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李渤是我國唐代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年齡相仿，人生歷程也頗為相似。在九江的歷代名人中，白居易和李渤早已成為九江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記憶。

　　白居易和李渤都有隱居的經歷，并且地點都在廬山。白居易生于772年，比李渤長1歲，元和十年（815年），貶授江州司馬。白居易在《江州司馬序記》中寫道:“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他告訴好友元稹“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云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從此白居易開始了“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的隱逸生活。李渤隱居之所在白鹿洞和棲賢寺一帶，比白居易早了20年，但廬山把他們的足跡連在了一起。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說“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可見，登廬山是白居易和李渤共同的愛好；他們隱居廬山時留下的文化印跡早已幻化成九江人文精神的重要內涵。長慶元年（821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故地重游，在白鹿洞廣植花木，增設書院亭臺，開辟了白鹿洞書院的先河。

　　東晉以來，以廬山為中心形成了我國南方佛寺最密集的區域。白居易和李渤來到九江與廬山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和歸宗寺的智常禪師各有一次充滿禪意的對白，被傳為佳話。智常是當時南禪宗的代表人物，佛書《祖堂集》載：“白舍人為江州刺史（司馬），頗甚殷敬。舍人參師，師泥壁次，師回首云：‘君子儒？小人儒？’白舍人云：‘君子儒。’師以泥鎋敲泥板，侍郎以泥挑挑泥送與師，師便接了云：‘莫是俊機？’白侍郎對云：‘不敢。’師云：‘只有送泥之分。’”白居易拜會智常卻做了一回泥水匠，不知白大詩人是否因此悟出了一些禪機。有一次（822年），白居易和李渤相偕來到歸宗寺拜會智常，號稱“李萬卷”的李渤亦不忘向智常請教禪理。李渤問佛經中“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作何解，智常道：“摩踵至頂，只若干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渤頓時嘆服不已，之后李渤熱心禮佛，為佛教在九江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九江城區，白居易和李渤最有緣的地方莫過于南湖了，此緣至今未了，李公堤之綠蔭和煙水亭之秋月便是最好的鑒證。南湖對白居易來說，是詩人之湖；對李渤來說，則是德政之湖。當年白居易的司馬宅位于南湖北岸，南湖四時之景是白居易遣臆抒懷的不盡題材，現存《南湖早春》等詩數首，其中“日沉紅有影，風定綠無波”、“亂點碎紅山杏發，平鋪新綠水蘋生”等不失為佳句。白居易晚年居洛陽曾寫有著名的《憶江南詞三首》，其中第一首“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句與這些描寫南湖的詩句視覺效果相同，格調如出一轍，顯然是對九江景色的回憶。如今，湖中的浸月亭和浸月島仍在向人們訴說著當年白居易“別時茫茫江浸月”的詩人情懷。李渤給九江人留下的不是詩名而是政德。他在九江任刺史兩年，勤勉直正，愛民為本。為了免除九江百姓舊欠苛捐，竟不惜犧牲自己的前程，他上書道“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在南湖筑堤是李渤造福九江的一件大事。之前九江人向南出城先要乘船再登上山川嶺的南下大道，堤成后農田灌溉也有保障了。人們為了感謝李渤，將該堤名曰“李公堤”，堤之北湖名曰“甘棠湖”，名傳至今。《詩經》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召伯就是西周召公奭，傳說他曾在甘棠樹下辦公理政，以甘棠為食，晚上也睡在樹下。九江人以“甘棠”之名紀念李渤，正所謂“人惠其德，甘棠是思”。李渤雖然沒有留下贊美甘棠湖的詩句，但是甘棠湖因為李渤而詩意更濃；如果說九江是富有詩意的城市，那么甘棠湖就是一張用詩寫就的名片。

　　也許是相同的時代造就了白居易和李渤相似的人生際遇。長慶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途經九江，見到了李渤。這是他們在九江惟一一次會面，兩位詩人倍感親切，思緒萬千。白居易贈李渤詩兩首并作注云“元和末，余與李員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為刺史。”其中《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寫道“長短才雖異，榮枯事略均。殷勤李員外，不合不相親。”此次九江之行白居易仍未忘記回到廬山草堂住一宿，并用調侃的口氣告訴李渤“君家白鹿洞，聞道已生苔”。兩人在仕與隱之間的矛盾與彷徨顯而易見。

　　古人說得好，風景得遇文人，若士之遇知己。白居易和李渤與九江結緣，乃九江之幸，亦文人之福。清乾隆進士王賡言來到九江，登上李公堤賦詩云“長堤一帶接平蕪，隔岸青青柳萬株。卻怪多情白司馬，南湖不筑筑西湖。”可見文人眼中的九江愈顯文化之美。如果說山水是九江的血脈，那么文人就是九江的風骨，白居易和李渤等人在九江描繪的文化天空永遠燦爛，魅力無窮。（撰文/聶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