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入尤其是密宗對白族的民俗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現(xiàn)僅以姓名、節(jié)日、葬俗及崇法禮佛的日常活動四個方而為例進行介紹。
密宗對白族命名制度的影響
白族從無姓到有姓，從少數(shù)上層人物有姓到多數(shù)人有姓，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后又出現(xiàn)了冠姓父子連名制。唐代南詔初期起流行冠姓雙名制，一直到明末。所不同的是密宗傳人前，人名中沒有夾佛號。如《南詔德化碑》亡載的“大軍將王琮羅鐸”，“大總管段旋忙湊”都沒有佛號。
但是，到了大理國以后，白族的姓名中大量的夾進了佛號，宋•范成大《桂海虞志》記述大理國人到廣西橫山賣馬換書時說：“乾道癸已冬，忽有大理國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等率以三字名，凡３６人至橫山，議市馬……”這種三字名就是雙名，有３６人之多，可見大理國時此風之盛。
近年來在大理古城五華樓故址發(fā)現(xiàn)了－批宋元碑刻，載有很多這類姓名。密宗盛行期間白族人的姓名為：姓＋佛名＋俗名。為我國少數(shù)民族中一種特有的受佛教影響很深的冠姓雙名制。這種特別的姓名的產(chǎn)生是因為密宗的本尊信仰所至。如姓李，名賢的一個人，他以大日如來為本尊，在白密的習俗里要在其李姓后，俗名前加上大日這個佛名，于是就成了李大日賢。它隨著密宗在大理白族地區(qū)的興盛而興盛，也隨著密宗在此地的衰落而衰落。流行的時間為大理國、元、明時期，約為７００余年。它在大理國時期最為流行。上至王室段氏（如，段易長興），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無論男女老少都有佛名。可見其影響的時間之長，面之廣，這是漢地密宗不能與之比擬的。
佛教對白族節(jié)日盛會的影響
佛教傳入之前，白族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節(jié)日，如：３月的桃花會，６月的星回節(jié)即火把節(jié)，９或１０月的祭天鬼等。這些節(jié)日與白族的原始宗教和古老的歷法有關(guān)。隨著佛教的傳入，大理白族地區(qū)的節(jié)日也受其影響，發(fā)生了變化。這就是有關(guān)佛教的一些節(jié)日成了白族節(jié)日，并隆重地加以慶祝。如，農(nóng)歷２月１８的觀音會，３月１５的“三月街”、７月半的“中元會”。其余一年之中還有很多的有關(guān)佛教的會。
（一）觀音會。觀音會在大理白族佛教的節(jié)日里是最盛大的節(jié)日。據(jù)說每年農(nóng)歷２月１９日是“觀音生日”，６月１９是“觀音修行日”，９月１９日是“觀音得道日”。現(xiàn)白族民間普遍在這３日舉行觀音會。但最隆重的是２月１８、１９日的觀音會。在大理市最熱鬧的要數(shù)觀音塘。觀音塘又名大石庵，相傳古代有兵侵犯大理，觀音大士變化成為一位老婦“負石阻兵”，使地方化險為夷。百姓深感其德，于石上建“觀音閣”四時祭祀。會期，大理及鄰縣的善男信女、佛教僧侶１０萬余眾紛紛前來燒香禮佛。
來自各白族村莊的老媽媽“蓮池會”各聚為團，手持法器，用白族語誦經(jīng)禮佛，邊誦邊唱邊鞠躬，聲音此起彼伏，不絕于耳，燒香焚紙，香煙彌漫。白族歌舞、漢族的花燈、戲曲、雜耍等都來此表演，商販們來擺攤設(shè)點，百貨齊集，人來我往，擁擠熱鬧。
查觀音會在大理的歷史最少也有１１００多年了。
南詔中興二年（８９８年）《文字卷》在頌揚了阿嵯耶觀音的妙用之后；說“故于每年２月１８日，當大圣乞食之日，是奇王睹像之時，施麥飯而表丹誠，奉玄彩而彰至敬。當此吉日，常乃祭之”。說明南詔國宣武皇帝舜化貞是以阿嵯耶觀音為建國之圣，以其祖先奇王目睹閑嵯耶觀音之日，為建國起始之時，
“當此吉日，常乃祭之”，隆重地加以慶祝的。此時，大理白族地區(qū)并沒有觀音生日、成道日、修行日的傳說，只有阿嵯耶觀音為南詔開國君主受記等故事。因有南詔國王提倡，２月１８的觀音會一直相沿至此。
（二）三月街。每年農(nóng)歷３月１５至２１日的７天時間內(nèi)，大理白族人民都要在古城西門外，點蒼山中和峰下空曠的場地上舉行盛大的民族民間交易會，此即俗稱的“三月街”，又稱為“觀音市”。《云南通志》載，“自唐永徽年間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變”。據(jù)此，大理三月街應有１３００多年的歷史了。“一年一度三月街，四面八方有人來，名族人民齊歡唱，賽馬唱歌做買賣”。電影《五朵金花》對其盛況作了充分的展現(xiàn)。它既是隆重的物資交流會，也是民族的狂歡節(jié)。“文革”時，曾移其址于北門外，改名為“忠字街”，結(jié)果變得冷冷清清。１９７９年以后，三月街更加繁榮，１９８６年，會期人數(shù)達６４萬多人次，吸引了２０多個省市治區(qū)和和２３個國家、地區(qū)的商人和游客。１９９１年，大理州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把三月街定為“大理州三月街民族節(jié)”。自此，三月街的文藝活動更為盛大，經(jīng)貿(mào)活動更加繁盛。
（三）盂蘭盆會。白族有祖先崇拜的習俗，佛教傳入之后內(nèi)容更為豐富，形成了有特色的盂蘭盆會，此會道教又稱之中元節(jié)，本地俗稱“七月半”。
在大理地區(qū)，農(nóng)歷七月初二清早，家家戶戶都要接亡。俗傳其時歷代祖宗的亡魂已被地藏菩薩從地獄中放出來，在戶外久候了，須盡快接回奉祀。接亡的儀式很簡單；只需在門前焚化香、紙，跪拜磕首，口中說：“丫因，丫因（白語意為請回，回）”。即可，接亡之后，每餐必須先祭祖然后自己才能吃。這期間不能在家吵鬧喧嘩，以免驚動祖宗。亡分新舊兩種，新亡之家十二準備，十三日送歸。舊亡之家十三準備，十四日送歸。在這之前要寫好”包封“，這是印刷好的有陀羅經(jīng)咒的一個封，主人家要填寫上所知亡祖宗的名諱，再書某某子或某某孫奉祀，內(nèi)裝金銀紙錁若干。送亡之時在傍晚或天黑時分，先供俱餑餑、果品、蔬饌。祭獻畢，送至門外或野外。先跪讀“包封”上的文字，讀畢，說“勒知，勒知（白語，意為領(lǐng)去，領(lǐng)去）”。焚燒“包封”，事先制好的紙衣、褲、金銀錁子等也一并焚燒、奉送居住在洱海邊或其他湖泊邊的白族人在送亡時，用顏色紙制成蓮花燈，在晚間燃之，浮入水中，名曰放海燈，其會又稱海燈會，是時千百盞蓮花燈浮在海面上，星星點點火光隨著海水搖搖晃晃，十分好看。
第二天早上，家家戶戶送一碗“漿水飯”到戶外潑撒掉，盂蘭盆會就結(jié)束了。
大理盂蘭盆會放海燈，又稱海燈會一事，也是受印度及漢地民俗的影響。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卷４載７月１５這天晚上“放江燈萬盞”。《帝京景物略》中說，是日“于水次放燈，曰放河燈”。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２０，是日“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明”。張翰《松窗夢語》卷７說：“７月望祀，釋家謂之盂齋。俗云鬼節(jié)。謂地獄放假５日，則驕飾甚矣。時民間剪紙為花，燃硝磺為燈，以木板浮于湖上，多至數(shù)百，夜望如星，亦足娛目”。
可見，在漢地盂蘭盆會放河燈是有歷史傳統(tǒng)的一種民俗。這種民俗是與佛教有關(guān)的，大理的“海燈會”即是受印度佛教的影響，學漢地盂蘭盆會而來的。
佛教密宗對白族喪葬習俗的影響
近５０年來的考古發(fā)掘證明，大理地區(qū)從戰(zhàn)國時代一直到南詔中期佛教傳入前的喪葬制度是棺葬，葬時死者的尸體骨骸是可以得到保存的。棺葬有銅棺、石棺和木棺的區(qū)別。銅棺在祥云大波那出土，經(jīng)放射性碳素的測定是公元前４６５±７５年，為我國歷史上的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調(diào)查和研究，大理地區(qū)的石棺墓年代，上限應為戰(zhàn)國時期，下限為西漢早期。近年，在大理市下關(guān)大展屯、荷花村、喜洲文閣村等地發(fā)現(xiàn)了幾處磚石墓。有的墓磚上有明確的文字可證明是東漢魏晉時的漢式墓碑。至南詔前期、中期白族的先民還是依漢法為墓。唐•樊綽《蠻書》卷８，載：“西爨及白蠻死后，３日內(nèi)埋殯，依漢法為墓。稍富室廣栽杉松”佛教密宗傳入后，風氣大變，除怒江地區(qū)占白族總?cè)丝诓坏剑保担サ陌鬃逯道漳送猓瑲v史上白族人住過的地方都風行佛教密宗式火葬。從比較學的觀點來說，云南歷史上實行火葬的彝、哈尼、納西等民族的火葬方式與白族是截然不同的。主要不同之點在于，他們都是在本民族原始宗教的指導下行的火葬，而白族是在佛教密宗的指導下行的火葬。
從時間來說白族密宗式火葬經(jīng)歷南詔后期、大理國、元、明四個時代，約８００多年。
從葬法來說，人死后，請密宗僧人阿吒力來主持法式，念經(jīng)，３日或吉日火化。火化一般在所居住地的山坡或曠野有公共的火化場。如，劍川次畢河村北頭有一塊地，村人稱為火化場。大理感通寺后，還有一個石架，村人稱之為火葬架。這都是火化場地的遺存。火化后的骨灰和裝入特制的飾有蓮花、１２生肖、５方佛等的火葬罐內(nèi)。值得注意的是化不盡的骨植請由阿吒力用朱筆或墨筆或金、銀粉在上書梵文種字，也裝入罐內(nèi)。隨葬品一般有貝幣、銅錢、手鐲等。埋罐于村寨后的家族墓地；上立墓幢或碑，有梵漢兩種文字。漢文書死者姓名生平，梵文為陀羅尼經(jīng)咒。相隔７日后請阿吒力僧作齋，一七、二七、直五七齋畢。
元·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白人》載：白族人“人死，浴尸，束縛令坐，棺如方柜。擊銅鼓送喪，以剪發(fā)為孝，哭聲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明《景泰志》卷一，《云南府風俗》載，“土人（即當?shù)匕鬃迦耍┧绖t浴尸束縛，置方棺中，或坐或側(cè)臥，以方布令有室僧阿吒力者書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風、火、常、樂、我、凈＇。而飾以五彩覆于棺”。又卷四，《鎮(zhèn)南州風俗》載，“人死則置于中堂，請阿吒力僧遍咒之３日，焚于野，取其骨貼以金箔，書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瘞之”。
從上述記載說明，請密僧阿吒力書咒、念咒是白密式火葬的最大特點，這也是區(qū)別于佛教其他宗派和我國西南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火葬之要點，因為只有密教才以咒術(shù)行教。唐代密宗是印度密教中國化、純潔化的產(chǎn)物，故也以咒術(shù)行教。白密又是唐密和印密的白族化，更是徹底的以咒術(shù)行教了。
隨著密宗在大理的衰落和明、清王朝的禁止火葬，白族地區(qū)從明嘉靖年間起復興棺葬。明《大明律·禮律》、清《大清律例•儀律》從法律角度明確禁止火葬。對違犯者，實行從“杖一百”、“杖一百流三千里”直到斬首示眾的各種刑罰。大理白族地區(qū)密宗式火葬從此逐漸消失了
佛教對白族日常生活習俗的影響
佛教傳入后，白族地區(qū)人民的日常生活習俗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崇法禮佛之風日盛，拜佛念佛成為日常功課，念經(jīng)抄經(jīng)傳經(jīng)成為常做的善事。吃齋念佛的老人結(jié)成會伙，操辦佛事。
首先說崇法禮佛是由王室?guī)ь^的。現(xiàn)存臺灣省故宮博物院的《大理國利貞皇帝禮佛圖》，就是形象地說明大理國王室崇法禮佛的盛大場面的。
在玉帶云纏繞的大理點蒼山下、洱海之濱，大理國利貞皇帝段智興頭戴紅綾頭囊，著大禮服，一手執(zhí)念珠，執(zhí)爐焚香，前往禮佛。二小廝一捧龍頭刀，一捧香盒隨后，一持龍頭刀的官員前導，領(lǐng)服裝綺麗皇子段智廉合掌禮佛，后有一僧人持缽隨行。皇帝后有頭戴盔、身穿虎皮長袍、足蹬靴的大軍將等隨著去禮佛，是一支龐大的祟法禮佛的隊伍。
從這場面我們也理解為什么大理國國王段氏２２代王之中就有９位皇帝禪位為僧，為什么他們要造“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觀音像。因為皇帝及皇太子發(fā)愿請密宗的圣觀音阿嵯耶保佑王族段氏，希望他家子子孫孫的福祿像塵沙－樣的不可勝數(shù)，千秋萬代的吉祥昌盛，帝業(yè)在天地間相承萬世。所以崇法禮佛，上行下效，在民間的崇法禮佛活動十分盛行。如，明代鳳儀北湯天村名僧董賢在自家修的法藏寺內(nèi)，每月在壇上香４次以上口誦“密念護國真言”，上護國家及祖宗，下資三有。其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日為齋日是受佛教思想影響的結(jié)果。南北朝時譯出的《地藏菩薩本愿經(jīng)》就列出十齋日：“今人以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為這十齋”。大理白族也大體上是按此作齋日的。
其余家族崇法禮佛的記載很多很多，可見在白族民眾之中佛教傳入之后，已普遍形成拜佛，口誦真言，讀經(jīng)傳抄經(jīng)典的習俗。要指出的是在明代以后一般白族民眾，他們對大眾部（大乘）佛教內(nèi)的宗派區(qū)別是不感興趣的，不論是禪宗、密宗、凈土宗或其他宗派。他們進了佛寺就燒香拜佛，他們重功利，講實際，只要能保佑國家統(tǒng)一，生活安康，無論是佛、是菩薩、是神靈都拜。為了廣泛聯(lián)系信眾，在民間成立了吃齋、念佛、教經(jīng)、傳經(jīng)、誦經(jīng)的一些自發(fā)性的群眾組織，如老媽媽們的“蓮池會”、老頭子們“方廣會”，幾乎遍及所有的白族村寨。這些組織的歷史不能詳考，但至少明代以后就形成了，相沿了好幾百年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停了約１０年，現(xiàn)又普遍恢復了，人數(shù)比過去還多得多。他們有一定的活動日程，定期作會。會分公私兩種，公會是合村或辦會戶來主持并在寺院或公共場所做的會；私會是由私家主持并在其家中做的會。每會每人出資人民幣２元左右，負擔很輕，并無怨言，以為作善事，心中反而高興。
總之，佛教傳入到大理白族中千年以來，其對白族的民俗產(chǎn)生了巨大、深入、持久的影響，使白族吸收了漢族和印度文化，加速了白族文明化的進程，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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