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數百年的戰亂兵火、分裂內戰,中華大地又復歸統一,進入了隋代。隋王朝只歷二帝,共三十八年,便在農民大起義沖擊下土崩瓦解,但隋代在不少方面堪稱唐之繁盛的前奏。唐代書寫了中國古代史上最為光輝燦爛的一頁,盛唐更登上中國封建時代的巔峰。
從唐太宗李世民到唐玄宗李隆基,前后大約一百三十年,社會相對安定統一,國力強盛雄居當時世界之最,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時代氛圍中,隋唐,尤其是唐代的佛教書畫達到了中國佛教書畫史上的鼎盛時期,在不少方面甚至超過了南北朝。
隋文帝楊堅奪取政權稱帝的當年(581),就下詔修復被北周武帝廢棄的佛寺,新造佛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復原有佛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余尊。隋代二帝,均虔誠崇佛,于佛寺之外,又開佛窟、造佛像。
與此同時,寺廟、石窟壁畫及榜書和佛寺碑記塔銘、石窟造像題記等佛教書法文字亦廣泛流行。僅《歷代名畫記》所錄在隋代繪制過佛教壁畫的知名畫家就有展子虔、鄭法士、董伯仁、楊契丹等數十人之多。隋代復興之后的佛教,聲勢不減北周武帝毀佛之前。隋之繪畫,仍然是以佛教和道教繪畫為主要內容。隋之佛畫上承南北朝,而下啟初唐延至盛唐,一脈相承,將中國佛教繪畫推向新的高峰。隋之士大夫畫家幾乎都擅佛畫。動亂甫定,成千上萬的民間畫工帶著消災祈福的宗教虔誠繪制大量濃麗莊嚴的工匠派寺窟佛畫。
又有域外畫僧如于闐的尉遲跋質那,天竺的曇摩拙叉等加盟并傳來域外畫風,使隋之佛教繪畫多采多姿,相當壯觀。隋唐至五代,書法藝術以楷書為主流。隋代以至唐初的書法,以東晉“二王”的書風為主,在這一時期的佛教書法中可以看出來,王羲之七世孫釋智永的法書便是明顯的例子。隋之佛寺碑刻精湛美妙,以《龍藏寺碑》為其典型。由于接受毀佛的教訓,刻經也有發展。北京房山大規模石刻佛經,便是肇始于隋代的。
唐高祖李淵受隋恭帝禪位,統一天下而唐興。太宗、高宗均崇祀佛教,時玄奘三藏西行歸中土,攜回大量經典佛像,開譯場譯經,率弟子共譯出大小乘經論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有義凈三藏由海道赴印度求法,偕印僧日照等攜梵本經、律、論約四百部回到洛陽,武后親迎之。
玄宗時,有印僧善無畏三藏、金剛智三藏和不空三藏相繼來華,被譽為“開元三大士”。慧日三藏西行印度回國,為當時士人如王維、顏真卿等人敬重信服。佛教至唐代在理論上已經中國化了,而且分成不同的教派。唐朝政府甚至設有佛教管理機構。于是建寺度僧、說法講經,蔚為風氣。佛寺石窟壁畫不可勝計。《歷代名畫記》中《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有上都(今陜西西安)寺觀畫壁一百四十余處,東都(今河南洛陽)寺觀畫壁二十處,均系名家手跡。僅吳道子一人在長安(今陜西西安)、洛陽兩地寺觀就作壁畫三百余間。足見佛畫之盛。雖有晚唐武宗會昌毀佛之劫難,但宣宗李忱登基便大肆修復,佛教又興。
石窟壁畫仍是表現佛陀、菩薩像和經變,尤以凈土變相為多,因唐代宣揚人死后往生阿彌陀佛西方凈土(極樂世界)的凈土宗流行,僅敦煌莫高窟一地,有唐代凈土變相壁畫百鋪以上。唐代不僅佛教壁畫大興而甚于南北朝,而且紙絹本佛畫也數量多且技法更成熟。載名于史籍的俗僧佛教畫家如閻立本、尉遲乙僧、吳道子、盧楞伽等,燦若繁星。中國佛教繪畫至盛唐時已完成了除去摹仿痕跡,形成中華民族風格的演變過程。唐代佛教繪畫較之前代內容更為豐富,大多色彩更為絢麗,境界更為宏大而氣勢更為雄偉,蓋與唐代社會之氣象相應也。同時唐時不少僧人不但積極從事佛畫繪制,也作人物山水,鐘愛書法,造詣修養頗高,并有釋彥驚寫出一部精彩的《后畫錄》留給后人。
初唐釋慧能提出頓悟的佛教主張,不但使他成為禪宗六祖和南宗創始人,而且使禪宗大盛。中唐以后經過慧能弟子神會等人的提倡,又適應“安史之亂”以后社會民眾的心理需要,并得到唐王室支持,南宗成為禪宗正統。渾簡犀利的禪宗哲學啟迪了筆簡形具、追求禪境的繪畫創作,于是佛教繪畫藝術中一個特殊的分支,也是中國繪畫中特殊的一類——禪畫產生了。參禪的“詩佛”王維使禪心與畫意一寄于蕭疏清寂之“水墨渲淡”山水,便很受當時奉佛的文士和佛門中人贊賞,仿效者蜂起。
唐代,佛教書法同樣得到了很大發展,達到了中國佛教書法的巔峰。由于太宗崇佛,并且篤好書道,造成初唐書法包括佛教書法的隆盛。太宗極力推重王羲之,奠立其“書圣”地位,搜求整理他的法書墨跡,并且下詔設立弘文館傳習書法,從而使得初唐佛書明顯帶有羲之父子書風痕跡,并出現了像《釋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這樣的集王佛書。
大量的譯經寫經同時也造成了佛書的大普及。寫經刻經、碑銘題記,遍布大江南北。唐代在家、出家的知名書法家幾乎都留下了佛書墨跡。紙絹縑素難以久存,今日得見的大多是石刻、木版佛書。此外,還有恒河沙數的佚名書法家,以及以抄寫經書為業的經生或書手。唐代“經生書”大量地被發現于敦煌和新疆、江南各地,其中不乏佳作。唐代佛教書法的精華是在大普及基礎之上的佛書金字塔尖。由于國家統一,碑學和帖學混合,許多大書法家兼承南北,取長補短,貫通融匯。
例如褚遂良承二王,兼學《龍藏寺碑》等;顏真卿出于王羲之,亦出于《暉福寺碑》、《太公呂望碑》等,不拘泥于此,立志變革,創出新風;柳公權在學二王、顏魯公同時矚目北齊碑銘而形成自己骨力之書。初唐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之顏真卿,晚唐之柳公權,僧人書家懷仁、懷素,無不有精美佛書傳世,令今人贊嘆不已。唐代佛書仍以正楷為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