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讀過魯迅先生在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百喻經》。毛澤東的著作中引用過《百喻經》中的故事。 

　　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寫道「民三以來，魯迅開始看佛書，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民三」是一九一四年，我們看這一年的《魯迅日記》，他請購了《釋迦成道記》、《金剛般若經》、《發菩提心論》、《大乘起心論》等佛教書籍達八十余種。他不僅自己看佛書，還不斷地往家里寄，如四月寄《釋迦如來應化事跡》三冊，六月寄《佛教初學課本》等，七月寄《起信論》等七本，同月又寄《續高僧傳》等。 

　　一九一五年七月，魯迅逐句校對高麗本《百喻經》，并在書后記下「以日本翻刻高麗寶永己丑年本校一過，異字悉出于上。」《百喻經》又名《百句譬如經》，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朝齊時印度來華僧人求那毗地譯。一九一五年魯迅為母祝壽，特地托金陵刻經處刻印《百喻經》一百冊，前后匯款洋六十元。印成后尚有余資六元，又撥刻《地藏十輪經》。以后他曾將《百喻經》用來送人，如一九一六年五月記「送朱造五《百喻經》一冊」，可見佛教書籍在魯迅心目中的地位。 

　　一九一六年魯迅在繼續購請《凈土經論》、《妙法蓮華經》等書外，還買了大量的寺碑，廟碑、塔銘等佛教碑帖，這一年他以十三個晚上抄錄《法顯傳》共一萬二千九百余字，并記入日記。《法顯傳》是記載東晉高僧法顯等赴中印度尋求經律的事跡，法顯為求取真經，渡流沙、越蔥嶺、泛滄海，在幾十年時間里歷經千心萬苦。這種舍身求法的精神確實令人肅然起敬。一九三六年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認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從而有力地駁斥了「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論調，指出「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 

　　魯迅與佛教的關系并不始于一九一四年，不僅此前他的「書帳」中就已記載購過佛教書籍，而且他年幼時寄名佛寺，拜長慶寺住持龍師父為師，師父贈以銀八卦一件，上鐫「三寶弟子法號長庚」。一九三六年已享盛名的魯迅寫了《我的第一個師父》一文，懷想「半個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們的交情依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