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學上另一造像系統(tǒng)為秣菟羅造像。秣菟羅造像藝術有貴霜時代和笈多時代之分，各自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看貴霜時代的秣菟羅造像。秣菟羅位于印度德里南１５０公里的朱木拿河岸，即印度中部地區(qū)，曾經是貴霜王國的三處都邸之一，所以也深受希臘文化影響。這一帶盛產橘紅色砂巖，除雕刻佛像外還雕刻印度教和耆那教神像。秣菟羅的雕刻傳統(tǒng)悠久，在佛教興起前即是雕刻的產地，曾大量制作印度民間喜愛的代表豐饒幸福的藥叉女神，至今可見一至二世紀的作品。

　　秣菟羅早期也遵循著不表現佛陀的傳統(tǒng)，當犍陀羅造佛陀直接登場的風習傳播到秣菟羅后，此地也開始制作佛陀像。秣菟羅文化也有希臘文化的影響，犍陀羅的造像風格也時隱時現。但這里印度本土文化傳統(tǒng)濃厚，希臘文化影響較為淡薄，加之氣候炎熱，衣著單薄，風尚上崇尚肉體。在這諸種因素影響下，秣菟羅造像的大衣較犍陀羅造像薄透，軀體突顯，衣紋常見有隆起的楞狀上加刻陰線。

　　貴霜王國在２６０至３６０年期間，其國土的大夏、粟特、犍陀羅等地已被波斯薩珊王朝所吞王，五世紀時被匈奴人占領，貴霜王國滅亡了。四世紀初，印度人旃陀羅笈多一世所統(tǒng)領的摩揭陀國逐漸強大，占據了恒河中部地區(qū)，此后中印度和北印度全部納入其版圖，稱為笈多王朝（３２０—６００年）笈多時代的秣菟羅造像是印度雕刻史上的黃金時代，它建立在印度人的審美趣味之上，希臘化的影響融于其中，呈水乳交融狀態(tài)，絲毫不露生硬痕跡。四至五世紀的佛像樣式呈規(guī)范化，各部位的相好標準與佛經記載頗為吻合。秣菟羅造像對歷代佛教造像影響極大，不論是漢傳佛教還是藏傳佛教都能看到它的痕跡，它所建立的造像準則至今被有意無意地遵循著。屬于秣菟羅造像系統(tǒng)的薩爾那特造像樣式也一直與秣菟羅樣式并行不悖，在中國也不時能在北齊時代的曲陽和青州造像以及西藏造像上發(fā)現它的影響。

　　這一時期的秣菟羅造像的特征是：佛陀螺發(fā)右旋，肉髻高圓，兩眉之間有白毫，眉毛修長高挑，大眼瞼微睜低斂，鼻梁修長挺拔，上嘴唇較薄，下嘴唇梢厚，呈典型的印度美男子形象，表情端莊靜寂，有超脫典雅之美。著通肩式大衣，極為薄透，大衣好像濕衣狀緊貼軀干，使四肢突顯，甚至可微妙地表現出大衣內著裙腰部系的紐結。據《歷代名畫記》載，北齊畫家曹仲達（約５５０年在世）即擅長畫這種濕衣佛像，所謂“曹衣出水”，實際上是笈多時代秣菟羅地區(qū)的佛像樣式。秣菟羅造像衣紋走向呈Ｕ形，在胸前呈半同心圓形，極富裝飾性。衣紋的斷面是圓繩狀的，如同細繩均勻地纏繞在造像身上，這些細圓線也僅僅起裝飾作用。全身衣紋線的分布仍呈從右上方向左下方傾斜，和犍陀羅大衣的規(guī)律一致，實際上是將犍陀羅衣紋加以歸納變形而來的。秣菟羅佛像身材修長，比例舒展勻稱，造型準確生動。其圓形背光紋飾繁縟精美，刀法細膩，是印度古典佛教藝術的頂峰。

　　秣菟羅佛像的代表作有“鹿野苑佛說法像”、“佛陀立像”等。笈多時代秣菟羅佛像對中國造像影響很大，盛唐時的許多石佛像在前胸和小腿部分布有Ｕ形圓繩狀衣紋線，溯源起來，仍是秣菟羅造像的衣紋手法。在藏傳佛像也常能發(fā)現秣菟羅造像的痕跡。

　　薩爾那特位于恒河與朱木拿河合流的恒河下游，著名的佛首次說法地鹿野苑就在薩爾那特郊外。薩爾那特是笈多時代的另一個雕刻中心，在造型藝術史上也歸入秣菟羅系統(tǒng)。

薩爾那特佛像樣式和秣菟羅樣式的最大不同，是大衣更加薄透，軀干四肢突顯。秣菟羅像還有裝飾性圓繩線，薩爾那特像則干脆連圓繩線也去掉了，全體沒有一根衣紋，只是淺淺地做出領口、袖口和大衣的下擺部，使人感覺到大衣的存在即可。

　　印度阿旃陀石窟開鑿于二至七世紀，共２９窟，內中笈多時代的造像幾乎全部是薩爾那特式的。我國初唐時的龍門石窟有“優(yōu)填王倚坐像”，一望而知也是明顯從薩爾那特樣式而來的。北齊時代的曲陽白石造像和青州石佛像也深受薩爾那特佛像影響。是通過什么途徑，使遙遠的中印兩國文化呈如此同步發(fā)展，是挺有意思的現象。另外，在東南亞如越南、泰國、柬埔寨的佛教造像以及尼泊爾和西藏藏傳佛教造像上，也可不時窺見其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