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側記 作者： 劉雨虹
           
　　南懷瑾先生側記(二)

　　奔波的人——李淑君
    
　　其實，最忙也最辛勞的人，就是李淑君了。那幾個月里，并不只是接洽雜志的登記印刷等事，她還是東西精華協會的秘書，是固定上班的人，其他人都是業余幫忙。
     
　　雖說是固定上班的人，卻沒有固定的薪水，只是偶爾領一些車資而已。不但如此，還要設法周轉資金，每天在下午三點半銀行關門以前，要把現金存進去，以應付到期的支票。那時的票據法律規定，開出的支票到期不兌現是要坐牢的。
     
　　所以李淑君整天忙進忙出，里里外外的支撐著。
    
　　有一天，偶然問起她住在哪里，才知道她家住汐止鎮，那是在臺北東北約十幾公里遠的郊區地方。下班后，她先要搭巴士約30分鐘到火車站，再轉車到汐止，又需約一個小時(那時還沒有直達車)，每天來回在公共汽車上，就得花三個多小時。
     
　　剛聽到這個情況，真嚇了一跳。相比之下我十分鐘可以走來，是多么的輕松!更何況我又不是天天來。
    
　　我更覺好奇的是，在汽車上這么久，有時沒有座位還必須站著，與大家擠著，我就問她，如何承受這個狀況呢!
     
　　李淑君不慌不忙的說：“沒有辦法呀!”只好在車子里練習修定功夫了，假設自己是在靜坐吧!”
    
　　啊!原來如此。原來她隨時隨地都可以用功的!大概就是學禪定的人，行住坐臥都在定中，都不散亂的道理。所以她雖忙碌，卻知道隨時隨地用功，年紀輕輕，真不簡單。南老師在給她的詩中說道：
       　
　　書贈淑君學子
      　
　　同心協力是何人
       　
　　辛苦艱難賴有君
       　
　　一會靈山終不散
      　
　　偕行悲愿濟斯民
    
　　二十余年舊道場
     
　　孤僧冷廟喜清涼
    
　　相逢猶似當年境
     
　　不覺人間歲月長
    
　　徐立功和周勛男
    
　　《人文世界》雜志有兩個寫散文的人，一個是徐立功，另一個是周勛男。
     
　　徐立功是南老師輔仁大學哲學研究班的學生。他碩士畢業后在電視臺撰寫劇本，在影劇行業中逐漸崛起。記得幾年之后，陳美齡希望到電視臺演戲，南老師就托徐立功替她安排試鏡，試鏡的結果不理想。那天徐立功來向老師解說這樁事，剛好我也來了。
     
　　這件沒有成功的事，當時雖云不理想，但扭轉了陳美齡的前途。陳美齡長得漂亮，自幼學跳芭蕾舞，《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這本書中，示范照片中的人就是她。她不但長得美，念書也是呱呱叫，在淡江大學物理系畢業。畢業前后，她也在協會幫忙。后來試鏡不成，放棄了表演這一行，就到美國進修了。幾年后她進入美國哈佛大學讀博士，任高職于金融企業界。一九九四年我在香港曾與她見過面，后來她與一個同行的美國青年結了婚。
     
　　這是因徐立功安排試鏡，引出來的另外一章。
     
　　徐立功是徐立德的胞弟，但兄弟二人走的路子不同，徐立德學財經，做到“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弟弟走藝術道路，他有能力有才氣，也有眼光。前些年他升任了臺灣“中國電影制片廠”的總經理，在他的任內，曾與國際大導演李安合作，拍了“飲食男女”、“喜宴”等影片，而進軍國際影展。后來康城及柏林影展，都見到徐立功帶領電影隊伍前往參加的場面。
     
　　李安導演在這兩部電影走紅后，被好萊塢肯定，邀請他拍由英國小說改編的“理性與感性”，是中國人導演西方電影的成功案例，并奠定了他在好萊塢的導演地位。
    
　　徐立功從“中國電影制片廠”退休后，自組公司，繼續為兩岸三地電影事業奮斗。他早期在臺灣還參與創辦了一個“電影圖書館”，現改名為“電影資料館”，對電影文化的保存很有貢獻。
    
　　說到另一個寫散文的周勛男，也令我吃驚不小，因為他沉默寡言，外形又是黑黝卷發粗重型，如何能寫出輕俏的散文呢?可見人不可貌相。
     
　　周君是臺灣西螺鎮人，那里是以出產醬油聞名。
    
　　日本占領臺灣時期，對臺灣人受教育限制很多，尤不允許攻讀政治文哲。有錢人可以到日本留學，所以臺灣的醫藥與繪畫方面有成就的多，音樂舞蹈方面人才也多，他們都是在日本學習的。
    
　　還記得一九四八年我初到臺灣，適逢蔡瑞月在中山堂有芭蕾舞表演，我立即買票參觀，印象深刻。妙的是，周勛男后來還曾跟隨蔡瑞月學過芭蕾舞呢。不久前在香港南老師處，周勛男說出這個跳芭蕾的事，曾引起了大家一陣狂笑，因為看看發福的他，居然曾習芭蕾，實覺不可思議。
     
　　蔡瑞月經歷很不幸，她嫁了一個從大陸去臺灣的人，在那種緊張戒嚴時代，丈夫被捉去，系獄后驅逐出境。蔡瑞月一生很受折磨，后來與兒子移民澳洲。數年后她曾到大陸再會夫婿一面，惟長久隔離，斯人已經再婚。這也是時代造成的悲劇。
     
　　再說勸周勛男選鎮長的事。因為當時政策，是盡快培養臺灣省籍人士，尤以蔣經國推行本土化，積極培養臺籍青年，當時就流傳著“崔苔菁”的幽默話。
       　
　　崔苔菁是七十年代的一位有名的歌星。她的姓名諧音正是“吹、臺、青”，意思是只要是會吹牛、臺灣籍、年紀輕，一定可以在政治上出頭。
    
　　但是周勛男不喜歡“吹”，所以無法從政，他只喜歡做學問。一九七六年，他又到美國修心理碩士，因為過度疲勞生了肝病，就沒有再攻博士學位，加上父親病危，他就匆匆回臺了。后來他的肝病是吃中藥治好的。周勛男勤于筆耕，也有不少著作問世。
     
　　悟一游說妙然
     
　　在大家正忙于雜志出版時，又發生了一個新問題。租用一年的會址，因平房要改建大樓，所以非搬家不可了。于是南老師帶領眾人，天天忙著找房子。
     
　　這時的行廉姐，受邀到苗栗法云寺，去幫忙協助解決被侵占的土地問題。她知道主持妙然尼師(與善導寺另一妙然和尚同名)，在臺北有一個四層樓的地方，名為“蓮云禪苑”。這個地方的一樓是客室廚房，二樓是大殿，三樓是宿舍，四樓是個大廳。因為房子剛建好，四樓未派用場，也可能以三千元出租。
    
　　當南老師表達要承租的意愿時，妙然尼師卻感到為難，她對行廉姐說：由于出家在家的問題，性別的問題，省籍的問題，她不便答應，除非有佛教界的領導人士能從中溝通，才可以免除外界的批評。
    
　　那時臺灣佛教界的領導人物是善導寺的悟一法師，他是江蘇省揚州人，剛來臺灣時，善導寺尚有軍隊占駐，是楊管北先生幫忙，才使軍隊遷出。楊管北是“立法委員”，又是“復興航業公司”的董事長，也是“全國航聯”理事長，是臺灣航運界的首腦。從在上海時開始，他就是樂善好施的人物。來臺后與南老師往還密切。
     
　　楊管北知道了租房的事，即請悟一法師出面，前去拜訪妙然尼師情商。
    
　　悟一及妙然二師的對話很有意思：
    
　　悟一：“南懷瑾先生希望租用你們這里的四樓，作為講堂，請你答應好嗎?”
    
　　妙然：“南先生是在家人，我們這里是出家人，又是比丘尼，恐怕惹人批評，反而不妥。”
     
　　悟一：“雖說男女有別，出家在家形式也有不同，但佛經上說，觀音菩薩還有三十二相(表示以不同形式出現)，外表應該不成問題吧!”
     
　　妙燃：“既然大師這樣說，我無條件把四樓借給南老師用，不收租金。”
    
　　就這樣，東西精華協會搬到了蓮云禪苑四樓了。
     
　　妙然尼師十四歲在苗栗法云寺出家，那時的主持覺力老和尚，是由福建請到臺灣的高僧。由于法云寺的原址是日本人處決人犯的地方，聽說常常鬧鬼，本地人士就集資建寺，并從福建敦聘高僧主持。妙然尼師修持守戒都較出眾，覺力圓寂后，就由她接棒了。
    
　　當時的妙然尼師已經六十三歲了，是三個道場的主持，除了法云寺及蓮云禪苑外，還有臺中佛教會館。她輪流往來三處，領導著所有的比丘尼。
    
　　臺灣女性出家的頗多。早期的女性出家的為尼，并不全都是為了學佛，而是選擇一種清靜的生活方式。臺灣被日本長期占據，形成了日本式大男人主義作風，女人在家中沒有地位，許多男人愛喝酒，酒醉打老婆是常事。所以很多女孩子不愿結婚。但臺灣習俗，女人不能在娘家住一輩子，不出嫁就得出家。既然出了家，日久的薰習也會走上真修行的路。
     
　　妙然尼師的門下，也有這類的比丘尼。但她以身作則，念佛修持，隨緣向人講經說法，通俗自然，得到大家的信賴，所以信眾很多。
     
　　每當她到一個道場，不管多累，先到佛殿跪拜一百零八次，她更從不向人化緣募款，雖如此，她能重修法云寺，一切都來自各方自愿的捐獻。
    
　　一九七五年，妙然因胃病住進醫院，醫生胃鏡診斷，證明書上寫著“疑是腫瘤”，建議盡快開刀。但是她說：“我已經六十八歲了，我們出家人早已看破生死，不想再麻煩去開刀了。”
    
　　有人介紹一個老中醫給她診治，服用中藥將近一年，再去中山北路建成醫院胃鏡檢查時，腫瘤已經沒有了。
     
　　那時的臺灣，正在投入中醫藥的研究工作，蔣經國特別指派陳立夫先生主持其事。他的堂弟陳又夫，是“東西精華協會”的一分子，時常代表協會到偏遠地區捐贈原住民衣物醫藥等；他自己也是慷慨解囊的人，他同時也在協助中醫研究方面的工作。
     
　　他為了中醫的研究，特別拜訪妙然，請求她到中醫研究機構所安排的醫院，再做一次檢查，以確定中醫草藥的療效。
     
　　既然已經好了，妙然不愿再做檢查。陳又夫勸說：“中醫藥科學化研究正在起步，你老人家的這個案例，是重要的資料，請為眾生的福祉，做一次犧牲。”
     
　　妙然聽到為眾生的原故，就慨然答允，再受檢查，她真的好了。
     
　　也有人說，三軍總醫院的檢查，未做切片，腫瘤是否惡生未定。
    
　　但有西醫說，能使腫瘤(不論是惡性或良性)消除，已經很了不起了，因為西醫只能開刀割除。
     
　　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愿為眾生再受一次苦”，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四樓的歲月
    
　　《人文世界》創刊號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接著大家就忙著整理布置，在五月十二日這天，從青田街搬到蓮云禪苑的四樓了。
     
　　那里的地址是臨沂街七十五巷十六號附一號，是禪苑的后門，可以直上四樓，不必經過禪苑。這里的位置是信義路二段，從連云街進去，只有二十步遠的左邊巷口，出入十分方便。
    
　　妙然尼師既然慷慨把四樓借給“東西精華協會”使用，不收租金，楊管北委員也就慷慨解囊，每月捐贈蓮云禪苑香油錢三千元，這樣一直維持了三年。
     
　　這個四樓，除了一個大廳外，另有一間，作為南老師的辦公室。在走道的地方，擺了兩張辦公桌，一張是李淑君使用，另一張給每天來的義工使用。如果來了的人多了，可以使用大廳。
    
　　作為講堂的大廳，排好椅子，可容納一百人，外邊走廊很寬，也可以加坐十來個聽眾。
     
　　搬進來一周后，南老師就開始“唯識研究”的課程了。
     
　　七月初，又開了古箏班，是由陶筑生先生主持，每六個月一期，一直持續了三年。到陶先生赴美表演，才改由他人教授。
     
　　在這三年中，連續由南老師所開課程有：
    
　　“莊子研究”、“易經研究”、“楞嚴經”、“參同契”、“禪學研究”以及“道家易經與中醫醫理”、“設計哲學”等。
    
　　除南老師主持的課程外，還有劉大鏞主持的“書法”課程，孫毓芹先生主持的“古琴”課、“琴詩書畫”課，以及其他的“太極拳課”、“針灸”課等等。
    
　　由于“道家易經與中醫醫理”這一門課程，是應光華針灸醫院之請所開，后來該醫院也就在這里開班教授針灸的課程了。
     
　　南老師除了每周有三天晚上的課程外，還經常應邀到各處講演，略可記得的有：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應孔孟學會之邀講“宋明理學與禪宗”。
    
　　二月七日——應“國防醫學院”之邀，講“中國文化與醫學”。
     
　　三月十五日——為工業設計協會講“工業設計”。
    
　　四月十日——應輔仁大學之邀，講“儒釋道三家思想精要比較”。
    
　　四月三十日——又在輔仁大學講“魏晉時期代表性人物思想之影響”。
     
　　五月七日——輔大邀講“禪與易經對現代西方文化之影響”。
    
　　五月十五日——應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之邀講“禪道與中國文化”。
    
　　五月十四日——應輔仁大學邀講“禪與老莊對隋唐以后中國文化的影響”。
     
　　五月十五日——應臺灣大學之邀講“禪”。
    
　　五月二十二日——應臺北商專之邀講“中國文化與佛學”。
     
　　十月十二日——應“中央大學”之邀講“禪道與東西文化”。
    
　　十月十四日——“國防醫學院”邀講“東西文化與醫學”。
    
　　十月二十一日——東吳大學邀講“禪與學”。
    
　　十一月十日——成功大學邀講“宗門旨趣”。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兒童少年發展委員會邀講“兒童心理教育的哲學基礎認識”。
     
　　十一月五日——國民教師研習會邀講“中國文化的前瞻與回顧”。
     
　　六月四日——應“中華電視臺”邀講《論語》，每周二小時，共講八周。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開始，每周三下午三時至五時，在大陸工作會講《論語》，共十一個月。
    
　　除掉前述的課程和講演外，一九七一年起，應聘在輔仁大學正式開了《易經》的課。
    
　　另外東西精華協會還有經常的活動及設立了一些非經常的組織：如“開心俱樂部”，是專為青少年定期活動設立的組織。一個“心靈研究社”，是一九七二年三月成立的，由臧廣恩教授領導，以社會上奇異心靈現象為研究的目標。這項研究的內容，也是當時美國日本等國流行的研究課題。
     
　　南老師一天忙到晚，從早上九點來上班，晚上十點才回家，除了上課及應邀出外講演外，還有絡繹不絕的訪客，一周至少忙碌六天，有時也可能是七天。
     
　　但在百忙中，他沒有忘記照顧家庭，至少在禮拜天盡量要與妻兒共度。
     
　　大學的課程
    
　　南老師在輔仁大學上課的時候，哲學系有一個二年級學生古國治，本來要轉到臺灣大學的，因為得知南老師應聘要在輔仁大學哲學系開課，他就不轉學了。每當老師下了課，他就替老師提著皮包，送老師上車，后來索性陪老師回臺北(輔仁大學在臺北近郊十幾公里處)，在老師家中吃晚飯。他平常沒有課時，也來協會幫忙。
    
　　古國治就這樣，一直到他大學畢業，按照規定去當了兩年的兵，回來后，仍來幫忙。
    
　　但是提皮包往來輔仁大學的教室，并沒有那么久，因為第二年南老師就因事不教了，改請孫毓芹先生代課。
    
　　老師不去教課，這其中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原來輔仁大學有交通車，每日往來臺北與學校之間，南老師本來是搭乘校車來回臺北的。校車上乘坐的，都是教授們，大家喜歡談話，尤其喜歡向南老師問些問題。大家的一片熱情，南老師也要熱情相對，剛上課說了幾個鐘頭的話，上了交通車還要說話，不免太累人了。
    
　　后來南老師不再搭交通車，下課后改搭計程車，再帶著提皮包的古國治，先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如此一來，教授的薪水也就花光了。
    
　　再有一個原因，使得南老師決心要辭掉大學的教職。因為臺灣的大學上課很自由，所以有個怪現象，學生喜歡逃課，雖選了這門課，卻常常不來上。對有些不善言詞的老師，會造成課堂沒有學生的窘境。
     
　　當南老師在輔大開課時，我認得的一個學生告訴我，南老師上課時雖也是選修課，教室卻坐得滿滿的，窗外也有人站在那里聽。但有些教授上課，事先同學還要到校園中拉幾個同學來聽講，湊上五六個人，否則教授就太難堪了。
    
　　像這樣的強烈對比，南老師早已知道不妙，為避免造成別人的不愉快和難過，自己應該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
     
　　聽到老師辭去教職，我覺得很奇怪，于是南老師才把他的看法說出來。
    
　　說到輔大，使我又想到另一所大學。我有一個遠親張平堂，是師范大學體育系的教授，他雖是體育系的，但他自己喜歡讀哲學書籍，自小也在家中讀過四書五經之類。《人文世界》出版后，他看了幾本，剛好師大有其他教授，也向他介紹南老師的文章。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曾向師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為何師大不聘請南先生來教課呢?
     
　　那個教授說：如果請南先生來教孔孟學說，當然是一流的教授；如果講道家的學術，南先生也很精通；如果是講禪宗，那更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說，請了他來，我們這些老師怎么辦呀?
   
　　這像是一個笑話，但是南老師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只接受研究所的約聘，指導幾個博士生比較不會有這類問題。更何況，博士生可以前來就教，更為簡單。
    
　　也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才深感創立“東西精華協會”的必要。這樣可以針對需要而開設課程，不但大學的學生可以來聽，其他各階層的社會人士，也都可以來聽講。
     
　　在協會所開課程中，如參同契、禪學、易經、中醫醫理等，是屬于院校較少開設的課程，所以，開課后，聽眾永遠擠得滿滿的，每人要繳場地費二百元，經濟困難的就免繳了。
     
　　南老師停授輔大的課后，許多同學就跑到四樓來聽課了。

　　多才多藝的人——孫毓芹
    
　　經常到東西精華協會坐鎮的人中，孫毓芹先生就是一個。他比南老師年長三歲，是河北省唐山人。曾任師部的政治部主任。但他志趣不在政治，除了琴棋書畫全在行不談，還通易理、占卜，又會養馬、養鳥，還會養老鷹，懂茶道，會作詩，是一個真正多才多藝的人。
     
　　尤其他待人隨和，誠懇而不死板，還精于烹飪，實在難得。
    
　　曾有一次，南老師講華嚴經畢，賦詩一首：
    
　　講華嚴經畢有感
    
　　驀憶平生事
    
　　秋風拂面涼
     
　　不堪塵擾擾
   
　　何況世茫茫
    
　　戚戚存悲愿
     
　　惶惶對法王
    
　　凄清終古月
     
　　寂默照爐香
    
　　孫毓芹先生不久就和了一首：
    
　　懷公夫子講華嚴經畢有感　　
    
      獨立清溪月
    
　　溪清人意涼
     
　　閑情謝攘攘
     
　　心事轉茫茫
    
　　岐路思文佛
     
　　哀時嘆素王
     
　　漫漫深夜靜
     
　　風細動荷香
     
　　孫毓芹先生，后來大家都稱他孫公，字寫得十分雅氣，是文人字，老古公司出版的書，有許多封面題字，都是他的手筆。他的琴藝更有極高的成就，后來得到民族藝師獎(一九八九年)。
    
　　但最不同的，是他凡事盡力而不執著，對南老師的態度雖淡淡而又絕對的支持。照我多年的觀察，應是從南師處有所得的原故。
    
　　像這么好的一個人，卻害過我一次。那天，恰逢南老師的生日，孫公和陸健齡等幾個人，已準備好了一個蛋糕。孫公要我端著蛋糕走在前面，他們都跟在我后面，進了老師的辦公室。
     
　　進去的時候，我說：“老師生日快樂!”豈知老師抬頭看了我們一眼，不理不睬，使我好生難堪。
     
　　當然，大家仍然吃了蛋糕，老師也隨便吃了兩口，出來后我就問孫公，怎么會這樣?
     
　　原來他們都知道老師向來反對過生日，他們以為如果我端進去，老師不好意思罵我。他們幾個都知道老師的脾氣，自己不敢拿去，卻害我討個沒趣。
     
　　從那次開始，直到現在，我從不向老師賀壽，以免又討沒趣。
    
　　南老師仍是依照傳統習慣，生日為母難日，那天既是母親受苦的日子，又慶祝什么呢!更何況，當時兩岸不通音信，高堂老母不知如何，更不該慶賀什么生日了。
     
　　那幾年，孫公除了坐鎮東西精華協會外，惟一的事就是致力于他的琴藝。因為早幾年，南老師建議他去努力學琴。
     
　　孫公后來琴藝大放異彩，學生也很多，他雖得過許多獎，但他對名和利都很淡泊。他的為人好，王升先生曾透過蕭政之先生與南老師，要他回部隊去當政治部主任，但他拒絕了。后來他患了氣喘的毛病。記得有一次，他有病被送往醫院，病好后，他就來對南老師說：“下次再犯病請不要送我去醫院治療，人人都有一死，死不要緊，但到醫院檢查治療，那個活罪難受!”
     
　　孫公留在家鄉的，有妻子和一個兒子。他在臺灣并未再婚，雖然追求他，想嫁給他的人，中國、美國小姐都有，但他始終瀟灑自己度日。
     
　　兩岸開放來往后，他與家鄉連絡上了。妻子在唐山大地震時斷了腿，后來治好了，兒子是務農的人，孫子孫女都有。孫公幾次預備回鄉探親，臨時都因氣喘病又犯，始終未能成行。
    
　　一九九0年四月十四日，他在加護病房等待兒子前來，最后仍未及見面，便逝世了。
    
　　喊口令的人——林中治
     
　　在四樓坐鎮的，除了孫公外，還有林中治先生。
     
　　林先生最早是在孫公的禪修班中，與鐘德華先生、陸健齡先生等同時。后來他們也都參加了青田街時的禪學班。
     
　　林先生來臺灣，是陰錯陽差的偶然。抗日戰爭結束時，他才十七歲，不久在他的故鄉福建福清縣，被軍隊拉夫，強迫進了軍隊。當時他的兄弟們都逃脫了，只有他倒霉，就隨軍隊輾轉到了臺灣。想不到那時的倒霉卻變成了幸運。
    
　　由于他自幼在家鄉讀過古書，筆下不錯，所以被分派文書方面的工作。退役后，經由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安排就業，到電力公司工作。
     
　　他擔任的工作是外勤，完成當天任務就可以下班，所以他每天下午三、四點鐘就工作完畢，到四樓協會來幫忙了。
     
　　林中治很用功，也不愛多問，做事負責又熱心，卻有些個性。他的中氣很足，嗓門很大，在這個一百人的大講堂中，每當上下課喊“起立、敬禮、坐下”的，就非他莫屬了。
     
　　說到上下課敬禮的禮儀，也是南老師很重視的。這并不是要求聽眾對他個人的尊敬，而是認為禮儀是人與人相處的基本準則，從文化的觀點上來說，這是培養相互尊重的美德，是社會祥和的基礎。講臺上與講臺下相互行禮，既是禮儀，也是秩序。
     
　　林中治在四樓的這段時間，與李淑君配合，分擔了許多工作。尤其是事務性的工作，多由他擔當。那時他是單身一人，下課回到住處，繼續用功，或看書或修禪定，極少外出消遣游玩。
    
　　因為他是下午來的，晚飯就隨便吃一碗泡面。有時他會帶些青菜來，在講堂外的走廊上，用燒開水的電爐煮一下吃。
     
　　漸漸的，有人與他分食，再漸漸的，參加分食的人更多了，愈煮愈復雜，有時甚至到煎魚炒菜的規模。他雖然樂于替大家服務，但是樓下素食的比丘尼聞到了腥味，不免有些怨言。這也是后來搬遷的原因之一，說起來，令人汗顏。
     
　　后來林中治在一九七七年，先是應妙然尼師的邀約，到苗栗法云寺佛學院講經教課；過了一段時間，即退居離寺較遠的后山，獨居潛修。十年后，再邀他到老古公司幫忙，他把書庫整頓得井井有條，花費不少心力。那時他已結婚，他的太太在醫院藥局服務，對他的生活目標全力支持。
     
　　他在老古一年光景又離開了，專門致力于宏揚佛法的活動。他曾經對我說，學了幾十年的佛法，不愿將一點心得埋藏，愿與大家分享。

　　劉修如的夢
     
　　一九七一年五月，協會從青田街搬到蓮云禪苑的四樓，光陰荏苒，轉眼到了年底。聽講的人中，對禪宗有興趣的一些人便糾合起來，請求南老師指導，給大家一個禪七訓練。
     
　　我們之中，多數都沒有參加過正式的禪七，這次參加的人共有三十個左右，大致記得的有：
    
　　白玉堂(White)——美國人
    
　　劉修如——社會司司長
    
　　鐘德華——交通銀行襄理
     
　　汪忠長——東西精華協會秘書長
    
　　劉大鏞——書法家
    
　　王中平——美國記者的太太
     
　　明儀法師——韓國來的和尚
    
　　韓振聲——“立法委員”，綽號老頑童
    
　　王紹璠、盧惠玲——夫婦
     
　　陸健齡、蔡淑美——夫婦
     
　　葉世強——藝術家，會為孫公做古琴
    
　　史濟洋——中學老師，外號史菩薩
     
　　另有劉雨虹、袁行廉、廖小姐、吳爽熹、張東生、李淑君、林中治等，還有大學學生張選翰、許榮禹、鄭景松、曹礪鐵、郭秋福等。
    
　　此外還有三個禪苑的比丘尼。記得臨時前來參加的，還有一個西藏來的女士，也在七日的訓練中，造成一些漣漪。
    
　　在七日進程中，孫公是助教。林中治喊口令，維持程序進行。李淑君忙進忙出，操持一切雜務，南老師講話時，也由她寫黑板。
    
　　對多數人來說，這是初次經歷，古禪師說：“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人們腦筋思想無一刻停止，想到達“心空”真不容易，能“空”就考取了。
    
　　記得是第五天的午飯休息時，劉修如司長對我說，他昨夜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昨天是他的六十歲生日，在夢中，有人通知他去中山堂開會。他匆匆趕到中山堂的會場，在會議室的門口，看見幾個熟人坐在里面。正要走進去時，忽然想起來，里面坐著的謝冠生(司法院長)謝貫一等人，不是都已經去世了嗎?心中不免猶疑起來，何必跟死去的人開會呢!于是就回頭走了。這時也就從夢中醒了過來，心中還有些余悸。
    
　　許多算命的人都會對他說，他活不過六十歲。換言之，六十歲是他的一關。他說，昨天是六十歲生日，如果去和死人開會，自己一定就與他們為伍了。現在因為來到這個選佛場，與這么多心念清凈向善的人在一起，再經由老師的禪定訓練，雖不見得有多少成就，但定能生慧，可能開啟了自己一點智慧，才能夢中作了一點主，驚覺那個會不能參加，因而逃過了一劫。他寫了一篇文章，登在《人文世界》，題目就是“心空及第歸”。
     
　　這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不久前，聽說劉修如先生返回他的湖南故鄉，落葉歸根。想來他應該是快九十歲的人了吧!祝福他健康長壽。
    
　　再說這七天訓練的事，確有些特別的感受，心靈受了激蕩，許多人顯露出異于平常的反應，就好像心中的一切不再能隱藏，內心深處的毛病也抖了出來。知道檢討的人，發現自身下意識的毛病連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個人平日常說，自己是好人，從不做壞事，那天突然驚覺自己原來毛病很多，壞事也做過不少，不免心生慚愧。
    
　　可見修身很難，反省更不容易。
    
　　背后的人們
     
　　俗話說，一個偉大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像孟子吧!有個偉大的母親，大家從小學就讀過孟母三遷的故事。
     
　　反過來說，一個有成就女人的背后，那個男人一定也不簡單。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是英國王室中著名的有建樹的人，她的夫婿阿伯特，是極被稱道的標準王夫。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背后的先生也是永遠協助并支持她的人。
     
　　南老師是不是偉人，或有成就的人，我無從下評語，但不可否認的，他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奮不顧身的挑著文化傳承的重擔，永遠以教化作為人生的目標和生活中的第一任務，這并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做的。
    
　　但是一般作妻子母親的人，所希望的是夫妻常相廝守，以家庭為第一，能有安定的生活，及健康上進的兒女。
    
　　南老師在臺灣又再結婚，就像許多在一九四九年來臺灣的“大陸人”一樣，因為不知何年何月才重歸故里，遷就現實在臺另娶(或另嫁)。
   
　　初期兩岸情況一度松馳，南老師的原配夫人王翠鳳女士，也曾帶了兩個兒子來臺。只是當時南老師正好經營失敗，生活困難，她們母子只得又回樂清老家去了。
    
　　臺灣的南師母姓楊，是東北遼寧人，比南老師小十歲，他們育有二子二女。這四個兒女，都長得漂亮，一個比一個聰明，原因是他們的父母，除了個子不高以外，也都是聰明漂亮的人物。
     
　　在“東西精華協會”成立以前，要拜訪南老師的人們，只能到家里去，所以每日訪客不斷，南師母整天忙著燒開水(那時還沒有發明電熱水器)。據說有一天，替來客泡茶就用了一斤茶葉，可見訪客之多，也可知師母的辛勞了。
    
　　及至協會成立，訪客可到辦公室來，師母總算不必再燒那么多開水了。但是老師晚間上課，下午到處講演，上午又要忙著會務，從早飯后出門，直到晚上十時才能回家，這個家中男主人的時間，都被外人占據了。這個家庭妻子兒女的犧牲真不算小，他們的苦痛，不是外人可以了解的。
     
　　有人問南老師是不是佛教徒，他回答說：“我不夠資格，因為佛教徒應該舍己為人，這一點我還做不到。”
    
　　南老師家中信仰自由，師母是回教徒，子女中也可以自由信教。長子南一鵬曾在《人文世界》發表過一篇“釋迦拈花迦葉微笑”的幽默短文，顛覆了這個著名的禪宗公案。
    
　　一九七二年，師母病了頗長一段時間，南國熙已經離開她三年了，一九七三年，師母由朱文光陪同，趕美探望兒子，此去就再未回臺了。

　　五十五歲感懷
      　
　　每日忙碌不歇的南老師，一定會把周末空出來，陪著妻兒度過，或隨師母的興致，陪伴外出。老師對師母的關懷，大家都有目共睹。
      　
　　多年來，雖然居家常常搬遷，但都照老師的原則，在“四大”之間。
      　
　　“四大”皆空，本是佛典上的名辭，地火水風就是四大。老師找居處所說的四大，是指四個大學，就是臺灣大學、師范大學、政治大學(城中分部)、淡江大學(那時還是淡江文理學院)。
      　
　　早年所住蓬萊新村，靠近臺灣大學。青田街時代，則靠近師范大學。蓮云禪苑時期，老師住在永康街一個巷內，皆靠近淡江大學及政大分部。
      　
　　老師住家與“東西精華協會”距離甚近，步行僅十分鐘的路途，節省不少時間。老師從來沒有自己的房子，一方面沒有經濟能力；另一方面，有能力也會用在文化方面。
      　
　　師母在癸丑年(一九七三)到美國去探望孩子，這年南老師是五十五歲，頭發也開始花白了。理發師勸他染發，他沒有接受，還作了一首玩笑的詩：
      　
　　理發師勸染發戲作
      　
　　世人多畏發初白　卻喜頭顱白似銀
      　
　　免去風流無罪過　何須裝扮費精神
      　
　　漸除煩惱三千丈　接近仙靈一性真
      　
　　對鏡莞爾還自笑　依然故我我非新
      　
　　雖然世人都惶頭發變白，有人卻覺得滿頭白發可與風流絕緣，少些罪過。不管白發黑發，我還是我!
      　
　　盡管詩意輕松，但歲月催人也是不爭的事實。
      　
　　有一天，我先到三樓找到行廉姐，二人一同到四樓老師辦公室去。老師說：昨天夜里做了一個夢，自己從夢中哭醒了。
      　
　　老師從夢中哭醒!這真是天大的事!
      　
　　原來老師在夢中又愁又急，為什么接棒的人還不來啊?要等到什么時候啊?急得哭了起來。
      　
　　正在此時，聽見袁太老師(煥仙)喊他：“懷瑾呀!你看!那不是來了嗎?”
      　
　　老師覺得自己好像在一個海邊，回頭望去，看見一個媽媽帶著一個三、四歲的孩子，遠遠的向自己走來。
      　
　　天啊!還是一個孩子啊，還要等許多年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老師平日一定在著急接棒的人，所以才會做這樣的夢。
      　
　　對于這樁事，我心中頗為奇怪：“為什么一定要有接棒人呢?”
      　
　　老師是臨濟宗的，他說：“按照臨濟宗的傳承，是應該有人接棒才對。”
      　
　　接棒人還沒有下落，學生中倒有人給老師惹了不少麻煩。
      　
　　這天也算巧，我正在辦公室與老師說話，電話響了，聽見老師的回答，感覺不妙，至少非常奇怪。
      　
　　是“總統府”打來的，因為有人寫信到“總統府”，說：“要國家有救，只有找南懷瑾才行。”
      　
　　“總統府”于是要來查問一番。也幸虧來查問，老師才有機會說明并不知情，認為是有人開玩笑。如果不來查問的話，很可能把老師列入黑名單，認為有什么陰謀之類。
      　
　　據老師說，類似的事已不止一樁了，學生們(或者聽講人)的天真想法和作法，造成不少困擾。
      　
　　事實上，癸丑年的臺灣，已有很顯著的變化，經濟起飛已有些成效，有錢的人多起來了。隨著臺灣本土菁英人才的崛起，民間的政治團體也多了起來，他們從暗到明的活動著，但也遭到壓制和打擊。一些著名的異議人士及臺獨人士，多已被關進牢房，而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經疲弱，漸近尾聲。美國總統尼克松也已去過了北京，臺灣與美國的關系似乎隨時會生變。總而言之，臺灣從內到外都在變，經濟結構在變，政治生態在變，人心更在變。
      　
　　文化怎么樣?財富開始沖擊原本就薄弱的道德文化，人們也趨向在金錢與道德間任選其一的作法。關心人文社會的人們在憂慮了，沒有文化道德的基礎，財富反而會成為可怕的事。叔本華曾說過：只有哲學家才有資格有財富：
      　
　　夜闌人靜，午夜夢回，愁上加愁，老師想起了故鄉家園，已遠離二十多年了……
      　
　　思鄉
      　
　　故園西望淚潸然　海似深情愁似煙
      　
　　最是夢回思往事　老來多半憶童年
      　
　　想起了故鄉父母家園，不覺也想起了故鄉的妻子，那原本是姨表姐的人，與自己自幼青梅竹馬。局勢如此，想到她艱難的處境，頭發也早已白了吧!再想到童年兩小無猜的往事：
      　
　　憶內
      　
　　辛苦艱危發早華　童年猶憶住他家
      　
　　庭園百卉先春艷　蜨蝶雙飛爭撲花
      　
　　閑話胡適與鈴木
      　
　　自從《人文世界》出版以來，編務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進夫了。不但編務多由他負責，每期的稿子他也盡力拿出長短各數篇。徐進夫從禪學班開始與大家相識，與林曦及杭紀東三人，往來甚密，極為投緣，大家也稱他們為三劍客。
      　
　　其實徐進夫是屬于新三劍客，原來的老三劍客是杭紀東、林曦及王紹璠，因為王紹璠有了女朋友盧惠玲，舊三劍客就改組了。
      　
　　三劍客的另一人林曦，也是經常寫文章又常來幫忙的人。那時他在臺大化學研究所，得到碩士學位后，于一九七二年到美國念博士去了。
      　
　　林曦雖是學化學的，早年跟隨老師熱衷《參同契》的研究。
      　
　　他也是一個才子，古書讀得比較多，材料豐富，文章詞藻華麗。后來得到博士學位后，在美國工作了幾年才回臺灣。現在彰化師范學院任教。一九九六年當《人文世界》復刊時，我首先向他邀稿他也像從前一樣的熱烈支持。
      　
　　可惜三劍客之一的杭紀東，始終惜墨如金，未曾寫過片言只字。不過，“東西精華協會”的組織章程宗旨等，倒是由他協助起草的。
      　
　　徐進夫那時是從事文學創作的，后來改為翻譯工作，曾譯過許多文學名著。研習禪宗后，開始翻譯國外有關禪宗的書籍，后來成為此類書籍翻譯的佼佼者。除了鈴木大拙的著作外，他所翻譯的“西藏度亡經”，至今仍為暢銷書，在兩岸三地廣為流傳著。
      　
　　自從七0年禪學班開始，徐進夫也是一個經常來幫忙的人。
      　
　　由于他接觸英文禪宗方面文章很多，有一天，他帶了兩篇文章給我，一篇是胡適博士的，另一篇是日本鈴木大拙的。這兩篇文章發表于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的刊物上。
      　
　　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是國際上頗為著名的。胡適是國際上知名的學者，他對中國文化學術上的貢獻，是無可置疑的。
      　
　　但一般認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寫到禪宗的問題時，似乎尚未突破。他在五0年代，發表了一篇文章“禪宗在中國”(Chan(Zen)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因為他看了鈴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禪與生活》(Living By  Zen)一書，有所質疑，感到失望云云。胡適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論禪宗的。
      　
　　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后，鈴木不久有了回應，他的答辯文章題目為“禪：答胡適”(Zen：A Reply to Hu  Shih)。他開頭就說：“胡適可能了解許多歷史，但并不了解歷史中的人物。”
      　
　　鈴木洋洋灑灑的論辯，說到后來，竟直截了當說胡適不懂(禪宗)等等。
      　
　　夏威夷大學的學報(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刊載鈴木的文章時，也轉載了胡適的那篇文章，兩篇同時刊登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一問一答的兩篇長文，是學術界著名的論辯，內容精彩。
      　
　　此后，關注哲學問題的東西方學者們，都翹首等待胡適的答辯，但是，胡適始終未再說話。據說，因此之故，胡適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似乎就一蹶不振了。
      　
　　胡適有生之年沒有回應鈴木，也許有兩種原因：
      　
　　其一是默忍鈴木的話，自己不懂禪宗。其二是以禪宗的不立文字，以保持緘默做為回應。
      　
　　如果是自認不懂，胡適真夠大學者的風范，是孔子所謂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個精神了不起，只有真正的學者才能如此。
      　
　　如果是以緘默不立文字為回應，胡適應該算是徹底放下名位之爭及是非之辯，在某種意義上，得到禪宗的解脫自在了。
      　
　　無論是那一種原因，胡適都應該算是了不起。此是題外之話。
      　
　　為了禪宗這個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問題，不少人向南老師提出建議，希望他執筆完成中國哲學史的下半部，以確立禪宗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定位。

　　為什么是禪宗
      　
　　說到胡適、鈴木大拙與禪宗，不免要談一談《禪海蠡測》這本書。
      　
　　眼看胡適博士的中國哲學史，早年在禪宗的門前徘徊止步，他本人又被國際著名的禪學大師鈴木，批評為不懂禪宗，作為中國人，真是情何以堪!而鈴木在國際禪學的聲望日隆，一九四九年就被選為日本學術院的院士，且獲天皇頒授文化獎章。日本人對學校的尊重，正是大和民族的一種優秀品質，所以雖是戰敗之國，卻能奮力發展經濟，迅速執東亞經濟之牛耳。也有人說，日本人的這種文化精神，與他們受禪宗的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中國人呢?當鈴木接受天皇頒發文化獎章的那一年，國民黨當局到了臺灣，那時的臺灣，在文化歷史上堪稱一片沙漠。
      　
　　不久，李執中、蕭天石二人先后來探望了南老師，同聲表白：文化到了這步田地，還不趕快采取行動，不能立德立功，至少可以立言啊!
      　
　　在李、蕭二位的催促下，《禪海蠡測》誕生了。南老師事后說，當時他被李、蕭二人罵出一身冷汗，就立刻動手寫書了。有趣的是，這時剛好是在胡適與鈴木論辯的文章發表之后。
      　
　　《禪海蠡測》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那時的臺灣處在為生存而奮斗的局面。幸虧還有美國人的幫助，軍事上有顧問團，急需復興的農業，則有與美國合作的農村復興委員會。該會五個委員中，有兩個是美國的專家。
      　
　　農復會的主任委員，是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先生。他接受這個任務的條件是，國民黨的黨團組織不能進入農復會。換言之，農復會是由技術及專家掛帥，不能被國民黨以黨來領導內行。蔣介石特許了他，所以農復會才能自由運作，達到有目共睹的成就。
      　
　　當時最苦的是軍人。因為臺灣的經濟尚未突破，軍人待遇無法改善；人口多的軍人家庭，甚至有三餐不繼的情形。
      　
　　現任東海大學教授的蔣勛，那時也生活在少年困苦的環境，他在自述中說，一日三餐只有空心菜佐飯，十分苦惱。但他的母親，一個平凡的家庭主婦，為了提起孩子們對惟一的空心菜的興趣，向他們說著商朝的宰相比干和空心菜的故事。蔣勛對歷史文化產生興趣，也始自飯桌上的空心菜。這也說明了早期臺灣普遍的窮苦狀況。
      　
　　再說，當時經濟生活極度困難的臺灣，誰還管什么文化啊!就如后來大師級的學者牟宗三，那時也只在師大教書，所得僅可溫飽而年輕一代尚在求學，文化建設根本不成氣候。
      　
　　那時錢穆和唐君毅二位學者，由大陸遷到了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后來程兆熊、徐復觀也去加入他們的行列，懷著“鵝湖”的精神，開始文化播種的工作。
      　
　　《禪海蠡測》的出版，開始時沒有多大的影響，但這時卻有一個獨具慧眼的人張君勱，據說他看了這本書后說：“我們這一代，總算對歷史文化沒有交白卷。”
      　
　　張君勱這樣說，并不一定是對禪宗情有獨鐘，而是作為一個讀書人，深知禪宗在中國哲學文化中有不可忽視的歷史地位。如果甩掉禪宗不談，文化等于掉了一條腿，中華文化就變成了跛腳鴨。當然，也極可能他已看過胡適與鈴木論辯的文章了。
      　
　　張君勱和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陳啟天等人，都是早年留學法國的讀書人，他們關心國事，有書生報國的熱忱。但他們是用批評建言的方式，后來組織了民社黨(張君勱、陳啟天等創立)及青年黨(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創立)，宣揚政治上的理想。但理想常常是桃花源，他們就被人譏諷為國民黨政府的花瓶政黨。這也因為他們是書生的原故。
      　
　　其實政治上的“花瓶”也沒有什么不好。南老師常引用易實甫的兩句詩“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名士好比花瓶，起碼讓人賞心悅目，比起帶給人民無邊痛苦的英雄帝王好多了。民、青兩黨今天在臺灣已“無疾而終”，但在過去幾十年中，他們實在并沒有起過什么壞作用。
      　
　　左舜生更為有趣，這位政治上有理想的書生，最喜歡看瓊瑤的小說，因為瓊瑤筆下創造的是愛情桃花源，人人向往。
      　
　　瓊瑤成名(一九六五年)后，立刻得到左舜生的欣賞，他每天工作完畢，一定要看瓊瑤的小說，精神才能得到舒解。據他自己說，瓊瑤的小說是他思維的重要調劑。但是，也可能是瓊瑤的愛情桃花源，吻合了他的政治桃花源的原故罷!
      　
　　一九七三年，另有一個欣賞《禪海蠡測》的年輕人，名叫袁保新。他當時還是輔仁大學哲學系四年級的學生。有一天，他托我向南老師轉達“先知出版社”的意愿，希望由“先知”再版《禪海蠡測》這本書。先知出版社是屬于天主教大學的，但他們肯定《禪海蠡測》在學術上的價值，南老師也就答應了他們。袁保新后來在文化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教于“中央大學”，現在則為南華管理學院教務長，也陸續有著作出版。
      　
　　中華傳統文化，儒家道家以及各宗各派，歷來或如滾滾江河，或如涓涓細流，總有學者或達者，繼續傳承；唯有禪宗，這個唐代以降，占文化要角的禪宗，自清末以來，卻在日漸蕭條中，難怪有識之士要大聲疾呼了。
      　
　　其實，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包括了禪宗的。但一般認為，那是學者的論述，尚未真正表達出禪宗的精神。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看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印象深刻。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初訪中國大陸，即探詢馮氏，希望見面。有人說，美國歷屆總統，只有尼克松比較了解中國人，大概因為他看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原故。
      　
　　再說《禪海蠡測》剛出版時，真是可憐，每本定價新臺幣五元，在基隆市面出售，根本沒有人買。但十年之后，少數流傳出來的舊書，在香港的書攤被居為“奇貨”，每本價值二十元美金。所以老師常勉勵文化界的人士，凡事莫灰心，真有價值的作品，早晚會被人肯定的。

      　
　　基辛格和第一本書
      　
　　“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一文，連續在《人文世界》刊載兩年，暫時告一段落。這其中所談及的，只是有關“身”的部分，至于有關“心”的部分，尚未談到。人是“身”、“心”二者的結合體，禪宗所謂的心地法門，是從“心”入手的。
      　
　　盡管只涉及到“身”的修養，已是頗為罕見的著作了，許多人都希望能看到單行本，以方便閱讀及存放。
      　
　　那時做任何事，都是打窮算盤，李淑君就把雜志的文章，加以剪貼制版，雖云簡陋，但省了重新排版的費用，這本書也就出版了。這也是由雜志而衍生的第一本書。
      　
　　說到雜志及書，使我又想起相關的一些事。《人文世界》的支持者，多屬客串性質，常因人手不足而產生不能按時出版的問題。平鑫濤先生曾一再提醒我們，拖期一次，要五期的時間才能挽回銷售，所以一定要按時出版，一天都不能晚。有一次，他還對我說，如果無法如期出版，也許可以改為寫書，這樣就沒有時間的壓力了。
      　
　　有一天，忽然想到雜志該付印了，就去找李淑君。豈知到了四樓，看到稿子仍放在她的桌上，等待最后一校，而她，卻外出了。
      　
　　聽說她去證券行了，是辦理交割手續。
      　
　　我大吃一驚，原來李淑君在做股票啊!
      　
　　那時的股票市場還沒有電腦，買賣股票要親自去，因為打電話很難暢通。成交后第二天去辦交割，就是轉讓手續。
      　
　　其實，那次是老師的買賣，只是差她去辦理而已。由于年前尼克松已去北京會晤了毛澤東，這次基辛格又去北京了，不知是否會與中共建交，以致股票天天下跌。當基辛格離開大陸之前的那天，老師就借了一些錢，叫李淑君去買股票。果然基氏離開大陸，發表談話，一切尚無大變化，于是股票連漲三天，老師用賺來的錢，印了這本《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
      　
　　老師如果把精力投注在賺錢上的話，有人說，他也會成功的。雖然初來臺灣時經營失敗了，那是因戰亂而造成的意外事件，不能以常理論。
      　
　　但是，老師不愿把精力放在賺錢方面，只是隨緣偶一戲作，文化才是他的中心。可能因為生意人人可做，但是從事文化的人，可就不那么多了。
      　
　　岔出了股票這段事，雜志脫期也不能怪罪李淑君了，只是常使平鑫濤先生為我們的雜志操心，老師覺得過意不去，以后就不再麻煩他代為發行了。
      　
　　再說這第一本書印出以前，南老師已經出版了四本書：《禪海蠡測》(一九五五)、《禪與道概論》(一九六八)、《楞嚴大義今釋》(一九六0)、《楞伽大義今釋》(一九六五)。
      　
　　《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這本書，后來經由朱文光譯成英文，交由美國緬因州一家名叫Samuel  Weiser公司，于一九八四年出版。后來又由英文譯成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在各所屬國正式發行。這也是南老師的第一本書被譯成外國文字，在外國流通。
      　
　　美國這家出版社，專門出版東方學術書籍，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當他們最初收到英文譯稿時，花了不少時間，請幾位專家研讀，最后決定出版。
      　
　　在他們給朱博士的信中說，有關此類著述在東方有很多，但南懷瑾先生的這一本，才是真實的學問，與其他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Tao  And Longivity》。
      　
　　這本英譯本初出版時，在美國銷路平平，但日子久了，看的人越來越多。后來版稅也越來越多，并有多國文字的翻譯本出版，老師常常笑說：“寫書的人不但要有耐心，還要活得命長才行。”

　　單傳長子的絕技
      　
　　在講《道家密宗與中醫醫理》的課堂上，曾講到人體氣脈的問題。南老師說：他聽說安徽省有一個村落，有人會點“死穴”，又會點“活穴”，這是中國道家的大學問。但是祖傳習俗上的不合理制度，這種絕技如果仍是只傳長子，不外傳他人，早晚這個絕技會滅絕的，實在可惜。
      　
　　南老師在課堂上說這件事不止一次，沒想到，身懷這個絕技的人，正坐在聽眾之中。
      　
　　他就是張嘉先生(字逸仙)，他文才高，武功又強，是個文武雙全的人物。但他具有一個斯文俊秀的外表，那時他已快七十歲了，仍是一個白面書生的模樣。后來南老師常開他的玩笑，說如果哪家千金征婚拋彩球的話，一定會拋給他。
      　
　　有一天，上課前他走進南老師的辦公室，我們也跟進去了。他說，再三聽到南老師講，不應該把絕技保密，應公諸于大眾，他心中掙扎了好多天，覺得有理。但父親早已過世，當時說明只傳他這個長子，連親弟弟都沒有傳，現在他怎么能公開呢?所以心中矛盾極了。他日思夜想，昨晚忽然夢見父親來了，對他指一指那個穴道，又點點頭。他醒來后感覺父親已點頭同意他公開這個絕技了，心中愉快，并希望南老師給他一些時間，在課堂上示范，向大家公開。
      　
　　我們都無比的興奮，要學這個絕技。據張嘉先生說，清朝時候，家鄉有武功的人，常互相爭斗，當與對方對打時，點了對方“死穴”，但對方不會立刻死去，要過一個月才會死，那樣在法律上就沒有罪了。另一種“活穴”，是當一個人忽然氣絕，在活穴處下去，可起死回生，張先生自己在臺灣也救過鄰居的孩子。
      　
　　點“死穴”大家不必要學，就學起死回生的點“活穴”吧!
      　
　　張先生先表演了倒立，只用大指和食指支撐著倒立，有了這個功夫，他手指的力量才有資格點穴，才能在活穴處令人起死回生。
      　
　　接著有人志愿做示范對象，那個穴道是大腿窩三角肌內，類似手上虎口的位置，張嘉先生大姆指食指夾住那個地方，用力一彈(突然一抖)就行了。
      　
　　大家知道了，但是施功的程度大有不同，如果不會兩個手指拿倒立的話，功效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曾請張先生在我身上實驗一下，以體會那個力道。被他彈拉一下后，我整天都覺精氣神上升，非常舒暢，相信是氣脈流通在起作用，一定會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張嘉先生精通達摩“易筋經”，武術彈腿，后來就在協會開班，傳授給年輕朋友。
      　
　　一九七七年初，他應邀到美國教拳去了。也是與兒子一家相聚。一九七八年末，他因消化不良，身體檢查，說是癌癥，到紐約開刀。人到了美國這個所謂科學的國度，一旦看了醫生，生命由醫生作主，自己的意愿被科學踐踏，完全不能自主了。開刀的前夜，他寫給我與行廉姐的信中說：如果開刀未能醒過來，這封信就是告別的遺書。
      　
　　當我們收到信時，他已去世了，是手術中過去的。可能這就是他的愿望吧!實在可惜。而更可惜的，是他的起死回生絕活，雖然公開了，但是究竟是否真有人學會，不得而知。
      　
　　南老師得知張嘉在美病逝，十分悲痛，賦詩悼念：
      　
　　聞張嘉逸仙國大秘書在美逝世訊
      　
　　去國原知萬事空
      　
　　凡人歌哭九洲同
      　
　　多才已自為身累
      　
　　腸斷蒼溟魂夢中
      　
　　再想到中國醫藥傳統中，還有數不清的絕活，是否都能像張嘉先生一樣大公無私的公開呢?南老師不斷的在呼吁，要文化流傳，中國人不能再私有了，應該統統公諸于世，造福人類才對。
      　
　　話說《論語別裁》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大陸工作會邀請南老師去講《論語》。對南老師來說，講《論語》是輕松平常的事，因為他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但是這一次卻不同，因為有一個會中文速記的蔡策先生，自動聽講速記，以致促成了《論語別裁》一書的問世。
      　
　　蔡策與南老師，是在日本之行以前認識的，直到四年后，才有時間來聽南老師的課。
      　
　　南老師在大陸工作會講了一年，把《論語》講完了，蔡策又花了半年的時間，從速記變成文字。
      　
　　有了這個基本的架構，從一九七五年九月起，開始了大規模的整理工作，參加的人不少，最重要的還是南老師的仔細修正。到了第二年五月，《論語別裁》出版了。
      　
　　以后幾年接續的《孟子旁通》與《老子他說》的出版，都是同一模式，先由蔡策速記，再由南老師修訂出版。這幾本書的書名，也都是南老師定的帶有自謙意味的書名。如果沒有蔡策的記錄，還真不知道這幾本書何時才會出版呢!
      　
　　說起《論語別裁》這套書，還有許多趣事。剛出版不久，師范大學國文系二年級就讀的學生杜忠誥，出于對這本書的欣賞，就自動向國文系日夜間部同學介紹。結果在短短半個多月，一共賣了三百多套。同學們還以為杜君是個推銷員呢!
      　
　　杜忠誥是農家子弟，南老師特贈一套西服料子給他致謝，但他堅決不收，他說是為中華文化而推介的。后來老師改送他一套藏書《淵鑒類涵》，他高興的接受了。
      　
　　杜君向學極為努力勤奮，后又留學日本，得到藝術學位。除國學外，他早已研習書法藝術。一九八五年起，在臺灣及日本多次舉行個展，并三度獲全省美展第一名及多項文藝獎。近年不但多次為老古書籍封面題字，更幫忙審稿校正的工作。
      　
　　曾有一個讀者，來購買《論語別裁》時說，是一個美國學生介紹給他的，說要研究中華文化，先要讀《論語》，要讀《論語》就要先讀《論語別裁》，才能真實了解孔子思想。如果只看一般注釋的《論語》，則難免枯澀難懂。
      　
　　說到這里，順便提一下有關《論語》的一件事。剛來臺灣不久，有些讀書人認為《論語》的章節次序有問題，要重作整理。這個想法引起南老師對《論語》的注意，再加研究，愈發覺得《論語》“條理井然，脈絡一貫”，絕對不必要重新編定。后來，南老師寫了一篇《孔學新語發凡》，就是因為這件事而引起的。《論語別裁》出版時，這篇文章也就附錄于書后，作為參考了。
      　
　　鐘先生與鐘居士
      　
　　鐘德華先生是交通銀行的襄理，早在“東西精華協會”創辦時，他就參加了。他祖籍江蘇，生長在山東，個性開朗直爽。由于他早已學佛，與各方結緣很多，大家都稱他為鐘居士。
      　
　　記得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他先約好去看南老師，并要我及行廉姐也一同前往。
      　
　　他意外的帶了一個陌生人同來，介紹之下，也是姓鐘的先生。
      　
　　原來，這位與南老師素未謀面的鐘先生，曾幾次托請鐘居士引介，要向南老師求教。他是學西藏密宗的。
      　
　　當鐘居士提到學密宗的朋友希望拜見時，南老師就拒絕了。南老師說，不愿談密宗，如果密宗在臺灣消滅了，就讓它消滅吧!因為真正的密宗難看見，假密宗太多，往往使人迷信、執著，所以消滅了也好。
      　
　　可是天下愈假的東西，常常流通得愈廣，這也就是釋迦為什么說：眾生斯可憐愍者也，就是說，一般人沒有智慧分辨，真是可憐啊!
      　
　　鐘先生心中有急迫的問題，希望得到南老師的解答，所以幾次托鐘居士求見南老師，卻未如愿。鐘居士不得已，這次就想了一個變通的法門，不事先說明，就干脆把鐘先生帶來，想必南老師也不會把他趕走吧!
      　
　　原來如此!南老師也明白了，那個再三要求見面的，原來就是坐在面前的這位鐘先生。
      　
　　既然來了，那就說吧!
      　
　　鐘先生學密宗多年，就在前一年，一位密宗的學者大師，從美國回到了臺灣，并主持了一個七日的修課。
      　
　　鐘先生和其他密宗行者，大約十來個人，參加了這個修持。但是到了第四天，有人吐血了，有人昏倒了，鐘先生自己也病了，好像是胃不舒服。于是這個七天的修行未能完成，就匆匆提前結束了。大家的心情變得苦惱消極。
      　
　　說起主持這次修行的密宗學者大師，也是頗有來歷的，他就是美國賓州大學的教授，張澄基博士。
      　
　　張澄基是湖北人，他的父親張篤倫，抗戰時期是西昌行轅的主任，在西昌當地來講，是最高的政府官員。
      　
　　我在西昌專科學校上學時，張篤倫正是行轅主任，他的妹妹耿太太(張澄基的姑母)是我們學校圖書館的館長。張家的孩子與耿家的兩個女兒，都在我們同一學校讀書，因為這個學校是當地唯一最高學府。
      　
　　一九四0年我到西昌學校時，張澄基剛離開，聽說到西藏去學密宗了，而我與他見面，是后來在臺灣的事。
      　
　　當鐘先生談這些事的時候，我忽然感到世界太小了，說來說去人與人都直接或間接的認識。就拿鐘居士來說吧，抗戰時期他在成都服務于交通銀行，當時銀行總經理金銳新，正是行廉姐的姨父。我們與鐘居士在臺灣認識后，才發現從前就見過了，真是有緣來相會。
      　
　　再說這位張澄基博士，到西藏學密宗，聽說與陳健民先生同時，后來他到美國留學，又在美國賓州大學任教，走上了學術路線。他的藏文造詣高，所翻譯的《密勒日巴尊者傳》(臺北慧炬出版)極為轟動。另外他還有《佛學今詮》上下冊的出版。但猜想他同時也走著修持的路，才會有主持那次七日修行的活動。
      　
　　學密宗是富貴奢侈的事，很花錢的。常聽人說，某人花了十萬大頭(鑄著袁世凱頭像的銀元)求到一個法；又有某人花了多少大頭，才得到某種的灌頂，所以窮人修密宗比較麻煩。
      　
　　張澄基博士，早在彰化修建了一幢房子，聽說是作為閉關及修法的道場。鐘先生所參加的修持，就是在這幢房子中進行的。
      　
　　鐘先生敘述了他們那些天修持的細節，包括飲食起居等，有些屬于很秘密的情況，我們也聽不懂。鐘先生也特別提到，學密宗的人所遇到種種困難等等。
      　
　　南老師說，西藏因為地理環境的因素，學密宗的人也是吃葷的，不像漢地學佛人吃素的規定。如果打坐起來，吃的是雞鴨魚肉，體力活動又少，幾天下來一定消化不良，原本身體可能已有問題的人，自然就爆發病痛了。這也不能全歸啟于張澄基博士。
      　
　　南老師對于鐘先生的問題，只解答一些燃眉之急的要點，許多大問題，未作解答。但卻因此之故，促成了年底在高雄佛光山的禪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