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產(chǎn)生于印度，印度與中國都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都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尤其是中國被譽為“禮儀之邦”。但是這兩個文明古國的“禮”之產(chǎn)生的原因卻是一致的，都是從原始宗教形式的祭祀而來。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對大自然的某些不可抗拒的現(xiàn)象，認為有一個神在主宰著的，只要對這些神進行祭祀，就能夠獲得好處。舉行祭祀就需要有一定的規(guī)矩和動作，這種規(guī)范的動作就是最初的“禮”的形成。如《說文解字》說：“祭神以致福，為禮。”后來引伸為社會行為的法則、規(guī)范、儀式等等。《論語·為政》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時的“禮”是一種孔子所理想的社會大眾普遍遵行的行為規(guī)范，所以《論語·學而》又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這是說：禮的用處就是從容不迫地遵從自然的法則。先王（文王）之所以能夠完美，是因為無論小事大事都合乎此禮。孔子一生到處講學，其所教導的概括起來講，不外乎仁、義、禮、智、信五常，可見“禮”的重要性。所以說：“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然而，荀子卻主張人性本惡，他說：“人之初性本惡，其善者偽也。”也就是認為必須以圣人所制定的教化、禮儀約束人之行為使之向善。他著的《禮論》說：“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到此，明顯地成為了一種法律，用來控制、約束人的行為舉止。后來又引伸為禮貌、禮節(jié)甚至禮品、禮物等等，所謂“以禮相待”、“來而不往非禮也”。越后來，“禮”的含義就越豐富。還設立了“禮部”（掌管禮樂、祭祀等的官署）、“禮官”（掌禮儀之官）、“禮堂”（講學習禮之堂）、“禮教”（禮儀的教化）、“禮法”（禮儀和法度）、“禮書”（祭祀程序之書）等等······。所以，中國真不愧是“禮儀之邦”。
在印度，最初的“禮”也是一種祭祀的儀式。印度和中國一樣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到公元前10世紀時，出現(xiàn)了著名的“四吠陀典”，提出：“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等三大綱領(lǐng)。其中《沙摩吠陀》意譯為歌詠明論，即是“禮儀美言智論”之意。《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第十二個頌說：“原人之口，生婆羅門；彼之雙臂，長剎帝利；彼之雙腿，產(chǎn)生吠舍；彼之雙足，出首陀羅。”因此，而對每一個種姓的行為都作了極不公平的規(guī)定，這種“禮”的規(guī)定長達數(shù)千年之久。不過，到公元前6世紀左右佛陀出世、六師等沙門思潮的興起，都公然反對種姓制度。佛教在反對婆羅門教的不合理的制度之外，同時也吸收了其中一些仍然有用的禮儀，從而形成了獨立而又系統(tǒng)的“佛教禮儀”。及至佛教傳入我國，中國人便用自己的尺度“禮”來衡量能否接受這外來的文化，經(jīng)過長期的觀察與適應，與儒家文化相接合，能夠接受的就全部接受，不能夠接受的就進行改革，從而形成了中國獨特的佛教禮儀，律宗的成立、佛教各種清規(guī)的產(chǎn)生、各寺廟的共住規(guī)約，都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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