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海

　　　　 
　　格應大師是我們柏林禪寺民國年間的得道高僧。他本來的字號現在已無從查考，只大略知道他是趙縣本地人，在柏林寺出家，曾到南方受戒，回來后再也沒有離開，一直到去世。其時大約在一九四一年，他享年六十來歲。

　　這幾年，我幾次提筆想把我知道的格應大師的事跡寫下來，但總是心緒茫然，無從下手。主要的原因是一想到他的事跡，他的不為人所知，我心中就涌現難以言表的感慨。就以現今我稱呼他所用的“格應”一號來說，就需費一番筆墨才能說清。

　　那還是一九九五年初，師父命我組織人編寫柏林寺志。柏林寺從建寺迄今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但過去沒有人編寫過寺志，而且在通行的佛教史籍上也少有記載。最可怪的是我們從現存的石碑獲知：這里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高僧，但在歷代的高僧傳上都沒有記載。只有趙州禪師在《五燈會元》、宋高僧傳上被提到：住趙州古觀音院，又名東院。如此而已。其他諸如宋金時代的歸云禪師，元代的月溪禪師、魯云行興禪師等，雖然證悟淵深，望重當時，但在正統的僧傳上俱湮沒無聞。——了解把握柏林寺的歷史，真如霧里看花。

　　收集碑文、石刻，召集地方耆宿記錄口碑資料——我這樣開始了我的工作。這時我接觸到這里民國年間一位僧人的一些事情。他們都稱他為“各影”（音譯）。“各影”為何？我是南方人，乍聽不懂，細問才知道，這其實是個帶有污辱性的稱呼。在河北一帶，這個發音的意思是：令人討厭、惡心。他們都說這個僧人總是很臟，說話前言不搭后語。日本人進村時，寺里的僧人都跑光了，只有他留下來靠化飯維持生計。他化飯的情形是：往人家門口一站，口喊“中了飯唄？”僅此一句，并不多言。他的邋遢的形象、瘋癲的言語給他帶來了等同于“傻子”的侮辱性的稱號，而他的真實法號則無人知曉了。我最初接觸的老鄉們都這樣肯定地說起“各影”（格應），眾口一詞，那應該是沒有問題了。在我的筆記本上，格應的事跡就這樣定案了 。

　　柏林禪寺晚近以來的歷史是江河日下，最后的破敗竟然與一個“傻和尚”聯系在一起。師父，我們大家為此唏噓感嘆了好久 。

　　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農民找到我，事情才突然出現轉機。這是一位憨厚、樸實的老農民，他的白發和微微的駝背讓人想起過去滄桑歲月中生活的艱辛，他個子不高，氣色卻十分好，身子骨看起來仍然硬朗。我收集口碑資料的時候，隱約從別人口中聽到過他的名字。他們讓我找縣城東關的“海慶”，因為他信佛，過去經常來寺里，對寺里的情況知道的多，也初識文墨。

　　海慶言語不多，只是憨厚地笑。他交給我一疊寫滿了字的白紙。其中有些關于柏林寺的傳說，有一部分便是格應大師的事跡。——原來他聽人說我在收集柏林寺的資料，就憑記憶寫了些送來。他說他信佛，是格應大師的歸依弟子，看到現在“佛門又開放”，他很高興。能把他知道的情況寫出來，他心里的石頭落了地。他的話簡短、樸素，間以嘿嘿地笑。臨走他告訴我，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志書編出來后，送他一本做紀念。

　　以后張海慶時常來，我們很快熟悉，成了朋友。我急于了解格應大師的情況，便刨根究底地問了他一些問題。他因年高記得模糊不全，但格應大師的真實輪廓總算出來了。我也習慣用“格應”兩字稱呼大師。格應者，感格而應也。想大師在常寂光中也會首肯吧。

　　“我在童年之時，因外祖母一生心善拜佛，每日早晚一柱香從不間斷，我也每日早晚隨外祖母燒香拜佛。外祖母每每講因果之事：行好、行善，下世轉到西天，不受罪等等。外祖母領我去柏林寺古佛堂拜各應（張海慶這樣寫——作者注）為師（因都叫他傻各應，法號年久不稱呼，忘記了。）各應頭上一溜印痕，好象火柱燒的一般。童年好奇，問外祖母，外祖母說：這就是受過戒的高僧……”。

　　——張海慶在他寫的資料里這樣開始了他的回憶。

　　那是1937年日本入侵前后的事，那時他才十來歲。日本兵占領了趙縣城，柏林寺也未能幸免。當時寺內有一處紀念趙州禪師的“古佛堂”，起初格應住在這里，后來被趕到古佛堂外院的兩間土坯屋里。寺里的僧人早已云散，寺院的財產也先后被侵占。格應就在這樣風雨飄搖、日月昏暗的時候堅守在這里，每天上街化飯，回來后在破落的土坯屋里用功夫。

　　“都說各應傻，可人家東屋墻上求人寫了這樣兩句話：‘明心見性人不懂，見性明心從心生。句句說的埋頭語，立志堅強學唐僧’。從這四句話，就能看出各應不傻，而且還明心見性了……”。 看來，格應沒有什么文化，但卻已悟明心地。他粗淺通俗的 順口溜蘊涵了許多佛法的妙義和警醒時人的真知灼見。有些順口溜，至今張海慶還記得：

　　高高山上一樹桃，大風刮來小風搖。

　　旁枝邊葉通刮落，剩下有限幾個桃 。

　　剩下大桃結佛果，丟下小桃還得熬。

　　若問剩了多少桃，也不多，也不少。

　　九六足滿且住了。且住了，把門閉，

　　吾看你往那里去？眾人們，齊抄近，

　　西北酆都往里進。光明大道無人走，

　　遍地小道人抄近。

　　格應的順口溜有的勸善，有的隱含了更深的不易知曉的奧義，有的則是他對佛教、對柏林寺未來命運的預見。顯然，他不僅明心見性了，而且有預知未來的神通。他的“末后一著”則完全顯示出一位高僧解脫自在的境界。

　　“民國廿九年冬季（有時張海慶說是三十年，他記得不準確了——作者注），三天各應未上門化緣。外祖母領著我去看望他，給他帶了些吃的。進門一看：我師盤膝端坐炕上，口內念佛，手敲木魚，閉目不視……”。

　　格應知道有人進來，停了佛號，叫小海慶跪到炕前：“來，我有幾句話等著跟你說呢。”

　　他用敲木魚的木杵敲著小海慶的頭說：“惡逢五八佛門閉，……自管吃屈多忍耐……”。叮囑他牢牢記住，不可對別人說。又說：“一半黃銅一半金，拿在大街供人心。人人都把黃銅買，沒有一人識黃金。”格應最后說：“最終兩句話要叫這個孩子記住：凈掃菩薩身，慧從塔院起。那時佛事昌盛，你可再入佛門。明天你們都不要再來了。”

　　第二天，格應坐化圓寂。其時天下著雪，寺旁的村民把他草草埋葬在柏林寺東邊的一塊空地上。有一位村民還說：“格應這家伙真的怪！活著怪，死也怪，坐著死，身體還是軟的。”

　　“人人都把黃銅買，沒有一人識黃金”！眾生緣慳如是！如果不是張海慶，我們幾乎要把這位不知名的高僧徹底埋沒了！

　　可惜，許多事，尤其是格應說的順口溜，張海慶記不全了。經過我多次的追問，他才吃力地把塵封已久的記憶一點點挖出來，仿佛在一間堆滿了雜物的屋里尋找零碎的東西。他總是謙虛地說：自己是個有罪之人，今生遇到佛法是大幸。

　　在我認識海慶以后不久，有一天他提著一個包到我屋里，十分謹慎地掏出一個白瓷青花的大碗，非常陳舊，而且有一條裂紋。他告訴我，這就是格應大師生前化飯用的碗，他送給寺里。他留下幾張寫滿了字的白紙，不多說話就走了。

　　張海慶寫道：這碗是大師圓寂前一天給我和外祖母的，他說：“我這個化緣的碗給了你，要好好保留，以后有用。”外祖母臨終時（1948年）又再三叮囑我，把碗保存好，千萬不要失落。因此我至今保留了五六十年，也不知有什么用。今晚燈下我老夫妻相商，還是交到柏林寺為好。一，我老夫妻歲數大了；二，現在佛門已開，以了師父之志，以盡弟子之道。也許是師父看透將來，沒有說明吧。 碗上的裂紋則是他在1988年搬家時碰破后粘上的。 他還說：希望以后寺志出來，送他一冊。“若不能贈閱，我可以出錢。”

　　這位張海慶！透過他純善、寬厚的心，我仿佛看到了格應大師生動的形象！凡此種種，使我心生無窮的感慨。

　　格應大師顯然是一位類似布袋和尚、濟公的高僧。他貌似癡呆，實是和光同塵，潛移默化。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里，他獨守這破敗的古寺，在蕓蕓眾生中出沒。可以想象他以神通智慧度化眾生的許多故事，也可以想象他遭受到的侮辱、折磨與誤解。他的神圣的沉默與忍耐使我們心生莫可名狀的慚愧與后怕。仿佛那時在街上戲落他的就是我們自己，仿佛今天我們仍在不斷忽略身邊沉默的圣者……。

　　佛法是常住的，諸佛菩薩是常住的，他們也許就在我們的身邊，無奈我們心水渾濁，不肯回頭……

　　不被人知的格應大師走在茫茫人海中，他會寂寞吧？不，他以法為樂，與諸佛同行。唯有在生死路上流浪的我等凡夫才是寂寞無依、值得憐愍的！

　　——深夜掩卷，透過窗戶探望遙遠的星空，格應大師的事跡總會浮現腦際，使我心生一種神圣莊嚴之感……。（《禪》雜志　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