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李渤是我國唐代文人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年齡相仿，人生歷程也頗為相似。在九江的歷代名人中，白居易和李渤早已成為九江人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記憶。

　　白居易和李渤都有隱居的經(jīng)歷，并且地點都在廬山。白居易生于772年，比李渤長1歲，元和十年（815年），貶授江州司馬。白居易在《江州司馬序記》中寫道:“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他告訴好友元稹“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云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從此白居易開始了“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的隱逸生活。李渤隱居之所在白鹿洞和棲賢寺一帶，比白居易早了20年，但廬山把他們的足跡連在了一起。白居易在《游大林寺序》中說“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可見，登廬山是白居易和李渤共同的愛好；他們隱居廬山時留下的文化印跡早已幻化成九江人文精神的重要內(nèi)涵。長慶元年（821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故地重游，在白鹿洞廣植花木，增設(shè)書院亭臺，開辟了白鹿洞書院的先河。

　　東晉以來，以廬山為中心形成了我國南方佛寺最密集的區(qū)域。白居易和李渤來到九江與廬山佛教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和歸宗寺的智常禪師各有一次充滿禪意的對白，被傳為佳話。智常是當時南禪宗的代表人物，佛書《祖堂集》載：“白舍人為江州刺史（司馬），頗甚殷敬。舍人參師，師泥壁次，師回首云：‘君子儒？小人儒？’白舍人云：‘君子儒。’師以泥鎋敲泥板，侍郎以泥挑挑泥送與師，師便接了云：‘莫是俊機？’白侍郎對云：‘不敢。’師云：‘只有送泥之分。’”白居易拜會智常卻做了一回泥水匠，不知白大詩人是否因此悟出了一些禪機。有一次（822年），白居易和李渤相偕來到歸宗寺拜會智常，號稱“李萬卷”的李渤亦不忘向智常請教禪理。李渤問佛經(jīng)中“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作何解，智常道：“摩踵至頂，只若干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渤頓時嘆服不已，之后李渤熱心禮佛，為佛教在九江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九江城區(qū)，白居易和李渤最有緣的地方莫過于南湖了，此緣至今未了，李公堤之綠蔭和煙水亭之秋月便是最好的鑒證。南湖對白居易來說，是詩人之湖；對李渤來說，則是德政之湖。當年白居易的司馬宅位于南湖北岸，南湖四時之景是白居易遣臆抒懷的不盡題材，現(xiàn)存《南湖早春》等詩數(shù)首，其中“日沉紅有影，風定綠無波”、“亂點碎紅山杏發(fā)，平鋪新綠水蘋生”等不失為佳句。白居易晚年居洛陽曾寫有著名的《憶江南詞三首》，其中第一首“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句與這些描寫南湖的詩句視覺效果相同，格調(diào)如出一轍，顯然是對九江景色的回憶。如今，湖中的浸月亭和浸月島仍在向人們訴說著當年白居易“別時茫茫江浸月”的詩人情懷。李渤給九江人留下的不是詩名而是政德。他在九江任刺史兩年，勤勉直正，愛民為本。為了免除九江百姓舊欠苛捐，竟不惜犧牲自己的前程，他上書道“臣既上不副圣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在南湖筑堤是李渤造福九江的一件大事。之前九江人向南出城先要乘船再登上山川嶺的南下大道，堤成后農(nóng)田灌溉也有保障了。人們?yōu)榱烁兄x李渤，將該堤名曰“李公堤”，堤之北湖名曰“甘棠湖”，名傳至今。《詩經(jīng)》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召伯就是西周召公奭，傳說他曾在甘棠樹下辦公理政，以甘棠為食，晚上也睡在樹下。九江人以“甘棠”之名紀念李渤，正所謂“人惠其德，甘棠是思”。李渤雖然沒有留下贊美甘棠湖的詩句，但是甘棠湖因為李渤而詩意更濃；如果說九江是富有詩意的城市，那么甘棠湖就是一張用詩寫就的名片。

　　也許是相同的時代造就了白居易和李渤相似的人生際遇。長慶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途經(jīng)九江，見到了李渤。這是他們在九江惟一一次會面，兩位詩人倍感親切，思緒萬千。白居易贈李渤詩兩首并作注云“元和末，余與李員外同日黜官，今又相次出為刺史。”其中《贈江州李十使君員外十四韻》寫道“長短才雖異，榮枯事略均。殷勤李員外，不合不相親。”此次九江之行白居易仍未忘記回到廬山草堂住一宿，并用調(diào)侃的口氣告訴李渤“君家白鹿洞，聞道已生苔”。兩人在仕與隱之間的矛盾與彷徨顯而易見。

　　古人說得好，風景得遇文人，若士之遇知己。白居易和李渤與九江結(jié)緣，乃九江之幸，亦文人之福。清乾隆進士王賡言來到九江，登上李公堤賦詩云“長堤一帶接平蕪，隔岸青青柳萬株。卻怪多情白司馬，南湖不筑筑西湖。”可見文人眼中的九江愈顯文化之美。如果說山水是九江的血脈，那么文人就是九江的風骨，白居易和李渤等人在九江描繪的文化天空永遠燦爛，魅力無窮。（撰文/聶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