶吃了桑葉，卻吐出絲來，可以織成料子，做衣保暖。如果沒有蠶的貢獻，桑葉永遠是桑葉，頂多是中藥里的一味。
南老師把他讀過的書，學來的各種學術，融化而變成一種教化，使它實用于社會人群，豈不就像蠶吃桑葉而吐絲嗎?至于說哪一段絲是哪一片桑葉所變，也就用不著研究了。
說這個比喻的一些人，實際上是別有用心的，他們借這個比喻，罵那些半瓶醋的老師們，說他們好為人師，急于去說法度人，實際上桑葉還沒有變成絲，所以雖當了老師，吐出來的不是絲，而是綠水。其實能吐綠水也算不錯了，有的還是吃了桑葉吐桑渣呢!
這也是一些人的笑談而已，錄此供大家一笑。
唯識 熊十力 牟宗三
其次再說“唯識研究”這樁事。
南老師講《論語》，講《孟子》，講《易經》，講《金剛經》，講《楞嚴經》等等，都是“講解”或“講述”，但是每當講到唯識，他必定用“研究”二字，而不是“講解”。
后來我覺察到這個不同，曾向南老師請教，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他沒有細說。但我以后卻特別留意有關唯識的問題。
中國的唯識學，是唐代玄奘法師和他的學生窺基法師貢獻一生心力的譯作。《成唯識論》本是佛學中極重要的論著，對人類意識有深入的根本探究，但卻深奧難懂。
以往這門學問只存在于佛學界，以及寺院的學者中。一方面因為這是玄奘留學印度帶回的佛學論著，另一方面是因為從前的佛教制度嚴格，寺院中的出家人，許多都是通達儒、道的學者，他們本身學術水平就很高。
唯識學受到寺院外學者的重視，是始自于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了唯識，并曾在北京大學講授唯識學。他也著了一部《新唯識論》，對唯識論有所批評。如果不是重視唯識，當然也就不會去研究批評了。
熊十力先生是本世紀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所說：自從明朝結束，乾嘉學問(派)形成后，中國的學統就斷了。清朝以來，全部的學問都沒有了，只剩下“說文”“爾雅”。“說文”“爾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學、政治、經濟、宗教、哲學嗎?都不能。那中華民族的生命憑借什么來應付環境，應付挑戰呢?所以恢復這生命的學問，恢復這中國老傳統、大漢聲光、漢家威儀的，是熊先生；把從堯舜禹湯文武一直傳下來的漢家傳統重建起來，是熊先生的功勞。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在臺港的幾十年中，對文化思想的貢獻，有目共睹，為大師級的人物。他個性爽朗直捷，作風坦率而有原則。抗戰時期，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30元，資助他研究，而被他拒絕了，因為梁氏有附帶條件之故。可見他不為金錢或權勢犧牲學術原則的風格。
尤為難得的是，他深解老師熊氏的特點與不同凡響處，但并不否認熊氏在學術上也有可爭議之處。不像有些門人弟子的人，把自己老師捧得比圣人還圣人，有些人還搞些造神運動，把自己的老師比做神佛之類，而使他們的老師蒙羞。這是題外閑話。
牟先生在師大任教的時期，我家住在師大對面的麗水街。因為每天下班懶于舉炊，就參加了師大教職員的伙食團，與牟先生同桌用餐頗久(記得是一九五四年)。
那時牟先生與張平堂，都住在師大第六宿舍樓上的單身宿舍(現在的師大美術系的地方)。師大美術系教授朱德群、馬白水、趙春翔三人，則有家眷，都住在一樓，各有一大間。趙春翔是我的姐夫，張平堂又是遠親，那時我又常在師大打網球，所以經常到第六宿舍去。
牟宗三、趙春翔及張平堂三人，都愛下象棋，還時常連下通宵，黎明棋局結束，輸家請客吃豆漿油條。
我常在訪張平堂時，碰見他與牟先生對弈。可能因為牟先生的影響，張平堂雖是體育系教育，對哲學書籍也產生了興趣，涉獵頗多。
牟先生后來赴香港大學任教，多年后退休再回臺灣任講座，每逢他有公開講演時，我一定不會錯過。
言歸正傳，牟先生的老師熊十力先生所寫的《新唯識論》，分成兩部分，已出版的一部是“境論”，另有一部是“量論”熊氏始終沒有寫出來。牟宗三先生曾說自己“或可以寫出來”，但是他最終也沒有寫出來。
熊、牟二位都沒有寫出來，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他們治學的態度嚴謹，不肯輕率下筆。
以熊氏學養之深厚，曾說：“當今之世，講先秦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余都是胡說八道。”他自信如此，自負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識論》，卻受到不少負面批評。也許為此之故，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故而始終未寫“量論”。
學養了不起如熊氏，對唯識尚且如此慎重，不肯輕易從事，這更說明了唯識學之不易。所以南老師對唯識只用“研究”二字，其慎重也就不難想象了。
不過，牟宗三雖未寫“量論”，但在他后來的著作《認識心之批判》及《現象與物自身》中，一般認為，有所論述。
近幾十年來，西方心理學家發現，一般認為意識層次的深處有一個“自我”(Ego)，并不一定是意識的底層，似乎還有更深的意識層面，所以有些學者的研究的方向，也伸入唯識論。
依照唯識法相宗的說法，意識不是純用思想邏輯所能解說的，要自身修證功夫到了，才能真正了解，否則只是名辭的依文解義而已。
無論如何，這些都說明了“唯識”這門學問的深奧，輕率講述，恐有蠶吃桑葉而吐綠水之嫌，甚至有誤導他人之流弊。
老古出版社成立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南老師開始閉關了，預計是兩年。
這次的閉關，找不到三十多年前四川峨嵋山上那樣的環境；那樣的環境遍尋臺灣也是找不到的。記得剛來臺灣時，假日出外游山玩水，發現臺灣山高廟小的特點。走了許多山路氣喘如牛，到了山頂大失所望，原來只有一間小小的房子。臺北木柵的仙公廟(供奉呂純陽的道場)，就是典型的例子。后來社會富裕，捐錢的人多了，才漸漸修建得頗具規模。
所以南老師想閉關，找不到清靜的地方，只能采取“隱于市”的方式，就在自己住的二樓閉個方便關罷。
在南老師閉關之前，就準備由古國治接下這個攤子。以前的書，并不是自己出版，因為那時法令規定，雜志社不可以出版書籍，所以勢必要成立一個出版社才行。
古國治在銀行抵押了他僅有的一間小房子(養母遺留給他的)。用這筆款項，接收了整批的書籍和應付帳款，擔起了這個擔子。后來老師出關，古國治結婚離去，老師才歸還給他。
因為古國治承擔了一切業務，當他登記出版社時，老師說：“就用你的姓，登記為“老古”出版社吧!”五月得到批準后，古國治就正式成為老古出版社的負責人了。而東西精華協會的事務，也是由他及李淑君二人聯絡推動。
這時《人文世界》雜志曾停刊半年，到了九月才重新復刊。
老古出版社在這一年中，出版了《新舊的一代》及再版《禪話》。這兩本書都曾在《人文世界》連載。《維摩精舍叢書》也在這年再版，另外還印行了一些贈送的書，如《菜根譚》等。
十月十六日，按照政府的規定，“東西精華協會”召開了第三次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由協會秘書長楊德祥主持。大會的來賓除了劉修如先生及吳景康先生外，還有“救國團”臺北區總干事史濟锽，他是史濟洋的弟弟。
說到史家姐弟，又牽扯到一些文化上的問題，順便一提。
因為在蓮云禪苑時，史濟洋借住在三樓。在學校教書，下課回來也在會里幫忙，她對人和藹熱心，大家都稱她為“史菩薩”。
有一次，南老師聽說她的父親是史久光先生，就鼓勵她姐弟，整理老先生的著述和遺墨出版。因為史老與蔣百里與楊杰都是日本士官四期畢業，三人都是民國初年的兵學家。
史氏早年曾習儒學，中華文化底子深厚，軍事學業之后，又曾赴德國研究哲學，故為文武全才的軍事哲學家。
因史氏遺墨多為行劃，后由孫毓芹幫忙辨認，完成初步工作。印制出版時尚有以往袍澤張國英將軍(曾任“國防部副部長”)、郝伯村將軍(曾任“參謀總長”、“行政院長”)等捐資促成。這雖是題外的一章，也表明了南老師對文化的關注，有時真是無微不至。
東西精華協會自成立以來，對于社會公益方面的工作，也是經常參與。其中包括送救濟衣物到偏遠地區的小學，像烏來、石門、大湖以及各地民眾服務處等。也參加賑災捐款給緊急受難的人們或社會團體，以及育幼院等，并捐贈醫藥給受刑人等等。
另有一項長期在做的，是資助貧困學生助學金。既是貧困學生，他們忙于兼職解決經濟問題，功課是不易優異的，所以并不限制功課是否名列前茅。
在這眾多的公益項目中，出錢又出力的，是陳又夫先生。
另有一位焦金堂先生，大陸工作會的副主任，他是聽講《論語》時與老師結的緣。他從一九七七年二月開始，在協會設立了焦氏報恩獎學金，每年春秋兩季，定期發放，最初是每年兩萬元，資助三四個學生，以后又逐漸增加。當時這個數目很夠學生用了。焦氏助學金也資助了幾個來學中華文化的外國學生。
除了經常性的助學金以外，也還有人提供不定期助學金，視情況而定。慷慨解囊的也有程滄波、湯宜莊、閆修篆、林蒼生等先生。
頗為感人的是，有兩個學生，接受助學金完成學業后，投入了工作，領到薪水后，也來提供助學金，幫助其他的學生。
舉凡這些公益活動，在南老師的領導下，都是默默的在進行。有些設立獎助學金的人，隱去姓名，做了就算了，記事冊上只有“張氏助學金”等字樣。而張氏是誰已無法查考了。
另有老師早期的學生沈翰初，英年早逝，卻遺交五十萬元作為社會福利基金，由陳行夫先生轉來。二十多年前的五十萬元，還真是筆大數目呢。
陰陽五行
南老師閉關后，這年的九月，我前往美國去了。從洛杉磯開始，一路行去，在East Lansing陶蕾家住了一周。
這時陶蕾仍在伊利諾州大學博士班進修，住在她家的時候，看到了一本書，是哥倫比亞大學編印的東方文化教科書。信手翻去，看到一章是介紹陰陽五行的。因為我曾在陰陽五行這門雜學上花過一些時間，不免就要看看美國人是如何解釋的。
豈知仔細一看，大吃一驚，因為連最基本的東西都錯了。舉例來說，十天干的五行屬性，排錯了，以致庚辛本來是金，在這本書上變成了木，諸如此類。再看編這本書的人，名字有許多是中國人。如果是美國人編的，錯了也難怪，既然有中國人在編輯群中，為什么會錯呢?陶蕾說得妙，她說在美國的中國學者，都是儒家、哲學、歷史這一類的，對于道家這一套，他們可能也不懂。我好奇地問她，當初你選這門課時，教授講到這里時，如何講解呀?
陶蕾說：“教授不講，叫我們回家自己研究。”
中華文化實在浩翰淵博，連中國人自己都弄不清楚，也就難怪外人了。
后來陶蕾建議我，寫封信去哥大糾正，他們一定很感激你的。我原本也想這樣做，后來想，多數中國人都不懂，何必苛求他人呢，也就懶得管閑事了。
冬天的幾個月我住在紐約，那時吳爽熹已經從法國到了紐約，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巧的是，周勛男也在一年前到美國攻讀心理學碩士。他是在印地安那州的博爾大學，因是寒假期間，也到紐約來了。
另有一位鐘紹楨先生，是朱文光的朋友。他在紐約工作多年，熟悉環境，就約了我和吳爽熹、周勛男四個人一同，由他開車，前往紐約市北邊的一個大乘寺游玩，順路又去日本禪師所主持的一個禪院參觀。
這位日本禪師的太太是美國人，當初也是他的弟子。我們到的時候，禪師下山去了還沒有回來，有人帶領我們各處參觀。這個禪院在山上，沒有中國寺廟的熱鬧氣氛，而有一種修道院的感覺。日式木造房屋，座墊是黑色，當然到處是日本的設計，卻很恬靜淡雅。
日本這個民族，很會吸取他人的文化精華。有人認為日本的茶道、劍道，甚至禪道，都將一些禪宗的高尚韻味滲入了生活中，也算是發揚得好的一面。不像中國的，越來越俗氣。至于說禪的最高處，則就不必深究了。
我們去的那天，雪深半尺，雖已放晴，路滑難走。下山時碰見禪師上山，兩車交會時，還糾纏了一陣子。
美國的禪宗
看到了美國的日本禪院，順便也說一些那年我所看到的美國禪宗大致狀況。
其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卡普樂(Philip Kapleau)和他的著作《禪門三柱》(The Three Pillars Of Zen)。
卡普樂本是“紐約時報”的資深記者，二次大戰后審判納粹戰犯的盛事—紐倫堡大審，他是被派往采訪的記者。
殘酷的戰爭和史無前例的戰犯大審，常會激發人類對生命的另類思考。卡普樂后來放棄了記者生涯，前往日本追求禪宗對生命的悟境。他在日本的十二年中，追隨過三位大禪師，后來編寫成這本《禪門三柱》，“三柱”就是三個禪師的意思。
這本書是一九六七年在美國出版的，造成不少的轟動，認為在西方哲學領域中，是一種突破。許多大學哲學及心理學系。多指定《禪門三柱》為參考書。后來我的一個晚輩在美國大學修心理學，特別多買了一本書寄給我。
在這本書出版之前，由于鈴木所著有關禪宗的英文書籍掀起的旋風，就有不少禪宗愛好者，陸續在美國英國出版了一些英文書籍。其中有些是翻譯中國禪宗祖師語錄，如John Blofeld把黃檗禪師及大珠慧海的語錄譯成英文；陸寬昱(Charles Luk)則翻譯了虛云老和尚的禪七開示和《楞嚴經》。
陸寬昱是中國人，生于一八九八，他是虛云的弟子，六十歲才開始翻譯工作的。他雖是中國人，但他的英文譯本甚受肯定。
其他有關禪宗的著作也很多，或把公案機鋒翻譯成英文，或自我心得等，都仍限于學術研究的范疇。
惟有卡普樂，是第一個在日本修學十二年的美國人，真正實際磨練而將大師們的經驗與心得編成了《禪門三柱》。
這本書的價值如何，在此不作評論。但有一點不能否認的是，這與一個西方人十二年修學的感覺和見解有關。他的這本書激蕩了西方的哲學思想界，開啟了另一扇生命科學的探究之門。
正在這個時候，美國社會興起了“嬉皮”運動。嬉皮們由不愿從軍打仗而反越戰。接著由反越戰發展為反傳統，要求言論自由(Free Speech Movement)簡稱為FSM。后來言論(Speech)的S又解釋成性(Sex)，變成爭取性行為的自由了。
這些嬉皮們，自由的放蕩，自由的服用迷幻藥、大麻等，他們漫無標準的追求自由。聽說參禪打坐是自由解放，但見山坡邊，草坪上，一群年輕人，低眉閉眼的盤腿散亂的坐著，一時蔚為風尚。這些年輕人否定了傳統，但又不知道前途，于是就尋找一些以往不知道的東西，有些人則來到臺灣。
記得在蓮云禪苑四樓的時候，常有些美國年輕人來找。有一次，剛好我在那里，臨時充當翻譯。那個來訪的美國青年說要學禪宗，南老師回答他的問題，卻直截了當的問他：“你是不是服用迷幻藥?”
他說以前曾有，南老師又說：“你如果不立刻戒掉，會死得很快!”
南老師開門見山，不假辭色的說法，使我感覺很難堪，但也只好照實翻譯。那美國青年聽了以后，表情木然，我心中反而很覺沉痛。
他走后，老師說：“看他的眼神，已經一半精神錯亂了，是時代的人渣，真夠可憐。”
嬉皮爭取的性行為自由，直接被色情行業發展了起來。色情媒體泛濫成災，影響所及，不僅是美國自己，世界上許多國家社會，均蒙受影響，而且愈演愈烈。
卡普樂及另外許多日本禪師們，在美國各有自己的基地，定期舉行禪七修持。參加禪七的人不算太多，因為美國人忙著賺錢，能夠抽空參加一次就不錯了。
如何修證佛法
冬去春來，一九七八年三月初，接到臺北古國治的消息，說南老師閉關已滿一年，在三月二十一日，要抽時間開課了。
我立刻電話陶蕾，她聽說這個課，也決定要來參加，就到學校向指導教授請假三個月，并要學校承認這門南老師課程的學分。
她的教授說，南某人是有名氣的，他們已經聽說過，只是南某人的著作，既未附有參考資料，又無注解，不能算是學術著作，所以他開的課，我們也不便承認學分。
陶蕾聽了不服氣，就對教授說，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大學問家，他們的著作都是沒有參考資料或注釋的，只有后來研究他們學問的，才會把他們的著作當作參考資料。南老師已融匯貫通一切。成為他自己的發明，何需附上參考別人的資料呢?
那個教授也算開明，接受了陶蕾的說法，答應她去臺北上南老師的課，并且承認算作三個學分。
這樁事證明了美國學院的教授們，仍是開明的，不是墨守陳規，他們也有自己的判斷。
但這件事卻在我心中萌生了一個想法：要在南老師的著作中添上參考資料和注解，并不是一樁困難的事啊!也就是這個想法，促成了幾年后翻譯《習禪錄影》中的一篇，此是后話。
三月中旬，我從紐約飛往舊金山。陶蕾已先我一日到達。我倆結伴同行，一起回到了臺灣，趕上南老師開的課。
南老師這次的課程，題目是“融會顯密圓通修證次第”，每周二及周五的晚上八時至十時，上課各兩小時，地點是臺北佛光別院，一共講了三個月。不過尚未講完，因為南老師臨時有其他想法，所以暫停了。
顧名思義，這是佛法顯教密教的修行方法及程序，對學佛及修證的人，關系相當重要。因為講課大廳很大，參加聽講的人很多，用了兩個黑板，分置兩邊，由李淑君及古國治各寫一個。
每當南老師為學生講課時，總要同學們記筆記。這次的聽眾中，有不少出家人，也有幾個外國學生。記筆記是人人在記，但許多記不完整，不好意思交給南老師審閱。有些人怕給老師增加麻煩，也不交出來。至于像我這一類的旁聽生，人數也不少，筆記只有記給自己看了。
在眾多認真的聽眾中，賴芳如的記錄比較詳細，后來不少同學借她的筆記去抄。她也是少數交筆記給老師的人。十年以后，要整理這次講課的記錄時，賴芳如的筆記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后來整理好出版，就是《如何修證佛法》這本書。
賴芳如學佛認真，第二年的春天，她就剃度出家了，法名“禪定”，目前她在加拿大有個小道場。
這一年，有好幾個外國學生來求學。其中一位比利時的李文(Levens)，除在政治大學研究所上課外，特別在南老師的指導下，研究“心性之學”。后來他將《馬祖語錄》譯成荷蘭文出版(比利時用法語及荷蘭語兩種語文)，獲碩士學位。
臺北的監獄
這時的蔡策先生，卻因被人連累而去坐牢了。
蔡老是個文化人，與人合伙做生意沒有防人之心，結果被人用他的圖章開出支票不能兌現。臺灣那時的票據法律，開空頭支票是刑事，要坐牢的，而且一票一罪，連續累加，十分嚴重。他就這樣冤枉的進了牢房。
其實也是南老師勸說他去服刑的，一方面了結了這樁事，另一方面就借此在牢里讀書好了。
蔡老坐了一年牢出來后，反倒氣色明亮，原本瘦瘦干干的一個人，變得豐潤了。那個樣子不但不像從牢里出來，反而像是度了一個快樂的長假，精神飽滿的回來了，大家都嘖嘖稱奇。
據蔡老說，他內心平靜無怨，每日念誦《金剛經》，無煩惱，讀書為樂，這也證明了“萬法唯心”的力量。
因為父親病重，周勛男在夏天從美國回到了臺灣，他并未趕上見父親最后一面，自己又得了肝病，幸虧吃了一年中藥才告痊愈。
那時蔡老仍在牢里，因為周勛男在美國學心理學，南老師就囑咐他到臺北監獄，給受刑人上課，作心理輔導，也就是貢獻社會。他每周日前往義務講課，一連講了一年，聽講的有三千多人。
有些年輕人問南老師，監牢中的犯人，犯了法，作了壞事，坐牢是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憐恤，為什么還要去幫助他們呢?
南老師說，做壞事犯了法的人，是最愚蠢的人，蠢到不知道犯法要坐牢，他們可憐之處是他們的愚蠢。他們也許是生來愚蠢，也許是環境造成而墮落，不像正常人那么幸運，豈不是很令人同情嗎?這并不是說他做壞事是對的。
如果能夠影響他們改過向善，社會上就多了一個好人，少了一個壞人，所以要幫助他們脫離罪惡，好好做人。更何況，牢里也有很多冤枉的人啊!蔡老不就是一個嗎?當然也要怪他自己粗心大意，太相信人，才招致這無妄之災。
到監牢去講課的，還有葉曼女士，連講三個月。另有其他幾個，屬于一次性的。臺灣這類的心理輔導公益團體很多，宗教團體也多有從事這種活動的。只是社會開放了，人們的自由也多了，許多人對自由的定義不清楚，所以犯罪的比率愈來愈高。雖然輔導及教化的團體也在增加，但似乎永遠也趕不上犯罪人口的增加速度，監獄也人滿為患了。
于是人們又都回頭再討論教育問題，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又似乎到處千瘡百孔。
古人說“百年樹人”，按照目前科技發達，人文道德落后的狀況看來，百年也怕樹不了人!
般舟三昧 唐伯虎與白骨禪
在南老師閉關的兩年中，除了曾講“融會顯密圓通修證次第”之外，還有兩件事，也要述說一番。
先是首愚(原名從智)法師在高雄閉關的事。他也曾參加那次佛光山南老師主持的禪七，是一個熱心修行的出家人。
由于十分努力，他就在佛光山閉關修行。他在關中修的法門是“般舟三昧”，聽說這是佛法修行中的一副重藥，當然也是快速悟道的法門。
據說修這個法門的行者，在關房中既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覺，只以用手臂挽著吊在大梁上的一條繩子上，無休無止的順著圓圈行走。累極了就停下來站一會兒，吃飯喝水也是站著，直到把身體累到將死未死的時候，一切念頭都沒有了，然后可能豁然而悟。
首愚法師閉關修這個般舟三昧，產生了問題，就托護關的人(大約是送飯來的人)代他請教星云大師。大師知道從智師是認真修行的，也就很認真慈悲的說，自己沒有修過這個法門，建議他向南老師請教。
南老師得到消息后，立刻南下高雄，到閉關的地方，告訴從智，不能再修這個法門了，再修下去可能出大問題。因為修這個法門的人，要比較年輕，身體又要十分健碩，才經得起這種鍛煉。而從智師那時已沒有那么年輕了，身體是受不了的。
過了一些時候，從智師與其他幾個專門致力修證的出家人，表達來臺北的意愿。南老師說，修行在哪里都一樣，不一定要來臺北，再三勸阻。他們覺得能靠近南老師，有問題方便請教，于是組成了“大乘學舍”，設在距離東西精華協會不遠的地方。
由于這幾個出家人的關系，又引出了另一件事，就是南老師在關房中給他們講《禪秘要法》的事。
這幾個出家人既在臺北，有一天就問南老師。什么是修行容易證果的法門。南老師寫了一句唐伯虎的詩：“公案三生白骨禪”。
唐寅這首詩如下：
悵悵莫怪少時年 百丈游絲易惹牽
何歲逢春不惆悵 何處逢情不可憐
杜曲梨花杯上雪 灞陵芳草夢中煙
前程兩袖黃金淚 公案三生白骨禪
老后思量應不悔 衲衣持缽院門前
唐伯虎有沒有修過白骨觀，不得而知。但他知道有一個白骨觀的法門，也不簡單了，證明這是一個有名的法門。南老師借著這句話，就講了這個白骨觀的法門，也就是《禪秘要法》。不過據老師后來說，白骨觀有三十多觀，這次只講了十多觀。
這是專門對修法的人所講的，當時聽眾也只有十來個人，我并未參加，只是后來聽了錄音帶。八、九年后，才整理了這次的講記出版，書名為《禪觀正脈研究》。
說到白骨觀，使人想起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那時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掌握一切實際大權，國府主席則是一個高權不重的職務。
林森主席一生未婚，聽說出差時，他隨身攜帶一個小手提箱，不管走到何處都自己提著。等到夜深人靜，打開小箱子，拿出人骷骼拼裝起來，原來他是修白骨觀的。
這只是傳說，可能因為林森主席一生未婚，個性作風都很恬淡，不計較名利，又很潔身自愛之故，再加上人們看見他自己常常提著一個小手提箱，便使人聯想成為白骨觀的修持者了。
被法國人難倒了
記得在南老師閉關之前，吳爽熹還沒有到法國去的時候，有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們到協會辦公室去，因為有一個外國學者要來拜訪。
我和阿熹都按時到達，原來是一個法國的文化官員來訪，陪同前來的是曾任南非大使的汪公紀先生。
因年代久遠，我們都記不得這位訪客的名字了。他是中華文化的愛好者，據說還會中國的書法呢。
他的來訪，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難忘。而最令人難忘的，是他的談話，使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應對。
這位法國文化官，對中國的書法、繪畫、哲學，都頗熱衷，是有學養有文化的知名人物。
他說：曾到日本參觀不少禪院，留有印象，深知禪宗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又找機會到大陸去參訪。現在又來到了臺灣，心想總能找到一些禪宗的消息吧!但是走遍了臺灣各地，倒是看到許多“禪寺”、“禪苑”等，只是進去才發現，不過是普通的廟宇罷了，根本不是禪院，里面也沒有禪師。不得已，他只好來找南老師了。
這位法國客人，敘述了他的訪禪經過后就問道：
“南先生，臺灣到底有沒有禪院?有沒有禪宗?在什么地方?”
這一個問題，真把南老師給難倒了，怎么回答啊!那時是二十多年前的臺灣，事實確實如此，但要怎么說才顧到中國人的文化臉面呢?
我們在旁邊的這些聽眾，也極有興趣的等著聽南老師的回答。眼看著南老師的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正在尋思如何回答時，這位法國客人忽然又岔出另一個問題，他說：“日本禪宗頗盛，有出名的禪院，也有禪師，既然臺灣會被日本統治五十年，想必臺灣一定會有些禪宗的痕跡吧?”
幸虧他又問了這第二個問題，南老師就順勢針對這第二問，作了回應，大意是說，日本人統治臺灣的時候，是殖民地政策，推行的是皇民化教育，并不是培養文化，尤其不會鼓勵精致文化如禪宗者，故而普遍只有民俗宗教及寺廟而已。
這位法國客人又說道：“臺灣光復已經三十年了，大陸過來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很多呀!為什么竟然看不到任何禪的蹤跡呢?”
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了。南老師也只能“是啊!對啊!”的將就應付著。最后，這法國客人自己給自己一個答案，這個答案令人哭笑不得，不知如何回應的答案。他說：“大概你們中國人受了一千多年禪宗的陶冶，自身己與禪宗成為一體，每天的生活都是禪，所以再也用不著另有禪院或禪師禪宗了。”
這句話令人意外又吃驚，不知道是否是他真正的想法。只不過，聽到我們這些中國人的耳朵里，似乎有些諷刺的意味。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期，另有幾個美國學生來臺灣，找到東西精華協會想要研習中國文化。他們各有專注的題目，但大都對道家較有興趣。由于他們的中文都在學習階段，南老師就囑我協助他們。我只好當起翻譯兼助教的工作，幫忙他們研究《禪與道概論》中“道”的部分，實際上是陪洋人讀書而已。
這幾個人中，有一位，在臺灣停留了三年之久，她是華裔周秀顏小姐。
這位周小姐還學了不少其他科目，頗認真的一項是“鷹爪功”。幾年后回到美國，在舊金山的公園每晨練功；有一天，正在練功的時候，突然倒地腦死，情況頗似李小龍之死。有人說，硬功沒有練好，會使腦部忽然產生壓力問題，導致意外。消息傳來，大家震驚不已。
告訴我這個噩耗的，是美國加州大學海外分部的研究生文潔苓(Janis Walker)。她也在差不多時候來臺，向校方表達學習禪宗的意愿。學校把她介紹到南老師處去上課，并承認學分。
文潔苓有藝文底子，心理系畢業，會寫詩、畫畫，在舊金山上大學時，也學過一些日本禪學的課。
驚變的社會
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臺灣要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十二月五日，黃信介、許信良、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等人為首的參選者，組成“黨外人士”實質政團，而且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中外記者會”，宣布其反對國民黨的政綱政見。這在一九四九年蔣氏政權遷到臺二十九年來，是空前的；在“戒嚴”時期，這是公然向權威挑戰。當日，就發生了“中山堂事件”，翌日報紙登出，頗為轟動。
競選活動才進行一周，到了十五日的深夜，忽然消息來了，宋楚瑜把睡夢中的蔣經國叫醒。凌晨二時，美國駐臺使節，由“外交部”錢復次長陪同，前往面見蔣經國，告知美國即將宣布與中共建交的消息。
天亮就是十六日，消息傳開了，這個美國與臺灣斷交的爆炸性消息，震撼了股市，造成股市全面下挫，幾乎全部跌停。
隨后蔣經國下達緊急處分令，宣布選舉延期，競選活動停止。臺灣隨即掀起了移民潮，人心惶惶不安。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了。
臺灣何去何從?本土政治運動變化加速，從言論到行動，接近了暴力邊緣，終至引發了這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
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因為是《美麗島》雜志領導的沖突，人稱是二二八以后臺灣最大的政治暴動沖突。
這個事件造成異議人士(又稱黨外)多人入獄，有黃信介、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呂秀蓮等。高雄事件有八君子之說，其中林義雄(現在的民進黨主席)，遭遇滅門慘案。當時為黃信介等作辯護律師的，是陳水扁，就是后來一九九三年當選的臺灣市長。
在這不安的社會氣氛中，方外人士更努力于自身修養。
先是，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美國與臺灣斷交不久，由從智法師帶領了幾個修行同好的出家人，組成了“大乘學舍”。他們為了要方便得到南老師的指導，就安排在離協會不遠的地方落腳。
南老師本來是極不贊成他們離開自己本來的寺院，因為既要修行，三千大千世界，何處不是道場!況且南老師從事的是文化工作，雖然宗教也是文化，到底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樣，是專門在宗教上下功夫的。宗教并不是南老師的唯一關注。
現在看到這幾個想認真修證的出家人，既已自行安置，也只有幫助他們了。于是就訂定每日課程，要他們遵守努力。
這一年，由于“大乘學舍”的成立，社會環境的不安和動蕩，外加香港洗塵大和尚多次來臺堅邀南老師，造成老師的教化重點開始傾向佛法。
也因為這些出家人的原故，南老師在東西精華協會所安排的課程，這一年中，就有不少與佛法有關。
首先講的課是“佛教佛法與中國歷史文化”，連講多次，是要出家為僧的學子們，除了佛教佛法外，還要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宗教離不開歷史文化，它不是獨立存在的。
到了一月底，正是農歷新年假期，就借用了辛亥路救國團的活動中心，舉辦了一次禪七。大乘學舍的出家人是當然要參加的，另外還有幾個美國回來的出家人參加，比利時的李文及美國的文潔苓也參加了。另外參加的有徐進夫和他新婚的妻子陳玲玲(現任教于國立藝術學院)。閆修篆先生甫自軍中退役，并剛出版了他的易學著作《易經的圓與卦》，他雖與老師相處多年，因工作忙碌，這次才有時間參加。
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蕭天石先生也來了。他們兩位在臺灣早期，出版了許多道家學術的典籍，很有名氣。
另外還有不少輔仁大學上過老師課的年輕人，如曹礪鐵等。這次禪七總共有百人之眾。因年齡及背景差異性大，故每晚討論時間，意見表達呈多元化，尤以外籍人士為甚。東西文化思想交流，很耐人尋味。
二月下旬，南老師傳授了密宗的“準提法”。密宗傳法本是很嚴格的，沒有被認可為合格密宗上師的人，不可以傳法。因為南老師曾在西藏學法，并得到唝噶上師的認可，具有傳法上師的資格，也有正式的文件。
除了前面所談到的課程外，另外所開的課尚有《宗鏡錄》、《大乘要道密集》(密宗)、《大圓滿禪定休息車解》(密宗)、《楞嚴經》以及《大比丘三千威儀》、“詩學”等。
洗塵法師與十方
自從新春之后，香港能仁書院的洗塵法師，就連續多次來臺灣拜訪南老師。一方面想請老師出面擔任香港能仁書院的院長，另方面希望同老師合作，在臺灣設立一所佛教中心。
有一次，洗塵法師突然帶了一位瘦瘦高高的法師來看老師，原來他是臺灣的圣嚴法師
。可能是因為圣嚴法師具備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的學位，所以為了能仁書院的創立，洗塵法師也找他同來。他們二位原來是請求南老師出任香港能仁書院(大學及研究所)的院長。因為能仁書院想取得臺北“教育部”的認可與幫助，故要在臺北立案。而熟悉臺北教育界的人告訴洗塵法師，如果能由南老師出面任院長，立案的事就很容易了。結果，南老師答應出個名；事實上也從未去過香港能仁書院，當時實際的院務都有教唯識論的羅時憲教授負責。
到了五月，洗塵法師第三次前來，協商的結果是，籌辦一個“十方書院”，請南老師作教授師，并主導一切。
洗塵法師(一九二0年—一九九三)是東北遼寧人，天臺宗倓虛大師的門人。他曾是香港佛教界傳奇性人物。一九四九年初到香港，據說窮得夜睡街頭。但他既能刻苦，又有眼光，更具氣魄；后來竟成為香港屯門“妙法寺”的創辦人。以寺為基礎，又陸續創辦了“妙法精舍”、“劉云龍中學”、“內明中學”及幼稚園等事業。
南老師愿意致力于文化工作，佛教雖也是文化的一環，但他不希望局限于宗教方面。所以，在與洗塵法師合作計劃中的“十方書院”，并不是純粹的佛教書院，而是半為佛法半為人文的書院。
唯一的第一
既然要辦“十方書院”，在什么地方辦呢?這時離協會不遠的地方(大約百余米的距離)，正有一座每層一百坪，共十二層的大樓快要完工了。南老師看了，覺得建筑工程實在，地點又適中。洗塵法師先訂購了第十層，作為書院基本場所。南老師也決定買第九層。
雖說決定要買房子了，但是錢從那里來呢?平常上課收入的錢，偶爾有人捐獻的錢，都應付開支，以及捐書捐助學金及其他社會福利等，錢只會不夠的，不會多余的。
這層房子總價是六百萬左右，銀行抵押可借貸四百萬，自己至少要拿出二百萬元。好在二百萬不是一口氣拿出來，是分期在半年內繳清的。房東洪律師，是臺北很有名氣的律師，后來也與南老師結成朋友，給予很多方便。
當南老師要向私人借款時，利息出得很高。我還記得，美國銀行有抵押的貸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十五(年息)左右，私人利息當然較高，沒有抵押的信用私人貸款當然更高。所以南老師能借到的款項，利息也各有不同，視其與南老師的交情而定。有的是熟人，利息稍低，輾轉不認識的人，利息有高達百分之三十的，也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八的。那時幫忙借款的有行廉姐、張平堂，以及其他人所經手的，很忙了一陣子。到了十一月底，房子已蓋好了，繳足錢才完成過戶手續。
這是南老師在臺灣三十多年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的一所，也就是唯一的一幢。
這層房屋，在搬進去后，是作為辦公室用的，“東西精華協會”、“老古出版社”都集中在這里。南老師居住在八樓，是另租用的一層，他與一鵬住在那里，客廳也時常作為臨時小班課室。
南老師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時，將這九樓的房子仍然交付做會址用，托李傳洪處理，債務也由李先生一手清償。
洗塵法師雖然買了十樓作為籌備學院的地方，但仍希望能找到較大的有院子的地方，作為書院的所在。記得我們還陪他到楊梅去看過一處地方，也到淡水去過，但都不合適，最后先用變通辦法，租用了這座復青大廈的十一及十二樓，外加樓頂平臺加蓋屋頂，權且先開始招生了。
朋友是什么
有位“立法委員”叫覃勤，湖南人，愛留長胡子，所以外號“覃胡子”，在當時很有一點名氣。他創辦臺中中醫學院，但風評并不好，卻是南老師的朋友。南老師就是這樣，來往的人三教九流，他都不拘。
覃胡子不知犯了什么法，已被判決確定要坐牢。有一天他來找南老師，說自己明天要去坐牢了，特來拜別，并請求幫個忙。南老師大吃一驚，了解詳情之后，表示同意他去坐牢，問他需幫什么忙。他說，自己什么也不在乎，就是愛惜胡子，所以請老師找法院的人說說情，進牢時不要剃去他的漂亮胡子。
這是胡鬧的要求，也是很難辦到的事。因為監獄法令規定，每個犯人入獄時必須剃凈發、須，哪有在牢里還留胡子之理呢!南老師被他糾纏得沒辦法，只好立即親自出馬，找臺北院的院長。到了那里，包括最高檢察長王建今，一班大小法官主管統統在那里。他們見南老師來了，都很客氣，歡迎之至。老師說明來意，王建今就表示為難，并有責怪老師管這種閑事之意，因為覃某為人不佳。
南老師一聽此話，勃然變色，把眼睛一瞪，對那班法院大員說：
“朋友是什么?有急難相助才是朋友之道。他既是我的朋友，現在遭難，我當然要幫助他。至于人品如何，是另一回事；犯了什么法，自有法律制裁!”大家聽得目瞪口呆。
南老師一吼，也有些影響力，覃胡子坐牢期間，不但可保留胡子，也沒剃光頭，并住單人房，還有其他優待。
因為南老師這樣古道熱腸的行事作風，就有許多人背后批評，說他幫忙壞人，善惡不分，或說他不潔身自愛等等，也有人認為他莫名其妙的。
對于一切的指責和批評，南老師不予理會，更不辯駁，仍然照自己的原則行事。有時也會說：“注意啊!我是大魔頭!”聽到這些話的，也弄不清楚這是不是玩笑，抑或是有其他的含義。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我在北京聽到一些傳言：有臺灣的某位略有名氣的人，到北京時，在某高層人士面前說了一些南老師的閑言閑語。后來我看到南老師時，就提到這件事，豈料南老師卻說：“人家要吃飯嘛!我們也要吃飯嘛!”
他一點都不在意什么毀謗呀，謠言呀，閑話呀。他也常說，明白的人自會分辨，不明白的人辯解也不明白，徒費口舌而已。
其實，南老師幫人當然自有分寸，不過分寸何在，當時不易為人所知罷了。例如覃胡子這個人，老師又何嘗不知?只是他能創辦個中醫學院，還是第一個把中醫科學化的人，也不簡單。在當時能辦成學院(大學)的只有三個人，一是于斌樞機主教辦的“輔仁大學”，二是張其昀的“中國文化學院”，第三個就是覃胡子了。老師應該是看重他這一大貢獻，所以才不惜親自出馬去幫他忙的。
一流人才何處去
南老師從不鼓勵任何人學佛學禪，當然更反對迷信。
聽起來有些奇怪，南老師不是常常在講佛經嗎?不是常常都在主持禪七修證嗎?為什么說他不鼓勵呢?
經過多年的觀察，及南老師講課所透露的訊息，就不難發現其中的奧秘。
南老師常說，唐宋時代，一流人才都去學佛學禪宗了；現在的時代呢，他半開玩笑地說：
第一流的人才做生意。
第二流的人才研究科學。
第三流的人才搞政治。
第四流的人才從事文化。
第五流的人才去學中華文化。
學中華文化也不成，才學佛。
當然，這是很痛心的話。他也常說，只有兩種人可能學佛成功，一種是大智慧的人，另一種是下愚而誠敬的人。
有智慧的人能了解掌握佛法的最高意境，以及在宇宙人生中的關鍵點。而下愚誠敬的人不會三心二意，且能信解受持，堅定不移，而終至成功。
至于一般的人們，說他們沒大智慧吧，也聰明伶俐，得失利益計算得很精，三天沒有進步沒有所獲，就覺上當，又要改弦易轍，就這樣搖擺不定的浮沉著，度過了一生。
一九七六年春末，有一個從美國來訪的天文博士，指名要跟南老師學禪宗。南老師初次見面，聽他敘述了一些經歷，已在美西日本禪堂學了一些時間了，說完之后，南老師毫不客氣的對他說：“你學禪宗只是找一個棲身之所，大概找不到工作，心中苦悶，就躲到禪門里頭了……”
剛說到這里，只見他眼淚流下來了。南老師的話雖然太尖銳一些，可能是禪宗的棒喝法門，把他的起心動念，內心深處的弱點打出來，認清事實，不必自欺欺人。
博士到底是有些學養的人，很坦白的承認了這個事實。南老師勸他努力奮斗，工作可以退而求其次，不必堅持博士的標準待遇。因為美國的工作待遇是以學位分等級的，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公司情愿雇用學位較低的人。朱文光博士，在不景氣的年頭，不出示博士學位，只拿出學士頭銜，照樣找到工作。
這位天文博士后來也就重回社會去工作了。
這位博士曾在閑談中，告訴我一些物理界的狀況。因為他本來是念物理的，到了博士學位的研究階段，總有一點不能突破，只好轉系。而與物理最接近的就是天文，后來得到了天文博士學位。
他說，社會上敬仰的是得到諾貝爾獎的人士，當然他們研究得到證實是了不起，但物理界的業內人士，更佩服的是吳健雄女士。吳氏在五十年代已被科學家公認是最杰出的實驗物理學家；六十年代她的“向量流守恒”定律，更開啟了二十年間物理研究的先河。這又是題外的話了。
回頭再說南老師不鼓勵人學佛這件事。臺灣許多大學都有佛學社，愛好學佛的同學們，自己結社共同研究。有些社團也邀請南老師前去講演。
南老師平時就常說，最看不慣有些佛學社的學生，見人就雙手合十，平時動輒垂眉閉目，滿口佛話，一臉佛相，全身佛氣，沒有一個天機活潑的青年樣子。學佛首先要學做人，不可裝出個惹人討厭的模樣。
如果有人說要學佛，學禪宗，南老師必定說：“你學這個干什么呢?這是拿一生做實驗的事，劃不來，還是做個平常的人吧!”
或者會說：“真正想要學佛，第一步先把人做好，人格好了，才能談學佛……”
由此可見，南老師講經說法只有下面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那個時代，社會上宗教文化正確見解的不多，他不能不起而樹立正確知見。決不是喜歡宣傳任何宗教。
南老師也時常說，他很同情出家人，出家人為了要學佛，要了生死才舍棄了父母家庭，剃度出家。但由于種種原因，受環境的限制，出家后反而無法學習，只是過著出家的生活而已。所以說很同情他們的處境。現在形勢使然，為這些努力的出家人上課，也是一樁好因緣。
這使我想到一件事，與此類似，從前常開車外出郊游，有一個美國朋友，只要他參加，必定搶著開車。我以為他喜歡駕駛，豈知他說：“最不喜歡開車，搶著開車是因為不放心別人的駕駛罷了。”
許多人的作法，不是喜不喜歡，而是出于自己的責任感問題。
另一個老師講經說法的原因是：如果座中有個大智慧的人，在認真修學，希望不辜負了他。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促使南老師常講禪宗的是：禪宗這一門，一般學者涉入較少，為使其不斷層故，不能不加重視。
其實，南老師最鼓勵并推崇的，是學習儒家積極入世的腳踏實地作風，先做好一個人，把社會建立好，才是第一重要。如果一個社會多數人去學仙學道，就是亡國崩潰的開始，史有明鑒，不可不慎。這也是他苦口婆心多年來一貫的教化路線。
近年來，臺灣的宗教以及似是而非的宗教，充斥著各地。假借宗教之名行騙的，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規矩的仍占少數。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中研院院士李亦園曾發表專題演講，指出臺灣目前宗教發展亂象頻生，連部分正信宗教也有迎合現實及功利化的趨勢。他也呼吁知識分子應扮演“現代儒家”、“新儒家”的角色，在宗教的“認知”功能上發揮作用，創造能使人民信服的終極關懷理念，建立工商社會適用的道德倫理觀。李院士此言，頗受各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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