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宏義

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相當(dāng)密切。公元918年，王建建立了高麗王朝，統(tǒng)一了朝鮮半島；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了宋朝。此后，宋朝與高麗互通聘使，交往密切。而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隨著兩國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友好往來，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一
    據(jù)文獻記載，宋朝與高麗均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高麗“國人好佛法”，僅京城“開城府有寺七十余區(qū)”。(1)宋太祖建宋后，雖不像前代如梁武帝、隋文帝那樣優(yōu)待佛教，但也一改后周世宗柴榮的禁佛政策，修復(fù)寺院，于皇宮內(nèi)召集天下高僧，賜以紫衣，并遣僧侶去西域求法。繼太祖登位的宋太宗致力于翻譯佛經(jīng)，建譯經(jīng)院和印經(jīng)院，普及佛教經(jīng)典，并在宮中設(shè)道摗，親自受菩薩戒。宋真宗命在京師太平興國寺設(shè)奉  先甘露戒臺，同時在國內(nèi)設(shè)72所戒臺等。由于得到宋朝皇帝的禮遇和重視，宋初佛教得到了較快的發(fā)展，由此促進了宋朝與高麗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初，宋與高麗間的佛教交流就已在進行。宋初，高麗僧人義通“來游中國”，開寶元年(968)到明州（今浙江寧波），“漕使顧永徽舍宅為義通道所”，稱“傳教院”，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廷賜寺額曰：“寶云”。義通在此“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名聲“振譽中國”。于端拱元年(988)十月“右脅而化，年六十二”。(2)此后，高麗僧侶不斷渡海入宋，或求法、或求佛典，或游拜圣跡。
    在宋初，宋麗佛教交流的一大特色是高麗人通過多種途徑在宋境內(nèi)搜集、購買佛教經(jīng)典并傳送回高麗，以滿足高麗佛教發(fā)展和佛學(xué)研究的需求。
    宋朝以前，中國佛籍就已源源不斷地流入朝鮮半島。高麗建國后，對佛藏的收藏工作更為重視，如公元928年，新羅僧人洪慶從中國福建“航載《大藏經(jīng)》一部至禮成江”，高麗國王王建“親迎之，置于帝釋院”。(3)宋朝建立后，隨著文化發(fā)展的需要和雕版印刷技術(shù)的不斷提高、完善，宋朝政府于開寶四年在四川成都開雕印刷了《大藏經(jīng)》儴稱  《開寶藏》）6000余卷，于太平興國八年完工，凡歷13年而告成。這是《大藏經(jīng)》的首次雕版印刷，成為世界印刷史和佛教史上的一大盛舉。此后，其他佛籍經(jīng)疏著述也陸續(xù)刻印出版，以滿足社會的需要，給佛學(xué)研究和佛教普及帶來便利。因此，“好佛法”的高麗人在《開寶藏》完工不久，就聞訊遣使臣入宋，求宋廷賜予《大藏經(jīng)》。當(dāng)時，高麗王王治“遣僧如可赍表來覲，請《大藏經(jīng)》”，至端拱二年，高麗又“遣使來貢”，于是宋廷賜予《大藏經(jīng)》，“仍賜如可紫衣，令同歸本國”。(4)此為雕版印本《大藏經(jīng)》首次傳入高麗。此后，高麗又多次向宋廷求購《藏經(jīng)》，宋廷基本上都滿足其請求：
    淳化二年(99)，高麗使臣韓彥恭來貢，并“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經(jīng)，詔以《藏經(jīng)》并御制（宋太宗親撰）《秘藏詮》、《逍遙ｙǒｎｇ＠①》《蓮華心輪》賜之”(5)。這部《藏經(jīng)》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6)
    天禧三年(1019)，高麗進奉使崔元信來貢，“又進中布千端，求佛經(jīng)一藏，詔賜經(jīng)還布”。(7)
    乾興元年(1022)，高麗貢使韓祚還，宋廷“賜《圣惠方》、陰陽二宅書、《乾興歷》、釋典一藏”。(8)
    據(jù)史書記載，高麗自宋朝求得《大藏經(jīng)》共有7部，其中宋初流入高麗的就有4部之多，（其余3部《大藏經(jīng)》情況詳見后文）。
    當(dāng)宋版《大藏經(jīng)》運到高麗時，高麗人常舉行盛大、隆重的儀式以迎接之。如淳化三年韓彥恭攜《大藏經(jīng)》還高麗，“王迎入內(nèi)殿，邀僧開談，下教赦”境內(nèi)，并“遣翰林學(xué)士白思柔如宋，謝賜經(jīng)”。(9)
    宋版《大藏經(jīng)》傳入高麗，促進了高麗佛教文化的發(fā)展。在高麗顯王時，開始雕印《高麗大藏經(jīng)》，至天圣七年(1029)完成，其內(nèi)容主要根據(jù)宋《開寶藏》復(fù)刻。《高麗藏》的雕版印刷，標志著高麗佛教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
    宋麗間的佛教交流，頗受兩國間的政治關(guān)系的影響。宋初，宋、遼對峙，遼國因而對高麗朝貢宋朝大加詰難，并多次發(fā)兵進攻高麗。高麗因國小勢弱，不得已臣屬于遼，并在遼之重壓下，于1030年后中斷了與宋之政治聯(lián)系，達40年之久。至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宋政府改變了對高麗“來不拒，去不追”的政策，主動遣人聯(lián)絡(luò)高麗，于是，宋麗兩國出于各自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需要，互遣聘使，恢復(fù)了官方聯(lián)系。當(dāng)時，宋廷對高麗貢使“供擬腆厚”，并在熙寧九年，“命中貴人ｆǎｎｇ＠②都亭西驛例治館，待之ｊìｎ＠③厚，其使來者亦益益多。”(10)。同時，高麗對宋朝來使的待遇也極厚。由此，形成了宋、麗交往的高潮期，兩國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較前大增。在此背景下，兩國間的佛教交流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
    宋《開寶藏》完成后，宋人不斷雕印譯經(jīng)所譯佛經(jīng)和宋朝僧俗的佛學(xué)著述，并歸入《藏經(jīng)》。在宋神宗時，還由福州東禪寺僧人雕印《大藏經(jīng)》（稱《東禪寺版》），以收錄宋初以來所撰的佛籍。因此，宋麗復(fù)交不久，高麗使人就在元豐六年(1083)、八年，哲宗時三次向宋廷購求《藏經(jīng)》：

    元豐六年，高麗王“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經(jīng)》，置于開國寺，仍設(shè)道場”。(11)
    
    元豐八年，“高麗國進奉使入乞購買《大藏經(jīng)》一藏，從之。”(12]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賜高麗《藏經(jīng)》，收藏于高麗都城興王寺內(nèi)。(13)
    除佛籍外，不少佛畫、法器等也相續(xù)傳入高麗，豐富了高麗的佛教文化。如熙寧丙辰（即熙寧九年，1076）冬，高麗“遣使崔思訓(xùn)入貢，因?qū)М嫻?shù)人，奏請模寫”宋都開封府大相國寺“壁畫歸國，詔許之。于是盡模之持歸。”(14)并將這些佛畫模畫在高麗京城興王寺內(nèi)的大殿兩壁，甚為“寶惜”愛護，至宋微宗時，宋使至興王寺猶見之。在元豐年間，宋神宗還賜高麗“夾ｚｈù＠④佛像”，也寶藏在興王寺內(nèi)。(15)
    自熙寧年間以后，入宋求法的高麗僧人也較前增多，這些僧人在宋境內(nèi)大都受到優(yōu)待，有的還被宋廷召見，賜號。熙寧九年，當(dāng)宋神宗得知有3名高麗僧寓杭州天竺寺問法受道時，特命召見高麗僧人，并令地方官府差吏一名，“乘驛引伴赴闕。”元豐三年，此3名高麗僧人來到開封，宋神宗接見后，“詔高麗學(xué)法僧黨真賜號法照大師；曇真，法遠大師；麗賢，明悟大師，仍賜紫方袍，聽隨貢使歸國。”(16)當(dāng)時入宋求法者眾多，而以高麗僧統(tǒng)義天最為著名。義天入宋求法，使宋麗間的佛教文化交流達到一個新高潮。
    三
    釋義天，名煦，字義天，為高麗文王之子，宣王之弟。高麗風(fēng)俗，每家都有人出家祈福，“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為僧。”(17)故義天少年出家，居靈通寺修行。義天“性聰慧嗜學(xué)，始業(yè)《華嚴》，便通五教；旁涉儒術(shù)，莫不精識，號ｙòｕ＠⑤世僧統(tǒng)。”因其對高麗佛教貢獻和其“才行俱優(yōu)，名重遼、宋”，故在其死后，被追贈“大覺國師”之號。(18)。
    義天精研佛學(xué)，看到當(dāng)時“所傳諸家教乘，或有絕本不行者，或有魚魯混淆者，或有缺于鈔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諸師著述未見流通，所以發(fā)憤忘遐，”欲入宋求法，(19)但多次請求均被高麗君臣所阻擋。因此，義天于元豐七年四月“潛與弟子二人隨宋高林寧船而去。”高麗宣王追之不及，便遣禮賓省官員數(shù)人渡海隨同義天入宋。(20)
    宋廷知義天來求法，非常重視，特為其制定迎接之禮儀，并派官員一路陪伴義天進京，先后兩次在皇宮中召見他。義天獻上宋帝生日“興龍節(jié)視壽佛像并金器等”，并上表請求“承師受業(yè)”；宋帝回賜“衣著一千匹，銀器一千兩”，(21)同意其請求，為其選定導(dǎo)師，還派“主客員外郎楊杰為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22)義天在吳地、杭州等名山寶剎觀覽、游學(xué)，與當(dāng)?shù)孛⑿攀恳栽娢某甏穑接懡塘x。義天在宋一年零二個月，“所至參問”，除拜杭州凈源法師和華嚴有誠法師為師，跪拜行弟子禮以外，還結(jié)識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間，通達腎首性宗，慈恩無宗，達摩禪宗，南山律宗，天臺觀宗，無不盡其妙旨。”(23)
    義天在入宋前，就與凈源有書信往來。凈源原居秀州（今浙江嘉興），“以慧行為學(xué)者師”，聲名聞于高麗。義天心常慕之，曾“ｔｕó＠⑥舶賈致書以修禮”。凈源也知義天“非常人，即復(fù)書相招。”(24)義天一到杭州，即往拜之，參問佛法。當(dāng)義天欲回國時，凈源以“手爐、授拂見＠⑦，為傳授之信”，并作贊詞曰：“了此一塵，圓融十身；不舉一步；遍周諸土。王子僧來印上乘，爐拂親傳海東去”。(25)稱譽義天已盡得佛法精髓，渡海東歸故國后，定能光大高麗佛教事業(yè)。
    元ｙòｕ＠⑤元年(1086)，義天回高麗，受到隆重的歡迎。其坐船方抵禮成江，高麗宣王和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導(dǎo)儀甚盛”。義天還國后，“發(fā)憤忘遐”，致力于弘揚佛法，“始創(chuàng)天臺宗，置于國清寺”；(26)整理雕印佛經(jīng)及諸宗章疏，促進了高麗佛教的發(fā)展。
    義天入宋求法，給宋麗佛籍帶來一個大流通、大交流。中國唐朝以前的佛經(jīng)，因遭受唐末、五代兵災(zāi)洗劫，至宋初已佚亡甚多，但在高麗卻依然保存著不少隋唐時期傳入的佛籍，隨著義天入宋，不少佚經(jīng)又得以重返中土。據(jù)明朝李翥《慧因高麗寺志》記載，義天攜來宋境的佛籍有：
    云華所造《華嚴搜玄記》、《孔目章》《無姓攝論疏》、《起信論議記》，賢首所造《華嚴探玄記》、《起信別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十二門論疏》、《三寶諸章門》，清涼所造《正（貞）元新譯華嚴經(jīng)疏》、圭峰所造《華嚴綸貫》，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絕。至是義天持至座下，咨決所疑，既佚之典，復(fù)行于世。
    此外，義天回國后的次年，“其兄國王與其母命以青紙金書晉義熙、唐證圣、正（貞）元中所譯《華嚴經(jīng)》三本凡一百七十卷，附海舟ｓｈě＠⑧入源師（即凈源法師）所住慧因教院。”(27)據(jù)宋人韓＠⑨《澗泉日記》言，所贈《華嚴經(jīng)》“共五十部”。杭州慧因寺為建華嚴閣以藏之，慧因寺也因此被稱之為“高麗寺”。
    義天還國時，攜帶有大量宋朝佛籍，“獻釋典及經(jīng)書一千卷”，其后，“又于興王寺奏置教藏都監(jiān)，購書于遼、宋，多至四千卷。”(28)其大量搜求佛典目的，一是想“聚集古今諸宗教乘總為一藏，垂于萬世，導(dǎo)無窮機，返本還源”(29)；二是對《高麗大藏經(jīng)》“雖經(jīng)論而具矣，然疏鈔以闕如”的情況不滿，故欲自古、今、遼、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為一藏以流通，俾佛日增光，邪綱解紐，重興教法，普利國家。”(30)于是，他“孜孜不舍”20年，終于仿唐朝智升《開元釋教錄》體例，編成《新編諸宗教藏總錄》3卷，收書1010部，4700余卷，收錄了新舊諸宗章疏；并“以群言汗漫，撮其精要，類別部分，名曰《圓宗文類》。”(31)義天晚年，以其所搜集的遼、宋佛典為基礎(chǔ)，匯編古今諸宗章疏和五代以來中國與高麗高僧、法師的著述成《高麗續(xù)藏》。應(yīng)義天所請，高麗文宗特設(shè)教藏司，以掌管《續(xù)藏》雕造事宜。
    義天刊印的佛籍，通過贈送、商賈的販運傳入中國。義天在給宋僧元ｚｈàｏ＠⑩的信中談到：“此間只有新行（指新近刊行）《隨原往生集》二十卷。又有《大無量壽》、《小彌陀》、《十六觀》、《稱贊凈土》等經(jīng)新舊章疏一十余家，續(xù)當(dāng)附上。”(32)《隨原往生集》為遼僧非濁的著作。遼朝法律，將書籍流入宋境者罪至死，故遼人著述傳入宋境者極少，但通過義天的匯編、刊印、傳播，使遼僧的佛學(xué)著述為宋朝佛教界所了解和傳抄，如遼朝高僧鮮演所撰集的《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談玄決擇》，據(jù)日本《續(xù)藏》本第二卷末題記有“高麗國大興王寺壽昌二年丙子歲奉宣雕造，大宋國崇吳古寺宣和五年癸卯歲釋安仁傳寫”的字樣，證明此書甚為宋僧所重視。義天通過購求遼、宋佛籍，匯編、刊行《高麗續(xù)藏》，促進了宋麗之間的佛學(xué)交流，對宋麗兩國的佛教發(fā)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四
    宋麗佛教交流的高潮隨著宋神宗病逝而結(jié)束。當(dāng)時，新即位的宋哲宗年幼，由宣仁太后垂簾聽政，重用司馬光等人，反對王安石變法，對宋神宗時期發(fā)展與高麗密切關(guān)系的做法大加非議，對當(dāng)時甚為密切的宋麗之間佛教交流活動也加了種種限制。據(jù)蘇軾《奏議集》記載，(33)宋朝泉州商人徐戩“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住《華嚴經(jīng)》”，經(jīng)板共2900余片，于元ｙòｕ＠⑤二年載往高麗，“受酬答銀三千兩”。知杭州蘇軾得知此事后，認為徐戩“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將其“枷送左司理院根勘”。
    又如，元ｙòｕ＠⑤四年，杭僧凈源病死，其徒私赴高麗告喪，高麗僧統(tǒng)義天遣其徒壽介等來杭州吊祭，壽介攜有高麗禮賓省吊祭凈源的公文，并稱“臨發(fā)日，奉國母指揮令赍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圣壽伇；  同時請求宋朝政府同意其“仍諸處尋師學(xué)法”，如其師義天入宋求法一樣。但知杭州蘇軾卻認為高麗自元ｙòｕ＠⑤元年后未再奉使朝貢，失去宋廷賜予之“厚利，欲復(fù)遣使，又來測圣意，故以祭奠源ｓｈé＠①①梨為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所以，蘇軾一方面派官吏、兵卒照管壽介等人，居住于寺內(nèi)，令“有行止經(jīng)論僧伴話”，除吊祭活動外，“不許出入接客”；另一方面上奏章，建議宋廷拒其金塔，不與引見，不許其“諸處尋師學(xué)法”，“令搭附因使海舶歸國”。宋朝政府基本依照蘇軾的建議處理此事，壽介等人被送回高麗。
    蘇樨對宋麗交往的議論和對上述兩件事處理方法，反映了當(dāng)時相當(dāng)一部分士大夫?qū)Πl(fā)展宋麗關(guān)系的態(tài)度，因此，在宣仁太后執(zhí)政期間，宋、麗兩國政府間交往活動不多，兩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隨之受到很大的影響。
    元ｙòｕ＠⑤八年，宋哲宗親政，在政治上恢復(fù)宋神宗時期的變法政策，注意發(fā)展與高麗的聯(lián)系，于是，宋麗佛教交流情況也有所改觀，一些宋朝僧侶相繼去高麗游學(xué)訪圣。相對來說，宋僧去高麗者較少，且與高麗僧人入宋“尋師求法”不同，他們?nèi)ジ啕惗酁榘菰L“圣跡”。如紹圣二年(1095)，宋慈恩宗僧惠珍至高麗，“欲見普陀山圣窟”，高麗獻王“命近臣文翼備軒蓋迎珍，置于普濟寺”，但不允其所請。(34)次年，肅王即位，“御宣政殿引見”惠珍，賜食于翰林院，并拜賜惠珍師與先期而來的宋僧省聰“明悟三重太師”之號。(35)
    宋徽宗時，宋麗兩國間的政治交往密切，佛教文化交流活動也較前增多。如高麗睿王重修安和寺，“因使介如宋求妙筆書扁額”，宋徽宗為之“御筆書佛殿扁日能仁之殿”，并命太師蔡京書門額曰靖國安和之寺，與“十六羅漢塑像”，一并賜之。(36)又如政和六年(1116)，高麗貢使王字之還國，宋徽宗“以金函盛佛牙、頭骨以賜”，高麗王奉置外帝釋院，數(shù)年后，“迎入佛骨于禁中”，置于山呼亭。(37)但由于宋徽宗信仰道教，曾令宋境內(nèi)佛教徒改為道士，所以，雖然宋徽宗時期宋麗聘使來往頻繁，關(guān)系密切，但兩國間的佛學(xué)交流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宋神宗時期的盛況不再重現(xiàn)。
    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開封，北宋滅亡。南宋政府因懼怕高麗人為金人所用，危及自身安全，故對高麗來人持戒備態(tài)度，對宋麗民間交往也控制甚嚴。宋孝宗初年，兩國間官方交聘斷絕；宋寧宗初，“詔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38)，以斷絕宋麗間的民間貿(mào)易活動。因此，在整個南宋期間，宋麗佛教文化交流活動較北宋大為減少，步入低潮。
    五
    北宋時期，因契丹（遼國）雄峙于中國東北地區(qū)，阻斷了宋朝與高麗之間的陸路交通，使宋麗之間依靠船舶渡海往來。由于海道上“＠①②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fēng)，舟觸礁輒敗”；而“遇順風(fēng)則歷險如夷，至不數(shù)日。”(39)因此，出海者在航行前都祭祀海神，以祈平安。在宋朝，來往高麗的船只大都到明州上岸，而明州港外的海島普陀山正是觀音菩薩之道場，于是普救眾生、“慈航”的觀音菩薩就成為海客的祈釋偶像。
    普陀山，也名補陀落迦山，因曾為古代隱士“梅子真棲隱之地”，又名梅岑。山中有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傳說唐朝時有“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觀音菩薩）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礁），舟膠不進，乃還置像于焦上”，有僧人迎奉于佛殿，稱“靈感觀音”。自后海舶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yīng)。（五代）吳越錢氏移其像于（明州）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后來所作也。”(40)宋神宗元豐三年，宋使王舜封前往高麗，“船至山下，見一龜浮海面，大如山，風(fēng)大作，舡不能行。忽夢觀音，龜沒浪靜。申奏于朝廷”，(41)得旨令重修寺廟，賜名“寶陀寺”，并“許歲度僧一人”。(42)此后，來往高麗的使臣、商賈皆于此“請禱”，“僧徒焚誦歌唄甚嚴”。(43)據(jù)北宋末人張邦基《墨莊漫錄》記載：
    （普陀山）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指高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由于普陀山位于宋麗交通要道上，隨著宋麗交往的密切，使臣、商賈來此祈禱者大增，促進了當(dāng)?shù)胤鹚碌难杆侔l(fā)展，使普陀山成為聞名中外的觀音道場。此外，在高麗沿海以及海船所經(jīng)的島嶼上也建有一些觀音寺，以供海客祭祀、朝拜。
    隨著宋麗文化交流的深入，不少宋朝佛教風(fēng)俗也隨之傳入高麗。宋朝，儒、佛、道三教互相調(diào)和、融合的思想，即三教合一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在百姓中得到普及和深入，因而在當(dāng)時社會上出現(xiàn)了喚請僧人為自己祖先舉行周年忌日法會的現(xiàn)象，甚至有在父母生日請僧尼誦經(jīng)祈福者。這種風(fēng)俗大概在北宋中期傳入高麗，如元豐元年，高麗王以宋帝生日，“設(shè)祝壽齋于東林、大云二寺”；(44)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駕，高麗王為哲宗“薦福于大安寺”(45)等。其他如高麗國王出行，令“奉《仁王般若經(jīng)》前導(dǎo)，遵宋制也”；(46)高麗民間于“二月望，諸僧寺然（燃）燭”，國王、眾官皆“往觀之，國人喧鬧道路”，如同中國之上元觀燈。(47)而高麗使臣入宋時，曾因宋帝生辰，“買鴿放生”以求福(48)等等。
    同時，也有一些高麗法物傳入中國，如高麗“僧衣磨衲者，為禪師、法師衲，甚精好”。(49)為宋朝僧俗所珍重，如宋哲宗就曾賜法通大師善本“高麗磨衲衣，”以示寵渥、尊信。(50)
    宋朝與高麗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因受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時有波折，但在兩國僧俗的共同努力下，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佛學(xué)交流，至宋朝發(fā)展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使宋麗佛學(xué)交流不僅是單方面由中國傳向高麗，而是雙方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促進了宋麗兩國的佛教文化的進一步發(fā)展。
    注：
(1)長編紀事本末》卷89《通使高麗》。
    (2)羅ｊùｎ＠①③《寶慶四明志》卷11，參見《佛祖統(tǒng)紀》。
(3)（李朝）鄭麟趾《高麗史》卷1。
    (4)(5)(7)(10)(17)(38)(39)
    《宋史·高麗傳》。
    (6)《高麗史》卷93《韓彥恭傳》。
    (8)《高麗史》卷4。
    (9)《高麗史》卷3
  (11)(14)《高麗史》卷9。
    (12)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下簡稱《長編》）卷362。
    (13)(15)(47)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下簡稱《高麗圖經(jīng)》）卷17。
    (14)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6。
    (16)《長編》卷279、卷303。
    (18)(20)(22)(26)(28)《高麗史》卷90《義天傳》。
    (19)(29)義天《大覺國師文集》卷10。
    (21)《長編》卷369。
    (23)《大覺國師外集》卷11楊杰《贈ｙòｕ＠⑤世僧統(tǒng)詩》。
    (24)(31)《大覺國師外集》卷12。
    (25)《大覺國師外集》卷9。
    (27)《慧因高麗寺志》卷6。
    (30)《大覺國師文集》卷14。
    (32)《大覺國師文集》卷11。
    (33)蘇軾《奏議集》卷6《論高麗進奉狀》、卷8《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34)(46)《高麗史》卷10。
    (34)(45)高麗史》卷11。
    (36)(37)《高麗史》卷14。
    (40)(43)《高麗圖經(jīng)》卷34。
    (41)趙彥衛(wèi)《云麓漫鈔》卷2。
    (42)《寶慶四明志》卷20。
    (48)朱＠①④《萍州可談》卷2。
    (49)《說郛》卷77引《雞林志》。
    (50)吳自牧《夢梁錄》卷17。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讠加永
    ＠②原字為亻加放
    ＠③原字為宀加浸
    ＠④原字為纟加寧
    ＠⑤原字為礻加右
    ＠⑥原字為讠加乇
    ＠⑦原字為見加兄
    ＠⑧原字為扌加舍
    ＠⑨原字為氵加虎
    ＠⑩原字為火加召
    ＠①①原字為門里加者
    ＠①②原字為氵加彌
    ＠①③原字為氵加睿
    ＠①④原字為或鉤上加兩撇

     （原載《西藏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199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