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雖然起源于印度，但是，早在13世紀初期，由于外敵入侵，佛教在印度本土迅速消亡。今天的印度，世人已經極少能見到佛教典籍。而在我國，佛教典籍卻以漢文（還有藏文、蒙文以及其它一些民族文字）的形式，被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以鳩摩羅什、玄奘為代表的近200位譯經家經過1000多年辛勤的勞作，把6000卷左右的印度原典譯成漢文，這是世界文化史上最值得書寫的輝煌篇章，也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化的貢獻。

　　今天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的內容幾乎包容了自佛教創造至13世紀印度佛教傳下來的全部典籍。但是，這些漢譯典籍已不單是印度佛教的簡單的遺存，而是印度佛教與中華文明相結合的產物，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實際上，佛教在我國傳播的過程，也就是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印度佛教的不同流派與各種不同的經典思想，基本上是一起介紹到中國來的。各個佛教流派有著各種不同的佛教思想，迥然各異，甚至相互對立。中國僧人要接受印度的佛教，必然要融合不同流派的各種思想，進而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構建這種體系，必然要應用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如儒家、道家的思想，對其進行吸收和改造。因此，中國化的佛教，不僅具有印度佛教的屬性，還有著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文化特性。南北朝時，我國的僧肇創立了“般若學”，慧遠則提出了“法性論”，他們的思想與印度佛教思想已經有了明顯的區別。而到了隋唐時期，由于宮廷支持佛教發展，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則出現了凈土宗、禪宗、華嚴宗、律宗、法相宗、天臺宗、三論宗、密宗等眾多宗派，各個宗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凸顯了佛教中國化的特性。不僅如此，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僧人對佛教更是有著自己的多方面的研究和發展，更多佛教著述也因而問世。

　　佛教中國化的特性，體現在眾多的中國本土的佛教著述中。《嘉興藏》在匯編以往大藏經的正藏內容的基礎上，開創了新的匯編體例，增加了續藏、又續藏，乃至有大量的補遺性質的藏經入藏，基本上收錄和囊括了明清以前中國本土佛教著述的代表性作品。刻藏初期的主持人密藏道開在記述刻藏緣起的文章中說：“今我圣天子凡大藏未收疏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內，豈不欲家握摩尼之珠，人入旃壇之林，群生歸善，四海蒙休。”在這里，《嘉興藏》的創刻者表達的意圖十分明確：就是要將以往大藏“未收疏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內”。通過200多年的努力，他們實現了這一夙愿，為人們了解和認識佛教中國化的主要派別和基本面貌，全面提供了各種重要的歷史文獻，成為明、清禪宗史研究的“敦煌發現”、“研究中國佛教者最為珍視的寶庫”。

　　《嘉興藏》在正藏部分基本完成后，便開始了在全國范圍內的請經發行與銷售流通，一直到清朝咸豐年間。在長達250年左右的時間內，全國各地紛紛前來請經，有的請全套，有的請續藏，有的請其中的部分種類。據記載，《五峰緯禪師語錄十七卷》，“全部計字17萬余，梨板（雕版）250塊”，一次“印200部流通”，“起工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正月八日，工竣于十一月八日”。而《嘉興藏》正編刻印完成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圣祖玄燁南巡來到浙江徑山寺，對在這里進行的刻印大藏經一事有所稱贊。于是，徑山寺的僧人花了兩年時間，使用白綿紙印刷了一部經書，精心裝潢，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進呈給了康熙皇帝。這便是今天故宮所藏的《嘉興藏》。

　　今天，在我國海峽兩岸的圖書館和寺廟，可以見到的全套《嘉興藏》至少在15套以上。而出自《嘉興藏》的零星品種，則均有館藏，多到無法計算。正如紫柏真可大師所預言，方冊版的《嘉興藏》因“價不高，則易印造；書不重，則易廣布”。

　　應該說，正因為《嘉興藏》具有重要的佛教文獻地位和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其從問世以來，就一直為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和佛學專家所矚目，成為廣泛聯系世界各地華人的文化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