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八大處的六處稱香界寺,建于唐代,比北京城,比元大都,都早得多。佛教在兩漢期間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傳到華北。也就是說,香界寺建寺的時代,是佛教傳入燕趙大地的初始期。
香界寺內,有兩棵古老的菩提樹,一株老態龍鐘,一株枯死后生發新樹。菩提樹基座的臺階下,豎立一塊石刻,刻著一尊頭像,濃眉大眼,為男性,上有篆文刻字:“大悲菩薩自轉(傳)真像”。我仔細辨認,還能看見當初刻上的胡須。旁邊的文字說明,也加注了“頜下蓄須”的緣由。據考證,這塊石刻是唐代的,為香界寺建寺時的舊物,埋在地下一千多年,清代被挖掘出土,重新豎立起來。這塊石刻確鑿證明,在唐代的燕趙之地,觀音還沒有衍變成女性,或者說還沒有女性化。
在印度佛教中,釋迦牟尼身邊有左協侍和右協侍,左協侍叫大乘,右協侍叫大勢至,合稱“西方三圣”。大乘菩薩傳到中國后譯為觀世音,老百姓稱為大悲菩薩。唐代,因避太宗李世民的諱,略稱觀音。玄奘譯《心經》,譯為觀現身。他本是男性,傳到中國之初還是男性。但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慢慢衍變成了女性。有資料記載,這個衍變始于南北朝,全部變過來,有一個過程,各地衍變的情況不同。至少在西山修建香界寺的那個年代,燕山一帶還沒有衍變過來,當時寺中供奉的大悲菩薩,就是“頜下蓄須”的。
從中國人的倫理出發,女性供奉的菩薩,崇拜的偶像,最適宜的,應該是同性。官吏和富貴人家的眷屬,有自己供菩薩的密室,那里的菩薩更不宜是異性。舊時代,中國女人最大的職責是生子,傳宗接代。她們在這方面的乞求最多,最迫切,也就應該有神靈來關懷,重任落到了大悲菩薩的肩上。既然管理生育,以送子為職能,就更應該是娘娘。佛教的授眾,在中國,女信徒多于男信徒,這就更不能沒有女性菩薩,沒有她們的代表。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要符合中國人的倫理,適應中國人的心態,走進女信徒的心中,也就只得女性化了。
神靈都是人類塑造的,是人類按自身的需要安排他們出現的。人類想象著需要什么,就塑造出司職的神靈,并賦予他們超自然的無限威力。然后,便去頂禮膜拜,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乞求恩賜,并想象著一定能恩賜,因為他們普度眾生,大慈大悲。這是一種很有趣的文化現象,一種超越自我的心靈安慰。
作比較看,佛教藝術中的飛天形象,也有一個由男性向女性衍變的過程。
說到飛天,人們便想到敦煌,想到石窟,想到壁畫。敦煌石窟壁畫上的飛天,被公認為飛神飛進中國之后的原版。2001年的一個秋日,我來到三危山,走進了這里的洞窟,說不出當時的心情多么激動。可是,2006年的夏天,我來到邯鄲響堂山,看見了千佛洞里的飛天,敦煌飛天的原版地位,在我的腦子里便有所動搖。
千佛洞頂有八位飛天,面部豐圓,腹部微微隆起,體態都很壯實,男性特征顯明。唐代以前,男性以下腹肥實為美,唐代及唐代以后,漸以胸肌發達為美。隆腹與隆胸,不同的審美觀,常常反映在人物的雕塑和繪畫中。男性飛天顯得粗獷,雄健,敦實,飄動在空中,有力量感,奔放感,英俊感。響堂的佛教藝術,屬于北齊時代由鄴城(今邯鄲臨漳)到晉陽(今山西太原)的文化帶,它受大同云岡石窟藝術的影響。
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分析敦煌魏窟藝術,有一種說法:“比起云岡曇曜五窟的早期藝術來,魏窟已經添加了較多的中國民族形式,可見現存的魏窟以前還有一段西域作風更多、中國作風較少的藝術存在過。藝術家們推想,從最早的敦煌藝術傳到平城(曇曜五窟)以后,經過一個階段的改變再傳到敦煌,才成為現在的魏窟藝術。”
由此可以推導出兩點:一是如今在敦煌見到的石窟藝術,并不是它最早的石窟藝術。那個時代的石窟藝術毀棄了,誰也見不到了。二是如今敦煌最早的魏窟,遲于大同云岡的曇曜五窟,而且魏窟藝術有對曇曜五窟藝術的借鑒。
如今人們在敦煌見到的飛天,都是唐代及唐代以后的作品。
由男性而女性,僅是佛教中國化的一例。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要在中國土地上滋生和發展,必然會進行必要的改造,添加中華民族的內容和形式,形成中國特色的佛教。否則,它就難于傳播,難于生存,難于為中國人所接受。飛天既然是佛界的演藝者,服務員,由男性變為女性,也就更有中國特色,更適應中國人的心態,也更為中國人所接受。
觀音的性變,與同飛天的性變,情況完全相同。這是由不得他們的,誰叫他們愿意走進中國這塊最講究自身特色的天地呢。
北京郊區諸寺的佛教藝術,包括香界寺的“大悲菩薩傳世像”的形象,應該是由五臺山傳過來的。五臺山的佛教,是華北佛教的策源地。我曾隨部隊在五臺山施工,住過半年,幾乎看過了那里所有的菩薩塑像和刻像。凡是稱大悲菩薩的,稱觀音菩薩的,皆為女性形象。我還到過九華山、普陀山等佛教圣地,所見皆同。因觀音又稱“南海觀音”,今人在三亞南山的大海中,立起了一尊108米高的觀音銅像,這是目前我國最大的,亦為女性。她面朝大陸,注目凝視,仿佛剛剛從南海飄然而來。
八大處香界寺的男性觀音刻像,是我見到的惟一一尊,不知別的地方有沒有。唐代刻像傳到今日,本來就很珍貴,加之是男性“大悲菩薩傳世像”,也就更有史料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