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代初年著名高僧玄奘（公元６００一６６４年）為代表的法相宗（又名唯識宗、慈恩宗）對般若學說也頗有興趣，他們提出的“三性”說以及相應的“三無性”說，同樣帶有濃厚的般若氣息。
法相宗的“三性”說就其直接淵源而言，當然是來自印度大乘佛學有宗的代表人物無著，世親，但從其思辨方式而言，無疑也是脫胎于般若中道的框架。法相宗的“三性”說，是指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圓成實性。
“三性”的中心是依他起性。所謂的“依他起性”，是指諸法皆“依他”而生起，這個“他”便是因緣，即“依他眾緣而得起”（《成唯識論》卷八）。萬物既是依賴眾因緣而生起，那就是無自性的，是不真實的存在。但世人不明此理，把“依他起”的萬物看成真實存在的東西，“周遍計度，妄加分別”，這就成了“遍計所執性”；經過學習佛法，懂得了被人們“遍計所執”的事物，本是不真實的假有，從而去掉“遍計所執”性，這就是“圓成實性”，也就是玄類所說的“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成唯實論》卷八），這里的“二空”是我、法皆空，即了悟外境與心皆空這一真理，，便是圓成實性的內容。
世親的學生陳那用生動的比喻闡明了“三性”的關系。例如，人們夜行山路，猛然間見一草繩，彎彎曲曲盤在路旁，便誤認為蛇，這就是“遍計所執性；”走近一看，發現是繩，繩是由草編織而成，這便是“依他起性”；再細看此繩，乃是由麻所制成，這便是“圓成實性”。這一比喻，恰當而形象地說明了“無”、“假有”、“實有”的關系，“蛇”體為“無”，雖無蛇，但畢竟有“蛇”的形相，這就是“假有”，繩由麻制作而成，麻為牢有，這就是“萬法唯識”，只有“識”才是實有。
法相宗在講完“三性”之后，又擔心人們對“三企”本身進行執著，又以否定的思維方式提出與“三性”一一對應的“三無性”的主張，即“生無性”，“相無性”，“勝義無性”。法相宗認為，所謂的“依他起性”，是指萬物都是緣生之物，“如此幻事，托眾緣生，無如妄執自然性故”（《成唯識論》卷九）。
這就叫“生無性”，也就是意識到“依他起”的事物，是“緣起”而無自性的，人們不應將它執著為有“自然性”；遍計所執性，是人們將緣生之物執著為“實有”，但“此體相畢競非有，如空華故”（同上），即執著的“實有”并非真有，就如同鏡中的“空花”一般，這叫“相無性”；圓成實性是指人們意識到我、法皆空，唯“識”實有這一原則，并進而肯定這一原則是普遍絕對的，這叫“勝義無性”。
這種“勝義無性”是指人們“遠離前遍計所執我法故”（同上），因此稱為“無性”即沒有“遍計所執性”的謬見、倒識。圓成實性雖然遠離遍計所執性，但同“依他起性”卻是“不即不離”， “非一非異”的。因為“依他起性”是指“假有”，“圓成實性”是指“識”為真有，二者有區別，這是“不即”，所以是“非一”；但“周成實性”，只是指“依他起”這一原則是真實的，并沒有一個可以執著的獨立實體，這是“不離”，所以二者有密切聯系，又是“非異。
從法相宗的“三性”，“三無性”可以看出，他們也是贊同般若學以“假有”來講“性空”的，只是不否認“性空”的存在，他們吸取般若中道的思維方式，大講我空、法空、空掉主體與外境，但保留了“識”的真實性，主張‘“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他們在肯定“三性”之時，又指出“三性，同時也是“三無性”，反對任何執著的迷誤，這同“非有非無”，有無一如的般若中道也是合拍的，可見，般若中道的雙邊否定思維方式是深深地滲透進了法相宗的理論核心之中。
華嚴宗對法相宗的“三性”說也很贊賞，認為三性說同華嚴義海的宗旨是不謀而合的，法藏以金師子為例，概括了“三性”說，“師子情有，名為遍計。師子似有，名曰依他。金性不變，故號圓成”（《金師子章·約三性第三》），這就是說，執著“師子相”為實有，這是遍計所執性。認識到“師子相”是“緣起”之物，是虛妄的假有，這是“依他起性”。“師子相”隨緣而有生滅，但金體本性不變，這是圓成實性。華嚴宗認為，“三性”說不執著假有，承認諸法本性的真實，同他們所主張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一乘圓教”是相通的，都是贊成般若學對假有的否定，但反對般若學對“性空”之理的泯除，都是對般若學的改造與發展，使空宗一躍而變為有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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