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從皇室到上庶皆尚祈福、敬鬼神，好取佛寺祠祖葬祖。受時代風氣的影響并出于逃避賦稅的目的，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受封建家族控制的墳寺和功德寺。各種名目的功德寺和墳寺的情況十分復雜，本文試對功德寺和墳寺的類別、創置、興起、盛行情況及其擁有的宗教和經濟特權等問題作一些探討。

　　一、功德寺和墳寺的分類

　　宋代功德寺和墳寺的名謂繁多、內涵各異，若依寺院所司職能區分，其可分為墳寺類寺院和功德類寺院二大類。
   
　　1、墳寺類寺院
   
　　凡皇室、貴戚、勛臣及庶民之家為守護先祖的墳墓而設置的寺院均可稱為墳寺類寺院，按建立者的政治身份不同可依次析分為陵寺、皇家墳寺、貴戚勛臣墳寺及庶民墳庵。
   
　　(1)陵寺，就是皇帝的陵旁寺。宋代帝陵皆設有陵寺，真宗景德二年(1005)曾用國帑800貫“作永昌僧院于三陵之側”（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九，景德二年四月20條。）。三陵者，應為宣祖（太祖父趙弘殷）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神宗朝又擬筑永昭陵（仁宗陵）寺。司馬光為此上札子說，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寺，若獨于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逾于祖宗”（注：《溫國文正公文集》卷二八《永昭陵寺札子》。）。他以封建衛道士的口吻在談禮制，卻透露了從宋太祖生父趙弘殷到仁宗的各代帝陵皆筑有陵寺的信息。在宋之功德墳寺中，陵寺的地位最高，擁有諸多宗教和經濟特權。
   
　　(2)皇室墳寺，是指嬪妃、親王、長公主等人的墳寺。宋代這類寺院較多，如：至道二年(996)，太宗賢妃陳氏卒，葬于沙臺寺，后來又改葬普安寺（注：《宋會要輯稿•后妃》三之二。）；明道元年(1032)，“真宗宸妃董氏（仁宗生母）卒，葬于洪福院”（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二月10條。）；嘉祐七年(1062)，仁宗充媛董氏卒，“葬奉先資福院”（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七，嘉祐七年九月7條。）；元祐五年(1090)，詔賜越國賢惠大長公主墳寺一所，賜額“崇懿寶方寺”（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四三，元祐五年六月23條。）。上列安葬嬪妃、公主的寺院皆屬于皇室墳寺。
   
　　北宋的陵寺及皇室墳寺到南宋時以欑宮或欑所的名謂出現了，如當時的臨安府就有十多所寺院是以帝、后的“欑宮”或太子、親王、貴妃、公主的“欑所”名謂而出現的（注：見《咸淳臨安志》卷七六《寺觀二》。）。“欑”的本義與殯葬有關，故轉義為殯所，即臨時停柩之所。南宋小朝廷偏安于東南一隅，還妄自尊大，為求得心理平衡，不稱臨安為“都城”或“京都”，而稱“行在”或“駐蹕之所”，表示不忘舊都汴梁。出于同樣的用意，又不把后、妃、親王的陵、墓所在寺直稱墳寺，而稱“欑宮”、“欑所”。但這些冠“欑”的寺院都實實在在是皇家陵寺或墳寺，這在《咸淳臨安志》及其他文獻中反映得很清楚，如元代權僧楊璉真如曾提到：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欑宮（注：《元史》卷一三《世祖紀》。）。所謂“毀”就是宋皇室侵奪現成寺院為陵寺。又如理宗淳祐八年(1248)葬賈貴妃于臨安積慶山，遂以崇恩演福寺為賈氏的墳寺（注：《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二《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記》。），而在《咸淳臨安志》中卻稱崇恩演福寺為賈妃欑所。
   
　　(3)貴戚勛臣的墳寺，指貴戚勛臣之家為守護祭祠宗祖的墳墓而建立的寺院。司馬光曾說：“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于墳側置寺，啖以微利，使人守護種植而已。”（注：《溫國文正公集》卷二八《永昭陵寺札子》。）若從被守護的墓主作論，這類墳寺又可細分為兩種：一種是國家專門賜給已逝世的勛臣顯貴本人墳寺，為之守墓并執四時八節祭祀。如：天禧時(1017-1021)王旦卒，真宗便將墳側僧院覺林寺賜給王旦作墳寺（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天禧五年二月庚子條。）；曹利用卒，神宗又將奉先慈孝寺賜給曹家作墳寺（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九，元豐元年五月34條。）；南宋權相史彌遠卒，朝廷亦頒賜給教忠報國寺為史家墳寺。另一種是勛臣顯貴建墳寺為其祖宗守墓祭祀。仁宗朝曾把允許建立墳寺的政治身份限定在現任二府長官及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內。自然，這些被準許可建墳寺的官員還一個個活在官任上，他們建墳寺不可能是給自己守墓，那只能理解為是給祖宗守墓了。如：慶歷時范仲淹一入朝為相就創建白云寺為范氏墳寺，史彌遠在相位，恃權奪取多所有額寺院為史家墳寺。歐陽修素不信佛，嘉祐時居官中書，其母死而志不立寺，被傳為美談。墳寺所司一是守墳、二是祭祠。可以認為，在南宋理學家倡導的封建家族祠堂未普遍出現之前，墳寺曾一度取代了家族祠堂的部分職能。如宋人劉克莊曾寫過《薦福院方氏祠堂記》，將墳寺與家族祠堂并提，認為都是祭祖的場所（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薦福院方氏祠堂》。）。又如臨安府之東林寺，志書中明確規定其性質是“奉魏惠憲王、沂靖惠王祠堂”（注：《咸淳臨安志》卷八一《寺觀》。）。
   
　　(4)墳庵。與前述由皇室或官僚地主建立的墳寺相比，墳庵一是規模小；二是多為中小地主或富商所設，政治上特權不多；三是無特許敕額，亦可稱之為無額墳庵。富民商賈興建墳庵的個別史例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國時期，如莆田方氏在當時曾建有薦福院，割田入寺，聘僧住持，祭祠本族六房始祖（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薦福院方氏祠堂》。）。入宋以后，興建墳庵的情況增多，漸次形成一種社會習俗，如：四明汪氏子孫在原祖塋所在建有墳庵，“買田建屋，以奉香火”（注：《玫瑰集》卷六○《汪氏報本庵記》。）；祁門吳氏曾創建永禧庵，置田百畝，以作居庵僧人常年梵修及歲時祭祀之用（注：《祁門吳氏祊坑永禧庵真跡敘錄永禧庵碑文》。）。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莊綽記載說：“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注：《雞肋編》卷上《各地寒食習俗》。），其實由史料所見，不僅浙西，江西、江蘇、福建等地一些巨室望族建立墳庵的風氣也頗盛行。
   
　　2、功德類寺院
   
　　凡皇室、貴戚、勛臣為宗祖作功德祈福而建立的寺院，均可稱為功德寺，按建立者的政治地位不同可依次析分為神御殿座落寺、皇家功德寺和貴戚勛臣功德寺。
   
　　(1)神御殿座落寺。神御殿古稱原廟，即皇室在祭祀祖先的正廟之外的別立之廟。神宗元豐以前，宋之列帝神御殿皆分別座落在各寺觀之中，如宣祖和昭憲皇后的神御殿設在資福寺。太祖的神御殿共有七所，其中的太平興國寺開元殿、應天禪院西院、揚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慶寺端會殿皆落成于佛寺之中。太宗的神御殿也有七處，其中的啟圣禪院和并州崇圣寺統平殿及西院亦落成于佛寺之中（注：見《宋史》卷一○九《禮志•神御殿》。）。神宗元豐五年(1082)，以祖宗神御殿分建于諸寺觀，“未足以稱嚴奉之儀，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盡時王之禮”（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一，元豐五年十一月20條。），從而神御殿集中列于景靈宮。
   
　　(2)皇家功德寺。由皇帝詔令修筑寺院以給皇室宗祖或死于王事的將士祈福的做法，早在唐代就有了，如：貞觀三年(629)，唐太宗詔令在舊日破敵之處立寺七所，為殞身戎陣者祈福，并賜“給家人、車、馬、田莊”（注：《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為殞身戎陣者立寺剎詔》。）；唐高宗時又命增廣江寧棲霞寺殿宇，改為功德寺，為皇室宗祖祈福（注：見《金陵梵剎志》卷四，（光緒）《金陵瑣志》。）。趙宋開國初，宋太祖效法唐太宗故事，詔于揚州城下舊戰場之地筑建隆寺，目的也是為捐軀的將士薦福。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賜銀給荊門軍玉泉山景德院購置田業，并以之為功德寺，為真宗皇帝“殖福”（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天圣二年七月7條。）；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詔將英宗潛邸改建為功德寺，賜額興德禪院，為英宗薦福（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六七，熙寧八年八月72條。）。元代人曾說，南宋臨安的靈隱寺、徑山寺及三天竺寺都是奉祀皇家祖先的功德寺，多有特權。
   
　　(3)貴戚勛臣的功德寺。貴戚勛臣為給祖宗做功德而建立功德寺的做法始于唐代，即“睿宗敕貴妃、公主始建功德寺，代宗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注：《佛祖統記》卷五二《兩代會要志》。）。宋代從真宗、仁宗朝伊始，顯官名宦之族創建功德寺的情況就十分常見。按王朝的規定，只有親王、后妃家、長公主夫家及現任或曾任二府長官之家，才有資格建立功德寺，但在實際生活中，建立功德寺的范圍比朝廷的規定更廣泛一些，如：潘慎修在真宗朝曾官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不曾任官二府長貳，卻為其父創建功德寺，賜額咸平報慈院（注：《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二之二四。）；南宋嘉定時期，史彌堅也僅官臨安知府，卻以寧波大中祥符寺為功德寺（注：見《延祐四明志》卷一七《釋道考》。）。

　　二、創立功德寺和墳寺風氣的盛行

　　前文已提到，創立功德寺和墳寺的做法，伊始于唐代，而到宋代漸趨盛行。其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北宋前期偶有建立，仁宗、神宗朝日趨盛行，南渡以后肆行創置不已。
   
　　宋太祖建隆時創建揚州建隆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葬陳賢妃于沙臺寺，后來又改葬普安寺，并以之為墳寺。以此看出，設立功德寺或墳寺的做法在宋初已經存在。
   
　　延至仁宗朝，貴戚大臣創建功德寺或墳寺的風氣漸趨盛行，故仁宗下令限制說：“應乞墳寺名額，非親王、長公主及見任中書、樞密院并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毋得施行”（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六月乙丑條。）。當朝判祠部張洞也指陳時弊說，社會僧尼人數“近歲滋廣”（注：《宋史》卷二九九《張洞傳》。），主要是文武官員肆行創置功德墳寺，而皇帝又以特恩敕度的結果，故他建議取消設立墳寺的做法，改設冢戶代為看守私家墳墓；英宗時判祠部蘇頌曾上書對大臣創建墳寺提出批評說：“大臣節將又例得以看墳為名，陳乞修建者無歲無之”（注：《蘇魏公文集》卷一七《奏乞今后不許特創寺院》。），他建議不要再另起新寺，而應該讓墳墓附近的寺僧代為看管墳墓。
   
　　到神宗君臨天下，貴戚勛臣創建功德墳寺的勢頭更為熾烈。為滿足官僚階層的要求，神宗放寬了政策限制，準許曾任二府長貳和入內內侍省長官者亦可創建墳寺。除此，又不斷以“特例”、“特恩”的名義頒賜墳寺給寵臣、外戚，如：已故昭州防御使李神福曾長期給事太宗左右，神宗便頒賜褒勤禪院為李家墳寺，以為褒獎（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25條。）；宣徽南院使王拱辰不曾任官二府，神宗卻以“歷事三朝，累經內外清要繁劇”（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九四，元豐元年十一月10條。）為由，賜給王家墳寺一所；崇信軍節度使任澤因為是任昭儀弟弟，死后也憑裙帶關系得賜墳寺。
   
　　南渡后，執政大臣指占有額寺院為私家墳寺的現象更是十分常見，南宋僧人筆下“士大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指射名剎改功德”（注：《佛祖統記》卷四七《法運通塞志•高宗》。）的記述，極生動地勾勒了南宋官員指占墳寺的普遍性和瘋狂性。如宋代名臣李綱指占常州普利寺及邵武興圣寺為私家墳寺，結果受到了御史的彈劾，認為其指占有額寺院“有所違礙”，高宗遂詔令“別占無額小院”（注：《佛祖統記》卷四七《法運通塞志•高宗》。），社會輿論為之大快。
   
　　到宋宗嘉定以后，史彌遠曾久居相位，篤信佛教，創功德寺甚多。檢閱方志，僅寧波一府之地共有官僚建立的功德寺12所，其中屬史彌遠父子創立的就有8所之多，而由史彌遠本人創立的有6所（見附表1）。
   
　　到理宗朝，賈似道專權，恃龐妄法，指占多處有額寺院為賈氏功德寺或墳寺。隨之，皇室、外戚、官員的功德寺、墳寺、欑宮、欑所等遍布臨安、寧波、天臺等地。檢閱《咸淳臨安志》，統計出南宋末臨安一府共有寺院（括尼庵）734所，其中親王、嗣王、宰執、貴妃的功德寺24所，皇后的欑宮及太子、親王等人的欑所14所，嬪妃、大臣、內侍等人的香火院21所，外戚、節度使的墳寺7所，皇家及官府的祝圣道場3所，另有賈似道生祠及親王祠堂2所，共計71所，約占全府寺院總數的10%。（見附表2）。自然，臨安為帝都所在，各類功德寺的比例會比其他地區高一些，但也足以說明貴戚、官僚創設功德墳寺的瘋狂性。
   
　　南宋時期，不惟貴戚勛臣創建功德墳寺的風氣極為盛行，即便是富民商賈之家也“葬必置庵贍僧”（注：《放翁家訓》。）。一些殷實之族有父祖輩逝世，如果不建墳庵，其“子孫赧赧然歉，人亦號之曰不孝”（注：《裴然集》卷二○《陳氏永慕亭》。）；即不建墳庵，不僅子孫會感到臉上無光，還會被鄉鄰視為不孝。這是多么嚴重的一種社會風氣。

　　三、功德寺和墳寺的宗教及經濟特權

　　宋代功德寺和墳寺擁有諸多宗教及經濟方面的優待或特權，歸并言之，其有：
   
　　第一，住持僧有受賜紫賜師號的優待。唐宋僧侶中盛行賜紫、賜師號風氣。所謂賜紫就是以皇帝名義常賜給僧人紫袈裟，這種做法源于古代的賜臣服章制度，僧人以得賜紫衣為榮。賜紫的同時又賜師號，所稱賜師號就是寵賜某僧侶某某大師或禪師號，宋之封、謚師號以字多為貴，有二字、四字、六字師號之分。對普通寺院來說，賜紫賜師號意味著用以獎勵那些在誦經、解義、習禪、明律方面業績突出的僧尼；而對功德墳寺就無業績方面的要求，多取決于功德墳寺的社會地位及皇帝對之的感情而進行，故可認為得賜紫賜師號亦是功德墳寺的一項宗教特權。如元豐六年(1078)，崇信軍節度使任澤卒，神宗以“特例”賜給墳寺一所，又頒賜“紫衣或師號一人”（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三八，元豐六年八月4條。）；紹興元年(1131)，高宗“詔以昭慈獻烈皇太后欑宮修奉香火，泰寧寺知事僧并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注：《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一七。）。
   
　　第二，功德墳寺有敕度僧尼的優待。在披剃僧尼上，宋代一直實行以常度即試經給牒剃度為主、以敕度即特詔剃度為輔的度僧辦法。常度有經業要求，不易得度，而功德墳寺照例享有敕度僧尼的方便，如：熙寧十年(1077)，神宗頒賜昭州防御使李神福墳寺一所，并特詔“每二年度一僧”（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八六，熙寧十年十二月25條。）；元豐元年(1078)，神宗頒賜宣徽南院使王洪辰墳寺一所，并詔令“歲度僧一人”（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九四，元豐元年十一月10條。）；元豐七年(1084)，神宗在詔賜任澤墳寺的同時，又令“歲許度僧二人”（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六，元豐七年六月53條。）。這種敕度功德墳寺童行為僧的做法使社會僧尼人數激增，曾遭到判祠部張洞的批評。
   
　　第三，功德墳寺擁有優免科差敷配的特權。從文獻記載看，宋代的普通寺院已喪失了賦役優免權，享有特旨優免權的僅是功德寺或墳寺。皇家功德寺屬國立寺院，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普遍享有免納賦差優待，如：真宗之世，太宗神御殿落成于太原資圣禪院，寺院不僅受“爰田上腴之賜”，且“蠲其國征”（注：劉頒《彭城集》卷三二《太原府資圣禪院記》。）；紹興的報恩光孝寺因為是南宋皇室功德寺，“故異于他寺”，有“賜田十頃，科徭悉蠲”（注：袁燮：《絜齋集》卷一○《紹興報恩光孝寺寺田莊記》。）。元豐時定令，凡“崇奉圣祖及祖宗神御、陵寢寺觀不輸役錢”（注：《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四七。）。
   
　　宋代貴戚勛臣創立功德墳寺的主要經濟目的就是為了逃避賦役，因為宋代士大夫們的有額功德寺或墳寺也享有優免差賦的權利。如：宋真宗曾贈給“故太尉王旦墳側僧院曰‘覺林’，近墳田租悉除之”（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七，天禧五年二月庚子條。）；韓琦知太原府時興建功德院一所，“其后龐籍奏蠲地稅”（注：《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四二。）。宋徽宗為了緩和勛臣戚里乞陳請射有額寺院為墳寺的矛盾，還做出許諾：凡臣僚自行建屋置田設立功德寺或墳寺者，可“賜名額，蠲免科敷”（注：《佛祖統紀》卷四六《法運通塞志•徽宗》。）。
   
　　南渡以后，宋廷在財政上一直處于捉襟見肘的地步，而許多功德墳寺優免科敷的政策又直接影響了政府正常的賦稅收入，故要不要對功德墳寺行優免政策一直成為有見識的朝臣指陳時弊的主要話題。紹興六年(1136)，王縉指出：“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敷，已不能免……。諸處寺院，有莊產多者，類請于貴臣之門，改為墳院，乞免科敷。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紹興六年九月壬辰。）他認為這種做法很不妥當，要求厘革，但在實際上也僅是空吵吵罷了，請射乞免不時發生，如：隆興元年(1163)，資政殿大學士賀允中拜官參知政事，宋廷援例撥給天臺縣興化院為賀氏墳寺，改額“資福”，并“依例免州縣非時諸般科率、差使、借徣”（注：《兩浙金石志》卷九《宋蒼山資福寺敕牒碑》。）；咸淳間(1265-1274)，秦齊國夫人胡氏（賈似道生母）卒，宋度宗頒賜寶器錦帛甚多，又賜給“功德寺及田六千畝”（注：惠康野叟：《識余》卷四。），優免其賦差科配。
   
　　以上我們討論了功德寺及墳寺的賦稅優免情況。至于富室望族的一般墳庵，因創立者沒有特殊的政治地位，這類墳庵也就不具有免賦役特權。如武進孫氏墳庵有田五百畝，每年田租收入達八十石，其使用途徑是“具齋粥輸賦有贏矣”，即供僧人食用和繳納賦稅外尚有剩余。從孫氏墳庵的情況看，庶民之家的墳庵有賦稅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