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沒有特定的法令專門管制宗教團體的注冊，成為獨立國之前，佛教寺院林立，都不須向官方登記注冊。社團法令是控制政治活動、社區活動及各類民間活動的機制。因為新加坡尚未另立宗教法，佛教寺院團體的成立，就由社團法令來包辦，也有佛教寺院依公司法令注冊，光明山普覺禪寺即是一例。后來，社團注冊官認為宗教活動屬于民間活動，應依社團法令注冊，佛教團體未與力爭，在默默中接受了這一安排。

　　慈善法令頒布于1983年。受注冊團體必須在公司法令、社團法令或信托法令下注冊，然后再注冊為“慈善團體”。在慈善法令的框架下，凡與濟貧、教育、宗教、社群福利有關的團體，都必須在其“本宗”法令注冊后，再注冊為“慈善團體”。其目的是審閱賬目，要求各“慈善團體”將其年收入的80%用在各團體宗旨內所列的慈善用途上。符合此80%條例者，其收入可得免繳所得稅。不能符合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其所有收入必須納稅。政府不鼓勵本地的宗教團體為外地的宗教團體籌款。除非特別批準，其所籌得款項的80%必須用在國內，只有20%可以匯出。

　　新加坡目前的產業稅是10%。凡擁有30年以上使用權的土地屋產，不論民宅、工廠、商店或其他用途，皆須繳納產業稅。產業稅法令第六條規定，凡建筑的全部或部分純用于下列用途，可獲免產業稅：讓公眾禮拜的宗教場所；政府補助學校；慈善用途；有利新加坡社會發展之用途。

　　佛教寺院團體的大雄寶殿及開放給公眾用的殿堂場所，依最前一條皆獲免產業稅。僧寮及其他不開放給公眾的場所，則必須繳納產業稅。寺院內若有供奉祖先牌位及存放骨灰甕的場所，其所占用地必須繳納產業稅，因為這些是有收入的場所。消費稅是5%，凡常年營業額超過坡幣100萬元的商業、非商業機構，皆須依消費稅法令注冊，在其收入上加抽5%消費稅。佛教寺院雖非營利機構，但有些寺院為了籌募建筑基金、慈善基金等等項目而辦各類籌款活動。當其收入有可能超過100萬元時，它就必須注冊為消費稅機構。

　　新加坡的古跡保留法只有30多年的歷史。凡被選為國家古跡的建造物，其業主必須依所公布的條例維修產業，不得破壞古跡的歷史文化價值。非古跡的佛教寺院，與新加坡其他建筑物一樣，受城市規劃所牽制，不論是建新的，還是重建舊的，都由一套精密的建筑條例來控制。

　　新加坡佛教界普遍不關心立法，原因有二：（1）在宗教自由的前提下，現行的法令沒有非常不利佛教之處。（2）佛教徒對立法的認知不足。關心立法，凡對佛教社會道德有影響的法律，在國會未三讀通過前，佛教界若能提出意見，讓官方民間明白佛教的立場，佛教的理念，那就是間接的弘法，間接的提升佛教的社會地位。站在利己利他的立場，四眾弟子應當發揮各自分內的力量，在適當的機緣中讓部長、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了解佛教的體制、佛陀的精神，為佛教界影響立法創造有利的條件。

　　佛教寺院團體必須在佛教社群內建立起影響立法的體制。新加坡佛教總會（簡稱“佛總”）可以作龍首，各宗派若能互通聲氣，要求行政當局明了佛教僧團的戒律制度，佛教的圓融，在制定條規時，考慮佛教的立場，達到更好的溝通，更好的互動。

　　目前的法令，給佛教界帶來的困難是：

　　（1）以社團法令來管制佛教團體的注冊，要求每一現存的佛教寺院必須有10個會員，方能注冊，并不是很適合佛教的體制。

　　（2）注冊后，產業擁有權歸全體會員，不符合“十方來，十方去”的因果。

　　（3）宗教用地的限制：在非常有計劃的用地規劃下，只有特劃的土地可供宗教用途。這些土地只有30年使用權。舊的寺院被逼遷，從無限期的土地轉為30年。另一方面，有許多已有寺齡的寺院是坐落在已被規劃為住宅區內，它們的宗教活動被限制、被牽制。

　　新加坡憲法明文規定宗教自由。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與印度教和諧共存，各宗教建筑比立為鄰，華人家庭中其成員分屬不同宗教，是普遍現象。以佛教而論，南傳北傳、顯教密教、顯教的不同宗派、密教的各別宗派，僧眾互相禮敬，信徒互通道場。作為國際化城市國家，新加坡很自然地成了各宗各派的宣傳站。新加坡佛教徒融匯各宗各派的教義，優點是：不偏一家之說，缺點是：要靜心專修某一法門不易。更糟糕的是，許多附佛法外道，打著佛陀、觀音、彌勒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未深入佛法者，往往癡癡地跟著走。他們公然自稱佛教，這種宣傳語坦然出現在媒體宣傳中，在宗教自由的新加坡憲法下，正信佛教徒也奈不得他何。

　　漢傳佛教一向以漢語弘法，信眾也是受漢語教育者居多。在華人社群里，道佛難分，道教徒也來佛教寺院拜拜。自開埠以來，佛教寺院的建設有賴工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包括拜拜者。漢語信眾，老者已老，逝者已去，根基愈來愈薄弱。漢傳寺院的前途，將何所賴？

　　直至上世紀80年代，漢傳寺院對弘法的工作，不甚積極。禪修靜坐，也不甚提倡。寺內的共修拜懺法會，主要參加者是年長的婆婆。過去10年，在南傳藏傳的逼近下，漢傳寺院團體開始積極弘法，參與社群福利活動，但未改變傳教的媒介語言。

　　為了將新加坡打造成為國際城市，政府推行英語為主流教學語已有多年。在島國的各個角落，年輕的一代，普遍以英語為主流的溝通語言。作祖父母的，為了與孫子溝通，被迫學習英語。既然英語橫行，仍然以漢語為弘法語言的漢傳寺院，不得不以英語來吸引年輕人。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不說漢語的新加坡人回到課堂學習“普通話”。在新加坡，漢語有可能再成為優勢語言嗎？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英語教育為新加坡培養了很多很多的“香蕉人”。他們不只不用漢語，對漢文化也感陌生。步入漢傳寺院，不是每一個受英語教育的人都提得起興趣。他們來了，感到新鮮，卻有一股難于融入的感覺。

　　改變語言傳媒，是勢所必然。即使以英語為弘法的媒介語，漢傳寺院還須照顧文化上的差異，才能將這一群“異類”容納入漢傳寺院來。若強制要求他們依漢文化禮佛敬老，作表面功夫，只怕不能達到傳播佛陀妙音的目的。

　　以共修為例，老的一輩樂于禮佛拜懺，年輕的一輩卻另有想法。即使他們接受了，在老一輩的“執著”指點下，必須這么做，必須那么做，純重儀式，不深入推理，他們也受不了。看來是時候重新策劃寺院的活動，重新掂一掂每一活動的內涵了。

　　為年輕人，策劃他們的活動，改變媒介語，改變內容，還得改變漢傳寺院的傳統思維，才能收到弘法利生的功效。漢傳寺院曾經以禪堂法堂為活動中心。佛教專論無常，佛教的活動因時代的需要而變遷。分析周遭的環境，漢傳寺院的前景是險峻的。漢傳佛教的延續，有賴變化。

　　“此有即彼有，此無則彼無。”如何創造有利的條件，讓漢傳佛教絕處逢生？（出處：《世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