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社會組織的重要一環(huán)，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國之事，概稱為政治。一般人談到政治，每每將之與權(quán)術(shù)、謀略、黨派、斗爭畫上等號，因此強調(diào)和合無諍的佛教徒，往往避談政治，甚至在社會人士高唱“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口號之下，更以遠離政治為無求。
然而實際上，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既然無法離開群眾，自是不能遠離政治而生活。再說，參與政治是國民的權(quán)利，除非觸犯國家刑法，被褫奪公權(quán)的人才沒有參政的資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侶也要納稅、服兵役，盡國民應盡的義務，所謂出家并不意味著出國，何況佛教主張不僅要自度，還要度人。佛教與政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關(guān)，相輔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護持弘傳。因此歷代以來，佛教非但未曾與政治分離，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guān)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諸國，經(jīng)常出入王宮說法，開示仁王的治國之道，許多印度大國的君王如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波斯匿王、優(yōu)填王等，他們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進而成為佛教的護法，并且將佛法的真理應用在治國安邦上，健全社會，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后，仍有許多國王，如阿育王、迦膩色迦王、戒日王、彌蘭陀王等，他們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政治，寫下印度史上輝煌的一頁。
在中國，歷代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來，其中或有輔弼朝廷被尊為國師者，如：南陽慧忠、法藏賢首、清涼澄觀、悟達知玄、玉林通琇、天臺智顗等。或有出仕朝中為宰相者，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安邦定國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太宗大悅，尊為帝相；明朝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國祚貢獻很大。
此外，自魏晉南北朝起，朝廷并設(shè)有僧正、僧統(tǒng)、僧錄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西藏實行“政教合一”；泰國、錫蘭、緬甸、尼泊爾則以“佛教領(lǐng)導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為國教，而且規(guī)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執(zhí)政者要禮敬三寶，佛教備受尊重；韓國亦曾以佛教為國教，并曾雕刻大藏經(jīng)以救國。凡此都說明佛教與政治關(guān)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補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諧政治的功能，并可幫助政治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發(fā)揮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對安邦治國的貢獻，正如《傳戒正范》云：“若百家之鄉(xiāng)，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于宇內(nèi)，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國。其為國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與貢獻，歷代均有記載，諸如：幫助生產(chǎn)、開發(fā)交通、保護生態(tài)、利濟行旅、文化建設(shè)、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yī)療救濟、財務運轉(zhuǎn)、科技文學等。
佛教在烽火漫連的亂世，經(jīng)常扮演攘敵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對摩揭陀國雨勢大臣昭示健全國家的“七不退法”，巧妙的化解了一場血腥戰(zhàn)爭；唐朝的安祿山舉兵造反，軍需短絀，佛教徒于是發(fā)起販賣度牒以增加軍費，為平定安史之亂盡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之下，為國家勸募了豐足的軍糧，并且參戰(zhàn)軍旅，貢獻計策，穩(wěn)定了軍機。曾經(jīng)一度為禪僧的劉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賢能，特別征召他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chǎn)，免受無辜的殺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儀，訂制度，輔佐耶律楚材推行漢化，延續(xù)了漢民族的命脈。元代至溫禪師，由于贊助王化有功，感動世祖而敕封為佛國普安大禪師。中國共產(chǎn)黨南區(qū)司令許世友曾為少林寺和尚等。可以說，自古以來，佛教輔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勝舉。
佛教教義與僧侶行儀可以影響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會；帝王的權(quán)勢則能幫助佛教普遍弘傳，凈化世道人心。晉代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陀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中，將護法之責交付國王，以收“上行下效，風行草偃”之功。此可證之于佛世時，因為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的護持，佛教才能傳遍五印度；佛陀滅度后，阿育王修建八萬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師到錫蘭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傳，廣宣流布。中國因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高僧來華弘法，佛教因此得以傳入中國。至于中國佛教的譯經(jīng)事業(yè)，大多是由于歷朝帝王保護，設(shè)置譯經(jīng)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鳩摩羅什大師受后秦姚興的護持，在西明閣從事譯經(jīng)，而有《法華經(jīng)》、《中論》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jīng)論流傳后世；玄奘大師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譯出《大般若經(jīng)》、《成唯識論》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經(jīng)論，使法寶圣教的光輝普照于中國。
又韓國的法興王、高麗太祖、李朝世祖；泰國的坤藍甘亨王、立泰王、怛萊洛迦王；錫蘭的天愛帝須王、摩哂陀第四王、末羅王；緬甸的阿奴律陀王、敏東王；越南的第三主圣宗；寮國的維蘇王等，他們有的發(fā)心出家，有的廣建寺院，有的結(jié)集經(jīng)典，有的注疏講經(jīng)，有的建立戒壇，都是歷史上對佛法熱心護持的帝王。
現(xiàn)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護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護持，政治勿嫉妒佛教，勿舍本逐末，唯獎勵慈善，應該多獎勵從事凈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者。而佛教對于社會的關(guān)懷、人權(quán)的維護、民眾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為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quán)勢，但不能放棄關(guān)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今日佛教徒為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回避的態(tài)度，相反的，應該積極關(guān)心，直下承擔，這正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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