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禪美學是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美學發展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內容。當代禪美學研究在禪美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索、佛禪與中國傳統文藝形式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取得了許多進展。研究角度主要是分析禪與藝本質上的深層聯系以及從歷史遺留下來的文藝作品中總結禪美學的內在規律，研究方式已初步突破傳統美學的感悟式思維，而趨向于汲取西方哲學、心理學的成果。禪美學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存在著視野狹窄的問題。

　　【英文摘要】Zen aesthetics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esthetics both ofancient China and of the world.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contemporary studies of Zen aesthetics,particularly in thearea of basic theo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 andtraditional Chinese artistic forms.The studies focusprimarily on exploring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 andliterature and art.Research method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with many scholars resorting to western philosophy andpsychology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intuitive wayofthinking.The shortcoming of Zen aesthetic studies lies in thenarrowness both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

　　禪宗美學是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遺產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主要美學思潮之一。禪學的產生影響了中國思想史發展的進程，更影響到中國文藝思想發展史的進程。但在中國美學中，儒家美學、道家美學研究者多，取得成果也早，由宗白華、錢鐘書等人開創的禪美學卻沒有得以及時、充分地展開。“隨著現代世界交往的密切，西方文明內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文明格局的改觀——‘東方睡獅’的覺醒，‘五洲曙光’迎來了新的紀元，越來越多的學者以向往的目光看待東方文明，包括東方藝術與美學。”[1]（《編者的話》）當今世界范圍內美學研究陷入困境、停滯不前的狀況也要求我們認真反思美學的出路。以主客對立為前提和基礎的美學研究方式已無法進入美學殿堂最幽深、隱秘的部分，中國禪美學主張主客圓融，提供了與主客對立的思考方式不同的新的視角，或可與西方重體驗、重生命自由的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等思想相互補充，為陷入困境的世界美學研究提供具有開拓性的思路。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中國禪美學，以弘揚傳統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也就顯得十分必要了。但在建國后的近三十年里，人們卻因種種非學術因素的影響談佛色變，學術上所得甚少。直至“文革”后，伴隨政治的清明，經濟的改革，學術上也逐步走向科學與自由。近二十年來，禪宗美學的研究日趨深入，碩果累累，開始爭取與其身份相稱的地位。
   
　　至今，已出版集中論及禪宗美學的著作逾一百種，這些著作既有對禪宗美學史的專門研究，又有對禪宗美學細節問題的探索，還有對禪宗美學影響下的具體文藝形態的研究。學術論文的研究范圍則更加廣泛，顯示了勃勃生機。
   
　　一、禪美學基本理論問題的探索
   
　　1.從發生學的意義上對禪藝合流的內在機制的研究
   
　　文學藝術史上的禪藝合流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禪與藝為什么會合流、怎樣合流，卻不容易談透徹。人們已形成的共識是，禪與文學都重個體心靈的自由，都重自性，是對生命的自我意識的張揚。審美活動與宗教文化擁有一個共同的發生學背景：生命的自我意識。對這生命的自我意識展開機制的探索是禪美學研究的起點。禪乃是一種審美的人生境界，其強調直覺的超功利的頓悟思維方式是溝通禪與藝的橋梁。
   
　　孫昌武說：“心性問題是佛教義學的核心問題……而文學創造活動，正是帶有強烈主觀性的精神創造；文學理論問題必然涉及到心性理論。”[2](P330)皮朝綱指出：“禪體驗在本質上是一種生命體驗，一種審美體驗，因為審美體驗是對于人的自身價值以及生命意義的一種體驗活動，是生命意義的瞬間感悟。”[3]他認為禪、藝相通的核心在于發生機制相似的妙語，并初步揭示了禪、藝合流的歷史進程。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禪與詩、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雖二，而心之作用則一。了悟以后，禪可不著言說，詩必托諸文字；然其為悟境，初無不同。”[4](P101)禪與詩因“悟”而心有靈犀一點通，然后，“詩賦于禪以藝術的形式；禪賦于詩以內省的功夫，以及由內省而帶來的理趣”[5]。
   
　　因此，對悟、妙悟等問題的探討就成為研究禪藝合流內在機制的切入點。“悟”是禪與文藝交流、禪美學產生的基礎。禪宗“悟”的思想成果被文藝創作、文藝欣賞和文藝批評所吸收，“悟”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美學概念。
   
　　皮朝綱《靜默的美學》指出，“悟”是審美活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是對藝術的審美特征的領會，是對創作規律、技巧的把握。胡遂的《中國佛學與文學》認為禪悟與詩悟的共同點是：現量與直尋；但莫作意，自當悟入；親證。張育英的《禪與藝術》分析“禪思維與藝術思維在可感性、非理性和超越性等方面存在著同一性。而兩種思維相似的特征，又都與頭腦中存在的潛意識有著密切的聯系”[6](P47-48)。他認為世界上最早對潛意識有所發現并進行探索的應是中國的禪宗，藝術思維中的靈感現象，本質上同禪的頓悟思維相同，也來自人的潛意識，是潛意識轉化為意識的表現。季羨林在《作詩與參禪》一文中對詩與禪的共同點“妙語”的內容結合梵文和巴利文進行分析，開闊了我們的視野。潘知常在《中國美學精神》中分析了禪宗妙悟消解對象性思維的特點，認為“禪宗對妙悟的矚目，意味著審美活動作為最高的生存方式在中華民族的生命活動中的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也意味著從心理層面為中國美學定位的開始”[7](P409)。
   
　　對自性與直覺的強調、對“悟”的依賴是禪宗認識論非常突出的特點。文藝創作是強調直覺與靈感的，禪與藝術怎樣相通相融，“悟”的過程、特點如何，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研究者們開始運用西方的哲學、心理學成果，致力于逐漸揭示問題的實質。
   
　　2.意境與禪
   
　　“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核心范疇。近些年的研究中意境與禪宗的關系越來越受到重視，并在學界取得了較為一致的意見，即意境理論萌芽于佛教傳入中國以前，但它的發展和成熟卻得益于禪宗思想。
   
　　金丹元在《以佛學禪見釋“意境”》一文中認為：“中國‘意境’理論本身就隱含著‘性空幻有’的成分。意境比意象更為復雜的因素在于，意境不僅是主、客觀的統一，‘立意’與‘形象’的統一，而且也是在‘空靈’觀念指導下有與無的統一、境與情的統一。”[8]在其著作《禪意與化境》中，他也從史的角度，結合文藝創作和理論論述了意境與禪的關系。于民《空王之道助而意境成——談佛教禪宗對意境認識生成的作用》認為：“意境認識的蘊成，是我國特有的文學藝術與哲學、古老的人體科學等相結合的產物。它涉及的方面條件甚多，僅就中國古典哲學來講，道、玄、禪影響最大，可以說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禪助其成。”[9]他從十個方面分析禪對審美主體和創作思維方面的影響，具體說明了禪影響于意境產生的內在機制。于民研究視野開闊，他在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下認識禪與意境的關系，認識到意境現象復雜而微妙的淵源，應當說這種研究思路比較能反映客觀的情況，有利于問題本質的揭示。但是，其中牽涉到哲學、心理學、醫學等許多方面，進一步研究有很大難度，也更具有挑戰意義。李旭在專著《中國美學主干思想》中對意境理論的論述值得注意。他認為，中國詩學的“意境”范疇并不是惟一的，而是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以傳統的‘情景相生’理論為基礎，另一種是以禪宗‘物我相冥’思想為基礎。前者的特點是‘以物就我，以情著物’，大致上以王夫之、王國維等為代表；后者的特點是‘物我得宜，異體性通’，其代表人物是嚴羽及王士禎。”[10](P194)這種辨別以不同意境理論產生的文化背景為基礎，是對意境理論不同內涵的有益甄別。
   
　　意境與禪的關系是禪美學研究的重點，也是難點，研究不深入、缺乏新意是此項研究長期存在的癥結。文學境界與禪的境界在體認世界的方式上有相似之處，如何在傳統的模糊表述之外揭示其中更有價值的內涵，是研究者此后應當注意的。筆者以為，跳出傳統的文論研究、美學研究模式，開闊視野，借鑒西方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人本主義心理學等思想，本著“拿來主義”的態度，在更高的立足點上，以高屋建瓴之勢，重新審視意境問題，當有新的令人興奮的發現。目前已有學者開始這方面研究，篳路藍縷，但前景光明。
   
　　3.詩學術語、詩論形式與禪
   
　　自唐代往后，以禪喻詩、以禪入詩漸成風氣，詩論中化用禪的語言、禪的思維方式已成普遍現象。一些原有的詩學術語融入了新的內涵，也涌現出許多新的詩學術語。同時，禪宗也影響到詩格、詩話的出現，自宋代以后詩話中最有創造性的思想多與禪的影響有關。中國詩學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飛速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風格。
   
　　周裕鍇《宋代詩學術語的禪學語源》文中詳細分析了詩學中引進的“反常合道”等十個禪宗術語。大量禪宗術語被引進詩學，形成了宋詩學“以禪喻詩”的鮮明特色。作者對詩學術語語源的探索在當前禪美學研究中顯示出扎實的功力，這種腳踏實地的研究是塑造當今禪美學大廈的可靠基石。
   
　　張伯偉在《禪與詩學》一書中說：“晚唐五代的詩格，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存在著以下三個較為普遍的特點，而這三個特點正是由佛學影響導致的。簡言之，就是‘門’、‘勢’、‘作用’。”[11](P11)“語錄之實，起于《論語》；但語錄之名，卻大倡于禪宗”[11](P30)，禪門語錄對詩話的形式和理論都有影響。禪門偈頌也助成了宋代論詩詩的涌現。張伯偉的另一著作《全唐五代詩格校考》雖主要是材料匯編，卻是難得的力作。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著重論述過詩格，很有見解，其后研究者很少，張伯偉的研究重資料，工夫切實。
   
　　佛禪的流行得益于借鑒文藝的表達，文藝手法與手段是佛禪的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反過來，佛禪思想又深深的影響了文藝的表達方式，促進人們更深刻的認識、把握文藝的本質，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正因為如此，借鑒于佛禪思想進行文藝批評也就有了內在的根基。這方面研究目前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反映了人們對詩禪關系的認識正走向深入。
   
　　二、禪與中國傳統文藝形式的具體關系之研究
   
　　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特別是適應中國人思維模式的禪宗誕生之后，即與文藝漸漸水乳交融，為文學藝術帶來新內容、新思路、新特點，成為構成文藝靈魂的因素之一。因為禪與文化的融合是如此之深，所以從多側面研究禪與文藝的關系是必要的。
   
　　1.詩與禪
   
　　詩、禪關系是禪美學最重要的內容，因而這方面的著述也最多，研究的也較為透徹。
   
　　葉維廉《禪與中西山水詩》一文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分析了道家和禪宗對中國山水詩不同方面的影響，通過點面結合的對比深刻揭示了中國山水詩的特點。姚南強的《禪與唐宋作家》梳理出唐宋受禪宗影響的近三十位詩人進行個案研究，同時分析了禪宗的興盛與唐詩宋詞的繁榮之間的關系。程亞林《詩與禪》分析了佛禪觀念對詩人詩作整體風格的影響，并通過理論的比較和歷史的敘述，說明“以禪助詩”促進了中國古代詩歌審美理想的形成，“以禪喻詩”深化了古人對詩歌欣賞、創作的認識，并致力于以史的眼光為禪美學在詩歌審美意識流變中的地位定位。周裕鍇在《禪宗偈頌與宋詩翻案法》中提出：“詩家的‘翻案法’與禪宗的‘翻案法’不僅有語言形式及思維方式上的相似性，而且還有事實上的親緣關系和影響實例。”[12]從宋代文學領域可找到大量的翻案實例，以至翻案成為宋詩的特色之一，這是禪宗偈頌影響到時代審美思維的結果。
   
　　“以禪入詩”是很多受禪宗影響的作家的創作表現。黃寶華《禪宗與蘇軾》、張晶《禪與唐代山水詩派》等文章對此作了具體的分析。僧人詩作也漸漸受到重視，許多禪僧的詩歌創作得到認真研究。覃召文《禪月詩魂——中國詩僧縱橫談》一書對詩僧的成因、思想、交往以及他們的創作等情況進行了比較全面而具體的分析、論述，是這方面研究的力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孫昌武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孫昌武在《佛教與中國文學》中認為中國詩歌自韓愈“以文為詩”到宋人借詩講義理，反映了詩歌表現境界的不斷開拓，表明禪宗“明心見性”與華嚴“事理圓融”等觀念被詩人所接受。其力作《禪思與詩情》以對歷史清晰確切的把握，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探討而引人注目。此書以大量事實為基礎，對中國禪宗的發展，禪文學的發展，禪宗對詩人、詩歌的影響三個方面進行“描述”。這些問題看似都已為許多人涉及過，但是孫先生的研究論述精深，發人之未見，更令人信服。
   
　　2.書、畫與禪
   
　　和詩歌一樣，中國的書法、繪畫藝術自唐之后也深受禪美學思想的浸潤。相對來說，佛禪對于史的領域影響較小，因為歷史的書寫記錄一直由在治理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為原則，但是，儒家對文藝的控制，特別是對書畫的控制要弱的多。禪宗影響書畫，受到的阻力比詩歌還要小。詩歌傳統上被要求言志、助教化，并且在科舉制度中還影響到取仕，所以往往與社會、政治結合緊密。而統治階層對書畫的控制則比較寬松，書畫常被文人用來盡情表達自身的心境，所以，書畫與道家、禪宗的聯系更加緊密。特別是強調自性、直覺的禪宗，更為書畫的創新提供了啟發和精神動力，影響到書畫性質的改變。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是認識禪宗與文藝關系的重要突破點。
   
　　文師華《佛教對中國書法的影響》論述了禪宗頓悟成佛、自性是佛理論刺激書法藝術的主要表現：狂草書風的興起、破法求變的書論、尚意書風的出現。張育英《禪與藝術》一書中以一章的篇幅論析了禪與書法的關系。他以張芝、張旭、懷素等人為例，詳細分析了禪宗影響于書法創作的內在機制及表現形式。黃君《佛教對顏真卿書法的影響》中論證，顏真卿自五十歲左右依托佛道，并最終“作了一個正式的居士”，顏真卿書法的神龍變化表明他的藝術創作已經超越了單一功用性的目的，進入到摒棄功用，而直指心源的純藝術境界。
   
　　施蘊珍《繪畫之道》分析認為，“使南宋畫家，特別是山水畫家的作品在‘道’的方面得到最高陳述的，主要是禪的影響”[13](P13)，而不是道家的影響。徐建融《佛教與民族繪畫精神》一書中，認為文人畫與禪宗的確有很深的關系，“禪宗涵育了文人畫，文人畫展現了一片禪境”[14](P133)。鄧喬彬《有聲畫與無聲詩》中論析了禪宗“關合詩畫”的歷史，認為禪悅之風是促使詩論、畫論相互影響、相互融會的動力所在。
   
　　歷史上禪與書畫水乳交融的關系大家有目共睹，不過其深層聯系到目前為止還揭示得不夠。并且，表層的理論上的認識需要大量的實際例子來佐證。我們需要靜下心來，像研究禪與詩歌的關系一樣，深入到豐富的書畫文化遺產中去，通過認識更多的個案，來更客觀、更全面地把握禪與書畫多層次的關聯。
   
　　以上兩個方面是此類研究的著重點。別的方面，如戲劇、小說、散文、園林等與禪關系的研究則力量相對較弱，發表的學術論文及專著很少。一些學者已在這些領域進行開拓。如趙仁珪《蘇軾散文中的禪》一文從論文主張、思維方法及表述手法、文中的禪理禪趣諸方面分析了禪宗與蘇軾散文的關系。任曉紅的專著《禪與中國園林》在書中分七章從不同角度對禪與園林藝術的關系進行研究，作者認為山水園林的自然美與禪的精神相契合，是士大夫尋求心理平衡、完善人格的所在。此書文筆流暢，分析細致，觀點新穎、明確而不流于空泛，是研究禪與園林關系的有力度的著作，對促使人們悟解其他生活現象中的傳統文化內涵也有啟發意義。
   
　　三、禪美學研究的角度與方法
   
　　至今為止，學者們已從很多角度對禪美學進行了研究，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著作。
   
　　比如，謝思煒的《禪宗與中國文學》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相生發，點與面相結合的成功之作。此書以王維、杜甫、韓愈、白居易、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為典型，論析了禪宗思想在世俗文化及文人創作中的廣泛滲透及其對唐宋以來文學發展的深刻影響。黃河濤的《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則在中國儒、釋、道三足鼎立的思想框架中，重點論述禪在中國藝術精神演化過程中所起的深刻作用，注重學理的研究。皮朝綱《中國美學沉思錄》書中把禪美學體系的邏輯結構分為涉及審美境界論的“禪”、涉及審美本體論的“心”、涉及審美認識論的“悟”、涉及審美方法論的“參”四個部分，并認為中國禪宗美學思想史經歷了五個階段。禪美學體系的邏輯結構與歷史發展線索的明確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文藝思想的發展歷史。張伯偉《禪與詩學》、孫昌武《禪思與詩情》都是從禪與詩學、禪與詩關系的角度入手，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進行探索，資料翔實，富有理論深度。而王樹海《禪魄詩魂》一書截取特定的歷史時期，針對此一時期內的主要文學現象分析佛禪的影響，內容豐厚而深刻。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也是這一方面的力作。
   
　　綜觀這些年來的研究情況，禪美學的研究逐漸明確于從歷史上確實存在著的事實——即禪影響下產生的大量詩、繪畫、雕刻、散文等藝術史上的實際材料出發，從中總結出禪美學的內在規律。其中著重討論的問題有禪的認識方式的審美特征、以禪喻詩的現象、禪宗影響于各藝術門類的內在機制。這些研究有很大成績，當然也有局限，而這又涉及到我們對禪美學研究目標和方法的認識。
   
　　早期禪美學的研究帶有就事論事的傾向，抓住問題的某一方面，拉著禪與詩、藝術作直接簡單的類比，難免生硬。也有的是就禪美學整體，在傳統文化的框架內條分縷折。這種“小國寡民”或“閉關鎖國”的研究方式或與中國禪美學的特殊性和具體研究的困難性有關。在狹窄的視野里，在許多基本問題解決之后，要想獲得研究質量的提高就很困難。現在，正如經濟的日益世界化一樣，世界文化的交流程度日益加深，中國與東方其他國家的文化、中西文化互相借鑒，互相取長補短，已成為自身獲得更大發展的必要條件。與自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對我國的深刻影響不同，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對西方的影響是微弱的，甚至西方對中國文化還存有深刻的偏見。美國當代學者托馬斯•芒羅說：“目前惟一可在英語中找到的美學史實際上沒有涉及到東方藝術或思想。”[1](P5)芒羅認識到西方美學的缺陷，認為東方美學可以彌補它的不足。他認為東方美學對西方美學至少有三種價值：一是增加西方美學家對思想史的了解，進而增加對整個文化史的了解；二是幫助理解東方藝術，尤其是理解產生于相同環境中的藝術諸格；三是“提高我們對整個藝術的理解，包括對與自己同時代的藝術的理解”[1](P9)。芒羅把西方美學對東方思想的忽視“歸咎于西方美學本身傳統的惰性；歸咎于它過分依賴從對美的思辨哲學假定中進行演繹推理或高度專業化的語言學分析”[1](P4)。這是一個西方學者的認真總結，但我們更應反省自身，我們應怎樣使自身的文化具有世界意義。季羨林先生曾提出“送去主義”，主張我們主動把中華文化推向世界，與世界接軌。在禪美學研究上，我們應考慮到這一文化因素，從而在新的思想高度上進行我們的研究，一方面汲取西方的思維成果，另一方面從世界文化格局的高度認識禪美學的世界意義，擴大禪美學的影響。
   
　　禪美學的進展和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密切相關。不過沒有正確的研究方法，所有的目標與理想都是空中樓閣。與西方美學相比，禪美學有其特殊性，它可以說是一種體驗美學。老一輩美學家宗白華先生曾以一種富有哲理情思和詩情畫意的方法，用生命體驗禪美學的真諦。在他的學術作品中，很少枯燥的哲學術語，沒有艱澀的理論思辨，但是，我們卻能隨之體會到一種空靈澄澈的境界的美妙。他是采用中國傳統美學的語言形式來進行美學研究的。這種重體驗的傳統的研究方法曾取得豐碩成果，但這一方法的不足也很明顯，即在將某一問題（如“悟”）說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們或能體會它，但卻難向讀者傳達清它的明確的內涵，使用現代的表達方式，遵循現代的學術規范，更有利于禪美學為更多讀者所接受。
   
　　因而，我們有必要大膽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取長補短，借鑒西方的美學研究（甚至西方對禪宗和禪美學的研究），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璞玉。“只有在走向這個更大廣度和信念的道路上，才可能修正自己的不足。越是對世界藝術的無限多樣性有所體驗，越是理解不同文化中的人民為何如此創造、享有并評說這種藝術，我們的標準就越會變得相對化和多元化。”[1](P9)
   
　　王海林在其《佛教美學》中簡要論及佛教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認為佛教美學與相鄰學科，如宗教學、佛學、普通美學、倫理學、印度哲學、中國哲學、宗教神話學、文化學、闡釋學、藝術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佛教美學的研究必須采用靈活的、具有開拓性的方法。他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可以彌補我們禪美學研究的不足，并能使禪美學研究開拓思路、走向深入。
   
　　四、禪美學研究中出現的爭論與問題
   
　　20世紀50年代，胡適與鈴木大拙在美國因對禪學研究持有不同的觀點而展開激烈的爭論，這一論爭促進了禪學新材料的發現和整理，引起更多的人關心禪學，在學術史上傳為佳話。而在近二十年來，類似于胡適與鈴木大拙那樣有生氣的爭論卻從未發生過，這與同期發生在美學其他領域的多次論爭（比如80年代不同美學派別間的爭吵、1993年關于“積淀說”與“突破說”的爭論）形成鮮明的對比。二十年來，禪美學從未“熱”過，但也從未極度冷落過，默默耕耘是這個領域的特點。這或許是學者們以平常心來對待禪美學的必然結果吧。雖然如此，因意見相左而發表不同觀點的情況卻是有的。這表現在對道與禪在中國藝術精神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的認識以及“意境”的內涵等問題的探討上。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著力突出道家（特別是莊子）在中國藝術精神形成過程中的主要地位。他認為道家的“道”、“游”、“心齋”等概念和行為，莊子的人生觀、宇宙觀、政治觀，都是形成中國藝術精神的關鍵。比如山水畫，他說：“中國以山水為中心的自然畫，乃是玄學中的莊學的產物。”[15](P202)這是一種有代表性的思想。日本今道友信所著《東方的美學》在論述中國古代美學時，也只是著力于“孔子的藝術哲學”和“莊子形而上學的美學思想”，而忽視了禪美學。
   
　　許多禪美學研究者顯然不贊同以上觀點。黃河濤《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雖沒有明確批駁上述觀點，但他在行文中對禪的地位的突出強調則是對“道家中心說”的有力反撥。孫昌武在《佛教與中國文學》中認為，六朝以后，“就這一時期文學創作上表現出的新因素來看，得自佛教的遠多于得自傳統學術的”[2](P223)。林顯庭、張展源《莊學、禪、與藝術精神之關系——由徐復觀“禪開不出藝術”之說談起》一文是對徐復觀部分觀點的直接反駁。此文選取了《中國藝術精神》一書中的某些觀點（如認為黃山谷、董其昌的創作與禪宗無關），從道、禪的原理至實際創作的情形進行辯難，最后得出結論：“假如莊學能開出藝術，則禪學亦能。因為兩家哲學皆以經由修養工夫而達臻心體虛靜后所直接流露的觀照妙用來開出藝術及藝術性人生；則在最高境界上，兩家可說是無分軒輊，而且正可交融互惠、兩相輝映與相得益彰的！”[16]
   
　　關于禪美學的適當論爭有助于改正錯誤、深化思想，我們期待著更多討論的出現。
   
　　總的來看，我們當代的禪美學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90年代（特別是近幾年）與80年代比，突出的特點是在對禪美學進行宏觀把握的同時，微觀的具體的研究增加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禪師、禪宗派別的美學思想也得到發掘，禪與許多藝術門類關系的研究逐步展開。禪美學正逐步走向深入。
   
　　文、史、哲兼通的學者顯示出禪美學研究的理論優勢。季羨林先生以其淵博的學識、開闊的視野，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禪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在禪美學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皮朝綱、孫昌武在禪宗史、禪宗哲學、禪宗美學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都處在較高的水平。大批中青年學者在這個領域脫穎而出，他們有的在把握歷史資料和運用現代方法方面使人耳目一新。潘知常在《中國美學精神》中指出：“我為自己選擇了一個特定的考察角度：以中西美學的比較為背景，對中國美學的理論價值加以闡發、詮釋；一種特定的敘述方式：把對中國美學的理論價值的闡發、詮釋（橫向的、一般性的），融化在對中國美學的歷史進程（縱向的、特殊性的）的把握、描述之中。”[7](P577)
   
　　當代禪美學的研究中也不存在許多不足和缺陷。相當多論著、論文不但在話語上令人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而且在對具體問題的研究中也存在研究方法、結論陳陳相因的現象。研究禪美學所必需的心理學方法尚未被系統地、深入地引進。與分析禪與藝術關系有關聯的西方現象學、解釋學方法沒有被足夠利用。學者們對詩歌、詩論與禪的關系用力很多，而散文、小說、戲劇、建筑等文藝形式中的禪美學因素尚未得到全面發掘。關于禪美學，我們在哲學層面所做的研究很多，而對有關禪的文獻、文物所做的考證工作還遠遠不夠。禪美學與西方美學的對比研究、禪美學在世界美學中的地位問題，尚未得到重視。此類問題需要學界認真反思。
   
　　愿這世紀之交是禪美學研究的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