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禪門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記載比比皆是，可隨意拈出一二。《五燈會元》卷九記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資福如寶禪師)曰：飯后三碗茶。”《景德傳燈錄》卷二六記載：“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禮拜，歸下去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上堂吃飯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東事西事。”明代樂純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課”有 “焚香、煮茗、習靜、尋僧、奉佛、參禪、說法、作佛事、翻經(jīng)、懺悔、放生”。“煮茗”列為日常修習的第二位，可見其重要性。飲茶逐漸成為禪門制度之一，成為禪事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漸形成一整套莊嚴肅穆的茶禮儀式。而茶與禪門結(jié)合如此緊密的物質(zhì)基礎則是“農(nóng)禪”，其源起于江西禪宗，也鞏固于江西禪宗。
　　“農(nóng)禪”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習禪生活方式，它改變了中國僧侶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為生的方式，將修行與生產(chǎn)活動相結(jié)合，實現(xiàn)了寺院經(jīng)濟的獨立。“農(nóng)禪”由被慧能稱為“馬駒踏殺天下人”的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實行，其弟子百丈懷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創(chuàng)制《百丈清規(guī)》(亦稱《禪門規(guī)式》)又將“農(nóng)禪”作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道一與懷海都是江西洪州禪發(fā)展過程中舉足輕重的禪師。道一開創(chuàng)了“洪州禪”，百丈懷海后，洪州禪勢力日大，從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禪是慧能禪發(fā)展為江西五家禪的過渡階段，也是禪宗發(fā)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
　　“百丈清規(guī)”使禪宗的體制更加中國化，為禪宗獨立自主地發(fā)展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其中的“普請法”(無論上下都參加集體生產(chǎn)勞動)適應了中國古代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通過自力勞作，實現(xiàn)自給自足，為禪宗的生存與發(fā)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經(jīng)濟基礎，從而使禪門生活安定，無求于人，較少受到政治波及，并可以吸納更多的學人。這是南宗禪一枝獨秀于其他各宗派的最可靠保證，也是禪宗得以穩(wěn)固并不斷擴大影響的最牢固的基礎。因而贊寧在《懷海傳》中說：“禪門獨行，由海之始。”同時，農(nóng)禪造就的禪宗這種自然、恬淡、平靜的生活狀態(tài)，以及自由超脫的精神境界，對官僚和士大夫來說，不啻為人間天堂，因而吸引著他們與禪僧交往，在各方面促進了儒釋的融合。對正統(tǒng)儒學來說，是促進了宋明理學的形成；對佛教禪門來說，則深化了它的中國化。二者的結(jié)合影響了中國的方方面面。
　　《百丈清規(guī)》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迅速向周邊禪院傳播，影響日益擴大。北宋真宗時，楊億向朝廷呈進，從此《百丈清規(guī)》取得合法地位，向全國佛寺推行。原本《百丈清規(guī)》早已散佚，但其基本內(nèi)容，可根據(jù)現(xiàn)存資料略知大要。《宋高僧傳》卷10《懷海傳》，《景德傳燈錄》卷》所附《禪門規(guī)式》，《禪苑清規(guī)》卷10《百丈規(guī)繩頌》，《敕修百丈清規(guī)》卷8所附楊億《古清規(guī)序》等都可窺知大略。《百丈清規(guī)》在流行過程中，伴隨著寺院經(jīng)濟的發(fā)展，禪寺僧眾的增加，禪事活動的日益復雜，也不斷增刪修改。在“百丈清規(guī)”的基礎上，寺院在長期發(fā)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統(tǒng)完備的生產(chǎn)、活動、修行制度。茶事活動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茶與修行的天然聯(lián)系，飲茶在禪寺中非常重要而講究。寺院專設有“茶堂”，供禪僧討論佛理，招待施主賓客，品嘗清茶。法堂西北角設置有“茶鼓”，每天按時敲擊以召集僧眾飲茶。禪僧坐禪時，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飲茶，以便消除疲勞、提神益思。在諸寮舍司專事燒水煮茶、獻茶待客的，稱為“茶頭”。有的寺院門前還有“施茶僧”，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稱為“寺院茶”。叢林規(guī)則，每天要在佛前、祖前、靈前供茶，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飲茶叫“戒臘茶”；平時全寺眾僧飲茶叫“普茶”；新住持晉山時，也有點茶、點湯的儀式，還有專以茶湯開筵的，謂之“茶湯會”。飲茶成為禪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nèi)容，也成為禪事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些重要場合，如佛教節(jié)日、朝廷御賜法衣、名號時，往往要舉行盛大的茶宴。茶宴也有一套固定和較為講究的儀式。僅舉最為著名的徑山茶宴便可窺其一斑。
　　徑山是天目山的東北高峰，這里山巒重迭，古木參天，白云繚繞，溪水淙淙，有“三千樓閣五峰巖”之稱；還有鼓樓、大銅鐘、龍井泉等名勝古跡，可謂山明水秀茶佳。徑山寺始建于唐代。宋開禧年間，寧宗皇帝曾御錫“徑山興圣萬壽禪寺”。自宋至元，有“江南禪林之冠”的美譽。徑山寺不但飲茶之風甚盛，而且每年春季，經(jīng)常舉行茶宴，坐談佛經(jīng)，徑山茶宴有一套甚為講究的儀式。茶宴進行時，先由主持法師親自調(diào)茶，以表敬意，爾后由茶僧一一奉獻給應邀赴宴的僧侶和賓客品飲，這便是獻茶。僧客接茶后，先打開碗蓋聞嗅茶香，再捧碗觀色，接著再是啟口“嘖、嘖、”嘗味，一旦茶過三巡，便開始評論茶品，稱贊主人品行高，茶葉好。隨后的話題，當然還是頌經(jīng)念佛，談事敘誼。(陳觀滄、姚國坤《茶禪一味》，見《茶與文化》，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茶在禪院中如此重要，禪院必定重視種植茶樹、采摘茶葉。《五燈會元》中記載有一首江西廬山歸宗寺志芝庵主的詩云：“茶芽蓖蔌初離焙，筍角狼芒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可見在唐時僧人種茶、制茶已成為寺院的一件大事了。唐宋時各大佛寺無不設有茶場，專門種茶、制茶。
　　“自古高山出好茶”，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多處于環(huán)境清幽的名山之中。我國的許多名茶最初都產(chǎn)于寺院。如碧螺春茶，產(chǎn)于江蘇洞庭山碧蘿峰，茶湯清澈嫩綠，原名“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僧人首先制作的。福建烏龍茶則源于武夷山的“武夷巖茶”，宋元以來以武夷寺僧生產(chǎn)的最佳。唐代荊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邊生產(chǎn)一種野茶，經(jīng)玉宗寺真公和尚加以焙制，使之“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李白曾對此茶贊不絕口，稱其“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明代僧人大方所制之茶遠近聞名，人稱“大方茶”，是安徽南部“屯綠茶”的前身。相傳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茶具紫砂陶壺也是明代江蘇宜興金沙寺的一位老僧創(chuàng)制的。（稿源：第一茶葉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