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是經過長期“中國化”形成的真正的中國佛教宗派。晉、宋以來，佛典傳譯既廣，接受上就多有歧義，從而形成了一批中國佛教的學派，如地論師、涅槃師、楞伽師。再進一步，在判釋經教的基礎上，出現了一批宗派。其中有有兩個宗派很能適應中土人士的心理和倫理，即禪和凈土【這兩個宗派起初都不以宗派立名。因為它們都是從佛教修行的一般法門發展而來的。六朝時期“禪宗”只是指習禪的人，直到中唐才以“禪宗”稱呼宗派。而凈土法門則直到宋代才被當作宗派對待。】，因而傳播更為廣闊，影響也更為巨大和長遠。

　　更重要的是禪宗還是一個思想和學術運動。在這方面，禪宗大力發揚了中土佛教重學術的傳統。禪宗的淵源在修持上是佛教的習禪法門，在教理上則是原始佛教即已形成的“心性本凈”觀念。公元四世紀以后涅槃佛性思想和如來藏理論的傳播則直接給后來的禪宗提供了更系統、更豐富的教理依據。這時有兩個人對于后來禪宗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即竺道生和達摩。竺道生提出“闡提成佛”和“頓悟成佛”說，達摩提出“二入四行論”，為禪宗打下了理論基礎。達摩的“二入四行論”主張入道途徑有二，一是“理入”，即：“深信含生凡圣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若也舍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圣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于言教，此即與真理冥狀，無有分別，寂然無名，名為理入。”四行即“一者報怨行，二者隨緣行，三者無所求行，四者稱法行”【凈覺：《楞伽師資記》，《大正藏》卷八五，1285a。】。理入和行入指示出簡單快速的悟道即成佛門徑。

　　竺道生和達摩的宇宙觀都是以“自性清凈”為核心的本體論，這顯然接受了中土道家和玄學的觀念和方法；他們的“人性論”（佛性實際是人性的宗教體現）則吸收了儒家思孟學派的“性善”論【后來的南宗禪更直接把性善觀念納入自己的禪觀中。柳宗元的《大鑒禪師碑》里則概括慧能的禪法是“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他們的人生觀就其入世傾向說則與儒家相通，就其自然主義態度說則是道家的【參胡適：《楞伽宗考》，《胡適作品集》十六《神會和尚傳》，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60頁。】。就是說，他們是在大乘佛教佛性理論的基礎上，融合了儒家、道家的思想發展出適應中國文化土壤的全新的心性論的。后來的禪宗從更多的佛教經典里汲取思想資源，主要是《維摩經》、《涅槃經》、《楞伽經》、《大乘起信論》等等。但從主導方面看，還是沿著竺道生和達摩的方向、不斷融合三教而發展心性理論的。

　　禪宗又是一個文化運動，因此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廣泛支援和歡迎。這方面又體現了中土佛教居士階層占據重要地位的特點。據胡適考察，二祖慧可本是文人出家，應有文集流傳于后世【見前揭《楞伽宗考》。】。六祖慧能據說是“不識字”，但紀錄他說法的《壇經》引經據典，顯然有相當高的文化教養。神秀和神會則都是大知識分子出身。士大夫階層乃是創造和發展禪宗的主要社會基礎。這一點從禪宗興起的情況可以看出來。

　　關于中國禪宗成立的具體時間，學術界近年來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起自四祖道信（580～651）于唐初在黃梅傳法，那里本是遠離中原政治、經濟中心的僻遠之地。但經過短短的時期，到久視元年（700），其再傳弟子神秀被召入都，即轟動京輦，以至武則天說“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楞伽師資記》，柳田圣山校注《禪の語錄2·初期の禪史Ⅰ》，日本筑摩書房，1985年，298頁。】。道信的新禪法如此之快即傳入京城，除了得力于統治者的支援，更重要的是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特別是得到廣大庶族士大夫階層的歡迎。如張說（667～730），中、睿、玄三朝位居崇重，前后三柄大政為宰相，他詩文兼擅，領袖文壇。神秀入都，他是主要的支持者；神秀圓寂，為之親撰碑文【《宋高僧傳》卷八《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見《高僧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430頁。】，即《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張說后來又曾從神會習禪，見《神會錄》【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82年，115～116頁。】。李邕（678～747），是唐初著名《文選》學者李善之子。他是神秀法嗣普寂的俗弟子。普寂死后，朝命于其河東舊宅擴寺建塔追福。他接受長安諸大德之托撰碑，就是今存《大照禪師塔銘》。嚴挺之（673～742），也是寒門出身，與張九齡相善，累官至尚書左丞。他是神秀的另一位法嗣義福的俗弟子，為義福撰《大智禪師碑銘》，死后葬于洛陽大照和上塔次西原。以上三位是皈依早期禪門的代表人物。他們有明顯的共同點：都是寒門出身，都通過科舉進身，又都具有積極的政治態度，在唐初統治階級各階層的斗爭中是庶族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他們又都擁護新興的禪門，成為著名祖師的俗弟子。當時歸心新禪門的主要是如上面三位那樣的寒門出身、靠政能文才“覓舉求官”的士大夫。就是說，道信、弘忍弘揚的這一新的佛教宗派得到了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大力支持。武則天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也是支持新興的庶族士大夫的。這樣，禪宗吸引知識階層，也就強烈地影響到廣闊的文化領域。不只是禪理和禪觀，禪的思維方式、禪的審美觀念、禪的表達方法、禪的語言等等，廣泛作用于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習俗，影響到學術、倫理、美學等各個領域，而對文學藝術的影響尤為直接和巨大。詩歌本來只是文學創作的一體，但由于這一體裁的特殊性，成為文學創作中受到禪宗影響最為深刻、豐富的領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