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先生提出：“現(xiàn)在不需要‘國學熱’，而是需要‘國學做’”；“做什么？主要是一件事，即在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一二年級開設國學課”；其中，“小學應以誦念《四書》為主，初中鞏固《四書》，同時初涉《六經》簡選本”；“高中《四書》、《六經》之外，適當兼及老莊諸子和宋明儒的著作”，“大學一二年級適當增 
加文言文的寫作練習”。

　　劉夢溪先生不把佛學列入“國學課”，源于他的兩個擔心：一是佛學“意蘊高深幽渺，學者研求尚且難入，普通信眾應可信而無與”；二是今天之國學熱“假如變成了佛學熱，恐怕也不是國學提倡者所預期”。

　　上述說法是與事實不符的。佛學能在魏晉與儒、道融合，能在隋唐大有發(fā)展，固然與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有關，也與佛家自身的適應性有關，更與佛教哲學契合人心與社會需要的特性有關。在這當中，以佛學參與思想論辯、融合與思想建構的，不光是專事佛學的西方高僧和住在佛寺里的國師，還有飽讀詩書而涉獵佛學的儒道學者，所以，佛學不是“學者研求尚且難入”的。就普通信眾和生活層面講，佛學就更是契合人心事理了。即使傳統(tǒng)社會中那些沒文化、不識字的人，也能說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等幾句佛理。佛理，是從人們趨利避害、離苦得樂的本性需要上講的，不是從社會秩序要求人們應有的規(guī)范上講的。所以，除了另有它圖的，佛理在人們身上，無論理解得對與錯，都是用來實行的，不像其它理論，有可能“手電筒對外，只照別人”。

　　普通信眾在生活中對佛教“教”的部分，比如對待燒香磕頭、吃齋念佛、誦經持咒等，則隨其方便與不方便，是可精可簡或可有可無的。所以“國學熱”不會變成“佛學熱”，“佛學熱”也不會變成“燒香磕頭熱”；相反，如果真的有了“燒香磕頭熱”，除了靠行政管理，還要靠真正的佛學來救治。所以這樣看，“國學”也不能不包括佛學。（出處：《社會科學報》）