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后，“狂禪”一詞屢屢被提起，而且狂禪所指代的對象與含義有多種多樣。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朱熹與陸九淵兩家在學術上產生分歧而分途之后，“于是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因此厘清它的真實面目，對于明代甚至宋以來的思想史與學術變遷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狂禪”一詞，最早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康熙時編的《御定佩文韻府》卷十六之七中“禪”字條，收錄了如野狐禪、醉笑禪、林下禪等各種名目的“禪”共108個。甚至將蘇軾《沐浴啟圣僧舍與趙德麟邂逅》詩中的“睡穩如禪”（注：《沐浴啟圣僧舍與趙德麟邂逅》詩的原文是：“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都收入其中，可見搜羅范圍之廣泛。但卻沒有“狂禪”。此卷的“枯禪”條下，援引了元末明初時人楊維楨《花游曲》中的兩句詩：“寶山枯禪開茗碗，木鯨吼罷催花板。”這條文獻在“禪”條下是最晚的。那么則可以說明，在明初以前，“狂禪”一詞是沒有出現的。如果不排除《御定佩文韻府》的編纂者不能窮盡所有的書籍而有所缺失或疏漏的話，那么至少可以說，“狂禪”一詞在明以前是不常見的，如果這是一個常見的詞語，相信編纂者一定會把它收入其中。
   
　　眾所周知，李贄是鼓倡狂禪最激烈的人，跟李贄學習這種狂禪作風的人也很多，黃宗羲說：“李卓吾鼓猖狂禪，學者靡然從風。”（卷三五，《泰州學案四•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沈瓚在《近世叢殘》中也說：“李卓吾好為警世駭俗之論，務反宋儒道學之說。其學以解脫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后學如狂。不但儒教防潰，而釋氏繩檢亦多所屑棄。”袁宏道早年也是眾多向李贄學習的人之一。袁宏道曾三次去拜訪李贄，袁中道描寫袁宏道與李贄相會曰：“先生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為古人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卷一八，《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行狀》）他和李贄之間主要是參究禪學。他曾說：“仆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勍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根據目前筆者所搜集的資料，“狂禪”一詞最早出處就是袁宏道在《金剛證果引》中提到的：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呵，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后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為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為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于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舍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為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為取相之譏者，為之略述其概焉。
   
　　根據上面的材料，可以知道“狂禪”在當時是十分盛行的思潮。袁宏道還在另一處提到狂禪：
   
　　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
   
　　這兩條材料有很大的區別，前條袁宏道是為狂禪辯護的。從字面意來看，當時社會上有些人對狂禪以“取相”相譏諷，而袁宏道則提出，狂禪之取相，是“不舍聲色之無相”，甚至有把狂禪比之為佛的意思。其同時作的《浮山九帶敘》中有段話可以很好地體現袁宏道《金剛證果引》中對狂禪的辯護：
   
　　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錘，其精如金，其氣如玉，出語如風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末后九帶，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一日為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為之，而何暇惜夫語言文字之落草耶？
   
　　而后者，則是對狂禪的批評。《答陶周望》作于1603年，距《金剛證果引》寫作時間只有三年（1600年）。此時袁宏道在思想上已經與李贄分途，宣揚凈土而離棄了李贄的狂禪之風。袁宏道對狂禪的批評，是在社會局勢變得緊張、政治控制越來越嚴厲的狀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注：袁宏道思想的轉變，請參見孫昌武教授的《從“童心”到“性靈”》一文，載《詩與禪》，臺灣大東圖書公司1984年版。）。
    　　　　
　　二
   
　　對狂禪一詞的使用，一開始就存在兩種含義。先說第一種含義。禪宗發展到第三和第四個階段（注：禪宗的四個階段，詳參看孫昌武教授的《中國佛教文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出現了呵佛罵祖的作風。在這個階段，禪宗修行者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看法，認為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穿衣吃飯等，莫非佛道。因此道不用修，禮佛、讀經都是無益的，就是存有求道成佛的一念也是錯誤的。以至發展到背離經教，呵佛罵祖。如石頭希遷的法嗣丹霞天然說：“佛之一字，永不喜聞……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并曾取木佛烤火。他們認為平常心就是佛心，每個人都要自作主人公，做惟我獨尊、不受外惑的人。禪發展到這一階段，又把心性修養工夫變成了任運隨緣的生活，使得禪門一時戒律蕩然，禪徒混跡世俗。禪宗這種背離經教，呵佛罵祖的現象，就被后人稱為狂禪。
   
　　清代程朱派理學家熊賜履在《下學堂札記》卷二中說：“須知孟子本靜重簡默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辟告許，辨論衎衎，迄無寧日，時為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當年辟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訛舛，殫力竭精、舌敝颕禿，豈得已哉！亦時為之也。”就明確地稱五家禪為狂禪。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用狂禪來比喻律詩，“律詩不難于凝重，亦不難于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在這里，與熊賜履一樣，劉熙載把狂禪作為離經叛教、突破禪門戒律的五家禪來看待的。
   
　　晚清思想家龔自珍，對佛教十分精通。他注重唯識宗，主張依經帖釋，理富義順，因而對五宗禪大為不滿，其在《支那古德遺書序》中說：
   
　　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愈降愈濫，愈誕愈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猾。語錄繁興，伙于小說，工者用廋，拙者用謠，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于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遍市矣。
   
　　龔自珍將晚唐以來五家禪種種不合常理的表現，視為狂禪。其《己亥雜詩》中有四首詩提到狂禪：
   
　　狂禪辟盡禮天臺，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化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
   
　　鐵師講經門徑仄，鐵師念佛頗得力。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
   
　　道場馣馤雨花天，長水宗風在目前。一任揀機參活句，莫將文字換狂禪。
   
　　震旦狂禪沸不支，一燈慧命續如絲。靈山未歇宗風歇，已過龐家日眚時。
   
　　第146首，“有明像法披猖后，荷擔如來兩尊宿。龍樹馬鳴齊現身，我聞大地獅子吼”中的“有明像法披猖”，也當是確指狂禪的。
   
　　熊賜履、劉熙載、龔自珍等人將五家禪稱為狂禪，可能源于1614年西蜀輔慈沙門明昱為《佛祖統記》寫的敘，敘中說，“從上諸祖，授受淵源，支分派別亦如一花五葉。傳衣受記歷歷分明，自是天臺一家眷屬。又廣之以華藏、世界、天宮、地獄諸圖。蓮社諸賢往生僧尼其于法運通塞，尤惓惓三致意焉，用心良亦勤矣。其意直欲薪盡火傳燈燈相續耳。近日宗門盛行，講律或廢，不知如車雙輪，如鳥雙翼。后之紹統者，若真如天臺深入法華三昧，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棒喝狂禪皆當反走矣。”這條材料，是最早指出狂禪是五家禪的，同時還指出狂禪的出現是由于教律的衰敗，克服狂禪的方法也就是興教門、嚴戒律。明末清初時人錢謙益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佛法之有宗教律也，譬之一鼎三足，不可闕一，萬歷中尚有紫柏、云棲、憨山等高僧維護佛教。而三僧逝后，狂禪盛行的狀況，錢謙益比之為“長夜”。說，狂禪“上堂下座，戲比俳優。瞎棒盲拳，病同狂易。聾瞽相尋，愈趨愈下。師巫邪說，施符咒？，亦皆借口參禪，誑惑愚昧。邪師惡道，下地獄如箭射。”對治狂禪的方法，就是修教律，“長夜將旦，臺教聿興。鬼神為之唱，人天為之呵護。喚迷頭者必資明鏡，刮瞇目者必仰金篦。攻臺教以治狂禪，庶幾廢疾可興，膏肓可砭。立方療病，其莫先于此乎？”而龔自珍的“狂禪辟盡禮天臺”，也是與明昱和錢謙益的看法是相同的。
   
　　與明昱、錢謙益同時的禪僧也談了對狂禪的看法。稍微不同的是，他們對五家禪是十分尊重的，并不認為五家禪是佛教或禪宗的敗落，相反卻認為五家禪是開悟人的極佳途徑。如永覺元賢禪師說：“新豐創立五位，發明正中妙挾之制。雖僅僅數言，而造道之功，接人之用，無不畢備。造道則功位互明，而極于功位互泯；接人則君臣互用，而極于君臣道合。大都剪諸見之稠林，截萬端之穿鑿，必底于閑名謝滅之境而后已，豈比籠統之狂禪，廉纖之曲學，而混濫祖庭哉！”這里所說的狂禪，是指五家禪的末流，只學到五家禪的模樣，而沒有學到實質，“如今有等人，只弄虛頭，向古人公案上穿鑿，學頌，學拈，學答話；向人前，或喝，或棒，擎舉，豎指。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拂袖便行，推倒禪床，轉身作女人拜，打個筋斗出門去。此等雖是古人已用三昧，今日種種相襲，便成惡套了。”又如：
   
　　立心切要仿古，制行莫近狂禪。內省常自知過，方能遠俗希賢。
   
　　說得也是同一意思。
   
　　現在許多研究者因襲了對狂禪的這種看法。郭朋在《壇經校釋》中對“若不見佛，即無所歸；既無所歸，言卻是妄”的注解說：
   
　　“既無所歸”，而又“言歸”，豈非虛妄！這里，慧能以“若不見佛，即無所歸”的命題，來否定通常意義的“歸依佛”，它實已開啟日后“呵佛”狂禪的端倪。
   
　　葛兆光也認為禪宗的這種呵佛罵祖的作風是狂禪，而且在表述上理論色彩濃厚。如果在信仰中沒有了崇拜與模仿對象，那么信仰的情感就會無所依附而缺乏方向。宗教收拾的是散亂的人心，仿佛木桶需要桶箍才能把片片木頭會聚起來一樣。可是禪宗在這個階段，把佛法僧三寶都當作無須崇敬的“干屎橛”等，就沒有可以用來凝聚人心的東西了。這種對崇拜對象的打破，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方面，有可能使人從重重束縛中解脫出來；“另一方面這種感受與體驗瓦解了理智與道德的規范，隨心所欲的感受一旦沖破規范的界限，自然適意就有可能變成自由放縱，從而導致狂禪之風的泛濫。”劉逸生在《龔自珍己亥雜詩注》中說，狂禪是“指佛教禪宗后期的神秘主義。這一時期禪宗的表現是，他們認為用一般語言不可能說明禪宗的道理，因而采取隱語、暗喻甚至拳打腳踢的動作為表達方法；他們也否認人們的邏輯思維能認識客觀真理，他們呵佛罵祖，否定經典，只靠個人‘頓悟’，所以又更近于神秘主義。”
   
　　再說狂禪的第二種含義。狂禪的第二種含義是指一種思想潮流。這種潮流是王陽明開其端，以陽明后學尤其以王學左派之泰州學派為主流。全祖望在《槎湖書院記》中謂，王陽明之學雖然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離，可為救弊之良藥，但在流傳過程中，“遂有墮于狂禪而不返，無乃徒恃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并且認為，王陽明及后學，“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真知，則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之救弊，即其門人所以啟弊者也。”也就是說王陽明學說是為了救章句之學的支離，而陽明后學卻走向了極端，突破了程朱理學規范的限制。黃宗羲說：“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即如現代學者賀麟在評價馮友蘭時所說，講程朱而不能發展到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以程朱為約束，那么必失之狂禪。
   
　　在近代，梁啟超是對泰州學派和狂禪關注最多的人之一，他說：“當時儒學末流，養成狂禪，分明是學佛教，抵死不肯承認與佛教有關。”“請言舊派中之王學，晚明學風之敝，流為狂禪，滿街皆是圣人，酒色財氣不礙菩薩路，猖幻至此，勢固不得不有所因革。”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張君勱，指出狂禪是持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太過而招致的一種思想，“黃宗羲致力于修正陽明學說，是對王畿及泰州門人求體于無善無惡的狂禪的反動。對這些狂禪者，邏輯訓練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所求的，是非對待者，是沒有善惡之分的體。他們的另一說法是，應以自然方式求體，也就是說，不要加以絲毫人為之力。”現代學者楊向奎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在《清儒學案新編》中多次提到狂禪，明確提出狂禪是由泰州學派發展而來的，“明中葉后本為王學的天下，泰州學派興，末流遂入于狂禪，于是蔑仁義棄禮樂，形成反對傳統儒家思想之異軍。”直到現在仍然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狂禪這一問題，如謝思煒在《禪宗的審美意義及其歷史內涵》中說：“在唐代，呵佛罵祖的狂態還僅僅保持在禪宗教團內部，僅僅反映了宗教內部沖破教義束縛的解放需要，到宋以后，精神分裂式的發狂愈來愈頻繁地成為世俗士大夫的生活感受，終于在明代與理學中的異端相結合，淹成洶涌的狂禪之風。”
    　　　　
　　三
   
　　根據目前所搜集到的資料，“狂禪”一詞指代第一種含義的較少，已全在文中引用，所包含的內容也比較簡單。絕大多數的資料是指代第二種含義的，所指稱的對象主要是晚明一些反抗程朱理學的卓立不群的思想者，他們對晚明的思想界和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我主要在這個含義層面上對狂禪進行探討。
   
　　明正德以后的學者“不走姚江，即向增城（湛若水）”，而且“后來儒者之必趨于狂禪”，可見這種狂禪思潮的強大。陽明后學中，顏山農、李贄等人為狂禪的典型。錢謙益《瞿元立傳》中說：“痛疾狂禪，于顏山農、李卓吾之徒，昌言擊排，不少假易。”狂禪最直觀的表現是在狂禪者的行為方式上。顧憲成曾借蘇東坡與程頤的對答來評價泰州學派中的人物，說：“東坡譏伊川曰：何時打破這敬字？愚謂近世如王泰州座下顏何一派，直打破這敬字。”這里所說的打破“敬”字，即打破程朱所要求的社會行為規范。明末篤守程朱的陸隴其，也曾以蘇東坡說明狂禪，其《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宛丘先生學頗堅，惜從蘇氏雜狂禪；莫道紛紛渾似夢，人生何事可茫然。”如果連蘇東坡都稱以狂禪的話，那么泰州學派可算是狂禪中之狂禪了。陸隴其說：“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托儒之名……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而古先圣賢下學上達之法滅裂無余，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于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于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
   
　　除了行為上的直觀表現外，最重要的還是在學術上對程朱理學的突破。梁啟超在《儒家哲學》中說：“大抵有清一代，學者態度，陽奉陰違，表面是宋學，骨子里是漢學，對于朱子，直接攻擊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間擁護程朱的，多半是闊老，一面罵陸王派為狂禪，一面罵漢學家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寧說為周孔錯，不說程朱非。”梁啟超這里所說的闊老，大抵是指陸隴其、李光地、熊賜履等人，他們都是程朱派，對陽明之學十分厭惡，對其的攻擊也是不遺余力。正如黃宗羲、梁啟超所說，他們攻擊陽明心學的口實，便是狂禪。從明末清初程朱派的理學家的批評中，可以看出狂禪的兩個特點。
   
　　“狂禪派”主儒釋合一，以禪證儒、以儒證禪，是最為程朱理學家所詬病的。四庫館臣對李贄的儒釋合一之說極為痛恨，使用了過分嚴厲的語言來評價李贄：“大抵主儒釋合一之說，狂誕繆戾，雖粗識字義者皆知其妄。”李贄的這種儒釋合一，也就是趙大洲所說的“以儒證佛，以佛證儒。”這種主張對篤守程朱的理學家來說，是不能容忍的。朱國楨《涌幢小品》卷十六：“今日士風猖狂，實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所終也。”熊賜履更進一步指出狂禪對程朱理學的破壞作用：“昔之佛老，猶是門庭之寇，今之狂禪，則為堂奧之賊矣。昔之佛老，猶是膚骨之疾，今之狂禪，遂成心髓之毒矣。”劉宗周“深鑒狂禪之弊”，讀書講學倡導慎獨，以誠意為主。劉宗周所謂的狂禪，即是“明以來講姚江之學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諸人，大抵高明之過純入禪機，奭齡講學白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為說，去守仁本旨益遠。”明確地說出了狂禪的特征是以禪入儒，又以儒入禪。耿定向撰《王心齋傳》：“同里人商販東魯，間經孔林，先生入謁夫子廟，低徊久之。慨然奮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圣耶？’歸取《論語》、《孝經》誦習。……久之，行純心明，以經證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慨世學迷蔽于章句……”其中的“以經證悟，以悟釋經”就是狂禪以禪證儒、以儒證禪的恰當解釋。
   
　　不管是王心齋還是李贄、陶周望等人，他們這種以禪證儒、以儒證禪的學術方法，正是繼承了王陽明的良知之學不從“故紙費精神”的精神。王陽明在《示諸生詩》中說：“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所以張君勱說，狂禪是由王陽明的無善無惡的良知本體發展而來的。
   
　　能說明狂禪這個特點的典型事例便是管志道。管志道在著作中也屢屢提到狂禪，而且以辟狂禪自居。錢謙益在《牧齋初學集》之《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公行狀》中引用管志道的話，說：“今日之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偽儒之亂真儒；今日之當辟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狂禪。”管志道主張三教合一，但細來看，管志道的三教合一，還是主張以儒統釋老。焦竑在論及管志道之學時說：“其言閎博逶迤，詞辨蜂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管志道對儒學的重視，從他反對狂禪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來，“有至善之源頭，出于量非量之上，則邵子之所謂非惟吾不得而知之，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看痛枵心儒者，一人狂禪狂玄滅裂之論，反卑孔矩而北面二氏之流徒云。”管志道認為，正是因為狂禪的鼓倡，才使得儒學的地位日降，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對王陽明及陽明后學特別是泰州學派中顏山農等人不滿的言論，處處皆是。如他評價明末的士風時說：
   
　　今士風日趨于頑鈍無恥，其高者尤在小人無忌憚中，倘裁之以孔孟之矩，則有所托而自文，吾不知其信心何在，然則主忠信三言，真對時癥之良藥也。若又信非所信，則圣人亦末如之何也。
   
　　他對泰州學派頗不為然，“蓋天道好還，諸侯至于畏士，則坑土嫚士者必相繼而至矣。國朝出顏鈞、梁汝元、李卓吾之徒，幾釀此釁，猶賴高皇帝之遺澤尚流，有為之小懲而大誡者。”
   
　　雖然如此，但程朱派理學家卻認為管志道本身就屬于狂禪派。高攀龍說管志道之所以辟狂禪，正是其苦心處，“至于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并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辟佛者更開口不得也。”辟狂禪只是表面現象，而實質仍是用佛禪統率三教，“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圣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耳。故攀龍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后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四庫館臣說得更為明確：“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不可勝舉，蓋志道之學出于羅汝芳，汝芳之學出于顏鈞，本明季狂禪一派耳。”認為他是狂禪的依據，就是因為他的著作“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熊賜履曾說：“昔之儒只要辟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要明二氏之異，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狷不裁，不失為狷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禪。”說的大概就是管志道這種類型的吧。
   
　　由此可以明證，是否狂禪，不是表現在口頭上對狂禪的批評與贊揚，而是那種在學術與思想上體現出以禪解儒的做法與精神。《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幾條提要，將狂禪的這個特點說得極為清楚：
   
　　（1）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
   
　　（2）蓋明末心學橫流，大抵以狂禪解易……
   
　　（3）《論語詠一》仿宋張九成之例，以絕句代箋疏；次《孟子略述》，隨意標舉而說之，故曰略焉。四書皆崇禎十二年詔獄中作以授其子玨者，次《詩書論世》三卷，則雜論《詩》、《書》二經，大抵皆明末狂禪提唱心學，無當于圣賢之本旨。
    　　　　
　　四
   
　　程朱派理學家非議狂禪的第二點是尚清談、學風空疏。從阮元對狂禪的看法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阮元既尊高位，又是著名的考據學者，尊奉的是程朱理學。他在《論語論仁論》中，談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時說，孔子對仁的論述很詳細，但為什么還說“罕言”？阮元認為，“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于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而且“仁”的含義周秦以來相傳未失，在東漢之末時猶人人皆知，并無異說。但晉以后卻失傳，因此大約晉以后，“異說紛岐，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為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為能近取譬而已。”在阮元看來，狂禪是從晉就有的事物了。而這種狂禪是與清談有關的。他在《石彴觀魚》一詩中說：“濠梁說魚樂，機鋒法始開。固知斗狂禪，本自清談來。獨游石池上，悠然得所哉！欺方乃君子，非道枉庸材。”詩中的“濠梁說魚樂”用的是《莊子•秋水》里的典故。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老莊是晉清談很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因此，表面上看來，阮元所說的狂禪指的是晉的清談。
   
　　實質是并非如此。阮元有《復性辨》，云：“內莊已不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文與搏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為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為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為祖乎？”由此可見，阮元所說狂禪是清淡，并非晉之清談玄學，而是程朱理學家所說晚明之清談孔孟與良知，是空言理而起的“可彼可此之邪說”。作為考據學者的阮元，其《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等篇章，實際目的不在解釋孔孟之本義，而仍是在糾正晚明之空疏學風（注：錢穆在《莊老通辨•自序》（三聯書店2002年版）中說：“阮元有《論語論仁》篇，《孟子論仁》篇，遍集論孟仁字，章句縷析，加以總說，用意可謂微至。然所窺見，仍無當于孔孟論仁之精義。”我個人的看法是，阮元不是無當于孔孟論仁之精義，而是無心于孔孟論仁之精義，其論仁是為說明其他目的。）。顧炎武批評晚明之清談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黃宗羲也談及晚明的清談，說：“然先生（陶望齡）于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固視其為學始基，原從儒術，后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顧、黃二人之說，與阮元的說法基本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肯定地說，阮元所說的狂禪是指晚明的清談孔孟與良知。阮元在為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一書寫的序中稱：“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傅會其意，以致后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可以看作他對狂禪的解釋。
   
　　狂禪派學風空疏、空談良知這一特點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中多有提及：“是書援據經籍考證頗為詳贍，雖多本舊文，亦頗自出新意……然隆慶萬歷以后，士大夫惟尚狂禪，不復以稽古為事，是編廣征博引、足備參稽，在爾時猶為篤實之學矣。”又，四庫館臣為明李騰芳《李湘洲集》及《補遺》寫的提要曰：李騰芳學宗王守仁，反復講明良知之旨，至以事功節義與辭章養生均為正道之障。又有《金剛經集注序》、《金鋼經注采序》、《蓮池自知錄序》等，提唱二氏之說，亦頗尊崇李贄，稱為卓吾老子。但只不過是明季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最后四庫館臣評論說：
   
　　留心經世，喜談兵事，其《策倭安攘至計疏》及《進戚繼光兵略諸疏》，猶非徒以狂禪縱論者矣。
   
　　又，四庫館臣為明趙南星《學庸正說》寫的提要：認為此著作詞旨醇正，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子之格物，并補傳一章亦為訓解。其說《中庸》不以無聲無臭虛擬性天，而始終歸本于慎獨，皆確然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為一代名臣，守正不阿，出其天性，故當狂禪橫溢之時，能卓然有以自立，雖不以講學名，而所言篤實，過于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近而忽之也。”還有四庫館臣為明季本《詩說解頤》寫的提要，四庫館臣為明邵寶《簡端錄》寫的提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