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印度起源說
Edward Conze 一方面認定大乘佛教起源于南印度， 另一方面也針對 Lamotte 援用的典據(jù)反駁其印度西北邊境起源說。 在 Conze 看來，Lamotte 的偏差在把指涉大乘佛教弘化期的實例當成大乘佛教起源期的確證。Conze 略帶幽默 地說，“該區(qū)〔印度西北邊境〕容或可看成大乘佛教運動的‘堡壘與家園’，但不必然是其‘搖籃’” (1978, p.4)。簡言之， Conze 認為 Lamotte 有關大乘佛教之興起的絕大部份論斷，充其量僅適用于大乘佛教運動較后來的發(fā)展樣態(tài)。具體地說，Conze 斷定整個〈薩陀波倫菩薩品〉“乃后出的因緣譚 (avadaana)， 是在《八千頌般若經(jīng)》的眾多學說相當明確得到定型表述好幾個世紀之后，才被添加進去的”(1978,p.4)。為了支持此一斷言，在其〈《八千頌般若經(jīng)》的形成〉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s.tasaahasrikaa Praj~naapaaramitaa,1952, 特別是 pp.251-253) 以及《般若波羅蜜多文獻》 (The Praj~naapaaramitaa Literature,1978, pp. 49-50)，Conze 極力主張〈薩陀波倫菩薩品〉乃屬《八千頌般若經(jīng)》的后加部分，因此不可據(jù)以論斷大乘佛教的起源地。大致說來，Conze 在這兒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二種，一是就〈薩陀波倫菩薩品〉與其它相關的文典加以比較，另一是訴諸他個人的一項假定，也就是大乘佛教由形上時期進展到神化時期這樣的一項假定。接著分述如下。
為了判定〈薩陀波倫菩薩品〉是否為《八千頌般若經(jīng)》所原出，Conze 特地拿《八千頌般若經(jīng)》與《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jīng)》 (T.229, 法賢 (Dharmabhadra) 譯于公元 980 年 ) 的梵文本 Praj~naapaaramitaa-ratna-gu.na-sa.mcaya-gaathaa( 聚集般若波羅蜜多寶德偈； verse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precious qualities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以下簡稱《寶德偈》 ) 就二部文典章節(jié)的異同做了一番比較。由于有關薩陀波倫菩薩的求法歷程不見于《寶德偈》，Conze 便認定〈薩陀波倫菩薩品〉并非《八千頌般若經(jīng)》所原出。然而，《八千頌般若經(jīng)》與《寶德偈》的關系究竟為何，學界至今仍面對一團迷霧，無從絕然斷定僅含 302 句頌文的《寶德偈》是否自成一格的文典、為《八千頌般若經(jīng)》的摘錄 (abridgement)、或為其概要 (summary)。(9) 在這種情況下，冒然將〈薩陀波倫菩薩品〉的原出性置基于此二文典的比對，其有效性便特別可疑。在這二部文典──包括其各個不同的版本──之間的關系得以確實厘清之前，光是根據(jù)此二文典章節(jié)上的出入進而論辯其中某部分或為原出或為添加，不僅其結論建立在極脆弱的基礎上，亦可能造成嚴重誤導。尤有甚者，《寶德偈》真正的原本很可能早已佚失，而其所有現(xiàn)存的版本皆晚于公元第八世紀。吾人且有充份證據(jù)顯示，《寶德偈》絕大部分現(xiàn)存的版本皆直接或間接受到活躍于公元第八世紀的獅子賢(Haribhadra) 的改訂， 而此點亦為 Conze 所承認。 (10) 因此，使用像現(xiàn)存的《寶德偈》版本這么晚近且其原貌亦不甚明朗的文典來判定〈薩陀波倫菩薩品〉的原出性，在取材以及后續(xù)的方法學上，都顯得很不恰當。 Conze 在辯稱〈薩陀波倫菩薩品〉屬于《八千頌般若經(jīng)》的添加部分的同時，還訴諸他個人對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發(fā)展情形的一項先入為主的看法。具體言之，他一味認定：“在根源上， 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的開創(chuàng)動力是形而上的。 ”(11) 因此， 在他看來，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當中凡屬所謂神話的篇章段落， 特別是與不動如來(TathaagataAk.sobhya) 或薩陀波倫菩薩等有關聯(lián)者， 都是后來添加進去的。然而在處理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的歷史發(fā)展與典籍演變時，運用如此簡化且欠缺證據(jù)支持的解釋模型，其所顯示毋寧是 Conze 個人一廂情愿的成見。(12)除了上述短缺，Conze 的論點亦因他個人不諳漢譯佛典而略失偏頗。 (13) 有關薩陀波倫菩薩求法歷程的敘述，早在公元 179 年首度見于支婁迦讖 (Lokak.sema) 就《八千頌般若經(jīng)》所譯成的《道行般若經(jīng)》 (T.224)，隨后還陸續(xù)出現(xiàn)在一些漢譯與其它語言版本的般若經(jīng)典中。Lewis Lancaster 詳細比對相關的譯本與版本后，做了如下的觀察：“〔薩陀波倫菩薩的〕故事就其記載在早期漢譯本中的情形來看，不論是著眼于一般情節(jié)的鋪陳或是突兀事件的構繪，都遠遠勝過現(xiàn)存的梵文本與其它較后來的版本。 ” (14)不僅此也，《道行般若經(jīng)》尚有不少段落，例如有關“作佛形像”的對論，(15)其記 述顯然較后來的譯本或版本更詳細，或甚至整個段落為若干較后來的譯本或版本所欠缺。 (16) 這當然無法就此證明〈薩陀波倫菩薩品〉──或《道行般若經(jīng)》中所錄比后來的譯本或版本較詳細的部分──必定屬于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的最古層。但是就本文關切的論題來說，這至少透發(fā)二項啟示。
其一， 這對于 Conze 所認定的〈薩陀波倫菩薩品〉“是在《八千頌般若經(jīng)》的眾多學說相當明確得到定型表述好幾個世紀之后， 才被添加進去的” (1978, p. 4)，形成極嚴厲的挑戰(zhàn)。其二，這顯示出，置于般若經(jīng)典群的脈絡觀之，《道行般若經(jīng)》──特別是其〈薩陀波倫菩薩品〉──的構成所牽連的復雜性， 實在無法用一種直線進展的模式(a linear pattern of development) 予以涵蓋解釋。 這兒所謂直線進展的模式，也就是以理所當然的樣態(tài)(axiomatically) 假定整個典籍一味沿著增廣 (或沿著減略──但這較為罕見 ) 的方向漸次演變。 不幸的是， 盡管Conze 對般若波羅蜜多文獻發(fā)展情形的看法在學界一向極具權威，但在根柢上，他的看法，特別是形上時期進展到神化時期這樣的一項假定，直接表現(xiàn)的正是一種直線進展的模式，而與《道行般若經(jīng)》在般若經(jīng)典群的脈絡所顯示的上述證據(jù)產(chǎn)生嚴重的抵觸。
總之， Conze 的貢獻在于他質(zhì)疑 Lamotte 印度西北邊境起源說的可*性。 然而，他和 Lamotte 一樣，并沒有正確認清〈薩陀波倫菩薩品〉實乃無關乎“西北方”或Gandhaara。 在這樣的錯誤認知下，他極力辯駁〈薩陀波倫菩薩品〉的原出性，希望藉此破除〈薩陀波倫菩薩品〉可做為般若波羅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在西北方或 Gandhaara 起源的有效憑據(jù)。本文上節(jié)指出，〈薩陀波倫菩薩品〉無關乎般若波羅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之起源；但這并非基于它是后代的添加，而是它內(nèi)在的經(jīng)文證據(jù)使然。Conze 不僅沒有看出此內(nèi)在證據(jù)的切要性，而且他在企圖辯駁〈薩陀波倫菩薩品〉的原出性所采用的方法也很不恰當，因此他的這項企圖最后并沒有成功。饒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在辯護自己提
出的南印度起源說的時候，似乎屢次犯了他用以指控Lamotte 同樣的錯誤，也就是訴諸有后代之嫌的證據(jù)來論斷大乘佛教的起源地。(17) Conze 的大乘佛教南印度起源說最主要的證據(jù)乃汲取自《般若經(jīng)》。在《般若波羅蜜多文獻》(The Praj~naapaaramitaa Literature, 1978, p.2)，他說：《八千頌般若經(jīng)》 (A x 225) 述及“如來滅度后”， 般若波羅蜜多將“至 (或譯為轉往 ) 南方”(proceed to the South)，并且從該區(qū)先流布到西方，接著到北方。打從最開始所有現(xiàn)存的漢譯本《般若經(jīng)》，僅有一個例外，其余一致說到般若波羅蜜多的行程開始于南方或東南方 (began in the South, or South-East)。
這兒涉及的經(jīng)文段落所提到的“方向”，雖然其意含可能多所分歧，吾人在這一點上卻無周備且前后一貫的現(xiàn)成研究可資建立另類的理解。(18)因此，最可行的辦法還是純依字面來解釋這兒提到的方向。特別引人一探其詳?shù)氖牵@兒涉及的經(jīng)文段落到底以何等方式描述如來滅度之后般若波羅蜜多傳散行程上的第一個停*站。檢視現(xiàn)存相關的梵文本，可以說都是用pracari.syati/pracari.syanti( 將至；will proceed; 將流布； will spread) 這樣的動詞來帶出這當中第一個停*站。 (19) 漢譯本《般若經(jīng)》大都使用“至”或“流布”，表明的意念和梵文本一樣，也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教法抵達第一個停*站──東南方或南方──之前，已有其先在的歷史。 (20) 這兒涉及的經(jīng)文段落完全沒有說到般若波羅蜜多教法的“起源”。因此，吾人實在難以理解此等經(jīng)文段落如何可被用以斷定般若波羅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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