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學思歷程”同書再獲頒行政院出版物金鼎獎。

　　一九九五年，法師電視弘法節目“大法鼓”獲頒行政院新聞局“社會建設獎”。

　　一九九五年獲臺北市教育局頒發“推動社會教育有功個人獎”。

　　一九九六年，獲第一屆中國杰人獎。

　　一九九九年，獲第一屆國家公益獎。

　　二○○○年，獲八十九年度行政院文化獎。

　　二○○二年，獲行政院內政專業獎章。

法為志業，法師是國際知名的禪師，更是一位律教禪兼備的宗師，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皆以圣嚴法師為漢傳佛教代表，而邀請參與會議發表重要演說；同時法師也不斷的獲得國內外各界的肯定與發揚。

　　對于這樣一位受到全球肯定且令人尊敬的心靈領航員，你對他認識多少？現在就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圣嚴法師！

　　人間比丘圣嚴法師，一九三０年出生于江蘇南通，十三歲出家，一九七五年榮獲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法鼓山禪修文教體系創辦人，亦為國際知名的禪師，于國內外積極推廣禪修，指導禪坐，成績斐然。中英文著作百余種，譯為多國語言，廣布世界各地。

　　圣嚴法師為更進一步推廣文化、教育、弘法及修行等悲愿，將佛法落實人間，于一九八九年開創法鼓山，籌辦法鼓大學，推動“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理念，荷擔起現代佛教繼往開來的神圣使命。

　　民國十九年，圣嚴法師誕生在中國大陸江蘇省南通縣狼山附近的貧困農家，俗名張志德，沒有人料到這個自幼體弱多病，成長奇慢，直到六歲才會走路、學講話的孩子，日后竟將弘法于世，成為國際知名的心靈導師。

　　在那個水澇荒旱、戰禍連年的時代里，物資極度欠缺，肌餓成為常態，佃農們除了要繳給地主租糧，軍隊亦要軍糧，年幼的孩子們都必須做童工，還常被軍隊征去構筑軍事工程。

　　圣嚴法師就是在這樣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凄慘景象中度過童年，九歲入私塾，十一歲才正式入小學，但隨時都得因貧困而輟學。

　　即便如此，圣嚴法師從小就顯露出獨特的性格。

　　有一回，在上海工作的兄長帶回來一小串香蕉，大伙兒只能分著嘗嘗，他因身為么弟，幸運地分得一整根香蕉。

　　咬了生平第一口香蕉，那味道真是太棒了，小小的他，竟舍不得再咬第二口，小心翼翼地將都已開始發黑的小香蕉收藏起來，預備第二天帶到學校里，讓每個同學都能一起嘗嘗這難得的人間美味。

　　民國三十二年，當時還不滿十三足歲的他，自愿隨鄰居到狼山出家。

　　身分變為小沙彌常進，除了早晚課誦、撞鐘擊鼓、還得清潔環境、打掃庭院、整理廚廁，乃至于種菜燒飯、為老僧們洗衣服、倒夜壺……。即使又忙又累，但自覺對觀世音菩薩特別有感應的他，聽從師父的話，持續著每天五百拜，邊拜邊做觀想：觀世音大士手執楊枝，以甘靈清涼凈水，灑在他的頭上。

　　果真觀世音菩薩回應了他的祈請，幾個月不到，才只有小學四年級程度的他，竟就把一本厚厚的《禪門日誦》背熟了，聽師父講《華嚴經．凈行品》中的“毗尼日用”諸謁，居然也聽得懂，這使他驚喜不已，同時發現了佛法微妙，可以度化世人，而不只是誦給亡靈做超度之用。

　　“佛法這么好，知道的人這么少，誤解的人卻這么多。”年少的他，不禁在心里慨歎，同時，發下了愿心：希望盡己所能讀懂、讀通佛經，來日講經說法度人。日后，無論遇到多少挫折阻難，這個愿心從未稍減。

　　雖然命運中歷經磨難、坎坷，不見得就能塑造偉大與成功的人格，真正的關鍵，還在于是否擁有跨越磨難、坎坷的毅力與智能。因為出身于貧困，圣嚴法師深悉窮人的苦；走過烽火戰爭，親睹水患天災、尸橫遍野的人間慘狀，他更能體驗到生命的可貴，與和平的重要。這也使得圣嚴法師所傳授的教示里，“人生化的佛法，人性化的佛學，人間化的佛教”此一明確的大方向永遠不變。

　　民國四十九年，中國大陸時局混亂，佛教界中，許多高僧、法師都走了，當時除了有錢自備機票和船票逃離大陸外，唯獨進入軍隊是通往臺灣最容易的路。

　　猶如六祖慧能為逃避禍難，暫時隱棲于獵人隊中，十八歲的圣嚴法師考慮再三后，也就隱身軍旅，以張采薇之名當了通信兵隨軍隊抵達臺灣。

　　然而他從未一日或忘自己的身分，無論升遷調撥，換到什么單位，都會主動聲明：“原來我是和尚，將來還要做和尚。”

　　十年軍旅生涯，他大量閱讀，范圍涉及文學、哲學、歷史、社會科學、佛學等論著，從戎而不投筆，以采薇、醒世將軍、張本等為筆名，寫作投稿，成為軍中作家。

　　然而修行悟道、重披僧袍的信念從未動搖。

　　長時間參究人生問題，心念深陷疑團的年輕軍人張采薇，在一個偶然的機緣里，巧逢虛云老和尚的法裔徒孫基隆十方大覺寺的靈源老和尚，在其點撥下，破參見性。

　　“靈源老和尚一拍廣單逼拶，一聲有力直接的大喝：“放下！”來得正逢其時，這句機鋒適時戳破張采薇滿心的疑團，機緣成熟，心被這么一撥一點，滿腦子的妄想雜念統統被逼進死巷，一網成擒，所有的掙扎煎熬，頃刻間消失殆盡。有如居于伸手不見五指的暗室，突然出現了一條縫，智能如閃光顯現，光景無限。”

　　雖然圣嚴法師至今都不肯正面承認在修行上徹見自性的證悟，但對于那次的體驗，他形容：“這使我的生命，就好像從一個自我作繭的鐵罐里蹦了出來。”

　　民國六十九年，張采薇從軍中退役，拜于東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法號圣嚴。之后到美濃朝元寺閉關六年。

　　閉關期間，圣嚴法師行則拜懺打坐，解則閱藏經，繼續研究戒律，研究心得即后來成書的《正信的佛教》，于今，這本書發行量已超過三百萬冊以上，并被譯為越南文，地球上凡是有華人及越南人佛教徒所在之處，幾乎都可見到。此外，在關房中，圣嚴法師融合了幼時學過的拳術及瑜珈術，創出一套動中修的方法--動態時仍然身心一致，既練身也練心的平衡身心方法，成為日后主持禪七的重要基礎。

　　民國七十六年，尚在閉關中的圣嚴法師接獲東初老人快函，要他提前出關，做師父的愿意全力支持他到日本留學。

　　但當法師終于決定赴日留學，消息傳出，佛教界居然議論紛紛，由于在此之前赴日留學的青年法師大多還了俗，因此謠傳法師一到日本必定還俗娶妻、飲酒食肉。謠言甚囂塵上，原本鼓勵圣嚴法師效法玄奘之西游、空海之入唐的東初老人竟也在此時收回成命，反對法師出國。

　　一片反對聲浪中，圣嚴法師將這一切都視為增上緣，更堅定他為重振中國佛教文化及教育而留學日本的決心--法師的目的，并不在于取得學術成就，而是希望藉此提升佛教的地位，讓人們了解佛教絕非迷信，更非屬愚夫愚婦的信仰，而是既知識化，又重實踐，具高度智能的宗教。

　　當時，圣嚴法師已三十九歲，身上除了一張機票，僅籌到一千元美金，即踏上了征途。正規學歷僅念到小學四年級的他，以其數種著作的同等學力資格，獲準進入立正大學碩士班。

　　但再怎么節省用度，經濟上的困窘從未消除，隨時面臨斷炊及輟學雙重憂慮，但圣嚴法師咬緊牙根，偶爾到留日華僑家中為亡者誦經超度，或充當導游，賺取微薄費用，勉強維持。

　　所幸在幾臨絕境中，獲得美國華僑沈家楨居士，隱名資助獎學金，圣嚴法師終于能夠在拿到碩士學位后，繼續攻讀博士，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學問僧。

　　在這段留學期間里，圣嚴法師的生活完全和在臺灣時一樣，著僧服、吃全素、朝暮禮佛，然而好事者的謠言，卻未曾止息。而圣嚴法師堅強的意志，并不因此略受撼搖，即連中日斷交時，人心惶惶，法師依舊以不變應萬變，靜心用功，不曾隨之慌亂起舞。

　　令人慨歎的是，取得博士學位的圣嚴法師，回到臺灣，竟沒有發揮所長的空間，乃在沈家楨居士的邀請下，前往美國。

因緣不可思議，法師也就此來到命運中最大的轉折點上--在美國當起禪師，指導禪修。

　　從最初僅有四個學生--兩位學過中國武術希望透過禪修“增強功力”的美國青年、一位為治頭痛病的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博士班香港青年、一位正在讀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就是后來追隨法師出家的保羅．甘乃迪，法師開了第一期的禪坐訓練班，很快地，慕名而來的學生漸多，之后，連哥倫比亞大學亦請圣嚴法師去教禪坐、公開演講佛法，紐約區的電臺WBI也聞風而來，多次恭請法師到電臺接受訪談講法論經，為聽眾解答禪修與佛法的問題。

　　圣嚴法師把自己比喻為風雪交加中向前邁步的行腳僧。

　　他也的確是的。為了弘法，他曾在人地生疏的異國流離失所，在紐約街頭流浪長達半年之久，與美國徒弟果忍師二人，揹著睡袋在天寒地凍的嚴冬，行腳于風雪挾雨的大街小巷，足跡遍至新澤西州、曼哈頓、皇后區、布魯克林，往往不知夜晚棲息何處。

　　日子如此窘困，法師并不以為苦，也不覺得自己潦倒落魄。相反地，他認為：“過得很愉快，常人說：為法忘軀，以天地為家的生活，終于被我體驗到了。”即使必需為求法與弘化而行乞，他亦心甘情愿在所不惜。

　　“冬天但求不凍死，平常但求不餓死。”圣嚴法師堅持禪者生活的原則，立志要將智能與慈悲的佛法傳揚到西方世界。

　　就這樣，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圣嚴法師秉持修菩薩道的精神游化四方，以一位比丘僧的身影，自１９７６年以來，經常于夏冬之際游化于歐美各國七十多座著名學府之間，主講超過數百場有關中國禪法及佛教之精辟演講，圣嚴法師在歐美大陸弘揚中國禪法及正信佛教，其艱辛的情況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法師除了堅毅面對困境之外，其弘法地區遍及歐美，包括英國、德國、中南美洲、墨西哥、巴西、東歐的波蘭、俄羅斯、乃至捷克、南斯拉夫的克羅埃西亞等佛法罕至之地，都有他弘法的行跡。

　　為將佛陀教法落實在人間，為使我們這個時代社會因正信的佛法而帶來光明幸福，圣嚴法師提出“提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凈土”的理念，而達成此的方法是“推動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法師認為佛教教育是發揚佛法的必要先決條件，而今日佛教教育更需要具備系統化、全面化及層次分明的教育機構，才能符合現在及未來時代之需要。因此，自１９８９年起，法師選定北縣金山鄉面對北方海洋的山坡地約６０甲，定名為“法鼓山”并以此作為推動全面教育的根據地。

　　以心靈環保為精神指標的“法鼓山”，不是一座或幾座寺院，而是涵蓋學術、教育，以及提升人品的修行中心，它不僅是臺灣及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不但關注現在，也放眼未來，法師寄望它帶動佛教走上現代化之路，以正知正見的佛法，推動社會關懷，文化提升，凈化心靈，達成人間凈土之實現。

　　雖然法師瘦弱的身體，經過長年累月的操勞消耗，加上有了年紀，體力加速衰退，健康情況頗令醫師們擔憂，然而法師憑著驚人的意志力，毅然抱病弘法，為推動法鼓山的理念奔波勞累。

　　在他一生中，苦難與阻礙從未停止，然而，他仍舊朝著幼時所建立的信心和愿心：“將佛法分享他人”這條路一直走了過來。

　　法師也將法鼓山長期以來的清流形象及對社會的貢獻，歸功于每一位熱心參與及認同的大眾。法師為報答佛教的深恩及感恩大眾之護持，將會為法獻身、盡勞盡瘁。

　　圣嚴法師的國際視野是如此的宏觀。

　　圣嚴法師弘法的足跡不但遍及亞洲、歐洲及美洲各國，甚至深入東歐共產國家；法師不只是一位知名的國際禪師，他所擁有深厚扎實的學術背景，東西方弟子更隨著其弘法的行腳遍布全球各地；法師的著作等身，其中有關禪學及佛學的十多種英文著作已被譯為十數種語文，影響所及無遠弗屆。

　　因為圣嚴法師的國際觀及在宗教界的領袖風范與氣度，使得每每國際間的重大宗教活動或會議，必是以法師為首要邀請對象。例如，１９９７年于教廷舉辦的“第十一屆世界宗教領袖會”、１９９８年在美國紐約“與達賴喇嘛的漢藏佛教對談”、２０００年聯合國的“千禧年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和平會議”以及２００２年于紐約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等，法師的國際觀瞻、真知灼見，在在受到國際媒體的矚目，更加凸顯圣嚴法師國際宗教家的地位。

　　第十一屆世界宗教領袖和平會議

　　世界宗教領袖會議，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于１９８６年于阿西西（Assisi）發起，目的在于倡導世界宗教和平，希望藉由宗教的力量來影響整個世界的和平，每年世界各大宗教代表皆于此聚會，討論各宗教間的合作、交流事宜；在彼此尊重、和諧與關懷的前提下，攜手走向世界和平的大道。會議發展至今，各宗教間的互敬互重與相互合作，均有極大的進展。

　　１９９７年，圣嚴法師受邀前往教廷參加“第十一屆世界宗教領袖和平會議”，這次受邀出席的團體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界領袖，代表臺灣參加的是法鼓山圣嚴法師及佛光山的慧開法師，另有來自世界各國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回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等宗教領袖，此次會議乃中華民國的團體第一次受邀前往參加，具有高度的國際外交意義。

　　此次大會以“和平乃天主的名字”（Peace is the Name of God-Conflict or Encounter？Religious and Cultures at a Crossroads）為主題，在會中分為六項子題進行討論，包括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例如，死刑是否應該廢止、宗教沖突和人類戰爭如何減少、大眾傳播媒體對宗教推動世界和平運動的助立與阻力等主題，并就“對話、饑餓、暴力、資料、祈禱、原教者主義、關懷、團結、生態”等課題提出珍貴意見，相互交流。同時，在這次的會議中，各宗教領袖并共同為世界和平祈福。

　　圣嚴法師在會議中對世界和平運動的落實提出他的看法是，應用宗教影響企業界，以企業界來影響大眾媒體，以正面的報導來推動世界和平運動，而不是對于宗教或對社會從黑暗面來報導。工商界的支持與影響，對大眾傳播媒體不僅僅是從經濟利益去著眼，來達到宗教與世界和平的推動。會中所提到的和平的觀點和法鼓山向來提倡的“心靈環保”具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各宗教于會中所達成的共識是：追求內心以及世界的和平。

　　會后，圣嚴法師在駐教廷大使戴瑞明的協助下親自會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安霖澤樞機主教等人，并赴耶穌會參加“學術修養與靈修經驗的培養”座談會，與主教神父們分享修行的經驗。

　　圣嚴法師此行不但深受國內外各界的關注，更獲得當地及國際媒體的推崇與報導，加深其國際宗教領袖的形象。

　　在參加第十一屆世界宗教領袖會議后，圣嚴法師在威尼斯帕多瓦會見教宗，圣嚴法師告訴教宗，希望全球各宗教大家一起為世界和平祈禱，教宗十分認同并感恩法師于會后前往會面；圣嚴法師同時也贈送一塊代表法鼓山精神的“平安玉”，祝福教宗身體健康。

　　除拜會教宗外，圣嚴法師同時前往會見安霖澤樞機主教，就宗教交流互換意見。以及拜訪世界博愛運動總部負責人、聯合國文教組織“和平教育獎”得主盧嘉勒女士；以及義大利佛教協會負責人。

　　耶穌會盛情邀請圣嚴法師于會后赴耶穌會參加“學術修養與靈修經驗的培養”（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Vigor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座談會，以學術的研究和靈修的經驗，與主教神父們分享。圣嚴法師于演講中提到，禪修對世界和平與社會的好處，就觀點上來說，可以使煩惱消除，慈悲心就會出現，智能便會增加，而后就能積極投入世界和平的工作，為人類幸福而努力，而且，佛教所講的慈悲就是天主所講的愛。

　　達賴喇嘛曾經和世界各領域的菁英對談，但一直未有機會和漢傳佛教界的專家對談，再加上，圣嚴法師是當今漢傳佛教的代表人，所以達賴喇嘛非常希望和圣嚴法師針對漢傳佛教的制度、思想、學術、修行等課題做一次交流。

　　１９９８年５月，圣嚴法師與達賴喇嘛終于在諸多因緣的促合下，于美國紐約的玫瑰廣場展開一場跨世紀的“漢藏佛教大對談”。這場歷史性的對談中，圣嚴法師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且是世界公認的藏傳佛教代表達賴喇嘛，在美國紐約這樣的國際舞臺上，針對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不同的觀點進行對談，無異是將漢傳佛教的觸角伸向國際間，因為在此之前漢傳佛教不但罕聞于國際間，即使是在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也是受民間信仰和新興宗教所混淆，而對漢傳佛教認識不清。經由這次會談，圣嚴法師首次在國際媒體的焦點下向西方社會介紹漢傳佛教，尤其是中國禪法，讓國際間對漢傳佛教的認識更一層。

　　透過這場跨世紀的對談，這兩位當代的國際宗教家針對漢、藏佛傳的共通點與相異之處，提出見解與呼應。其實，漢藏兩個佛教系統，雖然各有不同傳承，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也不一樣，但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緣起的性空思想、濟世的慈悲觀念，一旦提起緣起的性空和無我的慈悲時，彼此就會互相肯定。而圣嚴法師也深信漢、藏佛教會在存異求同的原則下，互相接觸砥礪，把正信的佛法發揚光大。

　　對談中，達賴喇嘛不時的稱贊圣嚴法師是一位非常謙虛且有學問的修行人，又說：“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跟一位漢傳佛教的阿阇黎（老師）直接對談”，而圣嚴法師也謙虛的回應著。所以這一場對談可說是在兄弟相認的共識下進行的，它的成功，與其說是佛法的弘揚，不如說是漢藏兩流的互融。特別是這一場對談的重點在于智能，漸悟、頓悟，皆不能離開空慧的人間性及實用性，所以彼此都以空性的知見為準則，因此，在場的媒體于報導時一致認為圣嚴法師與達賴喇嘛是“只談智能，不談其它，出招極高”。

　　千禧年宗教與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議系列活動

　　公元兩千年八月底，圣嚴法師受邀參加聯合國所召開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這是聯合國成立五十五年以來的創舉，希望藉宗教的信仰和愛的精神，來完成世界和平的目的。

　　這場盛會，邀集了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錫克教、印度教、猶太教等一千多位世上最杰出的宗教及精神領袖齊聚一堂。 在大會中，圣嚴法師名列５３位“世界卓越領袖宗教與心靈領袖”在聯合國大會堂中演講的領袖名單中，同時被邀請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致詞后的第一場會議中進行演說。圣嚴法師亦是世界各地七位佛教代表中第一位演說者；并且是唯一受邀參與跨宗教信仰的全球機構籌備會的佛教代表，成為該會全球九位顧問之一，及臺灣地區的召集人。

　　大會之所以如此尊崇圣嚴法師，乃因為法師是國際知名禪師，所著禪學與佛學等著作被譯為十多種語文，讀者遍及全球，深獲國際的肯定與重視。

　　參與這場盛會的意義不只是圣嚴法師個人的殊榮，更是臺灣在睽違聯合國近三十年后，首位站上聯合國大會堂上的“臺灣來的中國人”的歷史性意義，同時法師更在開幕演說中，提出正視“心靈貧窮”的議題，將深具啟發性的“心靈環保”思維帶給全世界。

　　在致詞中，圣嚴法師說：“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如果發現你所信奉的教義，或有不能寬容其它族群之點，若有與促進世界和平抵觸之處，都應該對這些教義作出新的詮釋。”另外，法師亦指出一個事實：“物質的貧窮，使人的生命受到威脅；精神及心的貧窮，使人的生活環境失去平安和幸福。”法師這番演說將“心靈環保”的重要性與法鼓山長期致力推動的志業推向國際舞臺，并且獲得國際媒體的重視。

　　雖然這次的高峰會的參與者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不過大家共同感受到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宗教沖突將會減少。正如同圣嚴法師所說，地球上有８０%人民有宗教信仰，聯合國需要宗教來協助政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宗教可以解決精神領域方面的疑惑，所以，法師提出宗教能使人安心，因為許多人和人之間的沖突、貧窮、環保等問題都是來自人的問題，而這部分也是政治所不能解決的部分，這也是這次大會的主要目的。

　　圣嚴法師在這次會議中，除了開幕發表的第一篇佳評如潮的演說外，緊接著在環保小組的分組會議中，另發表了一篇“環境保護”的演說，提出了“需要的東西不多，想要的東西太多，需要的東西才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以及“自然環保、生活環保、社會環保、心靈環保”四種環保的理念，獲得在場人士一致的肯定。

　　此外，圣嚴法師在會議期間參加了“地球憲章”圓桌會議、討論關于宗教界如何協助聯合國處理重要國際議題的“高峰會中的高峰會”，以及共同簽署了“世界和平宣言”，許諾為聯合國的使命貢獻心力，并攜手合作，致力改善人類的生存處境，為世界謀求和平與安定。

　　從心靈領航員、國際禪師到漢傳佛教代表人，圣嚴法師擁有深厚而扎實的學術背景以及豐富的禪修指導經驗，不僅將漢傳佛教思想和禪法，透過演講、參與國際性會議、舉辦各項國際禪修等方式帶進國際舞臺，同時也廣受各界肯定。

　　圣嚴法師是當代重要的國際級禪師，不但同時師承中國禪宗臨濟、曹洞兩大法脈，且擁有深厚而扎實的學術背景，東西方弟子更及歐、亞、美洲，其所傳承開展的禪學系統攝印度佛教、中國禪宗及漢傳佛教重要禪法與觀念，而以國際級禪師享譽西方，于國際會議上具有舉足輕重的發言份量。

　　一九七七年，圣嚴法師于紐約主持第一次禪七，開啟了透過中國禪法接引西方弟子修學佛法的法緣，在國際舞臺上充份展現了漢傳佛教的智能。

　　二十多年前，無論是西方社會或臺灣，禪修活動相當罕見，法師開風氣之先的創舉，不僅將中國禪法在臺灣重新復興，并推廣到國際舞臺上，成為當代人可行可用的重要法寶。

　　現在，圣嚴法師已在國際間主持超過兩百次禪七、并受邀至七十多所西方名學府演講，即連中南美洲、東歐、俄羅斯、波蘭、克羅埃西亞等佛法罕至之地，都有他風塵仆仆、戮力弘法的足跡。

　　此外，為了讓中國禪法在西方推廣得更深遠，二○○○年五、六月間，圣嚴法師更在美國的象岡道場首度舉行為期四十九天的密集禪修－－“禪四十九”，而為中國禪宗史開創一個新的紀元。

　　圣嚴法師在西方二十余年的弘法過程中，不只是透過皈依、演講介紹禪法或指導禪修，最重要的是深刻地傳授“心法”。上千位西方弟子中，目前也僅有五位弟子成為傳法弟子，獲法師認可，可獨立帶領禪修。

　　近代中國能夠有此國際禪師的身份，圣嚴法師可說是當之無愧。

　　１９９８年達賴喇嘛即以圣嚴法師為漢傳佛教代表第一人選，邀請共同主持一場跨世紀的“漢藏對談”，在這場對談中，圣嚴法師在國際媒體的聚光燈下，正式向西方社會介紹漢傳佛教；其后在２０００年于聯合國舉辦的“千年世界宗教與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議”，圣嚴法師是唯一一位正式發表演說的漢傳佛教代表，至此更加確立了法師在國際上的漢傳佛教代表人的地位。

　　在二○○○年世紀交替之際，圣嚴法師以漢傳佛教領袖身分，出席聯合國舉行的世界宗教領袖高峰會議，并于開幕式中代表發言，而為國內外媒體譽為漢傳佛教代言人。

　　圣嚴法師繼承漢傳佛教的主要宗派，而融攝出獨特的禪學系統，包括天臺、華嚴、唯識，以及作為其思想主體的禪宗。然而，法師并未因思想建立于漢傳佛教上，而忽略原始佛教的精要。

　　事實上，法師所建立的思想系統與實踐進路，無一不是回歸原始佛教的精神，而賦予時代性、文化性、地域性的連結與開展。

　　圣嚴法師關于禪的生命哲學、生活哲學，綜攝出一套思想系統與實踐方法，為現代人提供了躁動生命與浮亂生活中極具特色的安定系統。

　　除了實際指導禪修，以及撰述重要的禪學書籍，也在世界各地演講禪學、教授禪法，而使圣嚴法師及法鼓山成為漢傳佛教的重心外，還對戒律學的現代化，以及正信佛教的普及化，也不遺余力。

　　法師的著作已經超過一百五十余種，各別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與實踐領域中推展。而其中幾乎已經成為所有初學佛者必讀的三部重要著作，便是《戒律學綱要》、《正信的佛教》、《學佛群疑》三書。

　　《戒律學綱要》不僅在臺灣受僧俗四眾愛讀，也是大陸許多佛學院的基本教材，并且已被譯成越南文，不論在家戒、出家戒，聲聞戒、菩薩戒，這本書都是非常易懂而實用的參考書。

　　至于已經發行一百數十萬冊的《正信的佛教》，更被推許為現代佛教的傳道書。未學佛者透過這本書可以對佛法的基本問題有所了解，初入佛門者可以經由這本書來理解正確的佛法是什么；學佛很久的人，一樣可以在反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獲得信心增長的利益，或復習佛法中的重要課題，乃至于當作問題百科，隨時查閱以解答學佛過程中出現的疑惑。目前佛教徒們在網絡上最流行的論戰與討論中，這本書便時常被當作正知正見的模板來引用。

　　如果從實踐的次第關系來看，戒行是修行定慧的基礎，禪定則是開發智能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初以正見的智能為指導，次以持戒為防護，再以禪定為盤石，終以智能為究竟。

　　在這樣的次第與系統中，圣嚴法師的戒律、教法與禪法，無疑地便已經組合成最嚴整而周全的體系。作為一位律、教、禪兼備的宗教師，他的成就不在于接受世人的贊嘆，而在于要把正確的佛法，奉獻給人間大眾，重建人心，凈化世界。

　　來自各界的肯定

一九九０年獲頒中華民國全國好人好事代表八德獎。

　　一九九二年獲頒臺北市榮譽市民獎。

　　一九九三年四月獲頒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愛心獎。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以推動環保、珍惜資源、促進和平、凈化人心獲頒第三屆中華民國社會運動和風獎─杰出社會運動領袖獎。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以“學思歷程”一書獲頒八十二年中山文藝創作獎－傳記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