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朱熹來，陸九淵受佛教尤其是禪學的影響更深，這是歷來所公認的。陸九淵明確以“心”為宇宙本體，直接繼承和發揮了程顥“心是理”，而建立了以“心即理”為核心的“心學”哲學體系。他說：

　　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此吾之本心也【《與曾宅之》，《陸九淵集》卷一，中華書局，1980年，第4～5頁。】。

　　陸九淵強調“心”和“理”的完全合一、一致，在“心”與“理”的“精義無二”、不可分割的過程中，來消除“理”的超主體性的性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與李宰（二）》，《陸九淵集》卷十一，149頁。】。用“心”來統攝“理”，“心外無理”。

　　陸九淵改造孟子“萬物皆備于我”，說：“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與侄孫浚》，《陸九淵集》卷一，13頁。】，把“心”與“理”說成我固有，而不是外物給的，就為“心”的獨一無二性、至上性作了論證。以此本心為本體，處理“心”和世界的關系時，世界以心為依止。這樣，“心”便具有能作為、能生萬物的特性。到了最后，“心”是一個不分時代、不分地區、不分人身，囊括“宇宙”、“萬物”的唯一精神實體。

　　在《起信論》中，眾生心“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卷三二，575c。】，而且“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同上書，577b。】。事物是依心而存在的，本無外境而現似外境，全出于妄心的幻現。

　　所以，陸九淵的“心”與《起信論》的“心”雖然用的語言有差別，但是致思的路數與獲得的結論基本上是相同的【鮑博：《陸九淵與禪學關系管窺》，《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年第4期，115頁。在這篇文章中，鮑博先生將陸學與禪學在本體論上的異同進行比較。】。他們都主張超越主客的對立二分，把主客視為一體，把主客同一起來。然后把客體（“法”、“理”、“陰陽”）架空，把主客同一的權力交給“心”，實際上主客的同一就是以主體來取代客體，最后只剩下“心”。
儒家從孔子起其學說就一直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基礎上，但是到了宋儒開始注重“天人本無二”、“天人一體”。宋儒之所以成為“新儒學”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本體論”思維，但是這種“本體論”思維的來源又是得益于佛道二家【道教對宋明理學的影響，見陳少峰《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學界在討論佛教思想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時，一般都是注重禪宗與華嚴宗的影響。其實，隋唐以后佛教的本體論思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起信論》。所以，我們用《起信論》“一心二門”的本體論思維模式，對宋代理學家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陸九淵的本體論思想進行分析，發現“一心二門”與“無極太極”、“太虛即氣”、“天理本體論”、“理本體論”、“心本體論”，在思維模式上都有驚人的相似。所以，我們想《起信論》對宋代理學的影響，是以禪宗與華嚴宗作為載體，將其本體論思維模式滲透到宋代理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