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名剎雙塔寺，位于太原市城區東南方向，距市中心四公里左右的郝莊村南之向山腳畔。這里，綠樹紅墻,寶塔梵殿,龕閣玲瓏，碑碣櫛比,花卉溢香,松柏凝翠，肅穆幽靜，古香古色。

　　雙塔寺的建筑方位，一反我國千百年來寺院建筑坐北朝南的傳統習慣，因地勢而拓建，居高臨下，坐南朝北。可謂背擁太行群峰，面俯汾水一帶。身臨其境，憑著古老的塔身，可廣瞰古城太原之全貌，晉中盆地之沃野千疇。

　　雙塔寺，本名“永祚寺”。只因其寺內那兩座”巍峨壯觀，聳入云端的古塔，引人矚目，才被世人習呼為雙塔寺。久而久之，真正的寺名漸不被人注視，而俗稱卻家喻戶曉，盡人皆知。“永祚寺”之“永祚”二字，語出《詩經·大雅·既醉》中：“君子萬年，水錫祚胤”句，“永祚”就是“水錫祚胤”的略寫。《爾雅·釋古》說：“永，長也;永，遠也。”《說文解字》說：“祚，傳也;祚，福也。”《晉書·樂府》說：“永祚，猶遠祚也。”可見“永祚”一詞，似有“永遠傳流，萬世不竭”的意思。這就是寺名的來由和含意吧。

　　雙塔寺始建于明代萬歷中葉，大約在萬歷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間(公元1597——1602年)，距今 38O余年。初創之時，還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所寺院，也沒有達到現在這樣的規模。那時，僅建了一座補輔太原“文運”不足的文峰塔，取名“宣文塔”，即如今偏于東南隅的那座舊塔。至于那緊靠塔而建的幾間簡陋寺舍，而今早已蕩然無存。當時，寺名也不叫“永祚寺”，而是叫做“永明寺”。關于“永明寺”和“宣文塔”的起建原因，明萬歷本《山西通志》和萬歷本《太原府志》都曾作過明確的記載。

　　宣文塔和永明寺問世不久，萬歷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晉藩第十一代王——晉穆王朱敏淳覺得永明寺、宣文塔規模簡陋，與省城太原的地位不甚相稱，就下書五臺山顯通寺，邀請該寺主持，當時在全國頗有些名氣的建筑家福登和尚，來太原主持擴建“大塔寺殿宇”的工程。福登和尚是明代中葉著名高僧。萬歷皇帝的生母，那個篤信佛教的慈圣宣文李太后就拜他為師，皈依其門下。福登接到晉穆王邀請后，便來到太原。當他看到永明寺的宣文塔微向西北傾斜時，就向晉王建議，在擴建殿宇的同時，另建一新塔于舊塔之左。晉王采納了福登的建議并在慈圣皇太后出資佐助下，用了 4年的時間，即萬歷三十六年春至四十年九月(公元1608——1612年)，新建了寺院的三座大殿，即現存永祚寺殿堂的主體建筑：大雄寶殿、三圣閣、兩廂方丈和兩廊配殿，以及位于舊塔西北方的新塔，形成了“兩峰插天”，“樓閣巍然”的大觀。

　　福登計劃中的寺院規模是非常宏偉的，除了目前現存的后院三座大殿外，還有天王殿、后院門庭、前院諸殿和山門的殿堂。然而，終因年邁體弱，積勞成疾，無法完成其計劃，于這年(萬歷四十年)秋天九月，完成新塔之后，抱病返回五臺山，不久即圓寂于臺懷鎮顯通寺。這個終未能完工的塔寺，遂更名“永祚寺”，兩塔均定名為“宣文塔”。

　　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陽曲縣地方官曾對雙塔寺進行過一次修葺，新筑兩塔之間的過殿。有關資料說，這次修寺，曾準備新建該寺山門，后不知何故而未蓋成。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陽曲縣知縣戴夢熊，也曾籌磚備瓦，準備大興土木，興建雙塔寺的圍墻并山門。恰巧，這年升遷為漢陽知府，未能如愿。直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才由陽曲縣繼任知縣劉江召集工匠，砌起從東配殿至西配殿的寺院圍墻，并辟建一簡陋之極的山門。這樣，總算使空曠且坦露了八十余年的寺院有了遮攔。因為起建圍墻和山門的夙愿，發至于前任戴氏，劉江在工程完竣后，請戴夢熊提了“祗國勝境”的門額。今天的永祚寺二門，就是當時所建的山門。

　　民國以來，永祚寺因年久失修，尤其是大雄寶殿和三圣閣，多經風雨剝蝕，損壞到幾乎“傾覆”的地步。民國十六年(公元1927年)，楊子端等人積極活動，組織募集捐款，維修塔寺，并在修舊的基礎上，在大雄寶殿對面，東西配殿北端，破土動工建起六間單坡式北房，在原天王殿的位置上新辟院門，構成傳統的四合院式布局。如今的永祚寺三門，即門額書“永祚禪林”的寺門，就是當時的產物。

　　解放前夕，雙塔寺由于其地勢險要，成為軍閥閻錫山固守太原，負隅頑抗的軍事要塞。高大的雙塔，變成了陰森的碉堡，古老的寺院，成了駐扎軍隊的兵營。名剎古寺進入它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飽經戰亂，滿目瘡痍。

　　新中國成立后，古老的塔寺煥發了青春。建國40年來，黨和政府曾多次撥款，維修雙塔寺，特別是“文革”后，省、市政府對文物管理工作和旅游事業的發展更加重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十年中，迅速地醫治了永祚寺的創傷，投資巨款，修復了重創于“太原戰役”的宣文西塔;精心設計，新建了嵌滿“寶賢堂集古法帖”和“古寶賢堂法帖”兩套珍貴碣石的碑廊;收集和薈萃了散佚在全市各處，不同歷史時期的石雕、石刻、石碑;仿建了具有明代特色，與永祚寺明代所建殿堂風格一致的寺院山門和前院東、西廂房;新植了數以千計的，來自山東菏澤的牡丹珍奇品種。使有著近四百載歷史的古剎，一掃往日頹勢，面貌為之一新。太原和日本的姬路市結為友好城市后，姬路市的日本友人，已在姬路市仿建了雙塔水祚寺。1989年 3月，在姬路市建市200周年紀念日中，正式剪彩接待游人。

　　如今，新生的雙塔永祚寺，正以嶄新的、熱情的姿態，迎接著南來北往的中外游人。

　　明代牡丹

　　太原的牡丹花，不見經傳，無論從種植歷史，還是種植的數量和品種，別說與洛陽，就是與彭縣、毫縣、淮陽、菏澤相比，也難以同日而語。可是，太原也有種植牡丹的歷史，并且如今尚有明代中葉種植的牡丹花盛開于世，歷經三百五、六十個春秋而不衰，被世人稱作“明代牡丹”。這似乎又有別于幾個牡丹花盛地，使其難以望塵，而值得提它一筆。

　　近來來，雙塔寺文管所又在“明代牡丹”的基礎上，引進和培植了近千株牡丹，就品種而言大約有30余種，從顏色來看，紅、粉、黃、白、紫、綠、墨，可謂九色齊全。如今，每逢春夏之交，立夏前后的20多天中，古剎雙塔寺，古技挺拔，競放新花，整個梵寺綺麗絢爛，嫣紅姹紫，爭芳斗妍，清香飄溢。中外游人世間接踵摩肩，爭相觀賞，置身于繽紛斑瀾的牡丹花間，構成一幅花海人潮的春游賞花風俗畫。

　　雙塔永祚寺的百年“明代牡丹”，名字叫做“紫霞仙”，它植根于寺院主殿大雄寶殿前的方形花壇里。“紫霞仙”，是這種牡丹花的古代名稱，從洛陽的牡丹花品名稱演變系統資料中，我們可以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紫霞仙的個名已經變作“紫云仙”了。

　　紫霞仙，屬于毛良科，芍藥屬，牡丹種的多年生落葉灌木花卉。原產我國西北部，后經人工養植廣種于河南洛陽，明代中葉徙植于太原。這種牡丹花種植年代久遠，品種較為稀少，花型為單葉，也叫做單瓣型牡丹花，即使在盛開之日花瓣也比較少，是比較著名的觀賞花。據養殖牡丹花和研究牡丹花種的工作人員講，紫霞仙為早開晚收的牡丹花種，花期較長，花葉深綠，初開之時花瓣呈肉紅色，盛開之際呈淡紫色，臨近晚期則為正紫色，花期約20天。每當大部分品種的牡丹花開過盛期，臨近凋謝或已經調落時，正是紫霞仙噴芳吐艷，馨放沁香，蓬勃盛開之際。那時節，它獨樹一枝，花團錦簇，紫中透紅，紅里發紫 ，至為壯觀 ，無愧為牡丹花后期之佼佼者。難怪金元大詩人元好問看到盛開的紫霞仙時。倍感驚奇，欣然命筆贊美：

　　天上真妃玉鏡臺，

　　醉中遺下紫霞懷。

　　已從香國編熏染，

　　更怕花神巧翦裁。

　　把“紫霞仙”比作醉酒的楊貴妃，從天宮重返大地，憨臥于古剎院中。

　　如今，有著“百年牡丹”之譽的“紫霞仙”已經成為太原市游覽名勝中的一景，名曰“明代牡丹”。

　　寺藏碑碣

　　雙塔寺現今共收藏和保護有價值的碑碣刻石 260余通。這些碑石中除一小部分是寺院原物外，絕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從太原各個地方收集的散佚珍品。在這些碑石中，有明代的石刻珍品，名著三晉，海內知名的《寶賢堂集古法帖》180 余通;有清代的《古寶賢堂法帖》36通;有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醉筆石刻“赤壁懷古” 3通;有清代著名書家祁雋藻的“子史萃言”石刻 4通;還有記述內容別具一格的“晉溪隱君家訓”碑，等等。這些古碑古碣，集清以前各代著名書法大家的墨跡寶瀚于一堂，真、草、隸、篆各種書體，無一不有，不僅為書法界和愛好書法的各界人士所珍視，也極為到此觀光和游覽的人們所喜聞樂見。

　　雙塔寺“碑廊” 的最北端，鑲嵌有宋代大文豪，一代書法家蘇東坡的墨跡“ 赤壁懷古”刻石。這套刻石共三塊，是蘇武原跡的摹勒本，也是雙塔寺“碑廊”眾刻石中引以為重的佼佼者。據該刻石末一通的“跋文”看，該石為干隆二十七年仲夏(公元1762年)，依舊拓摹勒上石，迄今227年。茲引原“跋文”如后：

　　右東坡先生自書大江東去詞，乃為醉后神到之筆。余家藏舊拓也。詞與書并挾，莫偉勁杰之氣雅，類其為人。余愛而重之，固復鉤摹勒石以廣所傳。按先生脫御史臺，獄謫黃州團練副使，前后赤壁二賦成于遷所，此詞寄托略同，應亦是時所作。觀其淋漓杯酒，逸興遄飛，伸底揮毫，盎然天趣，非見道深而胸無塊壘者能之乎?吁!信可愛而重也美，干隆二十有七年壬午仲夏。西村鄂弼跋。

　　鄂弼為何許人，已不得而知。如今我國有東坡“赤壁懷古”刻石者，僅兩處。其一在“東坡赤壁”，即今湖北省黃州。其一即雙塔寺所在此石。據傳，黃州赤壁所藏乃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時鐫刻。如是則晚于太原雙塔寺所藏者百余年矣。

　　蘇東坡乃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世稱蘇、黃(庭堅)、米(芾)、蔡(襄)。他擅長行、楷，取法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至于他的草書則較為鮮見，《念奴嬌·赤壁懷古》則是其草書的傳世之作。歷代名書法家評介“赤壁懷古”刻石時，認為它取法于張旭、懷素，筆勢奇勁，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同詞的豪放風格，相得益彰。書后款識作“久不作草書，適乘醉走筆，覺酒氣勃勃，似指端出也。東坡醉筆。”由此可見，這同張旭大醉后呼喊狂走而后落筆，以及懷素酒醉興到運筆，極為相似。

　　東坡“赤壁懷古”刻石，既是所有蘇軾書法碑帖中最受人喜愛的，也是雙塔寺碑廓中最引人注目的。它給寺院增添了不少光彩。

　　進右方丈院拾階而上，在三圣閣的右側可看到一個圓月形壁門，穿圓月形門就進入永祚寺的最后一處院落——上院。上院也稱塔院，位于寺院中軸線的東南方，是永祚寺地勢最高的地方。巍峨并峙，直沖霄漢，久已聞名遐邇的那兩座大磚塔宣文雙塔，就傲然屹立在塔院的東南、西北兩隅。兩塔相距約四十余米，在它們相間的通道上，一座樸質無華結構簡單的磚仿木構殿堂橫臥其中，它就是過殿。在塔院的最東南角，還有一座底層為磚券洞式，上層為木構閣式的兩層樓閣殿宇。它位于永祚寺的最末端，背負雙塔革命烈士陵園，故名后殿。

　　古往今來，永祚寺的雙塔為世人所矚目，被譽為“晉陽奇觀”，當作太原的標志。歷代的地方志書都把“凌霄雙塔”作為古太原城的八景之一，其影響之大甚至使的寺院的本名“永祚寺”也鮮為人知，直被“雙塔寺”所取代。

　　凌霄雙塔，是太原現存古建筑中最高的建筑，兩塔猶如一雙孿生姊妹，相映成趣，吸引著每一個專訪和途經太原的賓客。

　　凌霄雙塔，還有一個美麗動聽的別稱——文筆雙峰。

　　凌霄雙塔，也曾使歷史上不少涉足于太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墨客騷人為之贊嘆。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曾為其頌詠;明代江南七大文人之一的李維楨曾為其吟詩;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藝術家傅山先生曾為其作畫;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將楊成武將軍曾為其揮毫;……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數百年來，絕大部分人把永祚寺的“凌霄雙塔”，當作同時創于世，屬性一樣的藝術珍品和文物珍品給于珍視。但是，考其故事，研究其創建之因，并不如是。這兩座形同孿生的姊妹塔，一個是創建于先的“文峰塔”，一個是繼建于后的“舍利塔”，不僅非同時所建，而且屬性也根本不一樣。所謂“文峰塔”，是“起自堪與家言”的風水塔，即封建社會地方仕紳為補輔該地的地形缺陷，振興地區文化的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標志性、欣賞性建筑。它的造形雖然取之于佛教的浮圖，但是，與佛的教義和佛門沒有絲毫的關系。而“舍利塔”則是佛門的圣物，是奉供佛舍利子，藏佛經，受佛門弟子瞻仰、頂禮膜拜的宗教建筑。這正是永祚寺“凌霄漢塔”，近在咫尺，本質相去甚遠的差別。

　　舍利塔

　　舍利塔的原名叫做宣文塔(與文峰塔同名)，因為它是由明代萬歷年間的高僧妙峰大師(即福登和尚)監造，而且塔內藏有佛舍利子，所以又叫做宣文佛塔，或舍利塔。舍利塔位于塔院的北端(西北隅)，所以也有人按方位把它叫做北塔。

　　舍利塔，平面呈八角形，共13層，最低層邊長4.6米，全塔總高 54.78米，是典型的樓閣式空心磚塔。該塔的塔座為沙石條砌筑，質樸堅固。塔身為一色青磚研磨對縫砌成，塔上的斗拱、飛檐、枋、椽、柱(垂柱)，均為青磚仿木結構砍磨而成，13層塔檐都用孔雀藍色琉璃瓦砌出晶瑩美麗的邊沿。在塔的第一層撩檐枋下，斗拱與斗拱之間的空處，嵌刻有磚字“阿彌陀佛”，字體猶如一條飄帶，層層疊壓，美觀而勻稱。這幾個字既表明了塔的屬性為佛塔，也巧妙地添補了斗拱與斗拱間平板的空間，真可謂獨具匠心。

　　該塔1——7層的磚仿木斗拱，無論形制還是結構，均與大華寶殿相同，為“五踩重翅”，上承撩檐仿、椽、飛，組成塔檐。隨著塔身的拔高，塔層的上升，每層高度逐漸減低，斗拱形制也隨之變小，逮至 8層以上，斗拱結構則改變一跳(即三踩)，明顯收分，使塔身輪廓造形呈流線形，十分美觀。

　　舍利塔每層的八個角，都鏤刻有磚雕的裝飾性蓮花垂檐柱，垂柱與垂柱之間，有磚砌欄額相連，垂柱上方，磚鏤的角替、枋頭、華板等上面，刻有細膩逼真的草紋、云紋，大大地增強了塔外面的裝飾性。這種建筑雕刻，不僅圖案富麗，鏤工精細，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和代表了明代磚構建筑的藝術風格，可稱明代磚仿木建中的優秀作品。

　　舍利塔的底層開辟兩門，一為東南方向，一為西北方向。緣東門拾階而上，迎面是石砌的佛龕，龕中造像毀之戰火。繼續攀登，便進入塔外壁與內壁之間的階梯;盤旋而上，則可瀕臨頂層。站在塔的頂層，憑著古老的塔身，居高臨下俯瞰太原全城，目睹晉陽風光，確如郭沫若先生所述：“遠望太原氣勢雄，汾河兩岸稻田豐。新興工業高精大，后繼英才專敢紅。”難怪明人李博登臨塔頂之后深有感慨地賦詩：“矗矗蒼龍擎宇宙，綿綿紫氣發林巒。我來欲把星辰摘，到此方覺世界寬。”若進塔的西門，則與東門之內迥然不同。這里沒有步步高升的臺階，不用數步就可進入舍利塔的底層。在這里可以欣賞明代空心磚塔，塔心空券 ，形成層層有塔室的建筑風格和技藝 ，飽覽券進式樓閣寶塔的內部結構。那時，你將對當時勞動人民的精湛建筑技術產生新的具體的認識，給你以美的知識的享受。

　　舍利塔塔頂的塔剎，由銅、鐵兩種金屬鑄制。剎座為覆盆仰蓮式須彌座，用生鐵鑄成。剎頂則為銅質寶瓶式，制于覆盆仰蓮座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剎頂寶瓶的外壁上樓刻著許多銘文，其中比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銘記，對于我們了解舍利塔、文峰塔的創建原因，是什么人修建，以及這兩座塔各自的屬性，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下面我們摘錄幾段：

　　“山西太原陽曲縣城東南郝莊宣文塔萬歷三拾陸年吉月吉日興工至四十年吉月吉日工完”

　　“督統五臺山護國禪師總理宣文塔永祚寺住持僧福登”

　　“書寫入塔經僧人真澄”

　　“建舊塔工德主山東市政司參議傅霖同男傅之謨”

　　“晉國母馬氏、王氏同施寶頂”

　　通過這幾段銘文，每一個游覽者都可以清楚地知道，這座舍利塔，創建于明萬歷三十六年——四十年(公元1608年——1612年)，造塔總監是當時蜚聲海內，在沙門中頗有影響的著名高僧福登和尚。與明、清兩代地方府志、縣志所載互見，可以知道：福登受晉王朱敏淳的邀請，來太原府建永柞寺時，發現這里原有的“舊塔微側”(舊塔即指位于東南隅的文峰塔)，才發念建起這座新塔——舍利塔。當然，通過上面所載的銘文，也直接和間接地揭開了多年來對永祚寺雙塔所流傳的一些訛傳和誤解之謎，基本弄清了舍利塔、文峰塔，既不是同時創建，也不屬同一屬性。被稱作“舊塔”的是文峰塔，創建舊塔的工(功)德主，既非府居晉東南上黨的沈王，也非萬歷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而是祖居陽曲縣的著名志士傅山先生的祖父傅霖和父親傅之謨。

　　舍利塔問世數百年來，幾經冷落，幾經凋蔽，飽經人間滄桑，到新中國建立前夕，已是老態龍鐘，滿目瘡攤，幾乎傾覆。是太原人民在重獲新生之后，人民政府撥巨款，聘高才，進行全面的修復，才使古老的舍利塔重獲新生，再放異彩，“舊貌變新顏”。而今，舍利寶塔整舊如舊，以新的姿態傲然挺立在晉陽大地，每逢輕風徐來，塔際的風鈴叮當悠悠，清脆悅耳，似乎在向每一個前來觀光的中外游人述訴著什么。

　　文峰塔

　　與舍利塔比目并立，位于塔院東南隅的這座古老蒼樸的磚塔，即是文峰塔。文峰塔也叫宣文塔，宣文寶塔。它所以叫文峰塔，是因為它創建的原因本是為補輔太原府城“西北高東南低”，不利于發展文化的地形不足，用以“開山川之形勝，創文運之興盛”。對于這一點我國古塔研究的專家張馭寰先生和羅哲文先生曾有過明確的論斷。至于當地人們或地方志乘中把文峰塔稱作“舊塔”或“南塔”，那是因為它問世早于舍利塔和其所處方位的緣故了。

　　從建筑特色看，文峰塔雖然略早于舍利塔問世，但是，它們必竟同屬于明代中葉的作品，有著不少相似之處。比如：平面都是八角形狀，都是十三層建筑，高低也僅有 2厘米之差。據測：文峰塔略低于舍利塔，總高度為54.76米。而且，斗拱的結構、造形，檐、椽、柱、枋的砍磨、砌筑，可以說大同小異。這些都反映著它們為同一時代產物的鮮明特色。然而，它們也有不少不容忽視的差別，那就是，文峰塔沒有塔基座，僅開一門，沒有佛龕，沒有“阿彌陀佛”刻字，塔檐也不用琉璃瓦剪邊。這里，我們且不說兩塔的塔剎造形無一相同之處，就是塔的主體塔身，也有很大的差別;文峰塔上下直徑幾乎相同，基本為直上直下，沒有明顯收分，外形呈直線形;而舍利塔卻是上下直徑相差很大，有明顯的收分，尤其是七層以上更為突出，使整個塔的外形呈弧狀流線形。這些大大小小的差別，無疑正反映著兩塔的設計者和建造者在造形、技藝和風格上的不同。

　　文峰塔一經問世，塔身便向西北微微側傾。對于這點歷代地方志乘都有確實的記載，并且成為福登造塔的發念和原由。多少年來，許多的傳言和不少對建筑很有研究的人都說，文峰塔西北向微微傾倒，正是建塔匠師們在造塔之初，考慮到塔勢高峻，又是東山的前沿，容易受西北風的影響，所以才有意將塔身向西北向微側，以抵消西北風對塔的吹阻力。如若確實如傳言所述，文峰塔從誕生即向西北向傾斜，而歷經四百載一直沒有倒掉，不正說明當時匠師們設計的周密和建造工藝的絕倫嗎。

　　永祚寺東塔引偏修繕碑記

　　古城太原，歷史悠久，文物名勝，光輝燦爛，而永祚雙塔，尤以并肩矗立名冠全國，為太原之標志。

　　永祚寺亦稱雙塔寺，明萬歷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建宣文塔，俗對東塔;萬歷三十九年建成立文佛塔，俗稱西塔。雙塔凌霄，巍巍壯觀，歷經滄桑，而屹立如故，遠望似迎賓衛士，令人肅然起敬;登臨可俯瞰市寰，盡收山河城市之美。鑄近百年來，西塔多處受損，經政府撥款于一九八四年修復。而東塔傾斜，日趨嚴重，據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塔中心向西北偏離已達二點八二米，一九九三年十月增至二點八六米，且塔體劈裂縫隙逾百，最寬達零點零八米最長達五米，兩側下沉，高低不勻，總差異達零點六八米。情況危急，令人憂慮!

　　對此，黨和政府分外重視，一九九四年五月，果斷決定，搶修東塔，組成機構，制定方案，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組織實施，據其十年觀測之資料，請領導親臨，專家參與，六次論證，幾經協商，采納國家文物局建議，邀杭州曹氏建筑物糾偏研究所負責糾偏，并簽定合同。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六日，糾偏大師曹時中偕技術人員進駐工地，采用沉井之法，鑿土井九眼于塔基之東南惻，科學操作，井下施工，歷時四十日，竟使高五十四米，基徑十二點五米之斜塔，驟然挺直。八月二十五日糾偏告成，斜度由二點八六米，縮小為零點八六米，糾回二米。十月二十五日，驗收合格。

　　越明年，為鞏固糾偏之成果，又進行了加固修繕。塔基加固，打樁圍箍，灰土筋帶，防水滲透 ，塔檐斗拱 ，精心修補，處理彌合，內設鋼混，塔剎歸正，塔身強固，層層鉆孔，加施描桿，槽鋼固定，整體修復，遵循傳統工藝，采用現代手段，使糾偏修繕后之東塔，塔體塔檐之原貌、原構、原有手法及雕造風格，得以保持，預期效果，完全實現。此工程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告竣。

　　值此東塔創建四百周年來臨之際，特勒石以記。

　　楊瑞武撰文

　　趙望進書丹

　　安榮杰鐫刻

　　中國共產黨太原市委員會

　　太原市人民政府立

　　一九九九年四月

　　永祚寺東塔糾偏點滴

　　雙塔巍峨俊秀，蒼勁挺拔，非常美觀，二塔總高度均在56米左右，是我國雙塔之最。雙塔歷經滄桑，飽經風矚，西塔已于1982年加固維修，1984年 9月26日竣工。而東塔年久未修、塔體酥松、嚴重傾斜、搖搖欲墜。

　　早在1993年 7月，經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之推薦、上海文管會牽線，太原市政府慕名、多次邀請并委托由杭州曹氏建筑物糾偏加固研究所負責拯救東塔。但因我所系研究軟土地基、拯救比薩斜塔的專門研究所，對黃土高原的地質缺乏研究，因此我們對此邀請和委托一直婉言謝絕。1994年 1月21日，我們在上海文管會專人陪同下，對太原市進行了為期五天的實地考察參觀。我們利用深夜甚至通宵查閱東塔的所有資料、圖紙(片)、報告等，發現該塔存在有隨時倒塌的危險。到太原的第三天(即1994年 1月24日)，沒有通知卻召開了“拯救東塔專家技術論證會”，會上我們提出了拯救東塔的初步方案，并分八大部分發了言，獲得了與會專家領導的首肯，在此后發生的一些事使我們深受感動。當時的太原市人大老主任谷文波、副市長張希升、市文管會主任肖盛炎三人，千里迢迢專程來杭州，再次邀請我們前去拯救。山西省和太原市政府對拯救東塔高度重視，把其列為市委市政府的十大實事之一。通過實地考查，我們被當地人民和政府如此熱愛祖先建造的文物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動，我們也感到作為一位中國普通公民對保護祖國文物古跡的責任感，經再三研究決定，只有前進，沒有退路。為了山西和太原人民，冒再大的險，吃再多苦，也是值得的。

　　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及專家學者、當地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東塔的糾偏于1995年 4月13日正式簽訂合同。我們干1995年 5且27日進場開工，經過我研究所以曹時中、查良璇為首的工程技術人員的拼搏奮斗，做了大量的深入細致的工作，糾編后，經驗收符合合同的要求。1995年10月20日和 1996年 5月 7日，分別對我研究所完成的東塔《結構加固維修復原》，又第二次經專家技術論證會通過，并于1996年 7月16日簽訂合同而開工，由當地施工，1997年 9月26日竣工。本工程被評為山西省優良工程。曹時中、查良璇為拯救東塔做出突出貢獻，二位被太原市授予該市榮譽市民的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