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寺院有不同種類，各宗派有不同門庭，即使以功能特點歸類，也非明朝始有。如元代即說“佛宗有三，曰禪、曰教、曰律。禪尚虛寂，律嚴戒行，而教則通經釋典”。1《元史》稱：“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2但到明朝，明太祖有關禪、講、教的分別，功能化傾向實則更強，尤其所特別重視之“教”，已是指專門演行瑜伽顯密法事者，而非以往所謂“通經釋典”之“教”者了。
　　（一）界劃寺院、僧人為禪、講、教三類
　　明太祖朱元璋飭令將天下寺院及僧人界劃為禪、講、教三類，是與開設僧官衙門及任命僧人官員同步進行的。洪武十五年五月，太祖詔諭曰：“佛寺之設，歷代分為三等，曰禪、曰講、曰教。其禪不立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現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3
　　所謂禪者，即指禪宗一類；講者是指注重研修講說佛教義理的天臺、華嚴諸類；教者則專門指誦念真言密咒，演行瑜伽顯密法事儀式者。因而僧人亦相應地被劃歸為禪僧、講僧、教僧三類。這實際是對僧伽組織結構進行了行政手段意義上的分類，因為，造成這種僧伽組織結構的改變，雖然也有佛教內在依據，但主要是由朝廷干預，通過政府命令將佛教寺院劃歸禪、講、教三類的，這種界劃實際上是相應調整了僧伽組織的結構，對佛教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禪、講、教的劃分與規范，還有服飾方面發特別規定。
　　洪武十五年“定天下僧道服色。”其中規定：“禪僧，茶褐常服，青條玉色袈裟；講僧，玉色常服，深紅條淺紅袈裟；教僧，皂常服，黑條淺紅袈裟。僧官皆如之。惟僧錄司官，袈裟緣紋及環皆飾以金。”4  元明兩朝僧服顏色的變化比較大，“元文宗寵愛大忻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后皆衣黃。”5  因而有詩曰：“苾    元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6  到了明初，僧服又有了新規定，遂有續吟曰：“今日黃花翻波墨，本來面目見馨香。”7  這倒也算是元明佛教中一道有趣的景觀了。
　　（二）關于教寺教僧的獨特劃分和影響
　　關于教寺、教僧的劃分，是明初佛教政策有關禪、講、教界劃方面最為特別的一點。劃出來的這種教僧，就是專門用來應付世俗佛事需要的“應赴僧”。象這樣由朝廷來制定明確規范圈定應赴僧的做法以前沒有，自此這種應赴僧被正式地歸類為僧人的一種專門類型。但是，界劃教僧的做法對于佛教卻始終是雙刃的效果，初衷是為整飭元末以來佛事泛濫、從其事者人員混亂的局面，可是“正名”的結果是使這一類寺僧比較多地接觸世俗而為世俗方面視之為佛教的代表，可是教寺教僧泛職業化嚴重，佛寺和僧人崇高清凈形象受損，尤其是丑陋弊端叢生，原為清理敗壞現象的手段卻再成為導致敗壞佛教口實的重要方面。其實從明初佛教政策的有關具體內容已然可以明白看到，朝廷既利用佛教又特別限制佛教的政策特點。
　　明太祖在十五年僧錄司正式官員任命之后，又特別飭令：“見除僧行果為左闡教，如錦為右覺義，前去能仁（寺）開設應供道場。”1  這就是專門為開設應付佛事的道場又額外任命了兩個僧官。同時還規定：“凡京城內外大小應付寺院僧，許入能仁寺會住看經，作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仁寺官問罪。若遠方云游，看經抄化，及百姓自愿用者，不拘是限。”2
　　這只是先就京城內外的應供道場之設加以嚴格限制，試行考量一年后，關于設置應供道場作佛事的正式規定就出臺了。洪武十六年五月，僧錄司官欽奉圣旨，旨曰：
　　“即今，瑜伽顯密法事儀式及諸真言密咒，盡行考較穩當，可為一定之規行于天下諸山寺院，永遠遵守。為孝子順孫慎終追遠之道，人民州里之間祈禳伸情之用。恁僧錄司行文書與諸山住持，并各處僧官知會，俱各差僧赴京，于內府關領法事儀式，回還學習后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試驗之時，若于今定成規儀式通者，方許為僧。若不省解，讀念且生，須容周歲再試。若善于記誦，無度牒者，試后就當官給與。如不能者，發為民庶。”3
　　將法事儀式制成規范統一的定式，作為標準通行于所有教寺；對演行法事的教僧進行規范統一的業務指導，并嚴格考試技能，教僧顯然受到了更多的注意和檢束。
　　明太祖對“教”的特別重視，在二十四年頒布的“申明佛教榜冊”及其他重要文告里都有更顯著的說明。
　　“申明佛教榜冊”的頒布，是明初佛教的重要事件。“榜冊”實際是同時記錄了當時佛教存在的問題和明廷對佛教采取清理整頓政策的具體措施。而所列之條例，絕大多數又是針對教寺教僧的規定和限制。
　　“榜冊”重申了洪武十六年詔令中闡述過的教僧應供世俗的意義，以及所強調的必須遵守的已定法事成規。此外，則是極其詳盡地規定了“道場諸品經咒布施”及“陳設諸佛像、香燈、供給”的價格。例如：“《華嚴經》一部，錢一萬文；《般若經》一部，錢一萬文；內、外部《真言》，每部錢二千文；……陳設諸佛佛像、香燈、供給阇黎等項勞役錢，一千文。”4至于參與趕經懺作佛事的教僧，錢財收入上也有具體限定：“瑜伽僧，既入佛剎已集成眾，赴應世俗所酬之資，驗日驗僧。每一日每一僧，錢五百文。假若好事三日，一僧合得錢一千五百文；主磬、寫疏、召請三執事，凡三日道場，每僧各五千文。”5  象這樣由皇帝親自過問并令行天下的佛事價目表，似也絕無僅有。
　　（三）藉禪、講、教之界劃而實施的寺院清理
　　將寺院歸類為禪講教后，三者的比例情況又如何呢？權以前輩學者的概略推算做一說明：“全國的寺院數及三派的比率雖是不祥，而由現在的明代地方志書來看二三地方的比率則如下：湖州府，教寺三十七，講寺六，禪寺二十四，所屬宗派不明十七，總計八十四寺，所歸并的寺院庵堂二百五十一寺；姑蘇府，教寺七十一，講寺二十三，禪寺三十一，所屬宗派不明六，總計月百三十一寺，所歸并寺院五百五十八寺。”6從中可見，教寺占比例較大，起碼在江浙一帶佛教盛行且經濟富庶地區，此比例推測應具有一定普遍意義。
　　在此要指出，其中提到的寺院歸并問題也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方面。從上面的概略統計也見，歸類禪、講、教寺的同時，歸并的寺院也占了很大比率。事實上，限定寺額是洪武時期清理整飭佛教的重要手段之一，實際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沙汰沙門和有效控制佛教規模的措施，具體體現了明太祖利用佛教又限制佛教的政策原則。洪武六年，太祖即詔誥天下：“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并其徒而處之。”1  以防“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2  這種限制于洪武朝始終未放松。二十四年“申明佛教榜冊”頒行全國時又重申：“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聽令歸并成寺，其原非寺額創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3  命僧錄司遣“本部當差僧人善思等五名，赍榜冊去各布政司清理僧人歸并成寺，仰各處僧寺遵守。”4二十七年再行強調：“凡僧之處于市者，其數照歸并條例，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并。”5
　　明太祖以絕對的權威及強勢政令施于佛教秩序，要求“令一出，禪者禪，講者講，教者教，”6  這種規范管理的手段使僧伽組織結構發生變化，而且帶有濃厚的功能化傾向，使得標榜清凈無為與外化功利效用發生沖突，這也是明太祖佛教政策在其利用佛教暗助王綱默佑世邦的目的之外，在佛教發展上以及佛教與世俗關系等方面發生的正負面互動的政策效應。
1  《元史》卷二○二，列傳八九，《釋老》。
2  同上。
3  《金陵梵剎志》卷二。
4  《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一五○。
5  轉引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制度史》。 
6  同上。
7  同上。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龍池清：《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張曼濤主編《現代佛學叢刊》（一五）。
1  《明實錄》《太祖實錄》卷八六。
2  同上。
3  《金陵梵剎志》卷二。
4  同上。
5  同上。
6  《釋氏稽古略續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