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凈慧法師最初認識是從給《法音》投稿開始的，那時我對佛教還認識不深，沒有想到我這個后學寫的幾篇論文都被法師采用了。后來我到北京見到了凈慧法師，并與法師一塊吃飯，法師就我的一些觀點坦率地談了他的看法，他的平易近人的精神，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就出版《安士全書白話解》與法師交換了一些意見，法師曾邀請我到柏林寺去。總之，法師這種無私扶助后學的精神確實是很少見的。

　　凈慧法師是我國當代禪宗大德最令我敬佩的。他多年來所提倡的“生活禪”，其所獨創的“生活禪夏令營”從1993年開始一直堅持到現在，時間長達十年之久，實為中國禪宗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為禪宗弘法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些年來，國內外佛教界都在為佛教的契理契機尋找一條新的道路。本文則就凈慧法師的“生活禪”談談自己的一些體會，以就教于諸方大德。

　　一、“禪”本來就不能離開生活

　　凈慧法師在第九屆生活禪夏令營（2001年7月20日）開營式上講話時說：

　　“生活禪”的目的是要實現“禪生活”。從生活禪到禪生活其中所要落實的理念，就是“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大乘佛教的悲智二門，就是指救度眾生之慈悲與求證菩提之智慧。此二者之中，智慧屬于自利，慈悲屬于利他。若配以人之兩手，則悲為左手，智為右手，悲智具足，兩手齊全，缺一不可。“覺悟人生”，自覺覺他；“奉獻人生”，自度度他。學佛而能以般若智慧求覺悟（菩提），即是從“生活禪”進入“禪生活”的過程；學佛而能以慈悲精神度眾生，即從禪生活回到生活禪的過程。覺悟人生即是觀照在當下破除煩惱；奉獻人生即是發心在當下成就眾生。

　　人間佛教的思想，通過覺悟人生、奉獻人生加以落實，以達到生活禪、禪生活的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透過生活禪，貫徹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宗旨，將人間佛教的理念落實在人間、落實在生活、落實在當下，上契佛陀圓滿大覺之本懷，下契當前人類精神需求之時機，并以之回應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時代命題，就是我們提倡生活禪的初衷。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凈慧法師所提倡的“生活禪”就是要我們把“禪”與生活打成一片，并非離開生活之外另外有佛可求，有禪可參。怎么實行“禪生活”呢？就是凈慧法師所說的“落實在當下”。凈慧法師說：

　　在行住坐臥中，能夠時時觀照當下，使自己的心與佛相應，與法相應，與戒相應，我們當下便是身居樂土。這種覺性形之于語言，必然是清凈語、慈愛語、柔軟語，由此而達致口業清凈；這種覺性見之于行動，必然是慈悲、道德、奉獻，助人為樂，與人為善，由此而達致身業的清凈；這種覺悟能使我們自己的心地保持靈明不昧，照破內在的貪嗔癡三毒，養成慈悲喜舍的心態，成就覺悟、奉獻的精神，由此而達致意業的清凈。

　　凈慧法師所說的道理就是《金剛經》反復說明降伏自心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當前信眾最多的凈土法門所主張的念佛與參禪并非有兩樣，念佛即是降伏自心的方法，人不念佛，則念貪嗔癡。如果在生活中起心動念處觀照自己，那就抓住了問題的根本，這樣觀心，念佛才是真正的念佛。如果不能觀察自己的當下一念，每天即使念數萬句佛號也沒有作用。許多修行者，沒有從根本著手，即是指此。從根本上著手，即是從“觀心”入手。有些人念佛很精進，數萬，甚至百萬，確實下了功夫，但一停下念佛，他的習性仍舊沒有改，起心動念，仍舊是貪嗔癡。那么他念佛雖然念得很辛苦，實際上很難真實受用。《維摩經》說：“隨其心凈則佛土凈。”要使自己起心動念都是佛心，那就是實行“禪生活”。在生活中參禪，就是在生活中學佛。記住印光大師曾說學佛從“克盡人道”修起。怎么“克盡人道”，那就是從日常生活中修行。《金剛經》不是一開頭就說佛陀托缽乞食嗎？這就告訴我們，修行并不離開我們的日常生活。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呢？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這十六個字就概括了修行的方法。

　　中國禪宗是佛教契理契機的產物，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產生了中國式的佛教——禪宗。禪宗的哲學實際上就是一種人生哲學。禪宗由菩提達摩傳入中國，到六祖慧能后形成五家七宗，蔚為大觀。六祖的《壇經》也是在中國佛教中唯一被稱為經的作品。六祖慧能說，東方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哪里？提出了只要心凈，此處就是凈土，不必另求一個凈土。這種即身是佛，即身成佛，實際上就是不離開現實去追求人生的解脫。韓愈雖然寫了《原道》和《諫迎佛骨表》嚴厲地批判佛教，但是他后來被貶后，與大顛禪師交往，有后悔之意。可能是禪宗的思想與他的思想有相通之處。

　　二、“生活禪”是“人間佛教”思想的真正體現

　　佛教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覓兔角。”釋迦牟尼是在人間成佛的，未來彌勒佛也將在人間成佛。離開了現實世界，沒有佛可成。《華嚴經》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自心清凈即是佛，心外無佛。大乘佛教的六度，即是不離開現實世界而求解脫，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都強調在現實世界中去完善自己，從而達到最高的人生境界。近代以來，大乘佛教更獲得了空前未有的發展。一代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思想，使佛教與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他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當代中國佛教繼承了這種“人間佛教”的思想，使佛教更加貼近現實。作為中國信眾最多的凈土宗根據“人間佛教”的思想，提出了“人間凈土”的思想。凈慧法師創辦“生活禪夏令營”，提出“奉獻人生、覺悟人生”的宗旨，也即是“人間佛教”思想的真正體現。凈慧法師說：

　　我從1991年開始在不少場合說過，兩千年的中國佛教史，從適應不同時空環境、契理契機地推動佛教發展的角度來考察，這期間有三位劃時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值得我們中國佛教徒永遠懷念，他們是兩晉之交的道安大師，盛唐時期的慧能大師，近現代佛門泰斗太虛大師。正是以這些大師級人物為代表的歷代高僧大德，以其高深的智慧和無畏的膽識，抓住機遇，迎接挑戰，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高潮迭起，為中華民族的總體發展，為佛教慧命的延續，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凈慧法師經常談到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他說：

　　以太虛大師為代表的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僧俗大德將佛教逐步推向現代化的洪流，強調“人間佛教”的理念，指明佛教在當今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個任務至今尚未完成。目前佛教界的有識之士及所有關心佛教命運的人還在不斷地致力于佛教現代化的工作。“人間佛教”的理念是佛教現代化的理論基礎，也是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思想。我們提出“生活禪”、舉辦“生活禪夏令營”，圍繞“人間佛教”的理念，旨在探索佛教在現代生活環境中實踐的方法以及與社會溝通適應的方式。

　　“生活禪”所體現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理念就是凈慧法師概括的：

　　將信仰落實于生活，將修行落實于當下，
　　將佛法融化于世間，將個人融化于大眾。

　　這四句話可以說概括了大乘佛教的精神，概括到一點就是“覺悟人生，奉獻人生”這八個字，這八個字集中地體現“人間佛教”的精神。正如凈慧法師所說：

　　覺悟人生就是智慧的體現，奉獻人生就是慈悲的體現。我們既具有高度的智慧，又能有廣大的慈悲心，奉獻精神，那我們就能在當今時代把佛法的精神、佛法的形象很好地樹立起來。如果我們每個佛教徒都能成為積極向上、積極奉獻的人，那我們在社會上就不會受到人家的譏嫌，就不會被說成是消極厭世。所以說，覺悟人生、奉獻人生這八個字看起來很平實，做起來卻非常不容易。我們拈出這八個字，一方面作為我們自己的座右銘，也希望認同生活禪的人都以此來勉勵自己、要求自己。希望我們在一切時、一切處都能本著“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精神去生活、去工作、去修行。

　　三、“道”不離開生活中的“我”

　　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論語》顏淵篇）這是告誡學生“仁”離我們并不遙遠，它就是我們心中所覺察的那一念，關鍵是只要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就能很快開發它。佛陀也反復強調，佛就在我們心中，心外無佛可得。否認人的命運由外力（神）來主宰，人的命運由因果業力的反映，人是他自己命運的主人。因此，圣人都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開發心中本有的潛能（仁或佛性），走向大自在大解脫境地。凈慧法師有關“生活禪”的系列開示都強調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是禪，平常心就是“道”，他說：

　　我們的生活充滿著禪意和禪機，所謂“神通及妙用，運水與搬柴”。但大多數人由于自我封閉，意識不到他本身具有體驗禪的潛能，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

　　禪就在我們面前，但是若不是有心人，他永遠也不能發現，看看我們歷代祖師是如何傳燈的，就知道“道”不遠求，“道”就在生活中。

　　釋迦牟尼靈山一會拈華示眾，獨有迦葉微笑心領神會，從而成為西天禪宗第一祖，后來傳到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傳道，成為中國禪宗第一祖。達摩生于南印度，婆羅門族，出家后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說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來到廣州，從這里北行至魏，到處以禪法教人。

　　達摩到金陵（今南京）時和梁武帝的問答。梁武帝是篤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寫經、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負地詢問達摩：“我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此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即渡江入魏。記載這個傳說的最古文獻是敦煌出土的佚名《歷代法寶記》（774年間撰）和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二之上。后來禪宗著名的《碧巖錄》把它作為第一則‘頌古’流傳。以后，它便成為禪門眾所周知的公案了。

　　從這則公案，我們可以看出，道是無相無我而空的，若執象去求功德，反而沒有功德。正像弘一大師所說“執象而求，咫尺千里。”由于梁武帝不明白真正的功德，達摩離開他抵魏，游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獨自修習禪定，時人稱他為壁觀婆羅門。有道育、慧可二沙門禮見達摩，并親近和供養四、五年。達摩感覺他們真誠，傳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經》授與慧可說：“我看中國人的根器于此經最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離世間。”

　　慧可（487～593）我國禪宗二祖。南北朝之僧。河南洛陽人，俗姓姬。初名神光，又作僧可。幼時于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出家，于永穆寺受具足戒。早年周游聽講，參禪冥想，精研孔老之學與玄理。北魏正光元年（520），參謁達磨祖師于嵩山少林寺，從學六年。據景德傳燈錄卷三載，師訪達磨時，終夜立于雪中，至天明仍不許入室，師乃以刀自斷左臂，表求道之至誠。達摩見機已來，呼他入內問他求什么法，慧可說：“求安心。”達摩說：“你把心拿給我，我給你安心。”慧可頓時于言下大徹大悟，達磨乃付予大法，并傳衣缽。

　　從慧可斷臂求法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覓心了不可得，道就在我們當下這一念，所以“道”不遠人，禪宗正是這樣教育人的。若心外求法，則反而去“道”萬里。所以，凈慧法師說不離開現實生活而去覺悟自己也就是這個道理。當然并非我們去斷臂亦能得法，離開具體的時間和環境，這則公案就不起作用了。它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真正覺悟人生，就應該在奉獻中去覺悟，在無我中去覺悟。

　　慧可又曾用詩句來表達他的禪學見解，他答向居士的函問說：“本迷摩尼是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余(涅槃)？”這是用簡明理路表達出來的禪意。達摩“理入”的根本意義在于深信一切眾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妄歸真，就是凡圣等一的境界。慧可繼承這個思想，指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義理，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

　　慧可著名的弟子僧璨是禪宗第三祖。房琯的《僧璨碑文》，記僧璨請慧可為他懺悔。慧可說:“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僧璨覓罪不得。慧可就說:我已經為你懺悔了！

　　僧璨身患風疾，初見慧可時，可問曰：“你是個大風患人，見我會有什么好處？”璨答：“我身雖患風疾，但‘患人心與和上心無別’。”于是深得慧可贊賞。

　　從僧璨求懺悔之法來看，與慧可的求安心法異曲同工。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都是不要離開內心而去求法，“道”就在我們心中。這和后來六祖慧能答五祖弘忍的“獦獠身與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極為相似；同時兩人都先以白衣身得法而后出家受戒，也極體現出達磨禪法無論什么人都可以在生活中得道的特色。

　　僧璨得法受具后，隨侍慧可數年，風疾痊愈，唯發不復黑，時人稱為‘赤頭璨’。579年，北周漸復佛教，可回鄴都，璨仍隱居于皖公山與司空山。592年，十三歲的沙彌道信見僧璨。《景德傳燈錄》關于兩人問答的話記載如下：（道信）曰：“愿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僧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這段問答精神，和慧可乞安心，僧璨乞懺悔也是一脈相通的。

　　中國禪宗從初祖菩提達摩到三祖僧璨，其門徒都行頭陀行，一衣一缽，隨緣而住，并不聚徒定居于一處。到了道信、弘忍時代，禪風一變。道信于唐·武德（618）初入黃梅雙峰山，一住三十余年，會眾多至五百。后來弘忍移居東山，又二十余年，徒眾多至七百人，這兩代禪徒都定居一處，過著集體生活。他們實行生產自給，把運水、搬柴等一切勞動都當作禪的修行；禪就在生活之中，行住坐臥，吃飯屙屎都是禪。因為禪不離開生活，后來馬祖、百丈等于深山幽谷建立叢林，實行農禪并舉的禪修模式，禪由此時也就真正變成“生活禪”。

　　實際上，禪從來就不離開現實生活，從達摩祖師傳慧可，從慧可傳僧璨，從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從弘忍到六祖慧能，其一脈相承就是要敢于當下承當，心即是“道”，“道”不遠人，若心外求“道”，則“道”不可得。于此也可見“生活禪”的真正含義了。我們就用凈慧法師的話來作為本文的結尾吧：

　　生活中的禪是如此靈動和現成，自然界又何嘗不是呢？如果滿天星斗不是禪，釋迦牟尼佛就不可能因睹明星而覺悟成佛；如果潺潺流水不是禪，洞山良介禪師就不可能因過小溪睹水中影而打破疑團；如果郁郁黃花不是禪，靈云禪師也不可能因見桃花而開悟。大自然到處都呈現著禪的空靈與恬靜，悠遠與超越，真實與現成，所以陶淵明能留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絕唱，蘇東坡能留下“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凈身”的禪苑清音。

　　如果我們從生活中找回禪的精神，讓生活與禪打成一片、融為一體，我們的生活便如詩如畫，恬適安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