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禪宗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曲折與耐人尋味的。它既有過平靜的時代，又有過沉悶的時期，更有過高潮。可以說，中國的禪宗研究是緊扣著世界佛學研究的形勢，同時又與當時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背景相聯系的，是諸種因素的綜合結果。按照禪宗研究史的情況，20世紀中國禪宗的歷史可以分為這樣三個時期，即前期、中期、后期，每個時期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情況，且研究的重心也不一樣。

　　20世紀中國對禪宗的研究始于本世紀初。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以說來自國內外兩方面的影響而致。從國內的影響來講，主要是一些傳統的學問家出于對佛教的愛好而自發地對禪宗進行了研究，例如像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梅光羲，國學大師錢穆，北京的周叔迦居士等人，他們在從事佛學研究時都曾涉及了禪宗。從國外的影響而言，主要是受到歐美和日本等國學術風氣的影響，例如像陳寅恪、胡適等人即比較典型。此外，還有像陳銘樞、黃懺華、羅福成、朱自清、任繼愈等人，也發表了不少心得。胡適則是國內較早在這方面取得成果、影響較大之人。在僧界中則有法舫、東初、圓瑛、太虛等人，出版了不少經解注疏，但這一部分成果僅在教內流通，進入學界的不多。

　　平心而論，20世紀初的中國佛教的禪宗研究并不是十分熱烈，據袁賓《禪宗辭典》附錄《禪宗研究論文及著作目錄》，1950年之前，發表禪宗研究論文60篇，著作2本【實際上數目比這要多。】。這與現在每年發表數百篇禪宗論文與著作相比，真是太少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F在來看，應該有這樣幾個重要的因素：

　　一、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原有的封建清王朝徹底覆滅，"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西方的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廣泛宣傳，打倒孔家店的呼聲日益高漲，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難宗教的思想一時成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務之一，于是在當時大多數人看來與封建思想和落后宗教相聯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沖擊，很多人都指責佛教愚昧與落后，將佛教斥為"死人的宗教"與"鬼的宗教"。在這種文化啟蒙思潮下，佛教為了生存，不得不將主要的精力對付外來的批評和致力于內部的整理及改革。這在一部分僧人如釋太虛等人的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二、是西方思潮的侵入、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中國社會的衰落，使一部分國內的傳統治學學者感到彷徨，于是他們將國家的振興寄托于佛教，認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與西方的思潮可以找到共同點，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但是他們所說的佛教，并不是講的禪宗，因為在他們看來禪宗是一種實踐的宗教，他們所說的佛教是屬于學理性特點較為明顯的唯識宗與華嚴宗等，希望用這些宗派的思想來振衰起弊，最后達到救國的目的。這在一些士大夫，如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三、是中國佛教自明以后，只有禪宗與凈土宗兩支尚存。天下寺院"七分臨濟，三分曹洞"，禪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甚至代表了中國佛教。然而由于佛門內部弊病較多，積重難返，法門秋晚，人才難覓，故佛教界內部，特別是一些居士對這些現象深痛扼腕，他們自發讀經看論，撰寫著述，組成團體，與佛教僧伽并立。這些人主要以推崇教理性的知識佛教為主，旨在提高知識，專研教理，尤其注重唯識宗的教學，或者追求凈土一宗。這在一些居士，如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等人身上表現明顯。

　　四、是當時國外的佛教學正處在一個文獻學研究的高潮，不管是歐美還是日本，學者們注意的是梵文與巴利文經典的注疏和翻譯工作，在佛教史方面則注意印度與日本佛教史的研究，對漢文佛典的研究，因受到語言的制約開展不多。雖然一些日本學者對此下了功夫，但是其重點是在與日本佛教有關的一些中國佛教的問題上，例如對中國隋唐以前的佛教，尤其是對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研究取得了相當的成果。而對自宋以后成為主流佛教的禪宗，確實還無暇顧及，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成果，從現在來看，屬于一些資料整理性的著作，但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世紀初敦煌佛教的資料被發現，無疑給學術界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但是由于敦煌資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所征的有關歷史性文獻不足，加之人才匱乏，準備時間不夠等等，還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這決定了對禪宗的研究還得有一個過渡的階段。

　　五、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大多數時期一直出于動蕩的時期，軍閥混戰之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后，又進入了解放戰爭時期，所有這些，對做學問的學者而言，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因此對相對于與現世比較遠的學問--佛學來講，是不可能有一個很好的研究環境的。

　　由于以上幾個原因，使得中國的佛教研究對禪宗的投入不夠，就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成果而言，主要有這么一些特點。一是對禪宗進行批評或予以判教，這主要反映在內學院的一些人身上，如歐陽竟無和王恩洋等人都在著作中對禪宗作過一些評論【值得注意的是，歐陽竟無與王恩洋等人都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禪宗的文章或著作，他們僅是在自己的著作中論及了這一部分內容。參黃夏年《王恩洋與禪宗四題》，載《禪學研究》，2001年刊?！?/FONT>，認為禪宗"禪屬般若，凈附真言，攝論、地論瑜伽之支隅，俱舍、成實小宗之余緒，皆非能別創義趣者也"【《唯識通論》，南京支那內學院本，5頁。】。"余聞瑜伽聲聞地、世出世間資糧、加行作意現觀之道，而后知宋明儒者，禪凈諸宗，乃至一切外道之修持，皆缺而不全，偏而不中，偏而不賅，一曲之學也?quot; 【《人生學·解脫道論》，1934年，上海佛學書局，157～158頁?！?/FONT>二是對某一部禪經的個案研究，以陳寅恪為代表。他對《六祖壇經》的"傳法偈"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一）此偈之譬喻不適當。（二）此偈之意義不明確。"【參《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4～18頁?！?/FONT>陳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中華書局，1964年。】研究也屬于個案，但是他的研究重在歷史時代的考察，對西南地區的禪宗史實作了詳盡的梳理，材料豐富，觀點鮮明，立論公允，此書至今還沒有人從整體上能夠超過。雖然近年來有人已從國外找到一些新的資料，但是這也只是作一些補充而已，并不能推翻他的研究。至少目前研究明清佛教的人，還必須參考這本著述。三是佛教界人士的研究，例如大虛大師對禪宗就有過評論，指出"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他撰寫的《唐代禪宗與現代思潮》，將禪宗的精神概括為：反信教的學術思想、反玄學的實用精神、 反理論的直覺精神、反因襲的創化精神、全體融美的精神、自性尊圓的精神、虛無主義的精神、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德莫克拉西主義的精神等幾種特點【參《太虛大師全書》第13編。】。四是胡適的實證主宓難芯糠椒ā?0世紀上半葉，胡適的禪宗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正是他的獨特研究方法?quot;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并用，提出了"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創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大的功勛，永久的影響 "【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胡適集》，97頁?！?/FONT>。這個驚世駭俗的觀點，無疑對教界和學界是一個極富刺激的挑戰。他的許多觀點直到今天也不盡為人同意，但他的許多研究與精神仍為中外學者所稱道欽佩。正如張曼濤所說："鼓動禪宗研究的，則仍以胡適為一時俊彥。盡管他的研究，為佛教徒或真正禪宗學者所反對，可是由他的鼓動，而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引起廣泛的重視，影響甚深，則是不可否認之事實?quot;【《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唯識學概論》之《編輯旨趣》，臺灣大乘出版社，1978年。】此外，受日本佛學研究風氣的影響，中國學者也曾經譯介過日本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像忽滑谷快天的《禪學思想史》之片斷，曾經由蘇晉仁先生譯出刊于《微妙聲》上。但就研究的重點而言，這一時期主要還是集中在《壇經》與慧能和神會的身上，這又與當時國際的佛教研究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也對后來的禪宗研究產生了至深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