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摩流浪者》寫在《在路上》之后的1958年，凱魯亞克在題獻里寫道：謹以此書獻給寒山子。寒山子和拾得，是中國唐代著名的兩位詩僧，他們被垮掉派視為“孤獨、純粹、忠于自己生活”的精神偶像。而在《達摩》一書里，成為雷蒙精神導師的賈菲·賴德的原型加里·斯奈德，是一個對東方文化深有研究，最后成為生態(tài)保護主義者的人。凱魯亞克借小說中的自己——雷蒙·史密斯之口所說：賈菲所過的那種“泡泡妞、做做學問、同時享受生活”的人生，是一種對“空”已經(jīng)認識到相當深度的行為。這種禪宗式的虛無主義，應(yīng)是一種對世事的透徹理解，最終的走向，似乎更應(yīng)該是對人生、對所為的一種大智若愚似的淡然。可是在賈菲身上，更多地、或者說更鮮活地顯示出的，是一種處于時代變遷中的迷惘與矛盾的結(jié)合體。賈菲視中產(chǎn)階級千篇一律、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為“在白色的瓷磚馬桶上拉大便”。雖然由此雷蒙認為賈菲是“有一百萬個想法的人”而愈加尊重，但這種以鄙視一種生活來抬高另一種生活的姿態(tài)本身，與佛教眾生平等的思想，幾乎就是背道而馳的。
　　
　　垮掉派和《達摩流浪者》產(chǎn)生的時代，是美國二戰(zhàn)后工業(yè)迅速發(fā)展、冷戰(zhàn)氛圍開始變強、麥卡錫主義壓制思想彌漫的時期。正像書里所寫的，垮掉派的出現(xiàn)，帶動了以千計甚至以萬計的青年人，以背包客的姿態(tài)發(fā)動了一場背包革命。與《在路上》的飛揚與叛逆相比，《達摩流浪者》確實有一種更為思想化、更加詩意的形式與內(nèi)涵。小說最后階段，杰克對自己在孤涼峰上60天獨自生活的描寫，字里行間揮灑出的，不再單純是小說前半部分對“空”的無限尊崇與渴望，而是多了甩脫掉憂郁和悲觀之后的心靈上的安靜，和對世事有了透徹認識后，決心采取行動、追尋自由的堅定決心。

　　其實孤涼峰上靜悟的“達摩”也好，永不靜止的“在路上”也好，竊以為在凱魯亞克的世界里，并不真正具備能實現(xiàn)他所孜孜不倦追求的寒山與拾得的禪宗境界。盡管他在書中數(shù)次興高采烈地宣稱自己有所悟道，但迦葉的頓悟，只是對佛祖二指拈花的微微一笑。“向世界宣稱”與“微笑”，僅僅是兩種表現(xiàn)形式，之間的境界高下顯而易見。更何況指引雷蒙的賈菲，又是那么一個精神和行為本身充滿激烈矛盾的人。

　　凱魯亞克描寫的雷蒙，無論在行為上還是在思想上，都受到賈菲的深刻影響，但是，雷蒙自己在旅程中，不斷把的感悟與賈菲教給他的禪宗思維互相印證，他所得到的，已經(jīng)遠不是自己所認為的“世界是虛空的”，也不僅僅是賈菲對“面目模糊、毫無驚奇、暴飲暴食的文明”起源的探討。杰克領(lǐng)悟到的，是作為世界的一分子，必然要承受對世界的付出，比如愛、祈禱、真誠、奉獻、分享、安寧等等。

　　在這個時代探究凱魯亞克們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思想，其理想化的程度或許比凱魯亞克寫《達摩流浪者》之行為更甚。但是正如之前朋友邀約外出徒步穿越時所說的話那樣：“在大自然徒步，什么都不想，那才是最能看清楚人的時候。”所以，無論是為了“達摩”，還是為了“流浪”，在MSN簽名上留一句“人已死有事請燒香”，然后像凱魯亞克那樣，背著包，毫不猶豫地上路，去尋找生存的理由，才是真正最讓人渴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