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斯里蘭卡和東南亞諸國佛教

一、斯里蘭卡佛教的衰退與復興

從7世紀到11世紀約500年中，斯里蘭卡佛教一直是大乘密教的天下。由于信仰印度教的注輦人入侵，大寺、無畏山寺，以至祇多林寺等都受到嚴重破壞。傳統的上座部佛教已是氣息奄奄。及至維阇耶跋護王一世（1055—1113在位）擊敗注輦人，便著手整頓人民的信仰。他重新建立寺院，供養佛牙；派使往緬甸向蒲甘王朝延請上座系長老，重建僧伽。傳說這些長老在王都最勝城將巴利文三藏再譯為僧伽羅文，并積極搜集散失在各地的佛典，抄寫并送回蒲甘。他們還建立了譯經和講經的機構，培養僧伽羅人的上座部學者。斯里蘭卡與緬甸的佛教交流，達到極盛。

由于維阇耶跋護王一世的努力，大寺恢復了昔日的權威，無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也復活了。但這種繁榮相當短暫。他死后，國內大亂，佛教再度陷入黑暗。著名的帕拉卡馬·巴護王一世（1153—1186在位），平定了國內戰亂，扶植佛教發展，并著意凈化佛教教團。他結束了錫蘭三大寺的長期爭端，使他們遵守同一戒律，增強團結。他還建立了祇園寺、楞伽提羅寺等。同時，他也建造了一些印度教寺廟，可能是為了滿足泰米爾人的需要。

帕拉卡馬·巴護王以僧伽的監護人自居。鑒于以往僧團的腐敗，他主張嚴肅僧紀。明確出家人若不能持守戒律，便勒令其還俗。在大寺薩利普特拉長老的支持下，由國家頒布了包括褫奪僧籍在內的戒律法令。此法令以大寺規定的戒律為依據，不允許對僧紀有別的解釋。于是國家再次確定大寺是斯里蘭卡的佛教中心，人們也將大寺視作楞伽島上的法燈護持者。

在帕拉卡馬·巴護王治下，以大迦葉波長老為首的千名比丘再次結集，搜集并確定了巴利文和僧伽羅文的三藏及注疏。從覺音以來約500年間，斯里蘭卡的學問僧幾乎不見史冊，至此，佛學有了新的發展。從10世紀到13世紀，學問僧輩出，最有名的有優波提舍、法上、僧伽拉吉塔、佛陀納加等，12世紀中出現了律藏疏本和中部經典疏本等巨著。

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斯里蘭卡的比丘尼僧團突然消亡，原因不詳。師子國尼眾本來發達，南朝宋時以鐵薩羅為首的諸尼曾來中國為300余女弟子授比丘尼戒。至此，尼眾消失，直到本世紀80年代，斯里蘭卡才又派使來中國重受尼戒，發展尼眾。

帕拉卡馬·巴護王一世死后，斯里蘭卡又一次遭到印度的入侵，帕拉卡馬·巴護王二世（1240—1271在位），再次趕走泰米爾軍隊，并打敗了爪哇王子的海上進攻及印度槃度國和注輦的進攻。二世也是佛教的支持者，他從南印度延請比丘，建立寺院，獎勵學僧。此后維阇耶跋護四世王（1271—？在位）帶頭護持沸教，被佛教徒稱作菩薩。帕拉卡馬·巴護四世（1325—？在位）時，請僧人將巴利語的《本生故事》譯為僧伽羅文。14世紀斯里蘭卡的重要佛學著作有《攝精要》、《攝正法》等。15世紀下半葉，下緬甸的達摩悉提王（1472—1492在位）打算整頓勃固國僧團紀律，振興佛教，曾遣使到斯里蘭卡留學，并依大寺傳統受戒，戒壇設在據說是佛陀到過的克拉利耶河上。東南亞佛教中羅曼那派即起源于此。

從16世紀開始，斯里蘭卡遭受西方殖民主義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沖擊，嚴重影響佛教的發展。先后由葡萄牙（1505—1658）、荷蘭（1658—1796）、英國（1796—1947）殖民者的統治和占領，他們毫不尊重斯里蘭卡的文化傳統，以歐洲基督教為正統，視佛教為異教，排擠和打擊佛教僧團。許多佛塔、寺院被破壞，寺院的財產和土地被沒收，一些佛教徒被強迫改宗。而佛教也逐漸作為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抗拒西方入侵、維護民族尊嚴的意味，在困境中掙扎延綿。

1592年，維摩羅達磨蘇里耶王即位，先后兩次延請緬甸上座部長老前來傳教；繼之，室利維阇耶羅阇辛哈王還從暹羅迎請佛法。到18世紀吉提希里羅阇辛哈王在位時，再次從暹羅延請阿瑜陀（大城府）王國的上座長老烏波里和牟圣尼等，幫助本國重整佛教制度軌儀，傳授戒律，1750年形成了斯里蘭卡佛教中的暹羅派。

隨著反殖民主義斗爭的開展，斯里蘭卡的上座佛教日趨活躍，僧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加顯著。從19世紀初，在暹羅派之外，又形成兩個新派別。1799年，斯里蘭卡有些在家的信徒，前往緬甸阿摩羅普羅城，從那里的長老受戒，參加僧團，回國后從事弘法和立宗活動。這一系統的僧侶于1802年組成緬甸派，創始人是達摩覺提。從下緬甸羅曼那國的勃固迎回來的又一批傳法僧人，建立了斯里蘭卡的羅曼那派。

暹羅派和緬甸派、羅曼那派都是從楞伽島傳出去的上座系佛教，教理、教義并無原則區別，但在衣著、戒律、誦經聲調等方面略有差異，這也表現了社會層次上的區別。例如，暹羅派只承認高級種姓可以出家，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時偏袒一肩。緬甸派社會地位較低，認為前三種姓均可出家，僧人著衣不應袒肩。這兩個派別下邊還各有分支。暹羅派下分6部，緬甸派下則有30幾部。羅曼那派因為成立較晚，經過了改革，它注重戒律，反對寺院蓄財。三派中以暹羅派勢力最大，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為根據地，擁有財產和土地，僧侶多出身于上層社會。

早在荷蘭統治時期，斯里蘭卡就醞釀著佛教的改革和復興。進入19世紀下半葉，佛教與基督教發生了多次爭論。1875年，美國的奧爾考特少校和俄國的勃瓦拉斯基夫人在紐約創建神智學會，5年后，又到斯里蘭卡受佛教五戒，成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于科倫坡設立佛教神智學會，興辦佛教學校，推動佛教復興。此后，被稱為斯里蘭卡佛教復興之父的達磨波羅（1864—1933）訪印，巡禮佛跡，1891年發起“摩訶菩提會”，致力于復興印度和其它國家的佛教。同年，在印度摩訶伽耶舉行首次國際佛教會議，除斯里蘭卡、印度之外，尚有中、日、緬等國的佛教代表出席。摩訶菩提會成了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佛教團體，一直到至今。

20世紀開始，佛教成了提高民族意識的重要內存。1908年成立“科倫坡青年佛教聯合會”，1919年成立“全錫蘭佛教大會”。1948年斯里蘭卡獨立后，政府繼續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1950年，著名學者馬拉拉塞克拉發起“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到1978年6月，已擁有34個國家和地區的66個組織，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蘭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班達拉奈克組織自由黨，復興佛教和民族文化是該黨的口號之一。1960年，他的夫人支持發展佛教學校，在農村普遍建立佛教保護會。1978年，賈亞瓦德總統更提出“佛法化社會”的設想。全國有佛學院300余所，有智增和智嚴兩座佛教大學。從1956年開始，組織世界各國佛教學者編纂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書》，計劃陸續出版。

今天的斯里蘭卡有70％的人口是佛教徒，有僧侶近2萬人，其中暹羅派最大，擁有僧侶1萬3千人，寺廟6千座。

二、緬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1044年，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統一緬甸。據緬甸《琉璃宮史》記載，他聽從來自孟人國家直通上座阿羅漢的勸告，決定廢止泛濫成災的阿利教，恢復和發展上座部佛教。他遣使向直通國王摩奴哈迎請三藏佛典和舍利，遭到拒絕，遂發兵破城，俘獲包括國王、工匠等在內的僧俗3萬人，用32頭象馱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蒲甘。以后，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義，繼續四處征戰，成為緬人建立統一國家的重要措施。阿奴律陀將得來的30部三藏由孟文譯成緬文，又派人去斯里蘭卡求回錫蘭三藏，由阿羅漢作了校讀。為供奉佛舍利，他還決定興建瑞壽宮寶塔。塔的結構為實心，周圍有37個地方納特（精靈）環繞，形成佛教與土著信仰結合的典范。他未能完成此項工程就死了。

阿奴律陀時期，緬甸佛教與斯里蘭卡開始結下不解之緣。1067年，阿奴律陀應維閣耶巴護王一世的請求，向楞伽島派去了滿載物資的船只，支持驅逐注輦人的斗爭。此后又派遣佛教傳戒使團，幫助斯里蘭卡重建上座部僧伽。這個使團在楞伽島搜集并抄寫了大量散佚的佛經，在1077—1084年間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經典都譯成緬文。11世紀，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畫數百幅，保留至今，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經及孟語注解，說明“純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時已經在緬甸扎下根來。

江喜陀時代（1084—1113），壯麗的瑞壽宮塔終于完成了，塔下供藏著維閣耶巴護一世贈送的佛牙舍利。江喜陀還在國內廣建塔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難陀塔。他本人崇尚盂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禮卻是按婆羅門儀式舉行的，說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圍印度教的影響依然很大。在他立的眾多石碑中，有一塊銘文說，佛陀曾經預言江喜陀將于世尊入滅時建造室利差■羅城（卑謬），并且將于1084年在蒲甘為王，在更遙遠的未來復為佛陀。從得楞孟人的碑銘中可以知道，他還是第一個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廟的緬甸王。另一塊銘文記載，某位注輦王子曾到過緬甸，并在江喜陀的勸說下放棄印度教，皈依佛法。江喜陀對緬甸佛教史的主要貢獻是繼續搜集巴利文藏經并加以整理。他為了收藏和研究這些經典，建筑藏經樓，他的一個兒子出家后率領一批僧人在這里探究學問。

江喜陀的繼承人阿隆悉都（1113—1167在位），也是虔誠的佛教徒。盡管他的治下叛亂迭起，依然廣建塔寺，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難陀寺相媲美。傳說阿隆悉都還是緬甸佛教文學的創作者，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銘刻中留有一首詩歌，表達他樂于幫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輪回的愿望。

在那羅波帝悉都時期（1173—1210），發生了緬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位相當于國師的烏多羅耆婆，于1180年率領一批門徒前往錫蘭，其中他的弟子車波多在這里呆了十年之久，并在大寺受具足戒，參加了錫蘭僧團。此后車波多帶著弟子重回緬甸，即以大寺戒法為正統，否認其他緬甸僧人的合法性，拒絕與他們一道舉行法事。那羅波帝悉都王支持車波多等人的作法，同意他們在緬甸弘揚大寺戒法和儀式。

緬甸佛教由此分為前宗和后宗。后宗便是自居正統的僧伽羅僧團，也稱大寺派。前宗則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傳系統，盡管它也來源于南傳上座部。

緬甸佛教最終統一在大寺派之下。大寺派進行了改革，使佛教深入到了民眾生活。在它的刺激下，前往斯里蘭卡求法求戒的僧侶絡繹不斷，同時影響緬甸境外的泰族、老撾及柬埔寨，意義深遠。到了下一個歷史時代，當伊斯蘭教贏得馬來亞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時，佛教仍然保持著它在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統治地位，原因之一，在于大寺派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相對而言，馬來群島諸國，不論濕婆及毗斯奴的印度教，或梵語系統的小乘及大乘佛教，大致都限于宮廷范圍，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權貴族，缺乏人民的深層信仰。

到13世紀的最后20年，在元帝國的攻擊下，蒲甘王朝崩潰。此后國內動亂，持續了200年，最后出現以阿瓦和勃固為中心的兩個國家。

15世紀下緬甸的孟人國家勃固，繼續奉行佛教。信修浮女王（1453—1472在位）以大量黃金涂飾瑞壽宮塔，并為它增建了附屬僧院，成為今緬甸文化的象征。女王還向斯里蘭卡派出求法教團，再次激起國內的佛教熱情。這一運動的中心在迦耶尼寺，該寺得名于錫蘭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被派往楞伽島求法的僧人，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回國后形成了緬甸的另一大派羅曼那派。

信修女王的女婿達摩悉提（1472—1492在位）原來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被佛教徒視作理想的法王。1475年，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長老前往錫蘭，按大寺法受戒，并研習經典。

后為這批學成歸來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凈地界，專為國內青年比丘授戒傳法。這是羅曼那派的正式出現，勢力逐漸強大，一直傳播到今日的泰國、柬埔寨和斯里蘭卡。達摩悉提王還派使者前往印度，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樹的分枝，描繪伽耶寺的圖樣，回國后建造寺塔僧院。當時的佛教共有六派，分屬于柬埔寨和錫蘭系統。達摩悉提要求他們一律按大寺制度，在他指定的上座蘇伐那索跋納主持下重新受戒，統一起來，由一個上座部僧團指導。從15到16世紀，是勃固佛教最繁榮的時期。

從18世紀開始，緬甸佛教僧團就僧服穿著是全衣還是袒肩的問題，展開了爭論。“袒肩派”和“全衣派”都聲稱自己的行儀符合正統戒律，先后爭論了75年，直到孟云王（佛陀波耶，1781—1819在位）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結束。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說明袒肩派并未因此而消失。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在位）在曼德勒召開了南傳佛教史上第五次結集，有2400名比丘參加，由三位博學的上座輪流主持。這次結集考訂對校了以巴利文為主的各種文本的南傳藏經，并將結集的三藏鐫刻在729塊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環繞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猶存。

在13世紀蒙古入侵之前，緬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國家。到了東吁王朝（1531—1752），政治和文化的領導權才完全轉到緬人手中。整個雍籍牙時代（1752—1885），緬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既使佛教深入民眾，也促進了學僧對經典的研究，特別是對《摩奴法典》及阿毗達磨的研究。孟云王在位時，吳貌東上座從印度迎來大批梵文經典，在一些婆羅門協助下，展開了對星象、醫學和文法的研究，并將許多經典譯成緬文。

從蒲甘王朝開始，歷朝君主大都從事佛塔佛像的興造活動，同時撥給大量土地和勞力維修塔寺，供養僧眾。孟云王時代，王太子進攻阿臘干地區，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又撥250名戰俘給供養這一佛像的寺廟。這種耗費民力民財的佛教活動，在緬甸也史不絕書。

緬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這就是與傳統的納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結合。緬甸人歷來相信大地、虛空、森林、山谷、家宅、村寨等都有精靈司理，均須按一定儀式進行祭祀。曼同王曾明令取消這種不符佛說的淫祀，但效果極微。相反，有些祭祀往往轉變成了佛教節日。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水祭”的潑水節。這原是為祭祀一切納特之主“塔伽王”（塔伽即蛇，或印度神話中的因陀羅大神）的，反映人們對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爾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節日。

佛教與緬甸人生活的密切關系表現在許多民俗習慣上。男孩長到7、8歲，都要到寺廟中過一段出家生活，時間一般在“夏安居”的雨季三個月。屆時舉行出家儀式，男孩效法佛釋迦和達摩悉提王故事，身著王子打扮，在家人的簇擁下進入佛寺。習俗認為，男孩出家對己對家都有功德，社會上則認為是有教養的表現。

在家的佛徒，必須接受比丘關于三皈五戒的教誨，再請僧人念誦巴利文的護咒經。佛徒追薦先祖，要請僧眾在家供養，飯后僧眾唱頌佛偈，與此同時，施主將一杯水滴入一個容器中，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稱作“滴水咒愿”。佛徒還特別重視種種定期的佛教行事，例如每月有4天持齋的布薩日，夏安居結束有燈節，紀念世尊誕生成道寂滅有衛塞迦日，還有祭祀佛塔等等。其中大的行事也是節日，常常伴有舞蹈、演戲等活動。

16世紀以來，緬甸也先后經受了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主義的武裝侵略，隨之基督教傳教士于1689年進入緬甸，1885年，最終淪為英國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對外來侵略，抵制外來宗教勢力的重要力量。20世紀初，民族主義在東方覺醒，緬甸僧人積極地投入政治斗爭，1906年創立了佛教青年會，倡導民族覺悟和人民團結，其中的一些激進分子還加入了政治團體，甚至組織政黨。1930年以后，佛教青年會改組為“緬甸人民聯合會”，由著名的愛國比丘吳歐德馬和吳沙威領導。吳歐德馬曾到過印度，受到甘地不合作運動的啟發，于1923年起領導緬甸反英統治的宣傳和組織活動。他與吳沙威多次被捕入獄。吳沙威絕食死后，激起了緬甸人更大的抗英風暴。1938年緬甸全國罷工，反抗殖民政府，17名死難者中有7位比丘。1948年緬甸獨立后，政府實行佛教社會主義政策，直到60年代初，對佛教復興運動給予政治和經濟的支持，包括創辦弘法學院和國際高級佛教研究院等。1954—1956年，由國家出面，舉行了南傳佛教的第六次結集，有7個國家、2500比丘參加。1961年8月，緬甸議會通過第三次憲法修正案，宣布佛教為緬甸聯邦的國教。1962年8月以后，國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佛教的國教地位，同時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侶干預政治的措施。

今日緬甸的佛教僧團經過多次分合，主要有三派：善法派、瑞琴派和門派。全國佛寺約2萬所，佛徒占總人口的80％。

三、泰國佛教的國教化

從11世紀開始，泰人逐漸向湄南河流域遷徙。1222年，在素可臺建起第一個獨立的國家。

泰人的原始信仰屬薩滿教性質的精靈崇拜，到素可臺王國，它又接受了存在于6—11世紀的墮羅缽底上座部佛教影響。11世紀吳哥王朝吞并墮羅缽底以后，高棉人又帶來了印度教及佛教密教。此外，8、9世紀之交，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夏連特拉傳來了大乘佛教；

11世紀緬甸人控制今天的泰國北部地區后，還從蒲甘傳來錫蘭僧伽羅佛教。

素可臺王朝在拉瑪甘亨（1275—1317在位）王時變得空前強大。他征服了湄南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包括古老的墮羅缽底，并爭取中國的支持，與高棉人抗衡。他曾多次派使朝貢元朝，并帶回了中國的制陶手工業技術。拉瑪甘亨特別鼓勵佛教，在征服馬來半島上的六坤之后，延請在那里的錫蘭僧人到素可臺傳法，還為一位品學兼優的高僧建造阿蘭若寺。大批僧人涌向斯里蘭卡求學受戒，使僧伽羅僧團在素可臺很快成了占主導地位的派別。

拉瑪甘亨的兒子盧泰（約1317—1347年在位）繼續支持佛教發展，曾建造佛陀腳印供人瞻仰，被佛徒尊為“達磨羅阇”（法王）。拉瑪甘亨的孫子呂泰，是虔誠的佛教徒，曾在宮內自講佛經，1361年放棄王位，在芒果林佛寺出家。所著《三界論》保存至今。他是泰國第一個以君主身份為僧的人。

素可臺王朝時期，塑造了大量的青銅佛像，著名的有曼谷大舍利寺供奉的清叻那銅佛和善見寺銅佛。成為泰國古典造型藝術的代表。

14世紀后半期，拉瑪蒂菩提（約1350—1369年在位）在阿瑜陀耶（大城府）建立了阿瑜陀耶王國，到14世紀末，臣服素可臺，并幾次向柬埔寨用兵。1397—1431年兩次攻陷吳哥城。長期的戰爭使阿瑜陀耶衰落下去了，1767年被興起的緬甸雍籍牙王朝所滅。

阿瑜陀耶諸王都崇拜佛教。被緬人破毀的阿瑜陀耶城內到處都有佛寺廢墟；早期建筑的清寺和王官佛寺則免于兵燹。1361年迎來斯里蘭卡使臣，上座部大寺系統正式成為國教。拉瑪蒂菩提王由楞伽島請來大德高僧為泰人僧王，要求泰國的比丘統一于巴利語圣典，一切威儀行事遵從大寺派規定。波隆摩羅阇王應錫蘭吉提希里羅阇辛哈王的要求，向那里派去了以優波離為首的15名比丘的傳教使團，建立了優波離教派，即暹羅教派。

阿瑜陀耶王國同中國明政府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明洪武十年（1377），暹羅王的侄兒那空膺來朝，明廷頒給“暹羅國王之印”。1408年那空膺在位，出使南洋的鄭和率船隊經過阿瑜陀耶。據馬歡的《瀛涯勝覽》記，暹羅國“崇信佛教，國人為僧尼者極多。僧尼服色與中國頗同，亦住庵觀，持齋受戒”。

阿瑜陀耶時代的佛教上座部，主要在宮廷中流行，社會下層信奉的佛教仍然側重在符咒法木，上層社會的信仰也帶有祈福的性質。1458年戴萊洛迦納王鑄像500尊，求告佛陀保佑不要再有前一年那樣的饑荒。

阿瑜陀耶被緬甸人攻破不久，華裔披那·達信領導人民收復了失地，1768年在曼谷對岸的吞武里建都為王。達信王原籍廣東，起兵時任達城太守。幼年曾在佛寺讀書，13歲入山昆訶羅寺為沙彌，熟悉巴利文和佛典，通漢語、印地語、緬語和越語。建都以后，作為虔誠的佛教徒，大興佛教。1778年，他率軍征服萬象，繼之占領瑯勃拉邦。從萬象迎回了著名的玉佛像，供養在吞武里。據傳，王佛造于佛滅后400年的印度，通體由7塊翡翠綠玉組成，內藏佛舍利真身。爾后經楞伽島、素可臺，輾轉移至萬象，今供奉在曼谷玉佛寺，為泰國佛教瑰寶。達信王晚年時常自稱佛陀再世，對佛教的興趣遠勝于對國家的關心，1782年被弒。

新王拉瑪一世（1782—1809在位）將都城遷至曼谷，是謂曼谷王朝。其歷代國王都奉行佛教。拉瑪一世清洗了親達信的僧團上座，整頓僧伽，組織高僧校訂三藏佛經，編纂巴利語詞典。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是為拉瑪四世（1851—1868在位）。此前，他做過27年比丘，精通三藏論釋，懂得梵文、巴利文和英文。他創立了泰國僧伽中最有勢力的一派——法宗派，強調遵守斯里蘭卡上座部戒律，學習巴利文經典，成員主要是貴族階層；

1932年后始允許平民參加。法宗派與傳統的上座部僧伽組成的大宗派，構成泰國佛教的兩個主要派別。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統建造了泰國最大的佛塔，鼓勵將法宗派傳到柬埔寨，遣使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樹分枝。此后諸王繼續搜集巴利語三藏的各種地方語寫本，進行校勘。1919—1928年，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釋和藏外佛典。

從16世紀起，泰國受到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的殖民主義侵略，1941年又被日本帝國主義占領，1945年日本戰敗后恢復暹羅古名，1949年又一次改為泰國。 1932年以來，各部憲法原則上承認宗教信仰自由，但規定上座部佛教為國教，國王必須是佛教徒；每個男子一生中必須出家一次，以取得成年人資格。佛教徒占總人口的95％，寺院2萬5千多座，佛塔在10萬座以上。此外，尚有大乘佛教在華僑和華裔中流行，有寺約30座，屬中國律宗法系。1950年，泰國佛教徒參加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1969年，這個聯誼會將總部設在曼谷。

從歷史上看，泰國佛教的基礎在農村，僧伽供養者主要是農民，僧侶則是農村以至整個社會文化教育的傳播者和創造者。傳統的醫藥、天文、歷法、文學、語言等等都以寺院為活動的中心，受佛教的制約，世俗的普通教育多由寺院僧人承擔。許多世紀以來，每座寺廟都有穿袈裟的兒童，稱作“寺子”，由指定的僧人指導學習文化。今日泰國的國民教育普及程度較高，尤其在城市，僧侶一般不再從事寺子教育。但如果父母堅持或者在落后的山區，孩子們仍然得在寺院中接受啟蒙教育。此外，寺廟還接受部分學習雕刻、油漆等手藝的學徒。

佛教在民間的宗教活動，主要從事趨福避禍、求財祛病等法事。這些法事又與婆羅門教及土著的萬物有靈等原始崇拜混淆在一起。其中常見的是念護咒經，經文有《小王護咒經》和《大王護咒經》兩種，都是巴利文的。前者用于新房上梁、佛像開光、為死者慰靈、死后七日供養等；國家慶典、僧眾懺悔等則念《大王護咒經》。此外，僧人還代人誦經，如用符咒祝成圣水，繞圣線，為人們佩帶的護身佛像作“入魂儀式”等。

泰國佛教為國家的統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據，國王也以“正法”的護持者身份，扶植佛教的發展。歷代的王室均以大量財物布施僧伽，如曼谷王朝的拉瑪三世（1824—1851在位），僅佛寺就建立三十余座，稱作“王立寺院”。國王施給僧團以土地、農民，稱作“御供養施舍”，成了“寺領地”和“寺院奴”。一塊碑銘記，1361年，素可臺王盧泰在雨安居期，施金1萬、銀1萬、蒟醬（一種植物果實）1千萬、三衣400套、鐵缽400具。

與此相應，歷代王朝對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嚴格置于王權的控制之下。1466年，戴萊洛迦納王曾比照“武官地方官官階授田法”，給國內“精通佛法的比丘”2400名和“尚未精通佛法的沙彌”200名分六等授田；在政府設立宗教事務司，維護僧伽紀律，指導僧侶行為，直至勒令不軌僧人還俗。1859年拉瑪四世再次勒令犯戒僧人還俗，規定外來掛單僧人登記，沙彌的年齡限制等。1902年泰王簽署了“僧伽管理法”，詳細規定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管區、各寺廟的責任、義務和權限。1912年頒布了改訂的“僧伽官職表”，1913年頒布“常施食標準表”，分別規定了僧人官階和月薪數額。

國家對于佛教教義的研究，也采取統一的指導方針。到朱拉隆功時期（1868—1910），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親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團教會化，由此也確定了教理的研習形式和解釋經典的正統方法。他還推行教理考試制度，指定應考的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傳》、《戒律基礎》等。

四、柬埔寨佛教的興衰

在9—10世紀之際建立的吳哥王朝，到蘇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在位），完成了吳哥石窟。他信仰毗濕奴，用毗濕奴像取代神廟中原有的濕婆像；后來的阇耶跋摩七世，又用佛陀像取代了毗濕奴像。

阇耶跋摩七世（1181—1201在位），把吳哥王朝推向全盛期，成為柬埔寨最有威望的古代君主。他信奉佛教，以觀世音為高棉人的保護神，認為他能引導人們往生極樂凈土，在國內到處建造四面的觀音神像，其眼半開，目光低垂，嘴含平靜而神秘的微笑，被人稱作“高棉的微笑”。這個時期建造了普拉沙·普蘭·克迪、塔榮、帕甘和巴榮等寺，顯示吳哥佛教的獨特色彩。

塔榮寺就是普粒毗訶羅寺，建于1186年，供奉的是皇太后像，被稱作佛陀之母。寺碑盛贊阇耶跋摩七世無所不能，盡管也禮贊佛法僧三寶。1191年，阇耶跋摩七世為觀音建帕甘寺，寺中的菩薩像則以他的父親為原型。他還樹立了自己的等身像，刻畫為病人治療的醫師和看護人的佛陀。帕甘寺的銘文說明，造寺的目的在于“在遍流敵人鮮血的土地上”以“莊嚴菩薩”。巴榮寺建于12世紀末，其中也有國王的黃金橡。簡言之，王室造寺塑像，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振王威，敬祖先。

阇耶跋摩七世曾派遣有王子參加的使團前往斯里蘭卡求法。這位王子當是柬埔寨上座部佛教的第一位傳人，或許就是緬甸《琉璃宮史》中提到的多摩林陀。

阇耶跋摩七世之后，婆羅門教再次復興，佛教式微。不過，據1292年來到柬埔寨的元朝使臣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中記載，當時吳哥城依然以佛頭像莊嚴城門，城中有20余石塔環繞的金塔。寺院僧人“削發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系黃布裙，跌足”。寺中只供釋迦像，塔中諸佛皆為銅鑄，相貌各異。及至經過1369—1441（或1444）年暹羅人的進攻，吳哥城三度陷落，柬埔寨急劇衰落下去。到安贊王時代（1516—1566），柬埔寨軍隊一度進逼暹羅的阿瑜陀耶城，很快又遭失敗，1594年，首都洛韋亦被暹羅攻破。此后，始終未能擺脫附屬泰國或安南的命運。1863年淪為法國的保護國， 1940年又被日本軍隊侵占。

隨著退羅人的占領，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確立下來，大乘佛教與婆羅門教逐步失勢，終于消滅，婆羅門教的廟塔被改造安置了佛像，佛像崇拜取代了林伽崇拜。但許多寺名仍保留著印度教的痕跡，印度教或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教法事仍舊在民間流傳。

在法國殖民統治期間，佛教受到法國化的打擊，一度衰落不堪，僧侶和佛徒成了反抗外來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半期，佛教作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族意識的手段，有了新的復興，涌現出不少愛國僧侶。

1909年，創建了巴利語學校，1914年改為巴利語高級學校；到20年代，初級巴利語學校已有400余所。50年代初，一些佛教政治家提出了佛教社會主義口號，強調佛教在立國上的作用，規定所有寺院都要舉辦學校。1954年，創建西哈努克佛教大學，繼之成立金邊佛教研究所。到60年代，出版了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與此相應，還出現了一批佛教學者和佛學著作。據1970年統計，全國共有僧侶6500余人，塔寺約3400座，佛教徒約占總人口的90％。

柬埔寨的國民教育，曾長期由僧侶承擔。直到1963年統計，文化部管理的普通新校有1615所，學生75000人；而70年代初，屬宗教部的巴利文學校則有590所，學僧有萬人以上。無論是王室貴族還是庶民百姓，男孩子都要在寺廟中學習文化。通常在12歲披上黃袈裟，稱小沙彌。到20歲左右，若有志于出家修行，便可受戒成為比丘。社會尊重和尚和受過寺廟教育的人。具有巴利文和佛學知識的優秀學者被稱作“班智達”。由于傳統的佛教教育，五戒八關齋深入民心，社會犯罪相對較少。民眾日常的婚喪嫁娶都伴有一定的佛教法事。

柬埔寨佛教來自泰國傳承，所以也分兩派。大宗派在14世紀傳入，多在農村活動；法宗派在1864年傳入，得到王室貴族的支持。前者占全國全部寺廟和僧人的90％以上。

五、老撾佛教的發展

老撾于749年建國，一直處于周圍大國的爭奪中。1353年，由流亡在吳哥的芒斯瓦王子法昂創建了獨立的南掌國。法昂自幼生長在柬埔寨，娶當時吳哥王的女兒為妻，在吳哥王的扶植下取得王位，于瑯勃拉邦建都。之后，將南傳上座部引入老撾，逐步發展成為國教。瑯勃拉邦最初就是吳哥王贈給法昂的一尊佛像的名稱。為供養從吳哥前來弘法的高僧，南掌王還建造了著名的波沙羅寺。

到15世紀上半葉，波提薩拉王（1520—1547在位）曾三次抗擊暹羅勢力，一度占領泰國清邁地區。此后，緬人奪走清邁，攻陷萬象，老撾日趨衰落，17世紀末淪為越南的屬國。18世紀，南掌國分裂為萬象、瑯勃拉邦和巴色三國，先后成為暹羅的屬國。19世紀初，昭阿努王在萬象立國，國勢依然不振。

盡管老撾歷史上內憂外患不斷，但上座部佛教始終穩定發展。16世紀的維蘇納臘王建造了維蘇寺，并將佛經三藏譯成老撾文。他的繼承者波提薩臘王敕令民間專奉佛教，禁事鬼神，使佛教空前普及。波提薩臘的兒子塞塔提臘（1548—1571在位）繼續崇奉佛教，曾由清邁迎來原出于斯里蘭卡的翡翠玉佛象，于萬象玉佛寺供養；又在萬象造大舍利塔，占地百畝，塔身通體鍍金，亦稱“塔鑾”，成為老撾佛教文化的象征。17世紀的蘇里亞旺薩王（1637—1694）將老撾佛教推向全盛。他把佛教統一在王權的管轄之下，任命僧王，制定僧階，創辦佛教學校，提倡佛典研究，使老撾成為東南亞佛教的重要基地。

19世紀末，法國殖民主義占領老撾；1940年又為日本軍隊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獲得獨立，不久又陷入新的外國侵略和長期戰爭中。佛教在外國入侵期，一方面遭受嚴重打擊和破壞，一方面激起僧侶和佛徒的愛國激情。20世紀初，老撾佛教逐步復興，到30年代掀起高潮，與整個東南亞的佛教形勢是相呼應的。獨立后的老撾，也力圖把佛教作為統治地位的宗教鞏固下來。1947年的憲法規定佛教是國教；1959年頒布“僧伽法令”，又作了許多細則規定。實際上，是把佛教的全權管理集中到國王手中，削弱和限制僧侶干預政治的活動。

老撾盛行的是上座部佛教，在農村和偏遠山區也存在精靈崇拜，與佛教并行。據1965年統計，城鎮有僧伽團體57個，鄉村有220個，共有寺院1726所，比丘5487人，沙彌7358人，寄居在佛寺或佛寺附近的出家修行婦女優婆夷不計。佛教信徒占整個國民的95％。

老撾僧伽也分大宗派和法宗派，大宗派人數占壓倒優勢。南近泰國地區主要是法宗派寺院，首都萬象主要是大宗派寺廟。作為全國僧伽領袖的僧王，屬于大宗派，對法宗派負有同樣指導責任。僧王以下由5位上座高僧組成宗教會議，領導全部僧伽。

送子弟入寺做一個月或幾個月的沙彌，也是老撾人的傳統。窮苦人家的孩子多半通過出家接受教育，因為沙彌和比丘還俗的事很普遍，不受人們鄙視，這與泰國相似，但緬甸、斯里蘭卡的僧人則很少還俗。同是上座部佛教國家，這方面差別甚大。

關于上座部寺院的狀況，可以萬象的中央寺為代表說明。此寺為大宗派的第二大寺，1956年有比丘32人，沙彌18人，寺男35人，沙彌尼15人。寺屬巴利語學校一座，有比丘和沙彌250人在此學習，共分4個年級。另設夜校及星期日學校，對市民子弟開放。寺內僧人4點起床，6點出門乞食，10至12點在床前坐禪，作水觀想和光觀想，每日佛殿誦經三次。

除了宗教法事，寺院也向居民提供醫療和用水等服務。入寺求醫的人一般不信西醫藥，認為寺廟給的藥能夠制服叫做“費”的精靈。

老撾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多半是華裔和越南裔信仰。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萬象的龐龍寺，寺內比丘或沙彌經常被派往越南學習。其威儀制度與中國漢地佛寺無甚區別。寺內本尊為釋迦牟尼，左邊觀世音，右邊地藏菩薩。早課誦楞嚴咒、大悲咒、十咒等；晚課誦阿彌陀經，唱八十八佛名號并行懺悔。除了念佛也習坐禪。據說常住該寺的優婆塞及優婆夷有數千人。每逢農歷十五和三十日，作布薩懺悔，為男女信眾受持五戒及八關齋戒。

六、越南的大乘佛教

越南在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期間，僧侶干政，往往左右國家命運。前黎末帝黎尤鋌企圖抑制佛教權力。僧統萬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揮李公蘊篡奪政權，建立了延續200余年的李朝（1010—1224），越南佛教在這期間達到了極盛，史稱“百姓大半為僧，國內到處皆寺”。

萬行俗姓阮，幼通儒道釋，21歲出家，為六祖寺禪翁弟子，深究《百論》，精于禪法，被認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傳人。他以符讖為李公蘊稱帝制造輿論，李朝成立后，受封為國師，為新王朝擬定了許多重要政策。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傳人惠生，也極有權勢，他曾為太宗講禪，并參與朝政，享有與萬行在太祖時同樣的地位和特權，到圣宗時任左街都僧統。

無言通派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在黎朝任僧統的匡越，其弟子多寶，曾為李朝太宗傳授禪學，太祖也向他垂詢軍國大事。多寶弟子有焦山感應寺的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禪老，前者為無言通派法脈傳人；后者在慈山有習禪弟子數千，成為該派開祖以來最大一系，太祖幸重明寺時，曾就禪法請教。

到圣宗時代，來自中國的僧人草堂創禪宗草堂派。據越南《禪林寶訓》，草堂原系臨濟宗黃龍門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屬南岳懷讓一系十三代門人。他隨師游化占城，正值李朝圣宗前來征伐（1069），城破，與其他僧眾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龍（河內），后輾轉為圣宗所識，迎入開國寺安置，得到極高的禮遇。圣宗以草堂為師，并成為該宗的第一代傳人。圣宗有弟子吳益，任參政，吳益傳杜武，任太付，都是朝廷要職。英宗與高宗，則自命草堂派弟子。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勢的佛教僧團。它提倡“禪凈一致”，修禪與念佛結合，與北宋發端的中國禪宗走向完全一樣。到神宗時，密宗亦頗流行，阮明空、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

陳朝（1225—1400）建國，草堂派失勢，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據說陳太宗曾從來自中國的臨濟宗天封禪師參學，而后輾轉傳至慧忠。慧忠出身陳朝貴族，曾受學于逍遙禪師，或稱是無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自號慧忠上士。他從“即心即佛”出發，立“返觀自己本分事，不從他教”的宗旨，不持戒齋，在海陽省榮吏縣他的封邑上修禪授徒。他傳禪要給調御覺皇，即陳朝第三代的仁宗。仁宗在位時（1279—1293），日理朝政，夜修禪學。及至對元朝戰爭結束，即禪位給英宗皇帝，自己去海陽東潮縣安子山出家習禪，自稱香云大頭陀、竹林上士，創建禪宗竹林派。他以臨濟為祖，認為佛法即是老子之“道”，亦是孔子之“中庸”，提倡三教合一，與兩宋以來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應。1308年，竹林上士圓寂，被尊為竹林禪派初祖，他的弟子法螺（1284—1330）、玄光（1284—1364）分別為二祖、三祖。

英宗也奉行佛教，他率先受菩薩戒，滿朝文武競相效法。

1314年，也主動禪位，從法螺搞鑄像、印經活動。玄光原是狀元出身，追隨他的僧尼常出千人。國內各種佛教著疏和禪家論說，敕令必須經玄光審閱后由皇上恩準，始得刻印流通。竹林禪派是陳朝的官方佛教。

陳朝末年，朝廷著重儒家道學，限制佛教勢力膨脹，沙汰僧徒。到后黎朝，王室以道學立國，進一步抑制佛教發展。圣宗（1460—1497）明令禁止新建寺廟，不準擴大寺院地產，繼續沙汰僧眾。1500年，國家下令佛教只許在庶民中信奉，促使原屬王室貴族的信仰轉向民間大眾中流傳。

黎朝后期，開始統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國領地的是阮氏集團。自阮潢以降，阮氏廣南王國歷代都崇奉佛教。1604年，阮王在順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佛教開始復興。到17世紀中葉，賢王阮福瀕（1648—1687）時期，佛教達到繁盛。中國前明逃避清廷統治的一些兩廣僧侶，來到順化和平定省，傳播臨濟宗禪法，其中濟圓和覺封尤為賢王所厚禮。在義王阮福溱時，中國和尚壽尊亦來順化，創立原韶禪派，造平定十塔寺。又有出自濟圓、覺封兩家門下的了觀和尚（？—1743），在順化天臺山開創禪門，直承臨濟宗系，被尊為義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師，或名了觀禪派。臨濟宗禪法在越南中、南居絕對優勢地位，直到近現代。1848年，寶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組織寶山奇香教，提倡無寺無僧，及思祖先、思國家、思三寶、思人間的四思教義，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農民中流傳，顯然有臨濟禪的影響。

在中國清朝初年，到北越來的中國臨濟僧人中，最著名的是拙公。拙公傳明良，明良傳真源正覺，正覺傳麟角。麟角（1696—1733）俗名鄭拾，原是鄭氏安南王國的王子，以家為寺，創蓮宗派。麟角有弟子杜多，曾奉師命到廣州，在鼎湖山慶云寺參學3年，帶回經律論300部，1千余卷，廣弘四分律，號稱“兩國和尚”。此后繼承蓮宗寺的是桂陽人慈風，影響漸大，門徒300多人。蓮宗派雖屬臨濟宗傳承，但偏重在凈土，以阿彌陀佛為參禪公案；同時提倡“禪教雙運”，以“教”為眼目，將教理、修禪和念佛結為一體，使這個派別在多層次中得到流傳。

此外，在17世紀初，曹洞一系也傳進越南。先是水月通覺和尚（？—1711），游學中國北京，后到湖州（屬浙江湖州）鳳凰山參拜一句智教，由是得法，成為越南曹洞宗始祖。此派中心在河內，亦號水月派。

19世紀初，南方阮氏集團在農民起義的基礎上，建起南北統一的阮朝。阮朝在政治上扶植臨濟正宗，歧視蓮宗，促使蓮宗更加走向民間。1858年法國入侵越南，1884年淪為法國的“保護國”。廣大佛教徒卷入了愛國抗法斗爭，佛教也成了強化民族意識和組織抗爭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國強迫阮朝簽訂了兩個喪權辱國的西貢條約，激起越南人民的強烈反對，寶山奇香派在這次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39年，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開始出現了和好教。他們自稱是寶山奇香教的繼承者，吸引大批信眾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與此相應，正統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復興運動；一些知識居士主張重新解釋佛教教義；同時效法西方基督教，創辦佛教慈善事業，普及佛學教育，建立群體組織。1931年在西貢成立佛教研究聯盟，次年在順化成立越南佛學會（越南中部佛教會）。青年佛徒的組織“家庭佛子”也宣告成立。各種佛教團體遍布全國各地。1951年建立了聯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組織的越南佛教總會。從大勢上說，越南佛教始終具有愛國傳統。在抗日戰爭期間，范世龍和尚組織的“越南佛教救國會”，1963年在抗議美吳集團暴行斗爭中有廣德等6位僧尼自焚，就是著名的代表。

早在本世紀初，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創立一個叫高臺教的新教派，活動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帶，信徒有120萬。1926年，黎文忠將高臺教徒組織起來，本部設在西寧，重加整頓。他倡導佛、道、儒和天主教融合，并揉進扶乩等民間信仰，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教義。到1935年高臺教第二代范玉石時，信眾數目急劇增加。在抗日戰爭末期，與和好教結成民主社會黨，成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