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來藝術的影響與創造，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畫方面都可以看出，早期的佛教美術中，佛、菩薩、伎樂天人和一部分故事畫中的人物，在裝扮上（頭戴波斯薩珊式的寶冠，身上是印度式的半裸袒，等等）以至體態上，都是因襲著外來的形象，可能是直接以外來的粉本為根據的。佛、菩薩的形象，由于儀軌規定的限制，若干外形特點以代表佛教教義上的一定意義。否則將會被認為不具備作為禮拜對象的條件。所以，這種因襲是定型化的結果。故事畫中的人物形象之保持域外的形式，是因為故事的內容是外國事情，所以也因襲了外來的形象，但構圖及環境、道具的描寫則不受此拘束，畫家可以根據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加以創造。 佛、菩薩等既是宗教形象，同時又是外來的，所以他們與當時當地的現實生活的聯系并不密切。強調中國佛教美術中犍陀羅樣式或印度笈多樣式的論點正是強調這些形象與現實生活距離較遠，貶低了它們的藝術價值。

　　但是根據佛教藝術發展的情況，二八五窟的新形式的產生，具體地說明了從現實生活的觀察與理解中創造具有現實意義的藝術形象，乃是不可避免的。

　　（2）表現能力的提高——域外美術的傳來，也有其積極的作用。其積極作用不是在形象的因襲方面，主要的是在處理形象的技術能力方面。首先是人體解剖的知識因而充實起來。早期佛教畫中的人物形象的動態表現是極其復雜多樣的（多種多樣的奏樂、舞蹈的伎樂天和眾多人物形象表情變化豐富的降魔變，都可以為例），是以裸體為對象進行了描寫的這些因觀察、表現裸體所獲得的，關于人體解剖的科學知識是有益的。是足以幫助古代畫家進一步掌握了人物的動作和在運動中的衣褶變化。其次是域外畫中表現立體感的暈染畫法，也有助于古代畫家對于體積的認識，而提高了線描、著色的表現能力。

　　這些技術上的進展，事實上都加強了佛教美術從生活中汲取藝術原料的能力，而使古代美術有可能在宗教的外殼中重新走上漢代藝術的直接描寫生活的道路。

　　（3）描寫現實生活——西魏壁畫（如二八五窟的《五百強盜故事圖》）已可見比北魏壁畫（如《尸毗王本生故事圖》），在人物動作方面和環境的細節方面都描寫得更為具體。而現實生活的片斷的具體描寫，在魏隋之際的佛教故事畫中更特別豐富起來。畫面上出現很多的生活情節的描寫，這是宗教美術的一個進步的征象，說明宗教美術中現實生活的獲得優勢，并且表示構圖能力與表現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