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經真偽決斷

南懷瑾

　　再從佛教的立場來討論楞嚴，很久以前就有一個預言流傳著。預言楞嚴經是所有的佛經中最后傳到中國的。而當佛法衰微時，它又是最先失傳的。這是預言，或是神話，姑且不去管它。但在西風東漸以后，學術界的一股疑古風氣，恰與外國人處心積慮來破壞中國文化的意向相呼應。楞嚴與其他幾部的著名佛經，如緣覺經、大乘起信論等，便最先受到懷疑。民國初年，有人指出楞嚴是一部偽經。不過還只是說它是偽托佛說，對于真理內容，卻沒有輕議。可是近年有些新時代的佛學研究者，盡干脆認為楞嚴是一種真常唯心論的學說，和印度的一種外道的學理相同。講學論道，一定會有爭端，固然人能修養到圓融無礙，無學無諍，是一種很大的解脫，但是為了本經的偉大價值，使人有不能已于言者。

　　說楞嚴經是偽經的，近代由梁啟超提出，他認為第一：本經譯文體裁的美妙，和說理的透辟，都不同于其他的佛經，可能事后世禪師們所偽造。而且執筆的房融，是武則天當政時遭貶的宰相。武氏好佛，曾有偽造大云經的事例。房融可能為了阿附其好，所以才奉上翻譯的楞嚴經，為的是重邀寵幸。此經呈上武氏以后，一直被收藏于內廷，當時民間并未流通，所以說其偽造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楞嚴經中談到人天境界，其中述及十種仙，梁氏認為根本就是有意駁斥道教的神仙，因為該經所說的仙道內容，與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

　　梁氏是當時的權威學者，素為是人所崇敬。他一舉此說，隨聲附和者，大有人在。固然反對此說者也很多，不過都是一鱗半爪的片段意見。民國四十二年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一期，載有羅香林先生著的：唐相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一文。列舉考證資料很多，態度與論證，也都很平實，足可為這一重學案的辨證資料。我認為梁氏的說法，事實上過于臆測與武斷。因為梁氏對佛法的研究，為時較晚，并無深刻的功夫和造詣。試讀譚嗣同全集所載的任公對譚公詩詞關于佛學的注釋便知。本經譯者房融，是唐初開國宰相房玄齡族系，房氏族對于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師回國后的譯經事業，唐太宗都交與房玄齡去辦理。房融對于佛法的造詣和佛學的修養，家學淵源，其所譯經文自較他經為優美，乃是很自然的事；倘若因此就指斥他為阿諛武氏而偽造楞嚴，未免輕率入人于罪，那是萬萬不可的。與其說楞嚴辭句太美，有偽造的嫌疑，毋寧說譯者太過重于文學修辭，不免有些地方過于古奧。

　　依照梁氏第一點來說：我們都知道，藏文的佛經，在初唐時代，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譯而成，并非取材于內地的中文佛經。藏文佛經里，卻有楞嚴經的譯本，西藏密宗所傳的大白傘蓋咒，也就是楞嚴咒的一部份。這對于梁氏的第一點懷疑，可以說是很有力的解答。至于說楞嚴經中所說的十種仙，相同于道教的神仙，那是因為梁氏沒有研究過印度羅門和瑜伽術的修煉方法，中國的神仙方士之術，一部份與這兩種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是否殊途同歸，這又是學術上的大問題，不必在此討論。但是仙人的名稱及事實，和羅漢這個名詞一樣，并不是釋迦佛所創立。在佛教之先，印度婆羅門的沙門和瑜伽士們，已經早有阿羅漢或仙人的名稱存在。譯者就我們傳統文化，即以仙人名之，猶如唐人譯稱佛為大覺金仙一樣。決不可以將一切具有神仙之名實者，都攫為我們文化的特產。這對梁氏所提出的第二點，也是很有力的駁斥。

　　而且就治學方法來說，疑古自必須考據，但是偏重或迷信于考據，則有時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和過失，考據是一種死的方法，它依賴于或然性的陳年往跡，而又根據變動無常的人心思想推斷。人們自己日常的言行和親歷的事物，因時間空間世事的變遷，還會隨時隨地走了樣，何況要遠追昔人的陳跡，以現代觀念去判斷環境不同的古人呢？人們可以從考據方法中求得某一種智識，但是智慧并不必從考據中得來，它是要靠理論和實驗去證得的。如果拼命去鉆考據的牛角尖，很可能流于矯枉過正之弊。

　　說楞嚴經是真常唯心論的外道理論，這是晚近二三十年中，新佛學研究派的論調。持此論者只是在研究佛學，而并非實驗修持佛法。他們把佛學當作學術思想來研究，卻忽略了有如科學實驗的修證精神。而且這些理論，大都是根據日本式的佛學思想路線而來，在日本，真正的佛法精神早已變質。學佛的人為了避重就輕，曲學取巧，竟舍本逐末，實在是不智之甚。其中有些甚至說禪宗也是根據真常唯心論，同樣屬于神我外道的見解。事實上，禪宗重在證悟自性，并不是證得神我。這些不值一辯，明眼人自知審擇。楞嚴的確說出一個常住真心，但是它也明白解說了那是為的有別于妄心而勉強假設的，隨著假設，立刻又提醒點破，只要仔細研究，就可以明白它的真意。舉一個扼要的例子來說：如本經佛說的偈語：“言妄顯諸真，真妄同二妄。”豈不是很明顯的證明楞嚴并不是真常唯心論嗎？總之，癡慢與疑，也正是佛說為大智慧解脫積重難返的障礙；如果純粹站在哲學研究的立場，自有他的辨證、懷疑、批判的看法。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場，就有些不同了。學佛的人若不首先虛心辨別，又不肯力行證驗，只是人云亦云，實在是很危險的偏差。佛說在我法中出家，卻來毀我正法，那樣的人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