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文化總的思想趨向是熱愛人生和和樂感的，而佛教精神強調的是苦寂。佛教作為外來文化，自漢代傳入中國。當時被宮廷、貴族用來祈福、祈壽、求多子多孫或保國家安寧。佛人飲茶最早是在晉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統治者用來麻醉老百姓。作為統治術，此后歷代皇朝都樂于利用，佛教因此發展，并出現不同學派體系。佛教禪宗主張圓通，能與其它傳統文化相協調，從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發展，并使飲茶之風在全國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進“清靜”思想，茶人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自然融為一體，在飲茶中美好的韻律、精神開釋。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說飲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與茶便連結起來。中國“茶道”二字首先由禪僧提出，這便把飲茶從技藝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興辦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談佛經與茶道，并賦詩，把佛教清規、飲茶談經與佛學哲理、人生觀念都融為一體，開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徑。在民間茶禮方面，朝廷茶儀難以效仿，禪院茶禮容易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響較大。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紀由古印度釋迦牟尼創立的(大致與我國的孔子、老子時代相當)，最初由西域傳入我國，東漢初年開始廣為流傳，在隋唐和盛唐時，全國已經有了很多的佛教寺院，寺院經濟也有了突出的發展，其中茶葉是重要的內容。

    我國茶葉的興盛時期是唐朝，在佛教的禪宗發展的基礎上風盛起來的，由于坐禪中閉目靜思，極易睡著，所以坐禪中“唯許飲茶”。

    在我國的唐宋時期，佛教盛行，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禪必有茶；特別是在南方寺廟，幾乎出現了廟廟種茶，無僧不茶的嗜茶風尚。佛教認為：茶有三德，即“坐禪時通夜不眠；滿腹時幫助消化，茶且不發。”有助佛規，這也許是佛教倡茶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在魏晉甚至更早的時候，茶葉就已成為我國僧道修行修煉時常用的飲料了。如：陸羽在《茶經》中多次引述了兩晉和南朝時僧道飲用茶葉的史料。其中引錄的《釋道該說續名人傳》稱：“釋法瑤，姓楊氏，河東人，永嘉中過江，遇沈臺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懸車，飯所飲茶。”又摘引的《宋錄》稱：“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這說明在魏晉南北朝時，我國僧道已有尚茶之風。

    我國寺廟不僅重視茶葉，而且也是生產、宣傳、和研究茶葉的中心。在古代，也只有寺廟最有條件研究茶葉，提高品質。因為寺廟都有一定的田產，和尚不參加勞動，他們有時間、有文化來講究茶的采造、品飲藝術和寫書作詩來宣傳茶葉文化，所以，我國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說。

    根據史料記載、以及民間傳說，我國古今眾多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種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產的“蒙山茶”，亦作“仙茶”，相傳是漢代甘露寺普慧禪師親手所植，因其品質優異，被列為向皇帝進貢的貢品。福建武夷山出產的“武夷巖茶”，前身叫“烏龍茶”，該茶以寺院采制的最為正宗，僧侶按不同時節采摘的茶葉，分別制成“壽星眉”、“蓮子心”和“鳳尾龍須”三種名茶。北宋時，江蘇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水月茶”，即現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慶年間，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揚海內，人稱“大方茶”，是現在皖南茶區所產的“屯綠茶”的前身。浙江云和縣惠明寺的“惠明茶”，有色澤綠潤，久飲香氣不絕的特點，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獲一等金質獎章。此外，產于普陀山的“佛茶”、黃山的“云霧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臺山萬年寺的“羅漢供茶”、杭州法鏡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產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不僅對茶葉的栽培、焙制有獨特技術，而且十分講究飲茶之道。寺院內設有“茶堂”，是專供禪僧辯論佛理、招待施主、品嘗香茶的地方；法堂內的“茶鼓”是召集眾僧飲茶所擊的鼓。另外寺院還專設“茶頭”，專管燒水煮茶，獻茶待客；并在寺門前派“施茶僧”數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葉，稱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據《蠻甌志》載，覺林院的僧人待客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規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靈前供奉茶湯，稱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飲茶，稱作“戒臘茶”；化緣乞食得來的茶，稱作“化茶”等等。學佛的人是時刻都注意學習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與學佛、信佛掛鉤，以求對佛的尊敬和學佛的長進，這一方式其實是較為有效的，而飲茶也當然地列入了這一范疇。我國的不少佛門圣地、名山寺廟都種有茶樹，僧人自采自制，飲茶念佛，修身養性，高齡僧人無數，究其長壽原因，與長期飲茶有關系。

    統而言之，無論在茶的種植、飲茶習俗的推廣、茶宴形式、茶文化對外傳播方面，佛教都有巨大貢獻。我國的飲茶習慣是隨著佛教一起傳入到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