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牟鐘鑒

　　西方文化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即有人文主義傳統，但這一傳統被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獨斷統治所中斷。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啟蒙思潮成為時代精神。19世紀中葉，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沖破神創世界歷史的神學樊籬，開啟了用理性的態度、進化的觀點研究歷史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的近代人文學術的傳統。進化論催生了人類學（民族學在西方又稱人類學），也催生了宗教學。所以人類學和宗教學都是進化論的產兒，兩者既互動交錯，又平行發展，成為關系最密切的相鄰學科。1870年，麥克斯·繆勒(1823-1900)發表《宗教學導論》，標志著宗教學正式建立?？娎胀瑫r是語言人類學家，他通過對若干民族語言的比較，建立起比較神話學，進而建立起比較宗教學，用語言學對宗教進行分類，在研究雅利安族系、閃米特族系和圖蘭族系宗教的基礎上提出關于宗教本質和起源的理論。泰勒(1832—1917)被學術界尊為人類學之父和宗教人類學之父，他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既是人類學的奠基之作，也是宗教人類學的開創性之作，他在大量人類學調查資料基礎上，提出“萬物有靈論”，對宗教的起源作了深刻的說明，論證了靈魂不死觀念是宗教最古老的觀念，爾后發展出各種神靈崇拜和宗教。泰勒是文化進化論派的代表之一，他的“萬物有靈論”是為了說明人類文化從蒙昧到野蠻再到文明的發展，他的宗教人類學是他整個人類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進化論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還有斯賓塞和弗雷澤。斯賓塞(1820—1903)在人類學上提出社會進化論，在宗教學上提出“祖靈論”，把祖先崇拜看作一切宗教的起源，對后世都產生重大影響。弗雷澤(1854—1941)首先使用“社會人類學”這一名稱，他在《金枝》一書中提出“巫術一宗教一科學”這一著名的人類學文化進化的程式，用以說明文明發展的規律。
　　在人類學文化傳播學派中，施米特(1868—1954)和史密斯(1846—1894)是具有代表性的學者，他們提出“文化圈”理論，用以說明人類文化的傳播是有民族區域劃分的，由文明創發的中心地區向四周輻射，史密斯更是認為埃及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然后將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在宗教學上，施米特提出“原始一神教”論，而多神教是后起的，被稱為“宗教退化論”。史密斯則提出“圖騰論”，認為圖騰崇拜不僅是一切宗教的起源，而且是社會文化、道德和組織的起源。
　　在人類學文化社會學學派中，法國的杜爾凱姆和斯特勞斯頗具代表性。杜爾凱姆(1858—1917)主張用社會學來統攝民族學，認為社會結構功能決定社會文化，應由社會結構特征來劃分社會類型，由簡單到復雜，通過不斷組合而形成“復雜多元社會”。在宗教學上，他提出原始宗教就是氏族宗教，圖騰崇拜則是氏族宗教的主要形態，是氏族的“集體觀念”，是氏族社會的旗幟。斯特勞斯(1908一)創建了“結構社會學”，認為社會需要秩序，秩序要用符號表達，而文化就是象征符號體系。他用結構社會學來說明神話的結構和層次，以此找到神話與社會制度、信仰、語言、經濟等方面的聯系。
　　在人類學歷史批判學派中，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1858—1942)貢獻突出。他打破歐洲文化中心論的觀點，提出“文化獨立論”和“文化相對論”，主張民族平等，認為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價值，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不應彼此取代。他的文化相對論彌補了進化論的缺陷，也給宗教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
　　在人類學功能學派中，馬林諾夫斯基具有代表性。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認為文化是滿足人類需要的手段，因此，特別強調文化在人類活動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宗教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要進入他考察的視野。馬林諾夫斯基指出：“宗教信仰可以使個人擺脫其精神的沖突，而使社會避免瓦解的狀態”，“宗教的需要，是出于人類文化的綿續，而這種文化綿續的涵義是：人類努力及人類關系必須打破鬼門關而繼續存在。在它的倫理方面，宗教使人類的生活和行為神圣化，于是變為最強有力的一種社會控制。在它的信條方面，宗教與人以強大的團結力，使人能支配命運，并克服人生的苦惱”。他的結論是：“宗教最后卻是深深地生根于人類的基本需要”。可以看出，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人類學功能學派對于宗教的文化功能極為重視，而且其探討問題的眼光已經離開文化本身，深入到人類社會生存和延續需要的深層次。
　　在人類學心理學派中，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說無疑最具影響力。他用揭示潛意識沖動的理論與方法，去分析社會文化和宗教現象。他寫了《圖騰與禁忌》，認為原始民族的亂倫、禁忌、萬物有靈、巫術、圖騰等崇拜與行為，是人類童年的精神病態，作為宗教起源的圖騰崇拜是“奧狄浦斯情結”(弒父妻母)所致，認為宗教乃人類罪惡感加上懊悔心理所造成的。盡管弗氏的學說在后世褒貶不一，但他推動了宗教心理學的發展，使人們更加關注宗教這一復雜社會文化現象中的情感的心理的因素，而宗教情感和宗教體驗具有神秘性與非實證性，既是宗教不可缺少的內在要素，也是宗教學最難把握的領域。
　　從以上有選擇的介紹中，我們已經能夠說明，西方有代表性的人類學家都十分關注宗教研究，并且在宗教學的開拓上做出各自重要的貢獻。有時候宗教學作為人類學的組成部分，有時候人類學與宗教學互動互促、平行發展。這是一個良好的跨學科研究的學術傳統。
　　從民族宗教學的角度來說，西方人類學家兼宗教學家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研究氏族部落的宗教，也可稱為原始氏族的宗教，它是宗教最早的形態，與氏族的生存發展密切聯系在一起。而從發生學上研究宗教與早期民族的關系，正是民族宗教學的起點。所以西方學者的研究極有借鑒意義。第二，人類學與宗教學從一開始就強調比較研究，他們最初的研究對象都是與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會相異的、距離遙遠的、發展程度較低的族群及其文化，他們的研究都是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從比較中找普遍性，從差異中找共同點。繆勒的名言是：“只知其一，便一無所知”，所以比較宗教學必須研究不同民族的信仰。而民族宗教學也要進行多民族的信仰比較，如東西方民族宗教的異同，中國漢族與少數民族宗教的異同，少數民族之間的宗教的異同等等。第三，強調研究要有參與觀察與理性態度，不是神學的態度也不是傲慢的態度，要有同情的了解和客觀的分析。繆勒在《宗教學導論》中批評兩種偏激，一種是信仰主義的，認為“宗教這個題目似乎太神圣了，不能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另一種是反宗教的，把宗教看成與中世紀的煉金術和占星術一樣，“只不過是謬誤或幻覺構成的東西，不配受到科學界的注意”。由此可知，西方宗教學是在擺脫神學和超越以反宗教為目標的無神論之后出現的，它不把宗教作為崇拜對象，也不把宗教作為敵視對象，而是作為研究對象，作為人類文化現象去說明它。今天在說明宗教過程中我們可以綜合其多學派理論方法而用之，如社會進化論、文化相對論、文化傳播論、文化結構論與符號論、文化功能論與心理分析等，取其所長而補其所短。其中尤其要關注文化相對論，樹立文化多樣性理念和平等寬容精神，這對于民族宗教學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西方人類學和宗教學最大的局限性，在于以西方文化和宗教為其主要背景，雖然研究對象往往是異域文化，而研究資料則是經過西方的理論過濾的，因此，其人類學和宗教學明顯帶有西方文化的標記，卻自以為具有全球意義。我們認為，它們確實給近代人文學科提供了不少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但缺少東方的理論和傳統，尤其缺少中國宗教的素材和學術。而彌補這種不足主要應靠東方的學者、中國的學者。我們應當為宗教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