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東渡日本的隱元禪師，把中國文化中的建筑、雕塑、書法、印刷、醫(yī)藥、音樂、飲食等傳入日本，對日本近世佛教產(chǎn)生巨大影響，成為日本佛教禪宗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在福清的歷史上，留下了重彩一筆。
（一）
隱元，俗姓林，名隆琦。明神宗萬歷廿年（1653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于福清萬安鄉(xiāng)靈得里東林村（現(xiàn)屬上逕鎮(zhèn)）。父林德龍，母龔氏。在兄弟三人中，隱元行三，原名曾丙，號子房。父親在隱元六歲的時候，迫于生計往湖南、湖北一帶謀生，一去不歸，從此便家道中落。隱元九歲就學鄉(xiāng)里的中峰社學，翌年冬即輟學，不得不學起農(nóng)事，隨兄長耕樵，維持生計。
隱元少年時就非常聰明。長大漸漸顯露出成為宗教家的苗頭。他經(jīng)常與兩三個朋友坐臥松樹下，仰觀天河運轉(zhuǎn)，浮想宇宙的秘密，覺得宇宙間的至理，除非是仙佛難以明了，便有了向佛之意。此時的隱元雖未出家，卻已看破紅塵，與世無爭了。十八歲時他加入徑江念佛會，開始學習修行佛法的要領。
隱元二十歲的時候，母親和兄長便摧他娶妻，他以“連父親的去向尚不可知，為人之子實在是一件不孝的事情，等見到了父親之后再娶妻室尚不為晚”為由拒絕了。第二年他與母親商量，把為他結婚而積攢的銀錢作路費，踏上了尋找父的旅途。苦苦尋找兩年，父親依然下落明。萬歷四十二年春，在尋父途中，隱元遍訪浙江各地寺廟。他覺得，除了觀音菩薩在冥冥之中幫助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于是他乘舟前往舟山列島中的普陀山。普陀山觀音道場的莊嚴肅穆，佛教圣地殊異于俗世間的一切，使二十三歲的隱元俗念頓消，進而有了心愿，便投身到潮音洞主身邊，做了一個茶頭，每日在佛前殿后為僧眾提供茶水，而從未露出絲毫的苦累之色。由此也深得潮音洞主的喜愛。翌年三月，隱元辭別潮音洞，乘船返回故鄉(xiāng)。隱元后來談起此事說道：從前我巡拜普陀山，在潮音洞大士面前許愿，崇信三寶，這是我最初說出出家志愿的時期。出家的志向，這時就已經(jīng)定下了。
（二）
抱著出家的心愿回家，雖然身在故里，心卻在普陀。直到二十六歲時，終于說服了母親，再次踏上去普陀的旅程。可在途經(jīng)福寧地方時，旅費被盜，無可奈何，只好返回家鄉(xiāng)，繼續(xù)耕樵，過著念佛持戒的生活。二十八歲時，母親去世了。家中請了清遠里黃檗山萬福寺的和尚來料理后事。隱元到上逕印林寺里拜會了黃檗山來的和尚鑒源興壽。鑒源得知隱元出家的愿望后，懇切地對他說：“求道并不一定要選擇地方，有緣的地方就是你的道場。”奉勸他在黃檗山出家。但隱元認為，與普陀山相比，黃檗山離俗世間太近，不適合于辯明佛法。鑒源說：“任俗無妨，心不俗就好”。隱元終于恍然大悟。萬歷四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師從鑒源落發(fā)，了卻了多年來盼望出家的宿愿。
隱元出家時，黃檗山萬福寺的建筑中只有大雄寶殿、方丈室、藏經(jīng)閣、擇木堂等幾座殿堂，昔日的佛教道場毀于倭亂，早已荒廢了。所以出家不久，他就承擔化緣任務，奔波于福清、莆田之間。這年冬天，在福清海口瑞峰寺聽了道亨法師講的《楞嚴經(jīng)》后，下定決心新年之后要親自重建黃檗寺，并動身去北京化緣。途經(jīng)杭州的時候，隱元遇到了從北京回來的時仁了解到北方戰(zhàn)事正緊，只好放棄進京化緣的想法。
在與時仁相處的日子里，隱元與時仁經(jīng)常交談。一次，隱元向時仁請教：“依照經(jīng)書解釋佛義像是冤屈了三世佛，偏離經(jīng)書一字則如同魔說，其中緣由實在無法明白。”時仁說：“過三十年以后再告訴你。”隱元聽了十分失望。
后來，隱元回想起當年的事情，深有感觸地說：“時仁說的過三十年以后再告訴你，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如果當時時仁依據(jù)經(jīng)文做解釋的話，我也就不會另求答案，回黃檗寺去了。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了。”因與時仁會話而憤然分手，隱元開始四處參拜領悟。他先后參訪了浙江嘉興縣的興善寺、海鹽縣鷹窩頂?shù)脑漆垛帧{石山的碧云寺、秦駐山的積善庵等。尋訪秦駐山積善庵時，受庵主景西的邀請，在此庵度過了夏天。在各地參學、聽經(jīng)，隱元產(chǎn)生很多疑問。一天，隱元與景西正談及往天臺山通玄寺向臨濟宗高僧密云圓求教之事，忽聞密云圓悟來到海鹽縣金粟山廣慧寺，當即與景西一道乘船前往金粟。
隱元在金粟山從師圓悟體驗禪學，辯道解疑，道業(yè)大進。兩年后，隱元大徹源底，豁然開悟。從此，隱元機鋒顯露，在與密云圓悟的法嗣五峰如學參禪問答后，名聞金粟山。崇禎二年，密云圓悟應黃檗山萬福寺耆宿信眾懇請，許諾住持黃檗并請隱元同往。崇禎三年春，隱元隨侍密云圓悟進住黃檗。崇禎三年八月，密云圓悟退居金粟山，圓悟法嗣費隱通容應請于崇禎六年十月住持黃檗。隱元從費隱通容之請任“西堂”，彼此禪機相契。崇禎七年，43歲的隱元成為費隱通容最初的法嗣。崇禎十年，隱元接受眾請住持黃檗。至此，密云圓悟、費隱通容、隱元隆琦三代同聲唱道，一時成為禪門盛事。
隱元住持黃檗后，傾心重興伽藍，苦心經(jīng)營，并以千日為期開閱全部藏經(jīng)，黃檗面貌為之煥然一新，蔚為禪宗一大叢林。七年后，退居福嚴寺。清順治三年，年屆五十五歲的隱元再登黃檗法席，長達九年。這段時間。他致力于建庵修塔，增置田產(chǎn)，傾力教化，或游行諸方，或問道酬、利眾化他，黃檗宗風聞名遐邇，其禪風盛于江南。
（三）
《海上見聞錄定本》記載：庚子，順治十七年（一六六零年）七月，（鄭成功）命兵官張光啟往倭國借兵，以船載黃檗寺僧隱元及其徒五十眾。進倭人敦請隱元，故載與俱往。賜姓（鄭成功）書與倭國王，而不及上將軍主國政者，倭人兵亦不發(fā)。
盡管這一記載的時間與目前較流行的說法即隱元是順治十一年初秋到達日本相差六年之久，但隱元第六鄭成功的船東渡日本這事實是確信無疑的。
發(fā)起邀清隱元赴日之舉的是日本長崎興福寺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1644年渡日）。當時寓居逸然門下的無心性覺是隱元法嗣也懶性圭的禪友。恰值崇福寺住持空缺，順治八年，該寺檀越邀請也懶赴日，不幸遇大風浪，船毀人亡。無心在萬分痛異之余，懇請逸然邀請也懶本師隱元。逸然作函再三，禮請隱元。感其至誠，隱元將黃檗法席委任法嗣慧門如沛，毅然稱行，相約三年后返回。除了上述原因致使隱元決心東渡日本外，當時的戰(zhàn)亂及“子債父還”的心理，同樣是促成他東渡的因素。抗清志士多與隱元有交往，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隱元東渡，繼渡宋求法僧榮西、道元開創(chuàng)的日本臨濟宗、曹洞宗之后，獨樹一幟，開創(chuàng)了黃檗宗。日本黃檗宗稱福清黃檗山萬福寺為“古黃檗”或“唐黃檗”，以示與隱元開創(chuàng)于日本京都有府宇治市的黃檗山萬福寺相區(qū)別，并道出了兩地黃檗間的淵源關系。
隱元從東渡到溘然圓寂，二十年間，歷盡艱辛挫折，竭力弘揚祖風。順治二年，他決定滯留扶桑弘法異邦后，在宇治市動建了“新黃檗”，并專門從福建泉州請雕塑師范道生雕塑佛像。制定了新黃檗的規(guī)約，促進了新黃檗的興隆發(fā)展，使中國佛教古黃檗的傳統(tǒng)、法式得以弘揚。隱元的家風，明末的黃檗禪，具有強烈的西方凈土色彩，禪凈融合的宗風和教化形式，給長期處于鎖國狀態(tài)下，力圖擺脫固定化、形式化束縛的日本佛教界帶來了活力。隱元的禪凈雙修與密教祈禱主義相融合的佛教思想特色，令日本佛教界刮目相看。
隱元禪師的高風亮節(jié)，備受日本朝野的推崇。不論是皇室、朝廷、幕閣、幕臣，還是各地大名、藩士、信士、庶民，他們或親自參謁，或求詩偈、題贊，或為外護，竭盡所能援助黃檗山的經(jīng)營，贊助禪師語錄、詩偈集的出版。這一切，弘揚了古黃檗宗風，鞏固了與各階層的聯(lián)系，促進了新黃檗在日本的發(fā)展。
（四）
還在隱元東渡之前，當時著名學者黃道周、書法家張瑞圖、陳賢，雕塑家范爵、范道生等與黃檗高僧就已有交誼。隱元為首的黃檗禪僧和文化人的東渡，直接傳播了明清文化，在思想、文學、語言、繪畫、書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樂、醫(yī)學、飲食等方面，都對日本近世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的黃檗僧多能詩善賦，時有“詩南源，文高泉”之說。南源性派擅詩作，高泉性氵敦長文章，都深得隱元推崇。隱元與他的弟子木庵性韜、即非如一三人的書法作品廣為世人珍藏，被譽為黃檗三筆。黃檗派書風給當時書法界很大影響。
隱元東渡，帶給日本中華醫(yī)學理論的同時，也給日本帶去了民間驗方偏方。這從即非如一著的《福清縣志續(xù)略》中的一段記載可知：“吾邑福清之鹽，謂之海鹽，居民于海邊掘小坑……不半日結成冰霜，其色瑩潔，其味甘美，頗勝諸鹽也。……附救急神方，備防不虞，諒不嫌”。這里記載了用鹽急救毒蛇傷螫、溺水、妊婦逆產(chǎn)、妊娠心痛、風火牙痛等多種痛的辦法，足可讓我們窺其一斑。
飲食文化方面，有家喻戶曉、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隱元豆”。還有由黃檗禪僧傳入日本的“普茶料理”。盛行于明代的飲茶方法之一煎茶，也由黃檗禪僧傳入日本，如今，已成為日本茶文化生活的一種重要形式。
新黃檗山萬福寺里，一派中國情調(diào)：現(xiàn)在的大小三十余座殿堂都是江戶初期興建，具有典型的中國明代禪寺建筑風格；殿堂內(nèi)外懸掛的眾多匾額和楹聯(lián)，都是出自隱元及其弟子木庵、即非等人手筆，雄渾飄逸，顯示著一代禪風。明代雕塑家范道生新塑的佛像，栩栩如生。
現(xiàn)在，黃檗宗寺院在日本已發(fā)展到五百多座，信徒眾多。具有鮮明的漢傳佛教文化風格的黃檗禪已深深扎根在日本，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見證和紐帶。隱元為推動和促進中日本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來源：中國古黃檗山萬福禪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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