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六世紀中葉，佛教自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其間曾引起正反兩派不同意見的爭執，后由崇佛者獲得勝利，自此開展日本佛教史新頁。日本佛教的發展、演進，可略分為：飛鳥時代（五四六至六四五）、奈良時代（六四五至七八一）、平安時代（七八二至一一九二）、鎌倉時代（一一九二至一三三三）、室町時代（一三三三至一六○○）、江戶時代（一六○○至一八六八）、明治維新之后（一八六八至？）等七個時期。
一、飛鳥時代
日本佛教初期的建立，歸功于圣德太子的推展，在他攝政的三十年之間，下詔興隆佛法，創建寺院，親自宣講佛經及著疏，遣使入唐，將自朝鮮傳入中國文化的途徑，改為由日本直接與隋唐文化的交流，并以佛教為國教。推古三十三年（六二五），高麗沙門慧灌抵日，弘傳三論，開日本三論宗之始，門下俊杰甚多，三論便成為此期佛教的主流。另道昭入唐（六五三），從玄奘大師習法相，為日本法相宗的初傳。綜觀佛教于此初傳期間，得到國家的保護，唯當時社會仍多以求神的心態奉佛，尚未進入真正的慧解與行持。
二、奈良時代
奈良時代傳承飛鳥時代的護佛政策，以興隆佛教來護國佑民。有圣武天皇熱心推展佛教，興建壯麗宏偉的東大寺，鑄造世界有名的奈良大佛，并請唐鑒真大和尚設壇授戒，正式確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華嚴思想，以體現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本期佛教學風鼎盛，主要宗派有三論、成實、法相、俱舍、律宗和華嚴等六家，即所謂“奈良六宗”。各寺大多諸宗并存，研究者也數宗并學。唯其中以華嚴宗受圣武天皇的重視，具有優勢地位。又法相宗人才輩出，成為本期佛教思想的主流。其他方面如寫經、佛教文學、美術等，也同時盛行。綜觀此期佛教，著重人間性、國家性，并有學術發展的特色，在教理上傳承于中國，尚無新論。
三、平安時代
平安前期的佛教，以最澄和空海從唐朝傳入的天臺及真言宗最盛。最澄入唐，兼學密、禪、戒各宗，日本佛教因此具有復合性，融和而成日本特色的天臺教。空海著有《辨顯密二教論》，是最早的密宗教判理論書。至此，日本佛教已漸脫離中國的范疇，而發展出民族化的佛教。另在最澄及空海度唐前后，許多僧侶亦同時至中土求學，即所謂“入唐八家”，也聞名古今，所學皆與密教有關。因此，平安前期的日本佛教，可稱為密宗的興隆時期。又本期佛教深受貴族們所信仰，因此貴族青年皆以出家為風尚。
平安中葉之后，貴族與武士間的矛盾嚴重，佛教為保護寺產，征集武士為僧兵，于是佛教僧侶涉入了日本政治漩渦，奈良六宗衰微，末法思想產生，但也因對末法的警覺，佛教開始出現新的宗派。首先出現的便是含凈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上人與惠心源信為代表。因此奈良時代國家性、學術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
四、鎌倉時代
平安末期經過慘烈內戰后，由源賴朝于鎌倉設置將軍幕府，開展了鎌倉幕府時代，亦拉開日本武家專政制度的序幕。在佛教方面，新興宗派紛紛出現，奈良六宗亦有復興之勢，新舊佛教之間產生多元化的互動與影響。依發展時間先后約分三期。
第一期：法然（源空）提倡以稱名念佛為主的凈土宗；榮西提倡兼融臺、密、禪的臨濟宗；慈圓中興天臺宗、貞慶中興法相宗。
第二期：明惠提倡華嚴宗的“信滿成就”論；親鸞創立以信心為本的凈土真宗；道元倡立修證一如的曹洞宗。
第三期：日蓮提倡口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經題為證悟之本的日蓮宗；一遍強調以一心念佛為主的時宗。
凈土宗與凈土真宗兩派，信仰人數最多，為日本最普遍的宗派。因此，凈土真宗與日蓮宗可說是日本本國化的佛教。日本佛教在鎌倉時代是一個轉變時期，新的改革運動使日本佛教各宗派在歷史上展開新頁。
五、室町時代
由于社會動亂之故，佛教亦由鼎盛而至衰微。唯有禪宗因武士的歸仰及其“明心見性”的宗旨，所以能在戰禍中一枝獨秀的盛行于社會各階層，也因此產生混合禪味的日本茶道、花道、書道和劍道。又禪宗高僧受到將軍和武士的尊崇和擁護，也自然推動了“禪”的盛行。這時期最被推崇的是確立“五山文學”地位的夢窗國師與大燈國師。另外，凈土宗、凈土真宗、日蓮宗等宗派，皆在創始人圓寂后，因思想正統之爭，而逐漸分裂成許多派別，但仍受到許多農民信眾的護持。室町末期，進入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佛教形成兩種不同的形勢：一是與武士聯合以適應環境的真言、天臺等宗；另一股力量則結合被壓迫的民眾，如農民及下階層人，以爭取有利形勢，如凈土真宗及日蓮宗等即是。
六、江戶時代
戰國時代的動亂結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戶設置幕府，為使日本減少外國的壓力與內部紛爭，頒行“鎖國政策”，以禁止耶穌教及其他容易引起動亂的活動，佛教與其他文化因而能在穩定中持續發展。德川家康是凈土宗的信徒，因此努力保護佛教，并將佛教納入封建政權的體系中。他頒布“寺院法度”，用來制定各宗派所屬寺院的屬從關系，及對寺院的種種規定。又實施“寺檀制度”，使全國每一個國民都有歸屬護持的寺院。由于法度的限制與寺檀的建立，寺院僧侶的生活獲得了保障，但也導致佛教發展的停滯。
本期佛教有隱元隆琦禪師（一五九二至一六七三）從中國應邀至日本創黃檗宗最受矚目。“黃檗宗”與臨濟、曹洞二宗并稱，為日本禪宗第三大派。整體來說，本期的法度制度，是獎勵學問的，然在思想方面卻受到限制，因此在佛學研究上并無特殊表現。反之，江戶末期，儒學與國學卻積極推展，此時日本神道也應時復興，但是受到“廢佛毀寺”的影響，佛教又進入黑暗期。
七、明治維新
孝明天皇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將大政奉還，第二年開始“明治維新”。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頒布“神佛分離令”，以神道教為國教，又以種種理由，迫令僧侶沿用俗姓，甚至鼓勵僧侶食肉帶發娶妻。佛教界因此集合信徒發起“護法一揆”（團結一致）運動來反抗，才獲得停止，但有日本凈土真宗受其影響。至福田行誡、大谷光尊、赤松光映等新佛教先驅，以世界宗教大勢，評駁政府的宗教政策，又有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島地默雷等大力宣導宗教自由立場，終于在明治二十二年通過宗教自由的法律規定，佛教至此才得以渡過困厄時期，進入新的時代。
明治二十年前后，自由研究佛學的新風氣普遍展開，佛教大學的建立、經典的整理，以及佛學辭典的編纂發行等工作，更充實了日本現代佛學的內容。而在信仰方面，已經脫離中國佛教型態與觀念，并且在日本文化醞釀下的佛教也已普及于民間。二次世界大戰后，佛教更是蓬勃發展，新興宗教如雨后春筍般成立，其中以日蓮系分化出來的最多，如創價學會、靈友會、立正佼成會等，發展極為迅速。
［注釋］
關于佛教傳入日本的年代有多種說法，目前較受肯定的是依據《上宮圣德法王帝說》所記載，欽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濟圣明王遣使致贈天皇佛像、經論.日本各界面對佛教的傳來，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認為佛是“他國神”，是“蕃神”，惟 恐引致國神之怒，而將佛視為災厄之神；而奉佛派的蘇我氏，認為佛是招福之神，將佛奉為自己氏族之神。而蘇我氏崇佛與物部氏反佛的信仰之爭，除引發佛究竟為福神或是厄神的問題外，實際上反映了日本的政治立場。
日本佛教發展的分期不甚相同，今所列參照《佛教．教史．日本佛教簡史》。
圣德太子（五七四至六二二），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開始攝政，為積極吸收中國文化，隋朝時曾派遣留學生至我國。太子大力提倡佛教，重大功績如下：開講佛經并親制《勝鬘》、《法華》、《維摩》等三經的義疏；禮遇高僧，拜惠慈法師為師；制定憲法篤敬三寶；設置僧官及頒布僧尼令；遣使入隋，求取經論；興建四天王寺、法隆寺、廣隆寺、法興寺等，并鑄造佛像；設立悲田院、敬田院，從事佛教救濟事業。由于太子篤信三寶，使當時的佛教綻放燦爛的光彩。圣德太子一生，對日本佛教傳播及發展，居重要地位，不只奠定日本佛教發展的基礎，同時也使佛教及儒學成為日本思想文化重要的部分，史稱“日本佛教之祖”，深受日人敬重。
鑒真大師（六八七至七六三），為唐代高僧。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日本天平五年），日僧榮叡、普照等來唐留學，請師東渡弘傳律法。師雖五次東渡未果，其間顛沛長達十一年之久。后雖雙目失明，仍不稍減其赴日之志。唐玄宗天寶十二年（七五三），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復請師東渡，是為第六次啟航，抵日，受到日本朝野舉國的崇敬，圣武天皇敕封為“傳燈大師”，并請師在東大寺開戒壇，天皇親自登壇受菩薩戒，并率皇后、太子等共五百多人受戒，是為日本佛教戒法的濫觴。師攜往日本的大量佛教經像、藝術品等，對發展日本醫學、雕塑、美術、建筑皆有相當貢獻。
圣武天皇（七二四至七四九）與皇后（光明皇后）皆虔信佛教。圣武天皇以華嚴思想實現政教合一的理想，明顯表現在東大寺及國分寺的興建上。圣武天皇以東大寺為中心，在諸封國各建有“國分寺”至“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僧寺）及“法華滅罪寺”（尼寺），作為中心的附屬，這些國分寺都有封戶和土地，僧眾須定期誦戒，及讀誦《金光明最勝王經》、《法華經》、《仁王護國經》等護國經典，藉僧尼的修持，達到護國的目的。因此，從中央到地方皆設有佛教組織體系。
奈良六宗又稱南都六宗：
三論宗，系由高麗傳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西元六二五），由高麗僧慧灌（吉藏的弟子）傳入，成為日本三論宗始祖。二祖智藏，三傳道慈，并創法系為“大安寺流派”。智藏傳智光、禮光，以元興寺為中心，稱為“元興寺流派”。大致說來，奈良之前系以三論宗為佛學主流，而奈良時代則為法相宗的全盛時期，至奈良末期，三論宗漸趨式微。
法相宗，有四傳：初傳為道昭（曾師事玄奘），攜回舍利及佛經，安置于法興寺東 南建禪院。二傳為智通、智達，亦曾入唐師事玄奘及窺基。此二傳均以元興寺為中心，稱為“元興寺傳”，也稱“南寺傳”，又稱“飛鳥傳”。三傳是智風、智鸞、智雄。四傳為玄昉，曾入唐從慧沼弟子智周學法相，后以興福寺為傳教中心，稱為“興福寺傳”，或“北寺傳”、“御笠傳”。法相宗系奈良佛教的主流。
律宗，有三傳：初傳為漢人司馬達之女善信尼（曾駐錫于百濟櫻井寺），二傳為唐僧道叡，三傳為鑒真大師，然前二位皆未傳戒法，直至鑒真大師才筑壇授戒，史稱“日本律宗始祖”。后以唐招提寺為律宗本寺。其后此宗漸次式微，至實范、覺盛、叡尊等人相繼而出，律宗才又復興。
華嚴宗，圣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璿傳入華嚴章疏，后由高麗僧審祥法師開講晉譯《六十華嚴》。審祥曾入唐從法藏大師受學，后宣揚華嚴思想，日本即尊審祥為初祖，良辨（曾受學道璿）為二祖，良辨弟子實忠為三祖，等定為四祖。由于圣武天皇極重華嚴，因此當時的華嚴實有帝王宗教之勢。
俱舍宗，以研習《俱舍論》得名，無論中國或日本，僅為一學派，正確傳入日本時代不可考，一般以東大寺為俱舍宗的道場。
成實宗，系依《成實論》得名，惟實際上并未成立宗派，僅附屬于三論宗之下。
日本文學以漢文學為主，由于前期的圣德太子及此期圣武天皇的提倡，產生不少佛教詩歌。而中國美術品及美術家不斷的輸入，也助長了藝術的發展。目前東大寺保存有當時美術工藝品、雕刻、繪畫、鑄像、刺繡、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可知奈良朝的藝術風光。此外，寫經運動的提倡，除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外，還有寺院和貴族私設的寫經所，對于廣布佛法和書道文化也很有貢獻。
又稱“傳教大師”（七六七至八二二）。延歷二十三年（八○四），與空海同行入唐，從湛然的弟子道邃、行滿受天臺教義，從天臺山翛然受牛頭禪，并從道邃受大乘菩薩戒，后又從順曉受密法。翌年返日，于比叡山建立道場，盛弘天臺義理，兼傳密宗和大乘戒法，創日本天臺宗。最澄所創的日本天臺宗，將天臺、密、禪、律四宗融和為一，倡“圓密一致”、“四宗合一”，稱為“臺密”。
又稱“弘法大師”（七七四至八三五）、“高野大師”。延歷二十三年入唐，從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受傳法灌頂，密號遍照金剛，成為最早受習真言教學的日本僧人。日本大同元年（八○六）返日，后建高野山金剛峰寺及平安東寺為永久道場，創日本真言宗。天長五年（八二八），創建綜藝種智院，教授道俗弟子諸學，確立密宗教學，該院亦為日本最早私立學校，后人稱空海所傳密宗為“東密”。
即最澄、空海、宗叡、惠運、圓行、常曉、圓仁、圓珍等。與天臺及真言兩宗合稱“二宗八家”。
由于政治的紛亂，寺院生活趨于世俗化，僧兵亦有暴亂的現象，因此出現末法思想。
念佛往生派，后來發展成凈土宗、真宗、時宗和融通念佛宗。在鎌倉時期發展隆盛，念佛宗的創始人是天臺宗系的良忍。此“念佛思想”在奈良時代即有弘揚，但成為民間大眾化信仰，則是空也上人的大力提倡。良忍的弟子源信撰有《往生要集》，將有關凈土教義的一百六十多部經典編列在一起，有系統的闡釋彌陀教法，并以此為結社念佛的指南。此書對鎌倉凈土教的發展影響很大。另南都三論宗系的永觀、真言宗的覺鍐都是凈土思想的提倡者。
平安時代也有凈土思想的盛行，但仍附屬于他宗的地位，直到法然上人（一一三三至一二一二）時，凈土宗方告獨立，是為日本凈土宗開祖。法然上人因讀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及源信的《往生要集》而歸命念佛，他強調“往生之道，念佛為先”，大力提倡稱名念佛。由于簡單易行，便迅速擴展開來，但為當時保守教徒所非議。法然著有《選擇本愿念佛集》，門下弟子很多，并各自成派立宗，其中親鸞開出凈土真宗 ，一遍開出時宗，迄今仍為日本佛教的大宗派，可見法然對日本佛教影響之大。
榮西禪師于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臺山求法，得天臺新章疏三十余部。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來華，登天臺山，學習臨濟宗黃龍派的禪法。建久二年（一一九一）歸國，始行禪規，道俗滿堂，遂于筑前博多建立圣福寺，這是日本禪寺的創始，后世尊其為日本禪宗開山祖師。他主張天臺、真言皆是禪者應學之教，于京都開創建仁寺，作為臺、密、禪三宗兼學的道場，并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特色的臨濟宗。又因師精通飲茶養生法，撰有《吃茶養生記》，為日本茶道的肇始。
鎌倉初期，舊佛教改革派對法然教團的責難最多，其中四度登天臺座主的慈圓批評最強烈。另法相宗的貞慶，對法然的專修念佛亦采對峙態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復興。
南都華嚴宗僧明惠（一一七三至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圓寂后，《選擇本愿念佛集》公開于世，明惠讀后不能認同，因此嚴加批駁。代表其圓熟思想的是《華嚴修禪觀照入解脫門義》一書，主張在信心圓滿成就后，即與佛齊等。
親鸞所創凈土真宗，以弘揚彌陀真實教義而立名，以一心一向歸命阿彌陀佛為宗旨，故稱一向宗。其以凈土三經及《十住毗婆沙論》、《凈土論》為根本經典，撰《顯凈土真實教行信證文類》一書，而立“教信行證”四法的教義。法然主張以念佛為主，親鸞則強調以信心為本的他力往生說，對阿彌陀佛有信心即可仗佛力往生。又已得信心者，必住于正定聚，而與如來相等不二。親鸞認為食肉帶妻的在俗生活并不妨礙念佛修行，此生活態度迥異于凈土宗其他支派。至親鸞的曾孫覺如，正式以本愿寺為真宗大本山，第八世蓮如，教勢蓬勃發展，惟彼時德川家康忌憚本愿寺勢力過盛，故于慶長七年（一六○二）將本愿寺分為東西兩寺，即今之兩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稱本愿寺派，東本愿寺稱大谷派）。此外，親鸞門葉繁榮，流派漸次分立，總稱真宗十派。
道元（一二○○至一二五三）二十三歲入宋求法，遍參禪宗諸師，于天童山如凈禪師處證悟（如凈是洞山良價的法系，紹承曹洞宗默照禪之風），并得印可。歸返日本后，創建永平寺，大揚曹洞禪，永平寺為曹洞宗的中心道場。道元所傳的禪風主張“修證一如”，亦即打坐的同時即是證悟，故提倡“只管打坐”的實踐法門。
奉《法華經》為唯一佛教經典。認為《法華經》是一切經的耳目，是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眾生唯藉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經題，即可感得常寂光凈土，此即為該宗唱題成佛的特色。日蓮另著有《立正安國論》，表其確立正法（《法華經》），以消除天災人禍，進而安定國家。因此，日蓮宗的教義不僅限于個人救濟，更重于救濟社會及國家。然有強烈的排他性，也因而引起其他宗派的不滿。
一遍所創時宗，取名自《阿彌陀經》“臨命終時”之文，其傳教方式為“踴躍念佛”。主張“佛法除當體一念無余談”，否定須通過身語意的一切修行，主張稱名念佛，認為佛號本身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如能一心不亂念佛，死后即可往生。
禪宗初傳入日本時，與當時的武士結合，武士們以禪宗的修行實踐，作為完成武士人格培養的方法，所以禪門高僧也受到將軍與武士的尊敬和擁護，自然也增長禪宗的盛行。
“五山文學”，時當宋僧一山一寧赴日的鎌倉末期開始，至室町時代，活躍于日本文壇而以五山為中心的文學。在鎌倉時代，中國高僧赴日以及日本學問僧的入宋不絕于途，成為當代文化的代表。其中以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一山一寧赴日后，掀起風潮，其門下有虎關師煉、雪村友梅、中嚴圓月、夢窗疏石，夢窗門下則有春屋妙葩、龍湫周澤、義堂周信、絕海中津、古劍妙快等，活躍于日本南北朝時代，開五山文學的黃金時代。
臨濟宗僧。為宇多天皇后裔。九歲即通學內外典籍。后悟佛法本非義學，乃參禪于一山一寧、高峰顯日諸師。正中二年（一三二五），應后醍醐天皇的召請，住于京都南禪寺、鎌倉圓覺寺，大揚禪風。其法系并非單純的禪風，尚帶有密教色彩，形成夢窗派（一稱嵯峨門派），嗣法弟子五十余人。
即宗峰妙超（一二八二至一三三七），臨濟宗僧。十一歲出家，嘉元三年（一三○五）后，參學于南浦紹明，后得印可，而嗣其法。得花園天皇及后醍醐天皇皈依尊信，敕號興禪大燈國師、高照正燈國師。建武中興時，受封為無雙禪苑宸翰，推為五山第一。
是用來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關系、寺院與信徒的依從關系、僧侶職位等級、凈財的募化、新寺的建設等對寺院制約所設立的法令規章。德川氏先后頒布比叡山法度、永平寺法度等，將佛教納入他的封建政權體系中。
是將全國每個國民都歸屬在寺院中，每人選擇一宗的一寺，并自為檀那，負有維持寺院的費用開支及寺院住眾生活的責任。反之，僧侶具有戶籍公證之權，凡檀那家遇結婚、生產、死亡等事，均需由所屬寺院開立證明。其實建立此制的最初目的是為肅清耶穌教的勢力。
為防制外來文化思想，具體表現日本民族傳統文化，日本神道應時復興，尤在江戶末期，神道教于政治上的需要較宗教上的需要更為殷切，而成為當時政教混合的主流。
因受日本“本地垂跡說”，揭示神只為佛陀所化現，因此各種神只乃至一切由人而成的佛，均被視為佛菩薩的變化身，故而推論神只即佛陀，神佛一體。因此，佛教已經成為神道的一部分，神道也列入佛教體系之內，方有爾后“神佛分離令”的實施。明治元年，朝廷頒布“神佛分離令”，要求恢復任命神只官，全國神社與佛教分家，并禁用佛語稱呼神號，禁供佛菩薩像及禁用木魚、梵鐘等佛具，神社中著僧服的神職人員恢復神職服飾，神社自行獨立，脫離佛教系統。
詳見第二十課新興教團的開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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